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負一命的藥家鑫被執(zhí)行死刑，身負二命的李昌奎被改判死緩，輿論表示質(zhì)疑。 　　 　　云南昭通男子李昌奎殘忍奸殺了19歲的同村少女王家飛后，又將她3歲的弟弟倒提摔死。昭通中院一審判李昌奎死刑，云南省高院二審因“具有自首情節(jié)，認罪、悔罪態(tài)度好，積極賠償受害人家屬經(jīng)濟損失”等情節(jié)改判死緩，引起軒然大波。
　　更多的網(wǎng)民，紛紛把此案與前不久剛剛執(zhí)行死刑的藥家鑫案相提并論�！吧碡撘幻�的藥家鑫都死了，身負二命，還犯強奸罪，手段更加惡劣的李昌奎竟免死？司法的公信力何在？”
　　改判讓受害人家屬非常震驚，聯(lián)名本村200多名村民向省高院提起申訴。
　　近日，云南省高院就該案組織媒體通氣會，云南省高院副院長趙建生解釋，故意殺人案件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故意殺人，針對不特定對象，社會危害性極大；另一種是由于民間矛盾、婚姻家庭或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故意殺人，針對特定對象，社會危害性相對小一些。李昌奎案中，被告人和受害人兩家在同一個村，李昌奎還給王家飛提過親，因為兩家發(fā)生糾紛，李昌奎才從外地趕回并實施了犯罪。因此，案件屬于第二種類型。最高法院要求，對該種類型案件，適用死刑要十分慎重。這是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這與我國傳統(tǒng)“殺人償命”理念有著一定的差異。
　　本刊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來探討處于輿論漩渦中的李昌奎案改判依據(jù)。
　　
　　問：您認同云南省高院的終審改判嗎？
　　
　　朱占平（陜西嘉瑞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我不認同云南省高院的終審判決，這個判決于法無據(jù)，于理不通。不僅受害人家屬不能接受，公眾也不能接受，輿論嘩然、網(wǎng)絡嘩然就是證明。
　　周洪波（國家檢察官學院教授）：云南省高院的改判沒有違反法律，但不合法理，也不符合我國當前的死刑政策。自從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后，對待死刑案件體現(xiàn)了“寬”的精神。但是，“寬”不是“寬大無邊”，得有理論、政策上的依據(jù)。
　　
　　問：我們關注此案，不是想點燃公眾怒火，以公眾狂歡的方式來殺死我們的同類。以案說案，從目前披露的事實看，依當前的法律，李昌奎究竟該不該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
　　
　　朱占平：就本案而言，幾乎沒有什么可以對兇手不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情節(jié)和條件，除非國家在一夜間突然宣布廢除死刑。此外，如果受害人家屬原諒，要求留下被告人的性命，可另當別論，但事實顯然恰恰相反，受害人家屬堅決要求判其死刑。
　　周洪波：刑法對故意殺人罪法定刑的規(guī)定是從重到輕。即首選是死刑，這在刑法中是很特別的。所以，故意殺人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如果沒有從寬處罰的情節(jié)，一般是要判處死刑的。至于是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還是死緩，首先取決于行為的社會危害大小，其次是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如果致一人死亡，手段不殘忍，判死緩的空間大。當然，如果致二人以上死亡，則判處死緩的空間就很小，除非具有法定應當從寬處罰情節(jié)。
　　從披露的事實看，依當前的法律，李昌奎應該被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李昌奎雖有自首情節(jié)，但自首并不屬于法定應當從寬處罰情節(jié)。與其極其嚴重的罪行相比，應當選擇不予從寬。
　　
　　問：據(jù)報道，2009年5月16日血案發(fā)生，李昌奎逃離現(xiàn)場，巧家縣公安局迅速向全國發(fā)出通緝，4天后，李昌奎向派出所投案。在逃期間投案，也屬于自首嗎？司法實踐中，自首情節(jié)對法官量刑有多大影響？
　　
　　朱占平：在逃期間主動投案，也屬于自首。
　　司法實踐中，有自首情節(jié)的，在量刑時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但是在適用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案件中，只有在殺與不殺之間猶豫不定，左右徘徊，才可以考慮自首情節(jié)。一旦達到“罪行極其嚴重”，單靠自首情節(jié)是不足以挽留罪犯生命的。
　　我國對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前提是必須達到“罪行極其嚴重”，這就是一個“度”。只要達到了這個“度”，就可以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有自首或者立功等情節(jié)的，可以考慮緩期兩年執(zhí)行。但是，如果超過或者嚴重超過這個“度”，自首和一般的立功情節(jié)就可以忽略不計了，因為這些情節(jié)顯然不能和他的罪惡同日而語。藥家鑫和李昌奎的行為都已經(jīng)嚴重地超過了這個“度”，所以，無論他們的自首是否成立，都不影響給他們科以最重的刑罰。
　　周洪波：根據(jù)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緝、追捕過程中，主動投案的屬于自首。自首屬于法定從寬處罰情節(jié)，法官量刑時必須考慮。自首并不意味著犯罪人悔罪，也不體現(xiàn)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降低，因此，自首并不必然影響量刑。
　　
　　問：藥家鑫案子和李昌奎案子，都有自首情節(jié)，但是身負二命的李昌奎免死，而身負一命的藥家鑫卻執(zhí)行了死刑，是死刑量刑標準不統(tǒng)一還是法官自由裁量權差異造成的？
　　
　　周洪波：死刑量刑標準不可能很具體，這給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權。藥家鑫案子和李昌奎案子判決不同以及李昌奎案子一二審判決的不同，都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結果。
　　
　　問：在實踐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究竟有多大？
　　
　　周洪波：從刑法規(guī)定量刑幅度來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確實很大。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不可能不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如果法官素質(zhì)不高，賦予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確實會破壞法制統(tǒng)一。因此，最高法院出臺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檢察院也在搞量刑建議。上級法院的指導、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jiān)督以及社會輿論的監(jiān)督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都會產(chǎn)生一定的制約。
　　
　　問：一個案子的判決結果，如果引起巨大民憤或很大爭議，是否說明這個判決結果是不合乎情理或不合法的？
　　
　　周洪波：一個案子的判決結果引起巨大民憤或很大爭議，法官（法院）應該考慮這個判決結果是否合乎情理或是否合法。當然，也應該正確看待“民憤”，這里的“民憤”是否就是民意的表達。網(wǎng)絡的發(fā)達與不規(guī)范，也會出現(xiàn)虛假的“民憤”。對于法官來說，如果判決公正合法，就要做好釋法說理工作；如果判決不合法，就要及時糾正。
　　
　　問：司法的公信力在哪里？
　　
　　
　　朱占平：司法的公信力是靠司法機構個案積累逐步形成的。老百姓對司法的直觀感受就是通過具體案子得到的，案子客觀公正，司法公信力自然形成。如果經(jīng)常有冤假錯案，那么司法公信力就必然喪失。我們當然不能要求法官判案百分之百正確，法官也有辦錯案的時候，問題是發(fā)現(xiàn)錯案以后怎么辦？是將錯就錯，一錯到底，還是勇于承認，有錯必糾？堅持錯誤，公信力必然下降；糾正錯誤，公信力自然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培育公信力需要漫長的時間，辛勤的積累。而摧毀公信力卻只需要幾個典型錯案，頃刻間完成。
　　周洪波：司法的公信力在于判決的公正合法，在于對法律不折不扣地執(zhí)行。作為法官，首先要依法斷案，其次在法律賦予的自由裁量權內(nèi)要憑良知判案。良好的法律素養(yǎng)是法官維護司法公信力的根本保證。當然，良好的法律素養(yǎng)不僅要求法官精通法律，更不能徇私枉法，一定要拋棄個人偏見。
　　
　　問：案件最終判決結果差異巨大的現(xiàn)象，在法治發(fā)達國家，情況怎么樣？
　　
　　周洪波：在任何國家，同樣的案子由不同法官審理都可能出現(xiàn)不同的結果。當然，對于事實沒有爭議的案子，最終判決結果不會差異很大。不過，這同樣取決于這個國家的法治環(huán)境和法官的素質(zhì)。
　　
　　問：這個由云南省高院作出的免死改判，能不能看成是對廢除死刑的個案突破？
　　
　　朱占平：我不認為云南高院的改判是對廢除死刑的個案突破。在國家沒有從整體上廢除死刑之前，任何人、任何機構都不可以在局部或者個案上廢除死刑。我本人追求死刑的最終廢除，但是在死刑沒有廢除前，我堅決反對選擇性地廢除死刑。只要死刑這個刑種還存在著，對李昌奎這樣的犯罪行為適用死刑就是理所當然的。即使有一天死刑真的廢除了，那么對他也應該處以最嚴厲的自由刑。
　　周洪波：不能這樣看。從大趨勢來看，廢除死刑是潮流。我國雖然保留死刑，但一直堅持少殺慎殺。既然保留死刑，死刑政策就要貫徹到每一死刑案件中，不能因案而異，這是最基本的公正。
　　
　　問：李昌奎案子改判，引起軒然大波，有哪些值得反思的？
　　
　　朱占平：我國死刑的規(guī)定不科學、不精確。藥家鑫殺了一個人，死刑。邱興華殺了十個，還是死刑。我們經(jīng)�？吹絿�外有判處三百年、五百年徒刑的，認為那是開法律的玩笑，誰能活那么久��？殊不知那正是經(jīng)過精確計算才得出的結論，比起那種籠統(tǒng)的一殺了之要科學很多。
　　周洪波：我國現(xiàn)行的死刑制度，存在著許多“彈性”和“模糊”之處。比如，“可殺可不殺的，堅決不殺”。究竟什么是“可殺可不殺”，什么又叫“非殺不可”，一直以來并沒有非常具體的可操作性規(guī)范。立法機關應該細化死刑量刑標準，使惡性刑案的司法裁決變得更加明確、統(tǒng)一和規(guī)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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