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有九人犧牲在 　　戰(zhàn)場和敵人的監(jiān)獄里 　　 　　謝紹明的父親謝子長，陜北紅軍創(chuàng)始人，陜北安定縣（今子長縣）人，出生于1898年。1922年秋，謝子長考入山西太原學兵團學習軍事。1924年，回到家鄉(xiāng)安定縣創(chuàng)辦民團，“除豪霸、振衰弱”，受到人民群眾的擁戴。1925年，謝子長在北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后黨派他到陜北組織革命武裝。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和唐澍、李象九、白明善等同志于當年10月12日在陜西清澗縣發(fā)動了著名的清澗起義，在西北向國民黨打響了武裝斗爭的第一槍。
　　父親領導和參與的清澗起義和渭南暴動失敗后，革命陷入低潮，父親和許多革命黨人都轉入了地下，直至1931年，父親與劉志丹、閻紅彥等人在中共陜西省委領導下，在西北創(chuàng)建了第一支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也就是紅二十六軍的前身，我父親擔任陜甘游擊隊的總指揮，在陜北一帶與國民黨軍隊作戰(zhàn)周旋。
　　我們家鄉(xiāng)棗樹坪村，離安定縣城十公里。在革命最低潮的時候，這里被敵人占了，我們全家都成了國民黨捕殺的對象。我們家是一個大家庭，父親那一輩兄弟三人，他們的下一代中有十二個男孩子，父親只有我一個兒子。我出生后不久，母親就因病去世了。父親率領著紅軍游擊隊四處流動作戰(zhàn)，根本無暇照管我，幼小的我只能在動蕩不安中勉強過活，當時的環(huán)境非常艱苦。
　　1932年，國民黨軍隊又一次對陜北紅軍游擊隊進行瘋狂剿殺，我的家鄉(xiāng)再度被敵人占據。那時我剛剛七歲，沒有什么別的選擇，就和父兄一道扛起了槍，參加了游擊隊，成了游擊隊中的紅小鬼。因為年紀小，所以游擊隊打到哪里，我們就在哪里組織兒童團，負責站崗、放哨、查路條、送信。
　　戰(zhàn)爭年代的現實異常殘酷。在那十多年間，我們這個大家庭先后有十一人投身革命隊伍，九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有九個人犧牲在戰(zhàn)場和敵人的監(jiān)獄里。就在最艱苦的兩三年中，我們家一下就添了六個寡婦，我父親兄弟三人都犧牲了。我的大伯當時任安定縣西區(qū)區(qū)委書記，被國民黨抓去后，死在了監(jiān)獄里；二伯也是地下黨員，在敵人追捕中犧牲了；我父親在清澗河口戰(zhàn)斗中受傷后去世。我還有三個叔伯哥哥，一個姐夫，也都在戰(zhàn)斗中犧牲了。
　　1935年9月，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在越過了雪山和草地之后，到達了甘肅岷縣的臘子口，他們從國民黨當局辦的報紙上看到了一則消息，得知陜北有紅軍武裝，領導者是共產黨人劉志丹。于是決定過臘子口，翻六盤山，往陜北方向走，并于當年11月到達了陜北，找到了陜北紅軍，解救了受錯誤路線打擊、處于危難中的劉志丹。當時，我父親已經去世了。
　　正因為有父親他們艱苦卓絕的作戰(zhàn)，保存了陜甘紅軍游擊隊和紅色根據地，長征途中的中央紅軍才得以最后確定把落腳點放在陜北，在這里又建立起革命大本營。從一定意義講，我父親和劉志丹創(chuàng)建的陜北紅軍和根據地，為整個中國革命的成功轉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紅軍到達陜北，找到了革命和抗日的落腳點。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講：陜北是落腳點，也是出發(fā)點。長征到這里站住了腳，抗日戰(zhàn)爭以此為出發(fā)點。
　　
　　父親把我托付給了
　　劉志丹叔叔
　　
　　1934年8月，國民黨對陜北根據地發(fā)動了“圍剿”，謝子長率領紅四十二師、紅三軍團和陜北游擊隊進行反“圍剿”作戰(zhàn)。在清澗河口一戰(zhàn)中，他不幸中彈負傷。謝子長負傷后，與他共同創(chuàng)建陜甘紅軍游擊隊的親密戰(zhàn)友劉志丹曾兩次來看望他。當時劉志丹領導著甘肅的紅二十六軍作戰(zhàn)，謝子長兼任紅二十六軍的政委。
　　1935年春節(jié)前后的一天上午，志丹叔叔騎馬來到了父親養(yǎng)傷的燈盞灣。他一跨進窯洞，就和父親親熱地擁抱在了一起。他們在窯洞里熱烈地談論著一些大事，談到有關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人選問題時，他倆發(fā)生了爭執(zhí)。
　　我父親說：“我已經病得不行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這個擔子要你擔！不要掛我的名義了�！�
　　志丹叔叔說：“你是老大哥，又是中央派駐西北的軍事特派員，在群眾中威望高，這個職務應當由你擔任！”
　　兩人推來讓去，最后父親甚至有點兒生氣了，對志丹叔叔說：“我是西北軍事特派員，所以我就決定由你擔任西北軍委主席了�！�
　　志丹叔叔只好說：“那這事就交聯席會議決定吧！”
　　后來，還是由志丹叔叔提議，選舉我父親擔任西北軍委主席，志丹叔叔擔任副主席并兼任前敵總指揮。直到父親去世后，志丹叔叔才繼任西北軍委主席。
　　那時我年齡小，還不太明白其中的含義，長大后我才體會到，這件事充分體現了父親和志丹叔叔的高尚品質和無私精神，體現了真正共產黨人的內心境界。
　　我還記得，那次志丹叔叔來，和父親說完了話，便轉過身撫摸著我的頭問：“你叫啥名字？幾歲了？”我當時還有點兒不好意思，站在旁邊的繼母就替我說：“他小名叫雙玉，十歲了�！�
　　
　　志丹叔叔又問我：“你長大了干啥？”
　　不等我回答，父親就很興奮地替我作答了：“長大了跟上劉叔叔當紅軍！”
　　聽父親一說，我使勁點了點頭，一板一眼地大聲說：“對，跟劉叔叔當紅軍！”
　　父親聽了非常滿意，他那時可能已預感到自己將不久于人世了，替我作答，其實也是把我鄭重托付給了親密戰(zhàn)友劉志丹。
　　1935年2月21日，我父親終因傷病過重又得不到有效的治療而與世長辭了，當時年僅三十八歲。臨終前，他睜開微閉的眼睛，難過地說道：“就這樣死了，我對不起老百姓，我給他們做的事太少了！”說罷，幾顆淚珠從眼眶里涌出來，繼而慢慢地閉上了雙眼。
　　可是萬萬沒想到的是，父親去世一年后，志丹叔叔也在紅軍東征作戰(zhàn)中英勇犧牲了。
　　
　　愛我疼我的兩位繼母
　　
　　謝紹明的父親犧牲后不久，他就跟著繼母史秀蕓，到了保安縣（今志丹縣）陜北團特委機關――繼母工作的地方。1937年1月，他們又隨同到達陜北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來到了延安。
　　說起我的繼母，就不能不提到我父親人生中曲折離奇的婚姻與愛情。
　　20世紀初葉的中國，廣大鄉(xiāng)村還普遍沿襲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我的爺爺、奶奶和大伯幾次為正在西安省立中學讀書的父親提親，都被他婉言拒絕了。父親向往外面的光明世界，向往自由的愛情。
　　1918年，我父親二十歲了，家人為他的婚事著急，就在附近村里為他說了一位人品好、模樣俊的南姓姑娘，沒征求父親的同意，就擇定了婚期，只等他寒假歸來成婚。
　　期末，父親考試完就匆匆趕回家了。聽說是父母替他定了親，并要他趕快完婚，父親很是生氣，竭力想反抗這沒有愛情的婚姻。但看到生病的母親為此傷心落淚，親戚們也紛紛好言相勸，他只得屈從，被親友們推入了洞房。
　　但新婚之夜，他竟一人在凳子上獨坐了一晚。婚后他即離家而去，這一走就是幾年未歸，以示他對家庭包辦婚姻的反抗。父親最終還是和這位南姓姑娘了結了這份封建包辦婚姻。但南姓姑娘并未怪父親，始終認定父親是個好人，在他們離婚后，她還為父親通風報信，以躲避國民黨的緝捕。
　　但是我的父親一生中也曾得到過他向往的美好愛情，那是我在和我的第一位繼母尤祥齋媽媽幾十年接觸之間了解的。
　　尤媽媽是陜西米脂人，出生于大戶人家。1924年，尤媽媽經過力爭才去了米脂女校讀書，1926年，在女校創(chuàng)辦人王璧的介紹下，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陜北早期的女共產黨員之一。
　　入黨后，尤媽媽擔任了米脂婦女協(xié)進會的負責人，帶領婦女姐妹們同封建禮教抗爭，在米脂縣的名氣很大。不久，她接到了當時在安定縣革命武裝中任連長的父親的信，這給了她很大鼓勵。他們就這樣在信中相識，此后一直通信往來長達七年。
　　1930年冬天，父親又一次托人給尤媽媽帶去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他躲在山中的窯洞里寫的，他在信中寫道：“萬兩黃金易得，一位知己難遇�！北磉_了對尤媽媽的愛慕之情。
　　
　　盡管尤媽媽對父親一直充滿了欽佩、感激之情，但她從參加進步活動后就抱定獨身的意念，所以她避開了我父親的話題沒有作答。又過了三年，在好友們的一再勸說下，尤媽媽才決定答應我父親的追求。她把此事告訴了自己母親，她母親對尤媽媽說，女婿長得啥樣，總得讓我見見呀。于是，也從未和我父親見過面的尤媽媽趕快寫信給我父親，要他寄一張照片來。
　　父親后來曾跟尤媽媽開玩笑說：“為了照這張照片，我真是豁出命去了！”因他當時在北平從事秘密活動，隨時有被抓捕的危險。為了照這張相，他請了兩位戰(zhàn)友隨身保護，一起去了一家照相館，照完了相馬上離開，洗印照片的事都是戰(zhàn)友幫他辦的。這張為了丈母娘相女婿的照片，后來就成了父親的標準肖像照。
　　1933年初夏，尤媽媽被組織派往察哈爾，擔任抗日救亡婦女聯合會的主任。我父親此時也正在那里的抗日同盟軍中工作，他們兩人在張家口駐地才第一次見了面。周圍的同志們聽說了他們的特別戀愛史后，都催促兩人盡快結婚。隨后，大家張羅著向當地老鄉(xiāng)借了一間房，借來一條棉被，還借來一身較干凈的衣服給父親換上。父親和尤媽媽就這樣結婚了。
　　婚后沒幾天，父親就去了前線，直到10月才又回到北平，和尤媽媽在北平度過了短暫的三個多月時光。1933年11月，中共北方局指派父親為西北軍事特派員，負責領導西北地區(qū)黨的工作。就在那個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外面的風雪很大，父親就要赴陜北了，尤媽媽特意煮了一碗湯圓給父親餞行。當時她已有孕在身，一想到丈夫即將遠行，忍不住哭了。父親安撫她說：“祥齋，堅強點兒，等我回去打開了局面，就來接你們�！彼�還為將要出生的孩子起好了名字。
　　誰知這一別就成了永訣！父親走后不久，由于叛徒告密，擔任河北軍委機關地下交通的尤媽媽被捕入獄，孩子也流產了。直到1935年父親在陜北犧牲時，尤媽媽還被關在北平的監(jiān)獄里。
　　父親回到陜北后不久，就和尤媽媽斷了聯系，寫了好幾封信均未有回音，父親只能遙望北方，寄托心中對妻子的思念。后來，父親才得知尤媽媽被捕入獄的消息。又過了一段時間，又傳來尤媽媽和戰(zhàn)友犧牲的噩耗。父親起初無法相信，又幾次托人向在北平工作的同志打聽，可得到的都是尤媽媽在監(jiān)獄犧牲的訛傳。父親不能不相信這個“現實”了，他的心里感到非常難過。
　　后來，父親的一位親戚看到他孤單一人，生活上很需要人陪伴照顧，就給他介紹了一位安定縣城的姑娘史秀蕓，她成為我的第二位繼母。秀蕓媽媽那時很年輕，思想進步，她對我父親的名字早有耳聞，心生敬佩。1934年5月，他們在家鄉(xiāng)結了婚�；楹蟮谌�天，父親回部隊了，秀蕓媽媽就在周圍幾個村子里宣傳“擴紅”，自此也走上了革命道路。1934年8月，父親在清澗河口戰(zhàn)役中負傷后，秀蕓媽媽就帶著我來到了父親身邊，細心照料著他養(yǎng)傷，直到父親去世。
　　秀蕓媽媽后來也成為黨的一名優(yōu)秀女干部。我們一起到延安后，秀蕓媽媽一度在陜甘寧邊區(qū)工作。我在安塞陜甘寧邊區(qū)保育院小學部（簡稱“保小”）上學的時候，她經常把我接到她那兒度寒暑假，給了我許多細致入微的關懷和照顧，讓我享受了母愛。
　　后來，秀蕓媽媽離開了陜甘寧邊區(qū)，擔任了中共山東分局婦女部長。1940年，她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學習，這期間我也經常回秀蕓媽媽那里，她給我縫補衣服，改善伙食，用女性細膩的愛溫暖了我這顆孤兒的心。
　　1945年，她出席黨的七大會議后，再度離開延安，去了東北，可她仍經常詢問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1948年9月，我去蘇聯留學前夕，在哈爾濱集合時，又和秀蕓媽媽見面團聚了。然而我到蘇聯后不久，她卻于1949年在吉林不幸病逝。
　　1938年夏天，尤媽媽出了北平監(jiān)獄回到延安，聽到父親早已犧牲的消息，她悲痛不已，對我這個失去父親的孩子更多了幾分母親般的疼愛。后來，當她聽說黨組織要送我去蘇聯學習時，就忙著為我準備行裝，我們還一起在延安寶塔山照了一張照片，留作紀念。
　　新中國成立后，尤媽媽到了北京，我在蘇聯學習和在東北工作時，經常給她寫信問候。后來，我調到北京工作，去探望她老人家更方便了，我們成了一對感情深厚的母子，直到2006年，尤媽媽以九十五歲高齡離世。
　　
　　
　　徐老創(chuàng)辦了小學班，
　　我是最早的七個學生之一
　　
　　謝紹明和繼母史秀蕓到了延安，春節(jié)過后不久，他就去徐特立創(chuàng)辦的延安魯迅師范學校上學。徐老當時任中央蘇維埃政府教育部部長，兼延安魯迅師范學校的校長。
　　上了一兩個月課，延安魯師又開辦了一個干部子女小學班，我就轉到了小學班，成為班上第一批學生。最初全班只有七個孩子，大的十二三歲，小的六七歲，大多是陜北紅軍烈士的子女。
　　這個干部子女小學班，是徐老親自倡議開辦的。1937年的2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到達延安后不久，即迎來徐特立先生六十壽辰。就在徐老六十大壽這一天，他心里最為惦念的仍是教育，是孩子。當天，他提筆給黨中央和蘇維埃政府寫信倡議，在剛開辦的延安魯迅師范學校再開辦一個干部子女小學班。徐老富有教育家的遠見卓識，他看到，許多前方將士的后顧之憂和一些烈士子女的撫養(yǎng)問題迫切需要解決，更何況，中國革命是長期而艱辛的，解決革命后代的教育問題是一個長遠之計。
　　徐老的倡議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持，后經中央蘇維埃政府正式批準，延安魯師的干部子女小學班正式開辦了。它一直延續(xù)下來，成為延安“保小”和今天育才學校的前身，它也是中國革命史上供給制、寄宿制干部子女學校的雛形和開端。
　　學習了幾個月后，“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抗日戰(zhàn)爭的烽火燃起，我就被派去參加抗日救國宣傳隊，在延川、延長縣這一帶群眾中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綱領。
　　這期間，我接到了學校的通知，讓我趕赴延安，說周恩來副主席安排送我和劉志丹的女兒、張國燾的兒子、高崗的兒子等幾個孩子去蘇聯學習。但當時我正在延長縣搞宣傳，一時趕不回來，他們幾個人就先出發(fā)了。但他們走到蘭州時，國民黨把通道卡死了，他們只得又返了回來。這樣，我們又可以一起回到學校念書了。
　　
　　學校是大家庭，同學像親兄弟
　　
　　1939年2月，“魯師”幾經變動，已改名為陜甘寧邊區(qū)保育院小學部，即“保小”搬至安塞縣白家坪，由吳燕生任校長，郭青任教務主任。在“保小”，大家過的是集體生活，除了年齡小的孩子由保姆照料生活外，大多數學生都是“大帶小”，就像家庭里兄、姐帶弟、妹一樣。
　　我當時是班里的大同學，負責帶著方志敏的兩個兒子方榮柏和方榮竹兩弟兄，他倆那時也就六七歲的樣子。
　　我?guī)е�方家兄弟倆睡在一個炕上，我就挨在他倆旁邊睡。夜里幫他們掖掖被子，叫叫起夜什么的。有幾次半夜醒來，發(fā)現他們中的一個尿了床，把我身下也弄濕了，沒辦法，只好從鋪上抽出身來，睡在光板上。第二天白天，還得幫他們晾曬尿濕的被褥。
　　不僅我這個大哥哥如此，就連我們在魯迅師范學校小學班時的校長徐老，還得給他的小警衛(wèi)員曬被子呢。徐老那時的小警衛(wèi)員叫李貴仁，徐老見他年紀小，為他的未來著想，就讓他跟著小學班學生補習文化。還是個孩子的小警衛(wèi)員李貴仁，也有晚上尿炕的毛病，害得徐老經常要給他曬尿濕的被褥。另外，我們大同學還得幫小同學洗衣服。那時洗衣服就在河里，沒有肥皂，就用一種喂豬的草，叫蘆條，有點堿性，在衣服上揉幾下，然后放到石頭上去搓，最后再放在水里涮幾遍，晾在河邊的石頭上。那時候，同學和同學之間的關系，不分你我，就像一家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勞動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就像親兄弟姐妹一樣。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有的是爸爸、媽媽不在身邊，他們更是以學校為家，以老師為父母，以同學為兄弟姐妹。
　　
　　到了星期天，我、烈士劉伯堅的孩子劉虎生，還有黃毅先等幾個沒有家長的孩子，就跑到延安機關的叔叔阿姨那里去改善生活。因為我們特別能吃，所以我們一去，炊事員叔叔就說“蝗蟲”來了。
　　其實，大人們還是挺心疼我們的。每次到了延安機關，大人們總是盡量給我們改善一下伙食，讓我們解解饞。
　　
　　當了勞動模范，受到毛主席表彰
　　
　　到延安之前，謝紹明就是共青團員，1937年后，共青團改建成了民族抗日先鋒隊，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那時他年齡還小，不能直接轉成黨員，就當了民族抗日先鋒隊隊員，直到1939年1月，他十四歲時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那時我在小學里表現得比較突出，加上年齡也大些，學校就把我作為在學生中發(fā)展的第一個黨員，兩位入黨介紹人，就是我的兩位老師，佟靜秋和梁家燕。
　　我入黨后不久，毛澤東的侄女毛遠志和侄子毛華初等幾位年齡大些、表現優(yōu)秀的學生干部也被吸收入了黨。
　　入黨后，我和同學們的關系特別好，大家對我很信任，都不稱呼我的名字，而是親切地叫我“支書老大哥”。1940年，我從“保小”畢業(yè)，到了延安自然科學院的預備班繼續(xù)上學。后來預備班合并到了延安中學，再后來，我又上了延安青年干部學校。這期間，我一直是擔任班長、學生支部的支書，后又被選為學生會主席。也多次被評為勞動模范、模范青年。
　　在“保小”時，我就組織同學們在山坡上開荒種菜。山上沒有水渠，我們就去河里取水，大家端著臉盆，排成一條長龍，接力傳水，一直傳到坡地上。上肥料呢，就是從學校的茅廁里淘來大糞澆地，淘茅坑的活又臟又累，每次我都是帶頭跳下茅坑去淘大糞。我總是想，自己是黨員、學生干部，年齡也大些，當然要吃苦在前，多干些活。
　　就是入黨那年，我被評為陜甘寧邊區(qū)勞動模范，出席了陜甘寧邊區(qū)勞動模范大會，1940年又被評為陜甘寧邊區(qū)模范青年，出席了陜甘寧邊區(qū)模范青年大會，榮獲模范青年獎章。1943年，我又被評選為陜甘寧邊區(qū)的勞動英雄，出席了陜甘寧邊區(qū)第一次文教大會，受到表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領導還專門宴請了我們這些勞模。毛主席還代表中央發(fā)表了講話，就是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文章――《組織起來》。
　　毛主席說：“各位勞動英雄和模范生產工作者，你們是人民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zhàn)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不但會打仗，會做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于天下�！�”
　　現場聽到毛主席的講話，非常鼓舞人心。
　　當時我還是個中學生，黨中央和邊區(qū)政府發(fā)給了我們每位勞動英雄一張獲獎證書，還獎勵了一床氈子。吃飯的時候，毛主席端起酒杯，向各位勞動英雄敬酒致意。
　　
　　最大的理想和小小的欲望
　　
　　在延安生活學習的九年，謝紹明從一個少年成長為有理想、有志氣的青年。還在小學時，他就一心想好好學習，趕快長大，去打日本鬼子。入黨時，他的最大理想就是建立一個這樣的社會：人人都有飯吃，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
　　那時要說沒有一點兒個人的欲望，那倒也不是。那時我的個人愿望很單純，那就是想弄一支好槍，騎一匹好馬，上前線打仗，能有用武之地。
　　還有，就是想過有一支自來水鋼筆。那時我們在延安都是露天上課，一人一個小板凳，一塊木板架在膝蓋上，就成了課桌，下了課，就帶著自己的“課桌”回宿舍，到哪里都是這樣。寫字時能有鉛筆就很不錯了，有時為了節(jié)省鉛筆，就干脆拿根樹枝在地上“畫”字。
　　我最初是從老師那里看到自來水鋼筆的，很羨慕。后來，一些從大后方城市來的同學，也用上了自來水筆。我心想，什么時候自己也能有一支墨水長流的鋼筆呀！
　　
　　抗戰(zhàn)勝利后，我到了東北，第一次擁有了一支自來水鋼筆，感到很幸福。至于什么手表、照相機等奢侈品，什么汽車、洋房等，根本連想都沒有想過。
　　說到照相，我個人在延安的九年中只照過兩次相。一次是1938年，一位從大后方來的同學的父親，帶著照相機，給我和剛從監(jiān)獄出來的繼母尤祥齋媽媽照了一張相。還有一次，是1945年，我的繼母史秀蕓媽媽從山東來延安參加黨的七大會議，當時我正在青年干部學校學習，她和我一起在學校外的山坡上照了一張相。
　　
　　打起背包，告別了延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黨中央決定派大批干部奔赴東北開展工作。謝紹明當時正在延安青年干部學校參加培訓學習，被選調為第一批去東北工作的青年干部之一。9月2日，他們打起背包，離開了延安。
　　我們先來到了熱河解放區(qū)，我擔任了熱河省赤峰市一區(qū)區(qū)委書記。1946年秋天國共再度分裂后，赤峰再度被國民黨占領，我隨部隊撤出了赤峰，并組成了武裝工作隊，我被任命為武工隊政委。
　　在武工隊，我感覺自己兒時的夢想實現了，不僅有了馬，還有了槍。此后我就騎馬拿槍，和戰(zhàn)友們一道同日偽殘余武裝和國民黨軍隊進行了數次激烈戰(zhàn)斗。打了一年多的仗，我們又奪回了被敵人占據的赤峰。
　　回到赤峰不久，組織上來人找我談話，說由中共中央東北局選派了一批青年去蘇聯學習。1948年5月，我到了哈爾濱，當時東北局的領導人李富春等專門召見了我們這批準備赴蘇聯學習的青年。
　　當時我們這批一起去的共二十一人，其中有不少烈士子女，如李碩勛烈士之子李鵬，張浩烈士之子林漢雄，項英烈士之女項蘇云等。我們在哈爾濱進行了幾個月的集訓，于1948年9月離開祖國，踏上了赴蘇留學之路。因為是1948年成行，總共二十一個人，后來人們在提起此事時就簡稱我們?yōu)椤?821”。
　　謝紹明從蘇聯莫斯科大學留學歸來后，先后在哈爾濱、沈陽的航空工廠任副廠長、總工程師、廠長。“文革”后，他又先后在八機部、國家科委任局長、部級領導等。離休后擔任國家科委顧問，全國政協(xié)委員。
　　近二十年來，謝紹明一直忙于全國星火計劃和科技扶貧工作，他秉承父志，始終為革命老區(qū)和貧困地區(qū)的科技扶貧工作而奔波，為老百姓謀利益。他常說，貧困是纏繞我心頭的一個結，能幫助貧困地區(qū)和人民脫貧，是我奮發(fā)努力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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