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音樂人高曉松做了醉駕入刑的“代言人”。5月9日，他醉酒之后駕車在東直門外大街一路口制造了連環(huán)追尾事故。17日，北京市東城區(qū)人民法院一審宣判：高曉松以危險駕駛罪被判處拘役6個月，并處罰金4000元人民幣。名人涉案讓醉駕入刑更具話題性。
　　圍繞著醉駕入刑，一直存在著激烈爭論，在立法之初就是如此，而當它成為法律并實施之后，爭論仍未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在爭議中立法
　　
　　所謂醉駕入刑，是指醉酒駕車觸犯刑法，是犯罪行為�！吨腥A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中規(guī)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jié)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這就是醉駕入刑的法律依據(jù)。
　　醉駕入刑的原因是其危害極大。公安部交管局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2009年，酒后駕駛導致的死亡人數(shù)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總?cè)藬?shù)的13%，約為8800人。在道路交通中，酒后駕駛致死的人數(shù)超過了超速行駛，僅次于疲勞駕駛。而幾起醉駕造成的重大傷亡事件――如“孫偉銘案”、“張明寶案”――更增強了人們對醉駕危害的直觀感受。因此，嚴懲酒駕和醉駕的呼聲高漲。
　　2009年8月15日起，公安部開展為期4個多月的整治酒后駕駛交通違法行為專項行動，對醉酒駕駛機動車的，一律拘留15日，暫扣駕駛證6個月。此后，交警部門又多次嚴厲查處酒后駕駛。
　　拘留15日基本上是行政處罰的最高程度，但仍然顯得不夠嚴厲。更加嚴厲的刑事處罰，用刑法約束醉駕似乎是必要的。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之間不是程度的區(qū)別，而是本質(zhì)的不同，受到刑罰會留下記錄，對受罰者以后的工作、生活造成很大影響，例如，公務員會被開除公職，企業(yè)員工可被解除合同，律師會被吊銷執(zhí)業(yè)證書。
　　2010年8月23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被提請審議。醉駕入刑正式進入立法程序。爭論隨之而來。有人認為，公共安全非常重要，醉駕入刑能夠起到震懾作用。但也有人擔心，醉駕入刑可能太過嚴厲，造成打擊面過大。
　　但爭議并沒有妨礙醉駕入刑的進程。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發(fā)布，醉酒駕駛處拘役的條文赫然在列。立法速度之快頗令人驚嘆。2011年5月1日，醉駕入刑正式實施。當天凌晨，北京、南京、廣州、深圳、重慶、杭州等地交警部門紛紛設崗，查獲多名涉嫌醉酒駕駛者，他們將被提起起訴。5月5日就有人因醉駕而獲刑。當天下午4時，河南省舞鋼市人民法院一審以危險駕駛罪判處被告人侯光輝拘役4個月，并處罰金2000元。5月9日，北京、四川、湖南等省市都有人因醉駕而獲刑。公安部交管局5月17日發(fā)布的信息顯示，已有646件案件偵查終結(jié)并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
　　醉駕入刑“真槍實彈”地實行起來，果然產(chǎn)生了強大的威懾力。在廣州，5月1日至3日期間，交警部門在市內(nèi)設置30多個固定查車點，出動警力1200余人次，交通協(xié)管員800余人次，對過往的12000多輛機動車的駕駛?cè)诉M行了酒精測試，共查處酒后駕駛交通違法行為11宗，其中2宗為醉酒駕駛，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74.42%、75%。公安部門的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5月前半月查處醉駕數(shù)量同比下降35%。在重慶，餐廳白酒的銷量明顯下降，降幅一般在15%左右。各地的代駕服務也生意興隆。
　　醉駕入刑的立法初衷基本得到了實現(xiàn)。
　　
　　最高法副院長引發(fā)新爭議
　　
　　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張軍的一番話又讓醉駕入刑的爭論再起高潮。
　　5月10日，張軍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正確把握危險駕駛罪的構(gòu)成條件，不應僅從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規(guī)定，不能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gòu)成刑事犯罪。張軍的話被解讀為“醉駕未必入刑”。
　　多數(shù)評論對此持批評態(tài)度，擔憂“未必入刑”是對官員、名人網(wǎng)開一面的借口。這些批評未免太過激烈，如果司法部門真的有意這樣做，還有很多其他方法，犯不著在這個當口“暴露意圖”。
　　一些法律人士則對張軍表示理解。根據(jù)刑法總則第13條規(guī)定的原則，危害社會行為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張軍的話與這一原則相符。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認為，根據(jù)刑法適用基本原理，刑事立法應該給司法斟酌排除罪責的空間，尤其是輕微的罪行。對于情節(jié)顯著輕微的，司法入罪都有一定的酌量余地。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盧建平教授指出，刑法總則第13條特別強調(diào)的是“認為”而不是“構(gòu)成”，就是說立法機關將裁量權給了司法機關即人民法院。
　　還有人指出，“醉駕未必入刑”可以減輕法院的壓力。
　　醉駕入刑之后，取證的難度大大提升。既然立法要求對醉駕實行非常嚴厲的處罰，那司法對醉駕證據(jù)的要求也必然非常高。當醉駕適用行政處罰時，交警部門進行吹氣酒精檢測就夠了；而當醉駕適用刑事處罰時，交警部門就必須抽取當事人血液測試酒精含量。如果交警現(xiàn)場檢查時沒有血液檢測的設備，那認定醉駕還得去到醫(yī)院。
　　司法程序也會變得更加復雜。行政處罰很快就能施行，而刑事處罰必須經(jīng)歷起訴、審訊等程序，而且會面對當事人更多的抵抗，必然耗費司法部門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取證難和程序長會增加司法成本。如果每一起涉嫌醉駕的案件都要追究刑事責任，那司法部門可能會疲于奔命。因此，司法部門需要權衡利弊，對于涉嫌醉駕但危害不大的案件，就沒有必要費心費力地起訴至法院追究刑事責任，而是可以依據(jù)道路交通安全法進行處罰。
　　這應該就是張軍講話的準確含義。如果當事人能夠被認定是醉駕，那當然必須處以刑罰；但是，不是每起“醉駕”都需要被認定為醉駕從而適用刑法。
　　5月1日醉駕入刑，5天之后就有人因醉駕而獲刑，似乎取證不難，程序不長。這其實是特定情況下的特殊處理：在具有示范意義的專項行動中，交警部門現(xiàn)場配備血液檢查的設備，而法院也會優(yōu)先安排審訊。這樣的條件今后未必具備。
　　如果國家認為有必要，它就能通過專項行動使這樣的條件具備。因此，與其說“醉駕未必入刑”是給予法官更多的裁量權，不如說醉駕入刑是給予國家意志更多的裁量權。醉駕入刑之后，國家能夠根據(jù)人民的意愿，決定是否對醉駕給予最嚴厲的打擊。這應該就是醉駕入刑的意義所在。當然，我們還應該強調(diào)，人民的意愿不等同于網(wǎng)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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