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訪印歸來,說他印象最深的是印度人的脾氣格外好,就拿公共交通來講,車子磕磕碰碰的事情隨處可見,卻幾乎見不到誰為此而爭得面紅耳赤,更不用說大打出手了。他們大大咧咧地各自走開,仿佛在說:瞧你,老兄,你今天刮蹭了我的車,說不準明天我就會刮蹭別人的車哩。
　　友人的感受大概并非無的放矢,相形之下,中國人的脾氣似乎越來越壞了。
　　互聯網上不斷出現校園暴力的視頻畫面,你想象不出那樣殘暴的行為出自未成年人,而且是對自己的同學痛下毒手;飯館里的一言不合,迅速演變成惡斗,甚至是招來黑惡勢力大開殺戒;一個大學生偶爾聽說一位老師多年前和自己的女友有過一段感情經歷,公然將這位老師殺死在課堂之上。
　　久矣夫,上述的場景似乎早已不足以影響我們麻木的神經,倒是北京大興的一起滅門案掀起了幾絲微瀾。行兇者接連殺死父親、妹妹、妻子和兩個兒子,迅速逃竄至海口,過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因為他不差錢。
　　我很愿意他被證實是一個精神病人,遺憾的是他不是。他告訴法官,其實只是為了些家庭瑣事。于是你會感到迷惘,甚或恐懼,一切關于人心、人性和人類行為的解釋理論,在他的所作所為面前統統失效了。
　　這只是一個個案而已,正如學者們已經指出的,當前的社會彌漫著一種戾氣,而且正在失去節(jié)制和方向。就像卡夫卡的小說所描寫的那樣,人們一早醒來突然發(fā)現自己變了形,不是變成了甲殼蟲,而是變成了爆破筒,還是揭開了蓋的爆破筒,隨時扔向無辜者。
　　中國人的脾氣并非一直這樣壞。上世紀20年代,國人的脾氣竟然好到連來自大洋彼岸的大哲學家羅素都感動不已,說他從泰山挑夫的微笑中領略了中國文化的魅力,看到中國人的性情,并由此反省人生和幸福的真諦。羅素的說法或多或少有溢美之詞,但傳統中國人身上那種溫良恭儉讓的君子風范,確實曾經在大洋彼岸有教養(yǎng)的人心中引起過強烈的共鳴。這種風范的背后,是幾千余年的周孔教化所孕育的一套人生哲學和人生態(tài)度。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句話被國外倫理學家稱為道德金律。儒家向來強調修身,認為“從天子以至于庶人,一皆以修身為本”,梁漱溟先生將重視修身的精神稱之為向里用功,這便是中華文明精神軟件的核心部件了。儒家思想為中華民族提供了精神家園,也建構了中國人的道德底線,正是中國人在長期的歷史動蕩中仍能保持基本的做人操守的主要原因。可是,那些不慎將自己的精神家園弄丟了的人將會怎樣呢?
　　在諸多暴力事件面前,我們禁不住納悶,中國人的恕道哪里去了?說起來,這可能歸功于百余年來不斷的所謂文化革命,直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破除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索性將傳統文化的命根子徹底割掉。傳統文化當然不是完美無缺的,革命也不是原罪,問題在于,這些所謂的革命有破壞而無建設,最后傷及元氣,毀棄人倫,動搖根本,結果既沒有了傳統文化,又沒有西洋文化。國破山河在,文化死了,良心死了,人還活著,活得不像人。
　　禪宗里有一樁公案,說是一位僧人請一個禪師為他安心,禪師問:“你的心在哪里?”僧人說:“覓心了不可得�！倍U師說:“我已經為你安好了�！笨磥碇挥兄�道自己的心已經丟了,別人才能重新為你把心安上。
　　風起于青萍之末。社會中的種種變態(tài)與暴行的源頭都在人心的方寸之間。反右運動初期,一位被首先揪出來的大右派曾經憂心忡忡地對他的女兒預言:如此下去,不可收拾的是世道人心啊!歷史為詮釋這一句話所耗費的時間,竟達半個多世紀之久!
　　最近,一研究單位的負責人在大會上大批所謂抽象的人性論,將普遍的人性說成是資產階級理論家別有用心的捏造,使人禁不住有時光倒錯之感。好的,普遍的人性你也批過了,國人的人性也所剩無幾了,然而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中國人的脾氣何時才能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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