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初期，華中重鎮(zhèn)武漢一度成為軍事文化中心。當時，郭沫若出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被授予中將軍銜。陽翰笙是郭沫若的多年好友，擔任了三廳的主任秘書。著名戲劇家田漢、洪深均在三廳任職，此外，老舍、矛盾、胡風等知名作家也大都在三廳工作，或掛個委員之名，三廳可謂人才濟濟。他們在那時兼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導下，把抗日宣傳搞得有聲有色，轟轟烈烈。
　　武漢抗戰(zhàn)時期，孫陵出人意外地當上了郭沫若的機要秘書，進出相隨。他天天夾一只鼓囊囊的公文皮包，佩戴中校軍銜，威風十足。平日郭沫若手邊的文件、信函、電文等均交由他處理，接待客人，拆閱信件、復信，考核人事……都由孫陵辦理。整天忙得不可開交的郭廳長甚至把私人圖章都交給了孫陵。相比之下，主任秘書陽翰笙倒清閑了不少。郭沫若如此信任倚重孫陵，說來是有緣故的。
　　孫陵，黑龍江人，1912年出生于一個富裕的農(nóng)家。“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孫陵逃到了上海，住進租界區(qū)內(nèi)靠四馬路(今福州路)的亭子間。那時他常給《申報》《新聞報》《光明》半月刊等報刊寫稿，小說、散文、隨筆、乃至白話新詩，什么都寫。1935年底，他通過向親友集資，在上海辦了一家出版社，選擇出版一些有銷路又不擔風險的書稿，居然賺了些錢，站穩(wěn)了腳跟。其時，流亡于日本的郭沫若，與日籍妻子安娜和三個孩子過著平民生活。這位1927年4月在漢口發(fā)表過《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等文章而被迫流亡日本、受到南京國民黨政府明令通緝的革命者，在日本也受到警察的監(jiān)視。不言而喻，他的書稿、譯著也就很難在日本和國內(nèi)出版，他入不敷出，度日維艱。郭沫若有一部譯稿壓在上海的東方書局已好幾年了，他迫不得已，寫信托請在上海的一位創(chuàng)造社朋友務必設法另找出版社，“變些現(xiàn)錢，以解燃眉之急”。這位熱心的朋友幾經(jīng)周折后找到了孫陵，并試探性地問孫能不能幫點忙。孫陵一直很仰慕郭沫若的大名，也知道他的處境，當下感到臉上很有面子，慨然表示：可以先拜讀一下書稿，再作定奪，一定盡力而為。待他讀了譯稿的提綱和序言后，就判斷眼下如出版，十之八九銷路成問題，極可能虧本。他遂向那位創(chuàng)造社的作家表示：可先留下書稿，出版等待時機，至于稿酬，他出于急人所難，立即支付500大洋，并立馬辦理匯票匯給遠在日本的郭沫若。半個月后，郭沫若收到了這筆在當時數(shù)目不算少的錢，猶如“久旱逢甘露”，令他喜不自勝，還了些債，沽油買米，妥加安排生活，又去典當鋪贖回了兩件皮領大衣。足足有一年，郭沫若夫婦未再為生活衣食而發(fā)愁。
　　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zhàn)爭打響后，孫陵關(guān)閉了自己的小出版社，隨同羅蓀、白朗等東北流亡作家逃往南京，兩個月后，他們又結(jié)伴搭江輪溯長江而上，來到武漢。置身于全民奮起抗戰(zhàn)的滔滔浪潮里，每個熱血青年都充滿了報國激情，渴望多為神圣的抗戰(zhàn)事業(yè)做點貢獻。孫陵也不例外。他給郭沫若寫了封信，講到他已到武漢，問能不能到三廳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幾天后，郭沫若就派陽翰笙找到孫陵，說郭先生已決定聘請他當機要秘書，并要他在兩日內(nèi)去曇華林報到。孫陵的驟然受重用在武漢文化界引起過種種猜測和議論，但除了孫陵的好友陳紀瑩教授及夫人凌淑華等極少數(shù)人外，人們大多不知道其中的郭氏“報恩”內(nèi)幕。
　　(摘自《人民政協(xié)報》20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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