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3日下午，耶魯大學政治學系約翰·羅默教授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致福軒發(fā)表了題為“全球變暖背景下的分配倫理”的演講。該演講基于約翰·羅默教授與Joaquim Silvestre以及 Humberto Llavador合作的同名論文。以下是演講的主要內容：

　　全球變暖的威脅

　　由溫室氣體排放導致的全球變暖正成為對人類生存的巨大威脅。如果全球氣溫上升5攝氏度，風暴及干旱等極端天氣的出現(xiàn)概率會急劇增加，海平面將上升10米，全球將有一半物種可能面臨滅絕。全球氣溫由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存量決定。將所有溫室氣體折算成二氧化碳后，當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相當于430ppm（即430份/每百萬份）。如果折算后的二氧化碳濃度被穩(wěn)定在450ppm左右，則全球氣溫將在90%的置信水平上升高1至3.8攝氏度。

　　在過去400年間，二氧化碳濃度經歷過很大的震蕩，但在最近50年以來呈現(xiàn)急劇上升的趨勢。如果我們繼續(xù)對溫室氣體排放置之不理，在本世紀末大氣中折算的二氧化碳濃度將達到750ppm，全球氣溫將在90%的置信水平上升高2.2至6攝氏度。這將對地球上的生命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由于全球變暖將會影響在地球上生存的每一代人，它是一種公害（Public Bad）。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協(xié)調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如何衡量當代人和后代人在整個社會福利中的地位？什么是全球變暖背景下的代價分配倫理？

　　帶貼現(xiàn)的功利主義之謬誤

　　下面我想討論一些經濟學家對跨期分配倫理的研究。假設第t期生活著的一代人的效用依賴于他們擁有的“福利來源”（amenities），如消費、閑暇、健康、教育、環(huán)境等，而總的社會福利是各代人效用的一個函數(shù)。在福利來源的可行集合下最大化社會福利函數(shù)，就能得到社會最優(yōu)的跨期分配方案。顯而易見，社會最優(yōu)的跨期分配取決于社會福利函數(shù)的具體形式。例如，功利主義的社會福利函數(shù)將總的社會福利設定為各期福利之和。這種社會福利函數(shù)給予了各代人同樣的權重，但完全不考慮福利分配是否平等的倫理后果。

　　經濟學中最常用的社會福利函數(shù)形式表現(xiàn)為帶貼現(xiàn)的功利主義(Discounted Unitarianism)，即Ramsey在1928年的著名論文中提出的效用函數(shù)形式。這種社會福利函數(shù)將總社會福利表示為第t期效用乘折算因子的t次方后貼現(xiàn)到當期的和，越遠期的效用在總社會福利中的權重越少。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各種對帶貼現(xiàn)的功利主義的辯護。我將一一批駁這些觀點，證明利用帶貼現(xiàn)的功利主義來衡量社會福利是有問題的。

　　使用帶貼現(xiàn)的功利主義的第一類理由是：當代人對總社會福利的形式具有決定權。這一類辯護又分為兩種。一種辯護是，假設存在一個具有無限期生命的消費者，則他的效用取決于他在各期的效用的加總。由于這個消費者對未來的消費“不耐煩”，他會將未來的效用折算之后加入總效用。因此，最大化帶貼現(xiàn)的功利主義的社會福利函數(shù)就相當于最大化一個無限期生命的個體的效用。第二種辯護是，假設每個成年人都有一個子女，并將子女的效用經過折算后列入自己的效用函數(shù)。于是，當代人的效用為他在當期的效用加上第二代人的效用乘以折算因子。同樣的，第二代人的效用為他在第二期的效用加上第三代人的效用乘以折算因子。依此類推，就可以得到當代人的效用為每一代人效用經過貼現(xiàn)后的加權和。這兩種辯護在倫理上都不成立。對后代效用的倫理考量，應該建立在當代人的不耐煩程度或利他程度的基礎上嗎？當然不。我們的后代理應有獨立的要求福利的權利。對后代人效用的倫理地位的考慮，不應該取決于當代人對后代人的態(tài)度。

　　第二類辯護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之上：我們的后代存在與否是不確定的。假設一個社會福利的評估者使用功利主義的社會福利函數(shù)，并且具有馮諾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數(shù)，則他應該通過最大化期望效用來最大化社會福利。假設每一代人滅絕這一事件的發(fā)生是獨立同分布的，其概率為p，則第t代人成為最后一代人的概率為p的t次方乘以(1-p)/p。于是，社會福利評估者的期望效用函數(shù)表現(xiàn)為帶貼現(xiàn)的功利主義。這種辯護與第一類辯護的區(qū)別在于貼現(xiàn)因子并不取決于當代人的主觀偏好，而是外生給定的。我認為這個辯護是前后一致、符合邏輯的，然而它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下：社會福利評估者采用功利主義的倫理標準。我不欣賞這個倫理標準，因為正如上文提到的，功利主義只考慮效用的綜合而不考慮效用在各代人之間的分配，因而不是一個好的倫理標準。自從羅爾斯之后，政治哲學家已經拋棄了功利主義。

　　第三類辯護是公理化的。它們假設一個好的社會福利函數(shù)應該滿足一些公理，進而推導出社會福利函數(shù)應滿足的性質。Koopman在1960年的論文是這一類研究的先驅。這里介紹Diamond(1965)的結果。假設在某個社會福利函數(shù)下，對于任何一個跨期分配，當把后期的分配轉移到前期時，社會福利總是增加，則稱這個社會福利函數(shù)具有“社會不耐煩”的性質。顯然，“社會不耐煩”性質是采取帶貼現(xiàn)的功利主義的原因。Diamond提出了三條公理：“完全性”、“單調性”與“連續(xù)性”�！巴耆�性”指一個社會福利函數(shù)能夠比較任何兩個無限期社會跨期分配�！皢握{性”指如果一個跨期分配在每一期的分配都至少等于另一個跨期分配，而在某一期的分配嚴格大于另一個跨期分配在該期的分配的話，這個跨期分配就嚴格優(yōu)于另一個跨期分配�！斑B續(xù)性”指如果一個跨期分配的序列都至少優(yōu)于另一個跨期分配的話，這個跨期分配序列的極限也會至少優(yōu)于另一個跨期分配，即社會福利函數(shù)不會給出“跳躍”的排序。

　　Diamond證明，一個同時滿足完全性、單調性和連續(xù)性的社會福利函數(shù)，一定具有“社會不耐煩”的性質。我不認為這一類辯護非常有力，因為用來引出“社會不耐煩”的公理假設過強。為了使社會福利函數(shù)滿足這樣的公理，一些最常用的社會福利函數(shù)被排除了。例如，功利主義被排除了，因為它不滿足完全性。很多跨期分配按照功利主義計算得到的社會福利都是無窮大，無法根據(jù)功利主義比較它們的優(yōu)劣。再如，羅爾斯的“最大化最小”社會福利函數(shù)不滿足單調性，而字典排序的社會福利函數(shù)不滿足連續(xù)性。那么，我們應該拋棄什么公理假設呢？我認為，最不令人信服的，是“完全性”假設。這是因為我們永遠也不會有一個完全的倫理理論。

　　很多經濟學家使用了跨期的功利主義作為對氣候變暖的福利分析的基礎，而且他們中的大部分使用了第一類理由來為自己辯護。我認為他們的分析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他們是宏觀經濟學家！他們不理解基礎問題。Dasgupta作為一位略通哲學的經濟學家在2005年指出，帶貼現(xiàn)的功利主義并沒有倫理基礎，但能夠在技術上幫助建模，因此值得采納。這完全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視角。它讓我想起了一個著名的笑話：夜晚，一個醉漢丟了一枚鉆石戒指，于是趴在路燈下四處尋找。一名警察走過來問他：“你丟了什么？”

　　“我在找戒指�！弊頋h說�！敖渲冈谶@里掉的嗎？”“不是，應該是掉在后面的草地上�！薄澳菫槭裁丛谶@里找？”“因為這里比較亮�！�

　　帶貼現(xiàn)的跨期功利主義的一些實例

　　Nordhaus（2008）通過從經濟數(shù)據(jù)中得到利率、折舊、增長率和估計人們的相對風險規(guī)避系數(shù)，從Ramsey等式中計算得到貼現(xiàn)率。Nordhaus估計的貼現(xiàn)率為0.015，這意味著100年后的后代的效用在社會福利函數(shù)中的權重是當代人的23%。Weizman(2007)估計的貼現(xiàn)率為0.02，這意味著100年后的后代的權重是當代人的13.8%。這些研究都給予了我們的后代的效用過低的權重。

　　有趣的是，Ramsey在1928年寫道“有一點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我們沒有令未來的效用經過貼現(xiàn)后才相當于當前效用，因為這種做法在倫理學上是無法辯護的，它僅僅由于想象力的匱乏而產生；
然而，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們將引入一個貼現(xiàn)因子�！盧amsey非常清楚引入貼現(xiàn)因子在倫理學上是不成立的。折現(xiàn)因子的引入是為了求解無限期的最優(yōu)化問題。因此，在Ramsey模型中估算的貼現(xiàn)因子反映的是人們的跨期偏好，而不是應該作為倫理依據(jù)的福利貼現(xiàn)。使用帶貼現(xiàn)的功利主義作倫理分析，源于經濟學家在倫理問題上的無意識和在建模上的懶惰。

　　在使用帶貼現(xiàn)的功利主義模型的經濟學家中，只有Stern(2007)采用了第二種理由來辯護。Stern估計人類在每一年毀滅的概率大約為0.001（我個人覺得這個概率太高了），因此100年后的后代的效用在社會福利中的權重是當代人的90%。這個權重遠遠高于Nordhaus和Weizman計算的權重。就此問題，Stern和Nordhaus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曾經展開一場爭論。然而，他們的討論局限在貼現(xiàn)因子的大小，并沒有觸到問題的核心。Stern的方法也是有問題的，因為他的分析同樣是功利主義的，不考慮福利分配的平等在倫理上的重要性。

　　全球變暖背景下的分配倫理分析

　　下面介紹我們的模型。我們采用的社會福利函數(shù)關注“可持續(xù)性”。它是一個羅爾斯社會福利函數(shù)：總的社會福利等于每代人效用的最小值。每代人的效用取決于四種福利來源：消費、受教育者的閑暇（假設受教育程度越高，閑暇價值越高）、人類知識存量、環(huán)境質量。在我們的模型中，產品由資本存量和投入生產的勞動決定，受教育程度由投入教育的勞動決定，知識由資本存量和投入研究的勞動決定，環(huán)境由過去環(huán)境和排放決定，而排放由生產數(shù)量和知識存量決定。我們了解產量和排放以及排放和二氧化碳存量之間的關系，但我們不能確定二氧化碳存量和氣溫之間的關系。因此，在模型中，我們假設二氧化碳存量必須被控制在大約為450ppm的基礎上以保證每代人的生存，并將此作為一個約束條件。

　　我們使用美國數(shù)據(jù)來估計系數(shù)，并解出社會最優(yōu)的分配路徑。結果顯示，各代人的福利來源和效用最終趨于穩(wěn)定。穩(wěn)定的效用是2000年生活效用的1.311倍。穩(wěn)定的知識水平比當前提高了三倍。在穩(wěn)定情況下，投入教育的勞動力比例比當前減少，而投入研究的勞動力比例增加了兩倍。我們得到的溫室氣體最優(yōu)排放路徑遠遠低于Nordhaus求出的最優(yōu)排放路徑。溫室氣體存量在我們的模型中穩(wěn)定在450ppm，而在Nordhaus的分析中峰值會達到750ppm。

　　考慮到人們也許不滿足于一個沒有發(fā)展的社會，我們擴展了“可持續(xù)性”的模型，指定增長率為2%。在此情況下求解得到的社會最優(yōu)發(fā)展路徑中，第一代人的效用是2000年人生活效用的1.28倍，這相對于上一個結果的減少量非常微小。我們依然能夠得到與之前類似的結果，穩(wěn)定情況下投入研究的勞動力比例相對當前增加。不同的是，投入教育的勞動力比例也增加了。分析告訴我們，如果需要2%的增長率，并且保持環(huán)境良好，我們需要建立制度來增加在教育活動和科研活動中的勞動投入，人們應該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

　　最后，在模型中加入不確定性，即引入每一代人可能滅絕的概率。我們可以證明，在一定情況下，加入不確定性后的解與原問題的解相同。

　　總結，以及未來的研究方向

　　在倫理上求解最優(yōu)的跨期分配，需要最大化社會福利函數(shù)。我們認為，帶貼現(xiàn)的功利主義是站不住腳的。在引入了新的社會福利函數(shù)之后，我們發(fā)現(xiàn)最優(yōu)的社會分配需要社會在教育和研究上投入更多的資源。我們研究的缺陷在于僅使用了美國數(shù)據(jù)來估計相關參數(shù)。在下一步研究中，我們需要使用全球經濟的數(shù)據(jù)。我們還考慮在模型中引入兩個代表者，令他們具有不同的生產技術和資源稟賦，以模擬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互動。

　　（洪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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