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伊始，人們不由又想起溫家寶總理去年初的承諾: 在他接下來3年的任期里, 將把主要精力放在促進公平分配上。誠然，改變分配狀況需要很長時間，但是，要改變分配不公的現狀已經是中國政治生活的刻不容緩的重要主題。
　　經濟學家主要用基尼系數來衡量一個國家的貧富差距。和其他來自中國的數字一樣,中國的基尼系數有多個版本。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叢亞平和李長久的報告認為,中國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一篇文章中說,這個數字是0.47。不管哪個數字,都顯示中國的貧富分化已經到了危險的邊緣。
　　
　　什么驅使著差距不斷上升?
　　經濟總量的急劇膨脹往往帶來收入差距拉大和貧富分化, 類似的情景在幾乎所有經歷過快速增長的國家的歷史上都發(fā)生過, 人們處置的方法不同, 結果也不同。有一些國家成了當今世界上的“成功國家”, 另一些要么墜入了動蕩不寧的泥淖, 要么重新回到了貧困的深淵。導致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都關系到中國最深層次的問題, 改革將考驗政府的意愿、勇氣和能力。
　　要縮小收入差距,有些人認為,關鍵是提高中國工人——尤其是制造業(yè)工人的工資。也有人認為,政府掌握了過多的財富,是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的關鍵。第一次分配,也就是工資收入,在過去的10年里,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通常認為這和中國勞動力供應的形勢有關: 需要就業(yè)的人太多了,工資就難以上漲。但最近,經濟學界開始有人從另一個角度解釋這個問題: 政府過于傾向于資方,工會沒有為工人爭取應有的權利,人為地壓制了工人的有組織抗爭，其后果是壓制了工資上漲的可能。這種情形正在逐漸被工潮所改變。
　　第二次分配指的是政府在社會保障、教育和醫(yī)療方面的支出。和中國急劇增加的財政收入相比(連續(xù)多年的兩位數增長之后,財政收入2010年已達到8萬億,僅次于美國政府的收入),民生方面的開支上升得很慢。 財政收支既關系到第一次分配,也關系到第二次分配。因為政府的所有收入都來自社會,財政收入一元錢, 企業(yè)和個人就要失去一元錢。政府收入多了, 個人和企業(yè)收入就少了。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在多數國家,勞動收入占GDP 60%左右, 而中國只占到42%多一點；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多數國家用于醫(yī)療、社會保障、教育和就業(yè)服務的開支要占財政支出一半以上,但中國這方面的開支僅占財政開支的28.8%。中國政府的錢主要花在固定資產投資和自身消耗上了。
　　另外，城鄉(xiāng)分割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在美國麻省斯隆商學院教授黃亞生給我發(fā)來的一份材料中,揭示了一項農民工調查：從2000年開始,中國開始急劇地城市化，把2.3億農民變成農民工。這個過程本身增加了國民收入 ,農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收入是在老家相同條件下打工收入的2-3倍。但這卻沒有拉升中國的消費。這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家庭更注重儲蓄而不是消費。城市化帶來的增長之所以沒有在消費行為中體現出來,,是因為公共服務的欠缺抵消了這種增長。而中國的公共服務是和戶籍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公共服務和戶籍聯(lián)系在一起,人口史專家葛劍雄說,意味著農民工雖然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不能享受與本地市民一樣的醫(yī)療、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yè)機會。城市和農村的一個主要區(qū)別在于人口密度高,消費需求集中,能夠減少交易成本,有利于發(fā)展服務業(yè)。這種經濟上的規(guī)模效應是近代以來全球性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城市化往往會帶來消費上升,但中國卻例外。農民工雖然在城市里生活,主要消費卻發(fā)生在農村。如果農民工子女能夠和有城市戶口的孩子一樣,進入收費低廉而資質更好的公立學校讀書,農民工的收入就能夠得到顯著的提高。實際上,復旦大學教授陸銘認為,這是中國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誰能進入高收入行業(yè)?
　　以對基尼系數的貢獻論,唯一能夠和戶籍制度相比的是行業(yè)收入差距。少數行業(yè)的收入遠遠高于其他行業(yè),這是導致城鎮(zhèn)居民內部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主要原因。根據復旦大學陳釗教授的一項研究,1988年,行業(yè)收入差距對整體收入差距的貢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到了2002年,行業(yè)間不平等已經成為僅次于地區(qū)間差距這一因素之外的,導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第二重要的因素。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交通、運輸、郵電、通訊業(yè)”和“金融、保險業(yè)”這兩大行業(yè)相對于其他行業(yè)來說收入越來越高,“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給業(yè)”的收入也迅速和其他行業(yè)收入拉開差距。后三個行業(yè)的高收入是行業(yè)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
　　有一些行業(yè)收入較高是因為需要特殊的技能,比如軟件業(yè)和計算機服務業(yè)。但中國的高收入行業(yè)的普遍特征是行政壟斷。復旦大學教授陸銘說,行業(yè)收入差距拉大“主要是由一些具有國有壟斷性質的行業(yè)引起的”。 對公用事業(yè)、郵電、通訊等沒有受到市場化沖擊的壟斷盈利部門來說,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對它們影響不大。而金融、電信等部門則積累了大量的利潤,其中一部分就體現為這些行業(yè)內員工收入的快速增長。在經濟學上,壟斷并不必然導致行業(yè)工資過高。只要勞動力能夠在所有企業(yè)之間自由流動,人的競爭會導致行業(yè)收入趨向于均等化。也就是說,即使老板之間的競爭不可能,只要員工之間能夠自由競爭,壟斷并不會持續(xù)拉大收入差距。
　　但中國的另一項有趣的研究表明,進入高收入的壟斷行業(yè)，在里面做員工與在這個行業(yè)做老板一樣困難。教育、經驗固然重要,但關鍵是父輩的政治和社會地位,以及他們擁有的社會關系網絡。比如說,量化研究顯示,父親受教育年限和黨員身份,對于子女進入高收入行業(yè)都有重要作用。但在東部地區(qū),父親的黨員身份更重要——其作用相當于給父親增加了近10年的教育。 和一般人想象的情形相反,他們的研究表明,越是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父輩的社會關系和當地戶口對能否進入高收入行業(yè)的影響越大。行政壟斷在行業(yè)準入上、也在分配上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盡管壟斷國企都聲稱自己對國家的貢獻不可替代,但事實并非如此。壟斷國企提供的絕大多數產品和服務,同樣可以由民營企業(yè)提供。
　　
　　我們錯過了許多機會？
　　緩解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最好的辦法是改革戶籍制度,取消行政壟斷,讓企業(yè)和人員進行自由競爭。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供給制和人身管制的產物,在今天已經顯得不公平和過時,并且成了中國繼續(xù)發(fā)展的障礙。但中國政府并沒有下定決心取消戶籍制度,主要原因是擔心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脆弱的公共服務將不堪重負。
　　中國城市養(yǎng)老金賬戶的虧空已經達到了1.3萬億(有人認為還不止這個數字),醫(yī)療體系因為“看病難、看病貴”飽受詬病、教育投資不足,還有數以百萬計的高校畢業(yè)生就業(yè)困難。 如果4萬億不是去做投資,而是用于取消戶籍制度,情況會怎么樣? 黃亞生覺得,那樣做可能更有利于中國經濟的未來�！�4萬億’提供了一個大規(guī)模投資的借口,我們看到了更多的強制拆遷。這是在以一部分人的收入降低為代價來發(fā)展城市化,不是刺激消費,而是在降低消費。如果不選擇這種方式,而是讓農民工在城市里定居下來,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唯一的不同只是GDP增長會慢一些。
　　黃亞生說，“這在我看來沒什么不好”, “如果關鍵的居民收入沒有相應增加,GDP增速太高實際上是在補貼美國�！睂π姓�壟斷,2008年開始實施的《反壟斷法》對此不置一詞。而作為經濟刺激計劃的配套政策,鼓勵民營經濟發(fā)展的文件上有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壟斷行業(yè)的說法,但缺乏可操作性。行政壟斷顯然會在政治上產生效果。大型國有企業(yè)控制了中國經濟的命脈。因此,掌管這些企業(yè)的高級干部必須服從組織人事部門的安排,另一方面,為了保證國企的市場取向,又必須對這些高管的市場績效進行考核。壟斷行業(yè)的高收入是這種情形的必然后果。這使得縮小收入差距變得越來越困難。上世紀1980年代中國的金融改革是傾向于農村、個體企業(yè)和民營經濟的,到了199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政策取向由扶助個體私有制轉向扶持國有經濟。以個體企業(yè)為主導和國有企業(yè)為主導的經濟模式的主要區(qū)別不在于產值的增長,而在于真正獲利的是哪些人。
　　許多人都知道，中國是最嚴重的收入不均的國家之一。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上世紀1980年代,中國的貧富差別縮小了很多,到1990年代卻急劇惡化。黃亞生認為，這和兩個時期不同的發(fā)展模式有關。中國本來有機會讓工業(yè)分布在農村,提高農民的收入,同時讓更多人在城市生活,以促進服務業(yè)的發(fā)展。而不是像現在這樣，2億以上的人口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奔波,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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