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為給其兄報仇雪恨，他宰了潘金蓮，殺了西門慶，并割下二人項上人頭，為其兄祭獻。 　　武松并非一介莽漢，而是一個粗中有細的英雄，他從東京出差返回陽谷，即從種種跡象察覺到其兄之死的諸多疑點，于是不事聲張地進行了一系列深入細致的查訪活動，他走訪了直接火化其兄遺體的當事人何九叔，并拿到了武大郎的遺骨與西門慶的賄銀，從而得到了其兄被人謀害的人證與物證。
　　即使鐵證如山，他仍然強壓怒火而沒有任何極端行為，反而按照當時的“正當程序”將狀子遞到縣衙，從而完成了正式的起訴程序，也就是說，直到他拿到本案的確鑿證據(jù)之時，他始終對于大宋國的法律與執(zhí)法機關(guān)寄予了充分的信任與希望。
　　豈知陽谷縣令與一干縣吏卻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早已被西門慶塞了個腦滿腸肥，腰包鼓鼓，正因如此，這些貪官污吏對于武松的訴狀，竟然百般刁難，不予立案，要么以“捉奸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的鬼話來搪塞，要么搬出圣人的“經(jīng)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后之言，豈能全信”來推托，反而指責武松“不省法度”。
　　武松兄長被人謀害，人證物證俱全，官府枉法不肯受理，社會效應(yīng)如何呢?當聽說武松“告狀不準”，在當時的陽谷縣，且不說西門慶是如何的彈冠相慶，武松又是如何的英雄氣短，就是潘金蓮與王婆這樣的“破鞋”與“皮條客”都暗自慶幸。
　　在一個惡棍當?shù)�、百姓吞聲的社會中，在其背后一定體現(xiàn)為蛇鼠一窩，官黑一體，在這種情況下，哪里還有什么“正當程序”可走?此時此際，擺在武松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么忍辱含垢，要么鋌而走險。武松畢竟是武松，他選擇了后者。如果有人指責武松維權(quán)行動的“非理性”，這也只能是他走投無路，被迫無奈的選擇。
　　即使如此，武松仍然沒有喪失最后一絲冀望國法公正的信賴與敬畏，在他殺了潘金蓮、西門慶，并取了王婆的口供之后，仍然義無反顧地到衙門自首，甘心情愿接受法律的懲罰，以實現(xiàn)人格的自我救贖。但當他刺配孟州以后，沿途所見，黑惡橫行，貪腐遍地，他對社會的希望終于變成失望與絕望，于是才有了后來的醉打蔣門神、血濺鴛鴦樓、落草二龍山并最終到梁山造反的故事。
　　
　　(摘自《城市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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