摘要 老年階段進入依戀研究者的視野是上個世紀90年代之后才陸續(xù)開始的。十幾年來，該領域積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一系列研究考查了不同依戀對象對老年人生活的影響，包括對兄弟姐妹、成年子女、配偶、父母的依戀以及一種特殊的依戀：符號化依戀；不少研究發(fā)現(xiàn)了依戀模式分布的年齡效應，冷漠型和安全型依戀是老年依戀的主要模式，這與年輕成人的分布有很大差異；當前關于老年依戀的心理功能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大領域：（1）老年依戀與慢性疾病中的照料；（2）老年依戀與心理健康。對于老年人依戀的研究還遠未達到成熟的地步，老年依戀的測量工具亟待改進，跨文化的研究也需要進一步推廣。
　　關鍵詞 老年，依戀行為，依戀模式。
　　分類號 B844
　　
　　依戀的研究最初是針對嬰幼兒與其母親的關系進行的，但是，從依戀理論上講，Bowlby并沒有把依戀局限于個體一生中的任何一個階段[1]。以尋求安全感為目的的這一行為系統(tǒng)，在個體的一生中是持續(xù)發(fā)展的，Bowbly稱之為一個“從搖籃到墳墓”的發(fā)展過程。隨著畢生發(fā)展心理學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以及有關內部工作模型的認知模式穩(wěn)定性研究的深入，依戀的研究對象已經從嬰幼兒延伸到成人，而伴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日益突出和隨之而來的成功老齡化呼聲的高漲，上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者逐漸開始關注依戀現(xiàn)象在面臨或者經歷著分離、喪失體驗（喪親、退休、健康狀況的下降等）的老年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將從老年人的依戀對象、依戀模式的分布、依戀的心理功能三個方面回顧目前老年依戀的特點。
　　
　　1 老年人的依戀對象
　　
　　依戀現(xiàn)象源于生命早期，最早表現(xiàn)為嬰幼兒與主要照料者的情感聯(lián)結，主要照料者就是嬰幼兒的主要依戀對象。隨著個體成長，個體會形成不同的依戀關系，其內在依戀模式越來越復雜，依戀對象的類型也由單一變得多樣。Collins和Read認為成人的內在工作模式是一種層級性的結構[2]，如圖1，在最上層的是較為普遍的模式，其形成來自于父母和主要照顧者，以及同伴間的互動經驗，因此適用于廣泛的人際關系與情景；此層級之下則是較為明確的、特殊的人際關系，例如與父母、朋友、兄弟姐妹和配偶等的關系。這里，父母、朋友、兄弟姐妹和配偶等就是成年人的依戀對象。老年人的同伴關系模式像年輕成人一樣，包括了與配偶、兄弟姐妹、朋友等的依戀關系模式，而在親子關系模式中，則在與父親、母親的依戀關系模式之外，增加了與成年子女的依戀關系模式。也就是說，老年人的依戀對象在年輕成人的基礎上，增加了成年子女這一類型。這是因為，對于老年人來講，雖然和年輕人相比，對依戀對象的要求――把依戀對象作為尋求和保持親近的目標；在壓力情境下把依戀對象作為尋求保護和支持的對象；在探索外部世界時，將依戀對象作為安全基地――沒有改變，但是隨著身體機能的下降、社會身份的減少以及可能出現(xiàn)的認知功能的衰退，會讓他們的身份從對子女保護和支持的提供者轉化為子女保護和支持的接受者。
　　在生命晚期，老人可用于處理喪失的資源變少了，這時候，重要的依戀關系必須再度發(fā)揮安全堡壘的功能，為老人提供必要的協(xié)助與保護[3]。
　　一系列研究考查了老年生活中不同的依戀對象對其晚年生活的影響，包括以兄弟姐妹作為依戀對象的研究[4]、以成年子女作為依戀對象的研究[5,6]、以父母作為依戀對象的研究[7]（具體研究及結論請參考后文“老年依戀的心理功能”一節(jié)），Cicirelli還考察了老年人生活中一種符號化依戀，即對上帝的依戀[8]。Cicirelli通過面對面的訪談，開發(fā)了一個量表，他稱其可以反映個體“對上帝的依戀程度”。他發(fā)現(xiàn)女性、非裔美國人、正統(tǒng)派基督教徒、對死亡懷著強烈恐懼的老年人、喪失了重要依戀對象的人和70到100歲之間靠近年輕一端的人，在量表上的得分較高。原有依戀對象的離世、與死亡的日益接近以及隨著年齡增大出現(xiàn)的皈依宗教人數(shù)的增加是老年人把上帝作為重要依戀對象的重要原因。符號化依戀不是老年人獨有的現(xiàn)象，但是研究者猜測這對老年人來說意義尤其重大，或許老年人符號化依戀的比例遠大于真實生活中的依戀[9]，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支持。
　　
　　圖1 老年依戀對象結構圖
　　注：根據Collins和Read(1994)的模型調整所得，*所示內容為筆者根據當前的研究另加
　　
　　老年生活中還有一種重要的依戀對象，那就是對配偶的依戀。Antonucci指出，在老年人依戀對象分層中，對配偶的依戀是占據重要地位的[4]。長久的夫妻關系提供給老年人較高的安全感[10]。對配偶的依戀是老年人依戀研究中比較容易被忽視的[11]。
　　
　　2 老年依戀模式的分布
　　
　　不少研究發(fā)現(xiàn)了依戀模式分布的年齡效應。已有的關于年輕成年人的研究發(fā)現(xiàn)，成年人依戀模式的分布與兒童依戀模式的分布大致是相當?shù)�。自我報告測量發(fā)現(xiàn)，有55%～65%的年輕人認為自己是安全型依戀，22%～30%認為自己是拒絕型依戀，矛盾型依戀大約占15%～20% [12～14]。基于訪談的研究發(fā)現(xiàn)，大約52%～62%的個體是安全型依戀，22%～28%是拒絕型依戀，16%～20%的是矛盾型依戀[15]。而對老年人的自我報告研究卻發(fā)現(xiàn)，老年人中冷漠型依戀是主體，大約占到50%～72%，安全型依戀占到30%～40%，而矛盾型和恐懼型所占的比例則較少[16～18]。研究者用訪談法（AAI）對49名德國老人的研究探討了依戀表征與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關系。該研究發(fā)現(xiàn)，壓制型不安全依戀（insecure- repressive）（對應于四分法中的冷漠型依戀）的被試占樣本總量的54%，安全型的占42%，只有兩例被試被劃入防御型不安全依戀（insecure-defensive）（對應于四分法中的占有型依戀）中[19]。Magai等采用訪談法對63名被試的研究發(fā)現(xiàn)，依戀安全性與年齡呈負相關，而冷漠型依戀卻隨著年齡的增大而上升[20]。一項采用聚合交叉設計的研究，在6年時間分為三個時間點（1992、1994、1998）對15～87歲間的370個被試進行了測查，研究發(fā)現(xiàn)老年人在第三個時間點比年輕人上報告了更高的安全和冷漠比例，在第二個和第三個時間點上比年輕人報告了更低的占有型的比例[21]。
　　怎么解釋老年人在冷漠依戀類型上較高的分布？Zhang的解釋是可能老年人經歷依戀關系喪失的威脅，防御性地變得更獨立，不依賴他人[21]。Shaver認為這不足以解釋為什么同時安全型依戀的人也增多了[9]。Shaver認為，更可能的原因可能是，隨著年齡增長，在焦慮維度上的分數(shù)下降了。焦慮維度分數(shù)的下降會同時造成安全型和冷漠型依戀的增多。但是，Shaver認為，只有當老年人焦慮的平均水平下降，恐懼依戀的人變得不那么恐懼但是也沒有變得更拒絕，同時，占有型依戀的人變得安全-焦慮分數(shù)下降，而拒絕水平仍保持在低水平，才能說焦慮水平確實下降了，也才能說冷漠型依戀的增加確實是由老年人的焦慮水平下降引起，而不是隨著年齡的增加，老年人的情感回應減少造成的。
　　來自臺灣的劉敏珍以高雄市65歲以上老人為研究對象，以分層抽樣的方式共抽取997位老年被試，采用自我報告法，考察了老年人的人際親密、依戀模式與幸福感的關系。研究發(fā)現(xiàn)，安全依戀模式最多，占全體的69.6%，其次是恐懼型依戀，占全體的12.5%，冷漠型依戀者占全體的12.1%，占有型依戀最少，占全體的5.9%[22]。來自臺灣的吳文嘉對臺北市95位65歲以上老人依戀模式、抑郁與社會支持的研究，卻得到了與之不同的依戀模式分布結果。該研究發(fā)現(xiàn)，矛盾依戀型的老年人占總樣本的44%，安全型占總樣本的39%，拒絕型占樣本總量的17%[10]。需要指出的是，劉敏珍的研究所使用的問卷是對Bartholomew和Horowitz(1991)的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問卷加以改編，形成適合老年人語氣問卷，該問卷把老年人分成安全、逃避、焦慮和冷漠四種類型。而后者所采用的是Brennan等人（1998）所編制后經臺灣研究者修訂的親密關系體驗量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 ECR）。該量表把老年人劃分為矛盾依戀、逃避依戀和安全依戀。另外，吳文嘉的研究中，對依戀模式的測定是以特定關系為對象的，首先要求老年參與者回答“在您的生活中，與您關系最親密的人是誰”，接下來的題目都是以這個被選定的人為對象進行的。我們可以把劉敏珍研究中的依戀模式看作是老年人的一般依戀模式，而吳文嘉研究中所測查的則是特定關系下的依戀模式。根據這兩項研究的結果，一般依戀模式比特定關系中的依戀模式表現(xiàn)出了更多的安全型和更少的冷漠型（拒絕）。而這個推論與Ross和Spinner的研究結果相互矛盾[23]。Ross等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特定關系中的冷漠型依戀少于一般人際關系中的冷漠型依戀，這符合社會選擇理論所指的，老年人會對自己的人際關系進行最優(yōu)化選擇，從廣泛的一般人際關系中撤退，關注少數(shù)特定的親密人際關系。
　　雖然不少研究發(fā)現(xiàn)了老年依戀模式分布的年齡效應，但是，這些研究也彼此有差異。比如，同是冷漠型依戀，在一項研究中它與較高的主觀幸福感相聯(lián)系，且在主觀幸福感上得分與安全型依戀沒有差異[16]，但在另一研究中，冷漠型依戀的個體的主觀幸福感低于安全型依戀的個體[19]。又如，同是對癡呆老人病前依戀模式的測查，使用的測量工具也相同，在美國和英國得到的依戀模式的分布卻不同。Magai等的研究采用了和Diehl等[17]同樣的測量工具，發(fā)現(xiàn)經濟地位較差的歐裔和非裔美國城市老人的冷漠型依戀達到了78%之多，與Diehl 等的研究結果（37%）大不相同[18]。再如，同是對臺灣老年人的研究，依戀模式的分布卻有巨大差異。測量工具、樣本容量、文化背景和經濟地位上的差異是造成這些結果差異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3 老年依戀的心理功能
　　
　　當前關于老年依戀的心理功能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大領域：（1）老年依戀與慢性疾病中的照料；（2）老年依戀與心理健康。
　　3.1老年依戀與慢性疾病中的照料
　　由于老年期面臨慢性疾病的威脅，不少研究者認為，依戀和照料已經成為老年期的主要發(fā)展課題。把依戀理論運用到老年照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領域，一是對依戀與老年慢性疾病患者的研究；二是對依戀與主要照料者的研究。
　　3.1.1 依戀與老年患者
　　Wright等人指出，慢性疾病尤其與自主行為能力的受損有關，這種喪失常常伴隨著老年人恐懼感、脆弱和不安全感的增加[24]。作者將這種狀態(tài)比作嬰幼兒時期的經歷。Wright等從兩種常見的老年慢性疾病――中風和阿爾茨海默癥入手來為依戀和照料之間的關系尋找支持。作者指出，對照料者的依附、苛求與尋求親近行為在阿爾茲海默癥患者身上很常見，就像嬰幼兒面對與主要照料者的分離時一樣；中風患者常因突如其來的疾病而喪失交流能力，而這些病人的照料者卻發(fā)展出了對模糊的非語言信息進行及時回應的能力，恰如母親對嬰幼兒的做法。隨著病情加劇，老年患者的需要從最初以心理需求為主轉化到以基本的身體需求為主，與嬰幼兒與母親的關系越來越相似。Miesen的研究生動地展示了嬰幼兒與老年慢性疾病患者在依戀需要上的相似性。Miesen注意到經常發(fā)生在老年癡呆病人身上的一種被稱之為“父母固著”（parent fixation）的現(xiàn)象，即患者會詢問起或者呼喚已經過世的父母，仿佛他們還在世一樣。Miesen認為這種父母固著行為的特殊意義可以從依戀理論的框架中得到充分理解。另外，通過一種結構化的觀察技術（名為“標準化訪問程序”），作者測查了患者對照料者觸摸、哭喊和尋求幫助的行為。在癡呆的早期階段，患者表現(xiàn)出更多的依戀行為，隨著病程加深，依戀行為下降，父母固著則明顯增加[25～27]。Miesen的研究[26]近來被Browne和Shlosberg在英國重復并拓展。Browne和Shlosberg發(fā)現(xiàn)，在老年癡呆患者（平均年齡83.3歲，SD=5.14歲）中，超過一半的被試相信自己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仍然在世[28]。與Miesen的發(fā)現(xiàn)一致，患者的認知功能越低，表現(xiàn)的父母固著就越明顯。但是，不一致的地方在于，該研究發(fā)現(xiàn)，隨著癡呆的惡化，公開的依戀行為并沒有減少，反而有更加明顯的趨勢�？紤]到患者自身的依戀模式會影響到他們對疾病的反應和對照料的接受程度，一些研究者請病人家屬或主要照料者對其病前的依戀模式給予評定。他們發(fā)現(xiàn)，病前依戀模式為安全型的個體在病中會有更多正性的情感表達，而病前依戀模式為拒絕型的個體在病中會有更多負性的情感表達[27]。在另一研究中，Magai和Cohen重復了這一結果，另外他們發(fā)現(xiàn)，病前的依戀模式可以預測當前由醫(yī)生評定的癡呆癥狀：拒絕型依戀者表現(xiàn)出了較高的妄想錯覺，矛盾型依戀者則表現(xiàn)出了較多的焦慮。而不安全依戀模式對照料負擔也有顯著的預測作用，而這些負擔與其他的行為或背景變量均無顯著相關[29]。也有研究者考查了照料者的依戀模式對患者的影響。對老年夫妻癡呆和照料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干預前照料者的拒絕水平越高，干預結束2年之后，患者的問題行為水平越高，攻擊水平也越高[30]。
　　3.1.2 依戀與照料者
　　大量研究探討了依戀角色在成年子女的照料行為中的作用。相比較其他研究者提出的出于義務或者避免負罪感而生出的照料動機，對父母的安全依戀與未來的照料行為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31]。依戀關系越堅固，對照料負擔的主觀感受越輕微，義務感卻與較大的照料負擔相聯(lián)系[4]。這一結果在Crispi等的研究中得到進一步驗證[32]。配偶的照料角色也在一些研究中被考察。有研究者通過質性研究的方法，測查了四種依戀模式的照料者在面對自己配偶的癡呆癥狀時的不同表現(xiàn)。焦慮依戀的個體對配偶的患病傾向于表現(xiàn)出恐慌和否認，慣于和配偶保持距離的照料者表現(xiàn)出對患者的疏離以及從患者身邊離開的傾向，害怕失去歸屬感的照料者表現(xiàn)出強迫照料的行為，試圖補償配偶由于患病而帶來的損失，而安全依戀的照料者則能夠相對輕松地面對病情惡化帶來的挑戰(zhàn)，能夠勝任對患病配偶的照料[33]。Perren等發(fā)現(xiàn)照料者（患者的配偶）的主觀幸福感與其自身的依戀模式有顯著相關。安全型依戀的照料者報告了較高的主觀幸福感分數(shù)，而拒絕分數(shù)較高的照料者的主觀幸福感分數(shù)較低[30]。
　　3.2 老年依戀與心理健康
　　目前關于老年人依戀與心理健康的研究有很多，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測量也從各個視角入手，如生活適應、喪親反應、婚姻滿意度和幸福感等。
　　3.2.1 老年依戀與生活適應
　　Felice對65歲以上的老年人依戀模式與人際適應的研究，發(fā)現(xiàn)老年期的依戀模式與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的依戀模式有顯著的相關。而且安全依戀型有較高的自尊、自我效能、且較能接納別人，少有寂寞感、擁有較多的社會支持網絡，在面對生活事件時較能自我控制，能順利排除生活事件的壓力，因此，在幸福感、生活滿意度上明顯高于不安全依戀者[34]。
　　Bowlby從理論上對依戀與喪親反應的關系給予了很多關注[1]。但是針對該領域的實證研究，尤其是老年樣本的研究尚不多見。一項對老年寡婦的研究發(fā)現(xiàn)，自我報告童年期為安全型依戀的個體，在丈夫去世后表現(xiàn)了更多的悲痛，對丈夫高度依賴的個體比依賴程度低的個體在丈夫去世后表現(xiàn)了更多的悲痛[37]。
　　3.2.2 老年依戀與婚姻滿意度
　　一項關于老年人對配偶的依戀模式與其癌癥應對關系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丈夫的婚姻滿意度與自己和妻子的依戀模式顯著相關，妻子的婚姻滿意度與自己和丈夫的依戀模式高度相關。對丈夫婚姻滿意度的多重比較發(fā)現(xiàn)，配偶中任何一方是拒絕型依戀（作者沒有區(qū)分恐懼與冷漠型依戀）的老年人的婚姻滿意度比任何一方是安全型和占有型的低。對妻子婚姻滿意度的多重比較發(fā)現(xiàn)，在控制組（夫妻雙方都沒有癌癥）中，安全依戀的丈夫比拒絕型的丈夫的婚姻滿意度高，而癌癥組（夫妻任何一方患癌癥）中占有型依戀的丈夫的婚姻滿意度比控制組和癌癥中拒絕型依戀丈夫的婚姻滿意度高�？偟膩碚f，丈夫較高的婚姻滿意度與配偶雙方的安全型依戀相關，無論有無癌癥的沖擊。而妻子的婚姻滿意度與她們自己的安全依戀模式相關，癌癥的存在加劇了女性的拒絕依戀與較低的婚姻滿意度的相關[35]。
　　3.2.3 老年依戀與幸福感
　　Cicirelli考查了與兄弟姐妹的依戀關系對老年人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無論男性還是女性，與姐姐的親密關系和較低的抑郁相關。女性被試對姐姐的沖突和敵對的感覺與較高的抑郁水平相關。而與男性兄弟的關系與幸福感無關[4]。Barnas等通過對47位65～87歲的維吉尼亞老年女性進行親子關系（被試與其成年子女）訪談，考查了老年女性親子依戀與沖突應對以及幸福感的關系。研究沒有發(fā)現(xiàn)幸福感上依戀安全的主效應，但作者認為自己所用的數(shù)據分析方法是探測性的，期待進一步研究證實[5]。Andersson和Stevens選取267位65到74歲的瑞士老年人，通過訪談考察早年親子關系對老年人的健康以及幸福感的影響。作者發(fā)現(xiàn)，對父母的回憶是溫暖和關心的老年人，自尊水平較高，焦慮水平較低，認為自我是有價值的，社會整合感也較好，總體幸福感較高[7]。劉敏珍對臺灣老年人的研究發(fā)現(xiàn)，安全依戀的人幸福感高，人際親密感和幸福感與不安全依戀呈顯著負相關[22]。而Webster對76名老年人進行的依戀模式與幸福感的研究，發(fā)現(xiàn)安全型和冷漠型（回避型的一種）的老年人的幸福感得分高于占有型和恐懼型的老年人[16]。Webster后來對99名老年人的研究進一步驗證了這一結論[36]。
　　
　　4 評論
　　
　　從以上文獻回顧可以看到，目前關于老年依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層面：描述性層面和變量關系考查層面。描述層面主要探討了依戀模式的分布狀況，變量關系主要集中于依戀與其它心理功能變量的關系，兩個層面都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在兩個層面上，考查指標主要有兩個：依戀行為和依戀模式。依戀行為是一個行為系統(tǒng)，在遇到危險的時候這個系統(tǒng)自動開啟，在既定目標達到之后，依戀行為系統(tǒng)自動閉合。依戀行為系統(tǒng)只有在危機情境中才被激活，也就是說，依戀行為（哭泣、依附和喊叫）只有在特殊情境（如壓力情境）中才可以被觀察到。所以，對于依戀行為的研究需要設定特殊的情境進行觀察，如用于嬰幼兒的陌生情境法、用于測查青年被試婚戀依戀行為的壓力情境法和用于測查老年被試與成年子女依戀關系的標準訪問程序法（Standard Visiting Procedure, SVP, by Miesen）[25]。但是依戀模式并不是這樣的，依戀模式是個體內在的認知模式，一旦形成，就會得到保持，它是一種覺知，所以相比較依戀行為，依戀模式更容易提取（一般用訪談法和自我報告法）�？梢哉f依戀行為是一種短暫的激活狀態(tài)，依戀模式則在一段時間內持續(xù)存在。兩者相互區(qū)別，但并非沒有聯(lián)系，從觀測到的依戀行為可以判定一個人的依戀模式。由于依戀行為對特殊情境的依賴，使得研究的難度增大，同時取樣范圍受到限制，使得研究者更多的選取依戀模式作為考查指標。近年來，關注老年依戀領域的研究日益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對老年人依戀的研究還遠沒有到成熟的地步，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測量工具上看，本領域的研究缺乏一致的、可信的、適用于特定關系的研究工具。對依戀行為的觀測缺乏統(tǒng)一的觀測標準，包括特殊情境的設定，也沒有統(tǒng)一指標。訪談法和自我報告法是測查成人依戀模式較常用的方法，也是常被老年依戀研究者采用的方法。但是，比較成熟的訪談工具目前只有成人依戀訪談（AAI），它通過成年人對過去與父母依戀歷史的回顧來判斷個體的依戀質量，主要適用于親子關系中依戀模式的測查，而不能考查同伴關系中個體的依戀模式；再者，它側重于對過去依戀關系的考查，而不能夠把個體現(xiàn)在生活中的依戀經驗納入考查范圍。事實上，大多數(shù)研究者都同意，不僅過去的依戀經驗，現(xiàn)在的依戀經驗對個體當前的依戀質量也有巨大影響。目前有兩項從婚姻關系的角度，以成人依戀訪談為基礎開發(fā)的成人婚姻依戀訪談，一項是Rochester Attachment Interview（簡稱RAI）[35]，另一項是Marital Attachment Interview（簡稱MAI）[11]。由于訪談法本身對時間的要求必然導致樣本容量上的限制，再加上沒有明確的信效度指標、難于做研究間的比較以及對研究者的要求較高等因素，使得這些訪談程序并不廣為該領域研究者所使用。自我報告法是最受研究者歡迎的方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采用自我報告法的結果就可以毫無顧忌的用來做研究間的比較。有些研究直接使用Hazan 和Shaver開發(fā)的單項目分類量表[12]，這在與使用多維度連續(xù)量表的研究進行比較時，就顯得不夠精確和過于主觀。有些研究采用依戀模式三分類的方法，有些則采用四分類的方法，這都為研究之間的相互比較帶來了不便。這種現(xiàn)象被稱為依戀模式測量的“巴別塔現(xiàn)象”[38]。另外，現(xiàn)有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提示[39]，由于個體的依戀模式是分多層次有時候甚至是相互沖突的（如對父親的依戀是不安全的而對母親的依戀是安全的），所以不僅在不同的關系或者特定關系中的依戀模式有差異，與一般依戀模式也會表現(xiàn)出不同的特點。但是，雖然不少研究都是在具體的人際關系（如老年人與成年子女，或者老年人與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老年人與自己的配偶）中展開的，但是卻采用一般情境下的測量工具，這就有可能冒不能反映出這些關系的具體特性的危險。同時，即使是對同一種關系（如婚姻關系）的測量，也要謹慎使用量表，Shaver和Mikulincer指出，不少研究直接把適用于年輕人戀愛關系的量表拿來測量老年人的依戀模式，老年人也許會因為那些備選的答案并不適合他們目前的婚姻狀況，而表現(xiàn)出更多的冷漠傾向，而這其實并不能反映出老年人依戀模式的實際情形[9]。因此，修訂和開發(fā)適用于老年人的一致、有效的依戀模式測量工具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從以上綜述中可以看到，當前對于老年依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近年來臺灣也做了相應的探討，但是中國內地還沒有此領域的探索。在依戀模式的分布上，研究發(fā)現(xiàn)冷漠型依戀和安全型依戀成為老年依戀的主體，其他依戀模式所占的比例比較低。但是不同的研究得到的結論也不盡相同，西方和臺灣的研究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結論。文化差異可能是造成這種不同的主要原因。一個比較顯見的例子，西方的大五人格結構與中國的大七人格結構有顯著的差異。因此，我們不能把來自西方的研究結論直接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推廣；同時，由于經濟發(fā)展的不同步、政治體制的差異等種種原因，臺灣樣本只能作為一個具有特殊性的中國樣本，我們無法將出自臺灣的研究結論直接遷移到大陸，對中國內地城市老年人依戀模式的探討是有必要的。而文化差異又決定了我們要謹慎使用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開發(fā)出來的測量工具，修訂適合于中國老年人依戀模式的量表，尤其是具體人際關系領域的量表是有必要的，這也是在中國文化背景下進一步開展老年依戀研究的基礎。
　　再次，由于方法上的局限，過去的研究集中于對依戀相近變量的研究，如親密感、重要他人、分離傾向等。這些相關變量都從親密人際的視角來研究問題，但是，他們卻不是依戀本身，用這種方法進行的研究在與依戀理論進行對應的時候是有問題的。不是所有的親密關系都是依戀關系，也不是所有的重要他人都可以作為依戀對象。Mikulincer等通過自己的實證進一步與依戀理論相印證，即依戀對象絕不僅僅是親密的或者重要的人，而必須是在遇到危險時能夠給予保護，在有需要的時候能夠滿足個體需要的人[40]。這些方法上的局限，再加上文化的差異、測量工具的差異、經濟地位以及樣本容量的影響，對于已有的研究結論的推廣要謹慎。將來的研究也要考慮到這些因素，以提高研究結論的可信度。
　　最后，把依戀理論研究成果和實證研究成果相結合，進而推進依戀研究成果在實踐領域的應用，是未來一個重大的研究方向�！扒榫w聚焦療法”（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簡稱EFT）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用于幫助夫妻打破消極互動循環(huán)，相互提供更有效的情感支持，發(fā)展出信任和安全感。這些技術對于老年生活的干預也有一定的潛力[41]。另外，在護理領域和醫(yī)療領域，提供有效的信息幫助老年人與醫(yī)護人員建立依戀關系，對老年人的身體康復和心理需要的滿足也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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