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經典的輕蔑、歪曲與褻瀆是一種文化病象 　　●肆意顛覆和解構經典造成社會生活粗鄙化 　　●嚴肅的文化工作者不能沉默 　　 　　近來，有關“紅色經典”改編及其引發(fā)的話題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
　　針對當前的“經典”改編熱潮，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溫儒敏教授在接受采訪時指出：“對經典解構與顛覆的傾向不可等閑視之。對權威與傳統(tǒng)的輕蔑、歪曲與褻瀆，并和商業(yè)操作結盟，導致社會‘惡搞’成風，是一種文化病象�！�
　　“紅色經典”的正確普及與改編如今確受歡迎。然而，在一項關于經典改編的調查中，有超過60%的受訪者認為，利益驅動和盲目跟風是近年來一些“經典名著改編”的主要原因。
　　名字還是那個名字，故事已非那個故事，情節(jié)亦非那個情節(jié)，更重要的是精神早已背離。“惡搞”之風愈演愈烈。從視頻到文本，從網絡到電視，從流行歌曲、熱門節(jié)目到古典名著、標志性圖像、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等，都有“惡搞”染指。
　　在商業(yè)化誘惑到處存在的背景下，如何維護好、繼承好、普及好“紅色經典”以及與之相聯(lián)系的前人的文化結晶？嚴肅的文化工作者不能沉默。
　　
　　改編不能“惡搞”，戲說不能“胡說”
　　網民胡戈制作了《一個饅頭引發(fā)的血案》，用以調侃商業(yè)娛樂片《無極》，曾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之后不久，名為《閃閃的紅星之潘冬子參賽記》和《鐵道游擊隊之青歌賽總動員》兩部短片，在網上廣為流傳。
　　與胡戈制作《一個饅頭引發(fā)的血案》調侃商業(yè)影片、娛樂大眾迥異的是，網民“胡倒戈”所制作的《閃閃的紅星之潘冬子參賽記》，調侃的對象是公認的英雄人物，改編的著作是公認的“紅色經典”影片。
　　在《參賽記》中，小英雄潘冬子變成了一個整日做明星夢希望掙大錢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親變成了“地產大鱷”，而潘冬子的母親則一心想參加“非常6＋1”。整部片子，甚至還夾雜一些不健康的對白。
　　實際上，對“紅色經典”影片的“惡搞”和對英雄人物形象的“顛覆”早已有之。譬如被改編的一部作品中，楊子榮變成了一身江湖氣的伙夫；紅色娘子軍的故事被改編拍攝時曾宣稱是一部“青春偶像劇”，吳瓊花與洪常青之間的情感糾葛成為主要賣點。
　　針對這些現象，溫儒敏教授表示：“對民族文化經典的拆解、拼貼、戲說或者改寫，使之平面化、商品化，消解了其原本的意義深度，張揚了感官刺激和情緒宣泄。顛覆經典者在冒犯常規(guī)、調侃正經、褻瀆傳統(tǒng)，希望由此獲得一時快感，往往不過是‘憤青’泄憤，網民玩樂，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傳媒正好乘機而入，吹捧炒作，于是顛覆或者‘惡搞’經典的風氣就釀成了文化領域的沙塵暴，越刮越兇。”
　　改編不能“惡搞”，戲說不能“胡說”。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余開亮博士表示，“紅色經典”是一種伴隨中國革命而產生的獨特文學樣式，它具有特有的文化背景、敘事方式和社會功能�！凹t色”和“經典”的雙重特點使得她具有獨特的地位。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對“紅色”和“經典”的解構與顛覆不能聽之任之。
　　
　　“惡搞”之風可能摧毀人們的歷史記憶
　　如果說，對“紅色經典”中人物的戲說只是可能“顛覆”英雄的歷史形象的話，那么，對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跡進行肆意“惡搞”，甚至毫無根據地“否定”，則可能徹底摧毀人們的歷史記憶，顛覆社會的基本價值準則。
　　經過當年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老兵們的情景回憶和細節(jié)描述，董存瑞舉著炸藥包炸橋的事跡不容置疑，然而一些人還要“胡說”和“惡搞”。不久前，某雜志發(fā)表了一篇題為《〈董存瑞〉：“真實”創(chuàng)造的典型》的訪問記，居然寫道：“在事實中，董存瑞死后并沒有立即被評為烈士，僅僅是通知家人他犧牲了。更重要的是，沒有誰親眼看見他托起炸藥包的情景，這完全是事后根據一些蛛絲馬跡推測出來的。當時董存瑞沒有帶架子，橋肚上也不能放炸藥。戰(zhàn)斗結束后，從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婦為他做的襪底來，于是軍事專家就認為董存瑞極有可能是舉著炸藥包炸橋的”，云云。
　　我們對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詞必須進行駁斥。同時，更應反思出現這股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惡搞”之風的社會原因。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溫儒敏教授不無憂慮地表示，對民族文化經典做深入淺出的闡釋和傳播，是非常有必要的，但這不應該以歪曲或者調侃、拆解經典作為代價。
　　“‘惡搞’成風影響文化生態(tài)，顛覆社會的基本價值準則。當今許多正直的人抱怨風氣不好，物質上雖然富足了，可是整個生活品質還應當提高，不能任虛無、玩世、粗鄙的空氣彌漫周遭。那些肆意顛覆和解構經典的垃圾出版物和傳媒作品，在造成社會生活粗鄙化方面難辭其咎�！毖约按颂�，溫儒敏教授臉色凝重。
　　
　　改編“紅色經典”須帶有感情和理性
　　“紅色經典”，是圍繞著革命歷史創(chuàng)作、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些優(yōu)秀作品。它能在革命歷史時期經過廣大群眾的鑒賞與檢驗脫穎而出，這本身就說明了它豐富的精神底蘊。
　　但紅色經典作為一種歷史的坐標，總會帶有特殊時代的烙印，總會與現實有一種距離感，甚至還會包含一些與現代不盡相同的精神成分。隨著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考慮到今天觀眾的欣賞習慣，對紅色經典進行適當的“改編”，甚至進行大膽全新的演繹，也就具備了現實的可能。
　　溫儒敏教授表示，包括優(yōu)秀革命歷史創(chuàng)作題材在內的民族文化經典并非一成不變，它的含義可能始終在“流動”，不同時代，人們對經典的理解和闡釋會有變化。我們需要經典，是因為經典積淀了人類的智慧，可以不斷啟示人們對文化價值的理解。正因為經典能不斷注入不同時代人們的闡釋，所以能成為寄植民族精神的某種象征。沒有自己經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經典，人們才更感覺到文化的存在與分量。有一個說法:英國人寧愿失去英倫三島，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亞。這是極而言之。它說明，經典作為一種文化積淀物對于民族精神建構的重要性。
　　“紅色經典”允不允許改編？答案無疑是肯定的。事實上，許多優(yōu)秀革命題材作品正是經過改編才能延續(xù)其生命。問題的關鍵是究竟該如何改編，怎樣才能實現主流文化認可與觀眾認同之間的“雙贏”。
　　“紅色經典凝聚著革命時期的特殊情感，包含著珍貴的歷史記憶，已經積淀為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改編者有責任敬畏這種情感、尊重這種記憶、保護這種財富�！庇嚅_亮博士強調。
　　他繼而表示，在改編“紅色經典”中過多運用“戲說”、“顛覆”等方式，對于主流文化和觀眾來說是難以讓人接受的。主流文化本來是要借助“紅色經典”來重建革命的文化傳統(tǒng)，但過分的煽情乃至對英雄人物的“惡搞”，便與主流文化背道而馳了。目前，觀眾對“紅色經典”的注重不是煽情而是珍惜、懷舊，而目前的一些“紅色經典”改編還無法把人們的這種心理很好地敘述出來。這就導致了觀眾對“惡搞”的“紅色經典”極為不滿。被“惡搞”過的“紅色經典”在主流文化和觀眾那里都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對兩頭都是破壞。
　　“我們接受經典，既要有感情，還要有理性，對經典的某些不適合時代要求的部分，當然可以采取客觀的態(tài)度�，F在那種隨意顛覆甚至‘惡搞’經典的做法，我看就根本沒有這種感情和理性。所以對經典是珍惜、尊重，還是功利的消費、利用甚至褻瀆，既是檢驗改編者價值立場的重要標尺，同時也是改編的邊界所在�！睖厝迕艚淌谠诮邮苡浾卟稍L時最后強調。
　　（8月10日《光明日報》，作者為該報記者）
　　
　　【時評】我們有責任捍衛(wèi)經典
　　鐘一葦
　　
　　當曾經令人心潮澎湃的紅色經典被人肆意篡改成庸俗不堪的荒誕故事時，我們驚愕、憤怒，因為在一些神圣的東西遭人褻瀆時，我們無法保持平靜，無動于衷。無論這樣的褻瀆是出于娛樂心態(tài)，還是源于商業(yè)圖謀，它都對我們的情感和信仰造成了傷害。這是每一位富有責任感的公民所難以忍受的。
　　紅色經典是某一歷史時期文藝家們藝術創(chuàng)作的定格，但并非一成不變，不容改編。每一代人都有權利結合自身的境遇，對經典作品給出自己的理解和闡釋。然而，重新闡釋并不能天馬行空，極盡一切惡意嘲弄與顛覆之能事，而必須保持一定的底線，必須對基本的歷史事實負責。在瞬息萬變的網絡時代，現代技術賦予了人們前所未有的發(fā)揮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自由和能量。很多人藉此也為人們貢獻出了許許多多富于情趣和生命力的作品。但是，技術的先進和創(chuàng)作空間的擴展，并不能免除創(chuàng)作者對歷史與事實、對前人與公眾所擔當的責任，相反，更多的創(chuàng)作自由意味著更大的社會責任。沒有責任的自由只能帶來骯臟不堪的肆意妄為。
　　紅色經典在變化之中存有永恒的成分，即一個社會所尊崇的基本道德價值：高尚、忠誠、誠信、仁愛、團結……正是這些經久不變的價值理念，將我們的社會緊緊綰合起來，為整個社會秩序奠定了道德基礎。而某些所謂獨樹一幟的解構作品，把對基本道德價值的蔑視和挑戰(zhàn)當作“時尚”、“前衛(wèi)”或“個性”，貌似勇敢的創(chuàng)新，實則是思想貧乏、道德滑坡的表現。惡搞者既缺乏令人震撼的創(chuàng)造力，又沒有追求、堅守崇高道德的品性修養(yǎng)，只會從經典中尋找嘩眾取寵的噱頭，實在是可憐而又可悲的。
　　不論世事如何變遷，我們始終有責任保持對歷史的尊重和對道德價值的堅守。捍衛(wèi)經典就是捍衛(wèi)我們最珍貴的東西。（鐘一葦）
　　（8月10日《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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