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人權紀錄怎么樣？

　　不怎么樣，我一向這么認為。再來一百卷《鹿鼎記》、《康熙大帝》，再播一千集《雍正王朝》、《還珠格格》也改變不了我的印象.。當代制造帝王夢的人，再怎么妙筆生花、聲光化電高科技，都掩飾不了他們胡編亂造媚俗撈鈔票的欲望。

　　對于大清王朝的人權狀況，我的認識來自清代人記錄，當然是非官方記錄，從清初的野史筆乘到清末民初的譴責小說。《楊州十日記》、《嘉定縣乙酉紀事》，都是幸存者蘸著血淚寫的清兵入關之初屠城始末，傷心慘目驚千古�！翱登�盛世”史無前例之慘烈的“文字獄”，樁樁件件也有跡可尋�？滴醭�的莊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和方孝標《滇黔紀聞》案；
雍正朝的呂留良案、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查嗣庭試題案、謝濟世注《大學》案等；
乾隆朝的王錫侯所編字典《字貫》案……劈棺戮尸、“瓜蔓抄”式的株連、雷厲風行的查禁焚毀圖書、剖心挖肝似的刪削編纂歷代典籍，直欲箝天下億萬臣民之口。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牽連而一度入獄的著名文人方苞有一篇《獄中雜記》，以親身經(jīng)歷描寫刑部獄政的黑暗，該是十分可信的。此翁受康、雍、乾三代皇帝的青睞，曾入值南書房（皇帝的政治秘書），官至禮部右侍郎（次長）。

　　至于后來的《官場現(xiàn)形記》、《老殘游記》等描繪文武官員之暴虐，諸如殺良民當強盜以邀功、嚴刑逼供草菅民命，雖系小說家言，亦絕非丑化現(xiàn)實的惡毒虛構。正是這些歷歷如繪的事件、場景，形成了本人關于大清廷人權紀錄“不怎么樣”的印象和觀念。

　　不難想象，大清朝官方的人權報告書不會是這樣的。朝廷宣恩示德的文告不會提及這些血淋淋的事實；
頌圣如儀的文武官員、邀寵求仕的文人學士，他們上的表章、獻的歌賦自然也不會觸這種霉頭。我曾猜想，這些正面宣傳的官樣文章和承恩表忠的御用文章，一定是些空空洞洞、華而不實的套話、門面話，——他們能堂堂正正地向天下昭告什么可以核查的東西呢？

　　我的想法大謬不然。這是我讀了張之洞的《勸學篇》之后才意識到的。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即戊戌變法前兩個月，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后期主將湖廣總督張之洞著《勸學篇》二十四篇，以期既“務本以正人心”，又“務通以開風氣。”此書第二篇“曰教忠，陳述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海內(nèi)）臣民咸（都）懷忠良，以保國也�！边@個《教忠》篇雖然是以張之洞個人的名義撰寫的，但他進呈給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御覽后得到認可，朱批“持論平正通達，于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下旨頒發(fā)各省，廣為刊布，因此它可以看作是大清王朝的昭告中外的人權白皮書。

　　書曰“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于我圣清者也�！贝笄逋醭�是怎樣愛護、保護、維護億萬人民群眾利益的呢？良法善政，大清的恩情說不完，舉其最大者，仁政就有十五條之多。曰薄賦、曰寬民、曰救災、曰惠工、曰恤商、曰減貢、曰戒侈……報告書與歷朝歷代的政策相對比，言之鑿鑿，不由你對大清列祖列宗不心悅誠服。

　　以仁政之十“慎刑”為例，報告書寫道：“自暴秦以后，刑法濫酷，兩漢及隋，相去無幾，宋稍和緩，明復嚴苛。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一、無滅族之法；
二、無肉刑；
三、問刑衙門不準用非刑拷訊，犯者革黜；
四、死罪中又分情實緩決，情實中稍有一線可矜者，刑部夾簽聲明請旨，大率從輕比者居多；
五、杖一百者折實杖四十，夏日有熱，審減刑之令，又減為三十二；
六、老幼從寬；
七、孤子留養(yǎng)；
八、死罪系獄，不絕其嗣（當是指允許配偶探監(jiān)同居）；
九、軍流（充軍流放）徒犯，不過移徙遠方，非如漢法令為城旦、鬼薪（做苦役），亦不比宋代流配（大海中的）沙門島，額滿則投之大海；
十、職官婦女收贖，絕無漢輸織室、唐沒掖庭（后宮）、明發(fā)教坊（當三陪女）諸虐政�！�…”

　　這些仁政并非撰稿人張之洞向壁捏造，皆不欺不誆有根有據(jù)，“具于《大清律》一書�！贝笄逋醭癁楸Ｕ铣济竦幕�本人權，不僅制定了法律文書，嚴禁刑訊逼供之類執(zhí)法犯法行為，而且還有一系列司法、行政程序規(guī)定和行政違紀處罰條例以及官員考核獎懲規(guī)章。諸如“凡死罪，必經(jīng)三法司（主管司法行政的刑部、中央審判機關大理寺和主管糾察奏劾的御史臺）會核”，若“失入死罪（罪不應死而擬死）一人，臬司（一省司法長官）、巡撫（一省民事長官），兼管巡撫事之總督（軍民統(tǒng)管之地方首長），降一級調(diào)用，不準抵銷”；
若“失出（應死而擬輕判）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級留用，十案以上始降調(diào)，仍聲明請旨�！币簿褪钦f，寧可輕判十人，不可冤殺一個。這些都是有“歷朝圣訓”可供查閱的！

　　如此愛民的大清朝，不要說在十九世紀末，就是在二十世紀末，在二十一世紀，這世界上有多少國家的人權紀錄可堪與之媲美？

　　對天大地大不如大清朝恩情大的這般仁義德澤，“固當各抒忠愛”以報之。可是有些人不但不心懷感激，反而鼓吹邪說，拾洋人之牙慧，要效番邦之亂政，立什么“議院”，倡導什么“民權”，確實是毫無心肝！

　　怎么辦，我們是相信稗官野史民間紀錄，還是相信總督大人代朝廷撰寫的這份人權白皮書呢？答案在今天是不言自明的；
在當時恐怕也沒有幾個人相信張之洞的文稿所言是實，包括張之洞本人和光緒皇帝，否則，皇帝也不會主張變法維新了。

　　那么，結論應當是：法律文書與官方訓令這些紙面上的東西，只是一種承諾，往往是鏡花水月，若把它們當作生活現(xiàn)實，當作表白什么的證詞，不是自欺，就是欺人。

　�。ㄔ�載《金華日報》200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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