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列不出名單的“國寶追討工程”|世界國寶動物名單
發(fā)布時間:2020-02-18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國寶追討紀實 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與跌宕起伏的中華民族歷史聯(lián)系在一起,是很多中國人心頭難解的結。近日,圓明園內兩件流失多年的國寶級文物――12生肖中的兔首和鼠首在異國被拍賣一事,再次燃起國民追討海外流失國寶的熱情。
在這個事件的背后,隱藏的是中國百年流失文物的回歸之痛。這個困擾中國的世紀難題,也同樣令希臘、埃及等其他文明古國倍感焦慮。數(shù)以百萬計的中國文物,和希臘的埃爾金大理石、埃及的法老像等一樣,從遺失到回歸的道路,注定是崎嶇曲折的,然而卻是我們一定要走的。
一尊佛首的“非典型”回歸
在文物收藏行業(yè)里摸爬滾打了十幾年,香港鳳凰衛(wèi)視《投資與收藏》制片人謝冰的一個深切體會是“入行越深,對中國流失文物的痛惜越難以名狀”。在巴黎吉美博物館,謝冰親眼看到法國文物商伯希和從敦煌石窟掠走的大量絹畫;在美國各博物館,他看到的中國石雕比故宮還多;而在斯德哥爾摩國立東方博物館見到的仰韶時期的彩陶,被譽為世界之冠;中國美術史的大作――顧愷之的《女史箴圖》,也已經成為大英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
“我們在世界47個國家的200多個博物館中,有不下百萬件中國文物。這意味著我們以及我們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古代先賢的杰作,不得不遠涉重洋!痹诮邮苡浾卟稍L時,謝冰唏噓不已。
在謝冰的計劃里,探訪博物館只是他搜尋流失文物的一條線索。近十年來,經謝冰促成的回歸文物已經難以計數(shù),而最讓他津津樂道的是去年一尊國寶級佛首――天龍山佛首的回歸。
天龍山佛像一直是中國文物界的隱痛,與云岡、龍門石窟的高大、宏偉不同,天龍山石窟更以其造型嫻熟,比例適當,線條柔和,雕刻精美而著稱。在一個世紀前遭受了空前的洗劫之后,洞窟內所有的造像頭部被鑿下,更有大批造像全身都被盜走,是中國石窟中遭破壞最嚴重、經歷苦難最多的一座,而這些丟失已久的佛首和造像,至今仍未追回一尊。
“看到滿窟的斷首佛像和隨處可見的鑿痕砍印,那種感覺不亞于刀斧鑿砍在自己身上,”謝冰回憶起初進天龍山石窟的情景,一臉的愴然,“當時就下定決心,一定要迎回哪怕是一尊佛首!
2007年夏天,謝冰把要迎回天龍山佛首的愿望與世界拍賣巨頭佳士得公司進行了溝通,希望通過他們在全球的強大網(wǎng)絡,幫忙尋找到一尊天龍山佛首。2008年8月,紐約佳士得傳來消息,從一位美國私人藏家手中拿出一尊天龍山佛首參與9月份的秋季拍賣,從資料中看,應是第十窟西壁主尊佛首。
“當時情勢很危急,離拍賣只剩兩個月,如果我們籌不到款,令這件國寶級文物從我們眼前再度流失,我們肯定于心不安!敝x冰對記者說。幸運的是,這一愿望得到了山西私人藏家強有力的支持。
資金有了保障,謝冰決定正式參加9月17日在紐約舉行的這場拍賣。但在拍賣場舉牌之前,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確認,佛首真?zhèn)、佛首的流轉情況、近年各大拍賣場同類佛首的成交金額,這一切關系到最終的心理價位。
在一個月內緊鑼密鼓的調研驗證工作中,謝冰聯(lián)同社科院考古所的專家,力圖厘清佛首的流轉歷史。直到拍賣日凌晨四點,專家們方才最后定論這尊佛首確是真品,而這個結論成為佛首回歸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huán)。
“當時我們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別好,關于佛首真?zhèn)蔚男畔,我們一點沒有透露。其他買家先前都不了解具體情況。否則競爭的人太多,價格會更高!敝x冰說。
在第二天的拍賣現(xiàn)場,場上的競投十分激烈,拍價從12萬美元輕松起拍,卻一路飆升至70萬美元,最終山西藏家力挫群雄以86.6萬美元購得佛首。“木槌一落下我們都歡呼起來,一些和我們競爭的賣家向我們表示祝賀,但他們哪知道這尊佛首真正的價值呢,他們只知道我們贏回了一尊佛首,但不了解背后的故事!
列不出名單的“國寶工程”
在追查天龍山佛首線索的過程中,歷史性資料的匱乏成為謝冰和專家們的頭等難題,許多文物流轉的歷史在國內斷了線,只能從外國藏家和學者那里描個大致輪廓。
“流失到海外的佛首有多少,有多少又在國內藏家手里,我們完全無從得知,很多時候我們甚至從民間小說里尋找線索!敝x冰說。
而在天龍山佛像之外數(shù)量更為龐大的中國海外流失文物,究竟有多少,這是一個至今也沒有搞清楚的問題。
對于文物的大量流失,文物界一直有個讓人傷心的說法:安陽殷墟雖在,但要看甲骨文卻要去日本;敦煌依然,但敦煌學卻在國外。
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李曉東對記者舉了一個具體而微的例子:在瑞典,有座只有兩萬人的小城Ulricehamn,小到北歐的地圖上根本沒有標明它的位置,可那里卻有個遠近聞名的博物館,它所收藏的中國一級文物,就有幾百件。特別是中國漢、隋、唐時代的金銀器皿,這些完整、精美的金銀大碗在國內尚且很難見到,在這個小城的博物館里卻隨處可見!爸袊奈锪魇У降讎乐氐绞裁吹夭,由此可見一斑!崩顣詵|說。
中國文物界一個較早的估算數(shù)字顯示,在全球47個國家的200多座博物館中,收藏著上百萬件中國文物。可是,在中國的史學界、文物界,只有李學勤寫過《歐洲藏中國青銅器遺珠》一書和李樹中寫過《海外藏中國歷代繪畫》一套,相對于浩瀚的流失文物,這樣的調查量小力微。
“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先摸清流失文物家底,建立數(shù)據(jù)庫和追蹤系統(tǒng),這樣才能讓搶救工作有的放矢!崩顣詵|說。
而這項浩大工程的復雜和艱巨程度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據(jù)記者了解,故宮博物院等機構近年來也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是對某類文物的梳理,不足以搞清整體的情況,即便是一級文物,也往往因條件的限制而不能做到完整全面。
有200多年歷史的北京琉璃廠,在20世紀初就曾滋生出專門跟外國人做生意的“洋莊”。許多價值連城的國寶如著名的“昭陵六駿”、“帝后禮佛圖”等,都在這個時候經由“洋莊”流走海外,而除了這些有文字記載的,更多的文物進了“洋莊”厚重的掛簾,從此無跡可循。
據(jù)李曉東介紹,近幾年中國文物協(xié)會已與英國大英博物館、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多家世界著名博物館建立了聯(lián)系,陸續(xù)出版了一些系列圖錄和文獻,“這也是為了讓所有人知道這是中國的東西。否則,若干年后,不但我們不認得自家的東西,連別人也將其當成了自己的歷史。”
歸途的痛與難
全面調查文物流失狀況,并不只是按圖索驥的需要,更是討還海外流失文物能否成功的重要條件。
李曉東介紹,國際公約對文物討還的舉證要求非常高,成功的經驗寥寥。1994年河北省曲陽縣王處直墓武士浮雕被盜,后經外交途徑成功追索。當時國家文物局按照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規(guī)定,提供了被盜文物的詳盡資料。包括武士浮雕質地、尺寸等原始資料和照片,被盜現(xiàn)場的照片和錄像等。還重新打開已經封上的古墓,動用高科技手段,對墓中泥土作化學和微量元素分析,然后與浮雕上的殘留物進行對比。
而對于流失海外100多年的文物來說,這些要求顯然過于苛刻,幾乎不具有可操作性。
“文物流失海外的情況很復雜! 李曉東說,雖然很多是戰(zhàn)爭時期被掠奪的,但也有一些是被各國探險家和文化掮客“買”走的,像敦煌藏經洞的壁畫和殷墟甲骨文;還有更早時候通過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合法貿易出口的大量瓷器,無法混為一談。因此,“如果討還時難以拿出強有力的文物流轉證據(jù),文物返回基本無望”。
而要弄清每一件流失文物的來龍去脈幾乎不可能,即便弄清,判斷文物是否返還的依據(jù)又在哪里?在李曉東看來,法理依據(jù)的缺失成為文明古國追討境外流失文物的一層透明天花板。
雖然國際社會早在1970年就制定并于1995年細化了《國際流失文物返還公約》,但并沒有承諾文物流失國可以追討《公約》締約之前的流失文物。
而更大的阻力還來自文物的持有者們,2002年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巴黎盧浮宮博物館等18家歐美博物館聯(lián)合發(fā)表《關于環(huán)球博物館的重要性和價值的聲明》,公開反對返還流失文物,他們的“理由”在于:文物多通過購買或受贈獲得,來源合法并已成為博物館乃至所在國財產的一部分;文物原屬國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和技術能力保護文物;文物屬于全人類文化和精神遺產,應為全人類享有。
由于跨國追討的過程漫長艱巨,回贈、回購仍成為當前最廣泛的文物回歸途徑。據(jù)了解,1995年10月15日,故宮博物院在北京翰海拍賣會以1800萬元人民幣買下北宋張先《十詠圖》,成為20世紀以來第一件由國家出資回購的文物。而近年來,大多數(shù)回流的國寶也都是在國際大型拍賣會上花高價回購的。從2002年起,中國正式啟動了國家重點文物征集專項資金,由國家財政每年撥付5000萬元用于征集流失海外和民間的珍品文物,迄今已經耗費數(shù)億元之巨。
原本屬于自己的東西,現(xiàn)在卻要出高價才能要回來,不然又會淪入他人之手,這種悖論就出現(xiàn)在中國文物身上。對于當前動輒上千萬美元身價的流失文物,李曉東認為,如果數(shù)以百萬計的流失海外文物都要以巨款贖購的話,無異于“再次被掠,二次被盜”。
而一個更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回購價格近年在總體上也在節(jié)節(jié)攀高。僅以圓明園銅首像回購為例,2000年回購的銅牛首、銅猴首,一共花去北京保利集團1593萬港元;隨后被拍回的銅虎首耗資1544萬港元,其代價相當于前兩件的總和;2007年銅馬首的價格飆升至6910萬港幣,是銅牛首、銅猴首、銅虎首總價的兩倍多。
據(jù)世界銀行統(tǒng)計,過去100年中,文物增值達到29%,是所有行業(yè)中最高的。盡管如此,中國這幾年文物價格增長的幅度之大,速度之猛,還是讓李曉東連連搖頭,直呼“想不到,看不懂”。
“這種千百萬元的高價回購正在促成一個惡性循環(huán):文物古董的價格越推越高,越炒越熱,文物投機者會借此大幅哄抬文物價格,同時也助長了國外拍賣行的囂張氣焰;如果我們繼續(xù)這樣做,就相當于承認他人持有中國流失文物的合法性,那么將有大量中國流失的文物在文物市場上流通買賣,把曾經是隱蔽的市場公開化。”李曉東說。
藏寶于民
面對扶搖直上的文物價格,中國流失文物的回流之路更加步履艱難。對于這個事實,在文物收藏界拼殺多年的謝冰有著切膚之痛。
幾年前,恭王府流失百年的一對玉瓶在香港的一個拍賣會上露面。這對玉瓶原是由日本私人博物館收藏,拍賣公司費了很大周折才將這對玉瓶征集回國拍賣,連同謝冰在內的許多國內收藏界人士喜出望外,都認定這是“物歸原主”的絕好機會。然而最終這對玉瓶的原主人恭王府沒有出手,玉瓶被國外一位私人藏家以四百多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買走。
“我們眼睜睜看著它們在眼前流失掉,而下一次見到它們的時候,1000萬都已經拿不回來了。一時的失之交臂,造成的可能是永久的損失!敝x冰說。
而在謝冰的尋寶生涯中,因這種情況流失的文物不在少數(shù),而這些蒙塵百年后重新現(xiàn)世的文物,一旦再次流失,面臨的可能將是更長的流亡歲月!八赃@些年我一直在想,對于一些必須搶救回來的文物,光靠政府或某個機構單兵作戰(zhàn),可能力不從心,但如果能動員廣大的民間收藏力量,也許事情會變得簡單很多!敝x冰說。
與謝冰有一樣想法的大有人在,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副總干事牛憲鋒近年來一直致力于征集國寶信息,并組織民間收藏家赴海外搜寶。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鼓勵有實力的民間藏家將國寶迎回,不失為一個好的方式。
據(jù)記者了解,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作為國內第一個以搶救流失海外文物為宗旨的民間公益組織,在2002年10月成立,由文化部托管。而使它為國內藏家所熟知并名揚海外的卻是它名下的一個組織――“國寶工程藏友會”。
此前,“國寶工程藏友會”曾多次組織民間尋寶團赴海外尋購中國文物。自2006年首度赴日后,基金會在兩年的時間里組織了赴日本、美國、瑞典、德國、荷蘭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qū)的多次主題尋寶活動,已成為民間尋寶力量的尖兵。
幾乎在每一個國際大型拍賣會上,都能見到這群黃皮膚、黑頭發(fā)的身影。牛憲鋒說,海外尋寶團通常都在拍賣會期間組織,除參加拍賣會外,也去當?shù)氐墓磐媸袌、博物館參觀,與當?shù)氐氖詹丶遗e行小型交流會。
這幾年,牛憲鋒每天都能接到從海外拍賣行、古董店打來的電話,告訴他現(xiàn)在有某件中國文物即將拍賣!斑@就是一種商業(yè)較量。他們找到我,也找其他國外的收藏家,在他們眼中,我們這個國內的公益組織和其他國際買家并無不同。如果是珍貴文物,我們會和對方談判,要穩(wěn)住控制權,不能讓文物再流走,然后募集資金,直到回購安置國內!
這樣的電話已經成為平常,不過牛憲鋒也越來越多地接到一些特殊的電話,海外愛國人士欲將購買的珍貴文物送回祖國,委托基金會聯(lián)絡相關事宜。
“他們代表了一個群體,他們身居海外,在搶救海外流失文物的另一塊陣地上,被我們稱為搶救流失文物的‘海外軍團’!迸椾h說。
更多的民間力量在豐富著“藏寶于民”的內涵,隨著近年國內投資收藏熱的興起,國內許多企業(yè)也紛紛投資文物收藏,并興建企業(yè)博物館。除了頻繁參加國內的拍賣會,這些企業(yè)家還將目光轉到國外直接競拍中國文物。牛憲鋒介紹,2008年僅浙江省的企業(yè)家就斥資近3億元人民幣到國外購買中國文物。“浙江軍團”也由此被稱為“海外奪寶奇兵”。
國內各大拍賣公司在文物回流方面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它們把握商機,率先在海外廣泛征集拍品,部分拍賣公司已經把征集海外拍品作為日常業(yè)務,甚至在海外設立了自己的辦事處和代理機構。
“國家文物主管部門加強指導,民間公益組織搭建溝通渠道,企業(yè)和拍賣商鼎力支持,海外愛國華人捐贈,多元主體通過多種途徑共同努力,來完成國寶的回歸過程!迸椾h說。
鏈接
我國國寶流失七大事件
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期,中國文物的流失貫穿了七個不容忽略的重要歷史事件:
1860年,英法聯(lián)軍搶掠、焚燒了有“萬園之園”之稱的圓明園,大火三日不絕,清朝皇室收藏的世代珍品遭到毀滅性搶奪和破壞。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入北京,包括《四庫全書》、《永樂大典》在內,無數(shù)宮廷所藏的珍貴文物和古籍遭列強洗劫。經此浩劫,北京“自元明以來之積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國寶奇珍,掃地遂盡”。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西北是世界各國探險家的“樂園”。一些探險隊在未經中國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在此肆意盜竊文物,非法發(fā)掘古文化遺址。僅以古代絲綢之路的必經重鎮(zhèn)敦煌為例。敦煌石窟,歷時千余載,擁有寶藏無以計數(shù)。藏經洞出土文書5萬余件,多是歷史上佚失無存的孤本,彌足珍貴。但幾十年間敦煌數(shù)度遭盜搶,幾經劫難,敦煌遺書在中國國內現(xiàn)僅存兩萬件,英、法、日、美、俄、瑞典、奧、韓諸國均有敦煌文物收藏,數(shù)量無從估計。
殷墟甲骨,為中國殷商后期的王室檔案,內容幾乎涉及了3000年前殷商時代的方方面面。但自出土之日起,殷墟甲骨即慘遭流失,被以各種名目搜購、席卷。目前所知殷墟甲骨約20萬片,流失海外的近3萬片,遍及日、美、英等12個國家。
192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將六大箱共1200余件書畫精品盜運出宮。這批文物珍品隨他輾轉北京、天津、長春等地,時間長達22年,途中被不時變賣,最終存于長春“小白樓”中的剩余文物精品又遭兵匪哄搶。經查,這1200余件宮廷文物精品絕大部分流失海外。
1928年,軍閥孫殿英率部野蠻盜掘了清東陵乾隆和慈禧陵,墓中所聚國之瑰寶被洗劫一空,絕大部分被孫殿英用于購買軍火而散失異域他鄉(xiāng),損失浩大,至今無法估算。
日軍侵華戰(zhàn)爭也給中國的文化遺產帶來一場浩劫,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猿人頭蓋骨的失蹤,至今無從查尋。值得注意的是,侵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進行了三個月有計劃、大規(guī)模的瘋狂文化大掠奪。當時中國最高科研部門的中央研究院以及原中央圖書館、清涼山國學圖書館由于日軍搶掠,損失了大量珍貴文獻和藏書。(摘自《新世紀周刊》2009年第8期)
評論
“獸首風波”中民族情緒能否走向文化反省
文物問題從來就不單單是文物的問題,希望文物的歸文物、政治的歸政治只能是一種善良的愿望。從文物史來看,越是命運多舛、遭際復雜的文物,凝結其上的各種符號就越多,漫漶其間的各色紋路就越深,其所承載、凝結和傳遞的歷史文化信息也就越豐富。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一層層累積在文物之上的世事變遷、歲月留痕,或可相當于文物表面的“包漿”。那是在悠悠歲月中灰塵、汗水、淚水,把玩者的手澤,或者土埋水浸,經久的摩挲,甚至空氣中射線的穿越,層層積淀起來的沉靜溫存之氣。能輕易拂拭得去嗎?
國民對于這樣經歷了國運跌宕、歷史變遷的文物有一些激烈、熱切的表現(xiàn),并借此翻騰翻騰屈辱的、悲慘的乃至被損害的歷史,實在是正常得很。既然民族國家存在,這樣的情緒就不可或缺。討論和爭辯,也會厘清一些已經模糊了的歷史事實和文化記憶。有學者擔心“文化問題成為國家間的政治問題,虛擬的泛政治情感,真的成為家國間的民族情感”,這擔心大可不必,事實上,現(xiàn)在看上去的“過度熱烈”,不過是以往“過度冷漠”的反撥罷了。已經發(fā)生過的歷史,別人可以漂洋過海,焚我家園,掠我寶貝,我們連講都不能講?
現(xiàn)在需要的,應該是從民族激烈情緒脫胎出來的文化反省,而民族情緒、抑或是“民氣”,是文化反省的起點。實際上,這一輪的“獸首風波”,早在去年10月份就喧鬧過一次了。那一輪的“喧嘩與躁動”至少弄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大家均不贊同以“回購”的形式買回被別人掠奪走的圓明園流散文物,那無異于給“贓物”、“罪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也因此,這一次沒有充大頭,沒有以愛國的名義耗費公帑民財,把文物“買回來”。很好。埃及追索被法軍掠走的獅身人面像胡須,堅持不出一文,為此居然等了193年,國寶終于回歸埃及。此外,1977年扎伊爾向比利時索回了數(shù)千件文物,1980年伊拉克向法國索回了《巴比倫法典》和《漢穆拉比法典》的部分,2002年埃及向德國索回了一具古埃及法老金棺棺盒……在外交努力和國際公約的框架下,中國人一樣可有作為。時間長一點、過程曲折一些,都不要緊,這樣的堅持才是最好的文化反省,這個努力的過程才是最好的國民教材。
除了對外的文化堅持,對內方面,還要思考一下,我們在意的到底是獸首的文物價值,還是其所標志的國恥,抑或是獸首之外千千萬萬的物質非物質的文化遺產呢?對于國恥,事關歷史敘述,很多時候,只剩下在逢五逢十的標志性年份,一擁而上紀念紀念。而且,擁上來的人群也缺乏最本真的體認,更多是來尋覓往昔的榮光。至于文化遺產,這些年來,經由我們的雙手毀掉了多少珍貴的文物遺址。即便是那兩個獸首的家園圓明園的福海,不也給它鋪上了水泥硬底了嗎?由獸首出發(fā),也許能夠推動一些思路的改變。
一場“獸首風波”,驚起幾多激烈反應。有論者總結,此次追討最感欣喜的是凸顯中國公民社會的茁壯成長與理性維權精神;也有學者認為,不能將其作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標志性事件來放大。其實,沒有比這更能牽動如此廣泛人群注意并參與的事件了。正是這種種樣態(tài)的真實呈現(xiàn),讓我們感受到這一事件中蘊涵的價值和意義。以此為起點,或可尋覓出一條我們所習焉不察的隱秘路徑,經由這條路徑,文化的反省有之,社會的反思有之,政府的警醒亦有之。那就是,善待現(xiàn)有的,找回失散的,養(yǎng)成未來的。(胡印斌)
。ㄕ3月3日《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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