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濱:奧巴馬對華“三把火”,五角大樓“潑涼水”?
發(fā)布時間:2020-06-20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沸沸揚揚的中美艦船南海 “摩擦”事件,一度為奧巴馬執(zhí)政后相對平順的中美關系平添變數(shù)。事實上,這件由美國國防部3月9日率先曝光的摩擦事件,與奧巴馬的對華總體戰(zhàn)略不甚合拍。兩周前(2月20-22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華;
一周前(2月2日), 中美恢復了2008年10月以來中斷五個月的軍事磋商;
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即將啟程訪美。然而新任總統(tǒng)的對華“三把火”還沒燒完,五角大樓就擇機“爆料”,客觀上是在給新政府的對華政策降溫。
“武盛文衰”,漢氏獻策
五角大樓在多大程度上是在“試探”或“干擾”新任總統(tǒng)的對華政策,是一個需要探討的議題。有關美國海軍“無瑕”號測量船主演的南海事件的決策內(nèi)幕仍未公布于世。然而在美國外交、防務政策的制定、操作和理念層面,美國軍方都是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且具有相當?shù)摹白灾鳈唷。美國政治學泰斗漢廷頓在其成名作《士兵與國家》中首次提出,美國文官政府應當允許軍界在專業(yè)化的和現(xiàn)代化等領域擁有相當?shù)淖灾鳈,以換取軍方對美國國家利益和文官政府的認可和服從;
文官政府不必時時處處插手軍界事務。[1]
漢廷頓為美國的軍政關系確立的理論規(guī)范,有其歷史原因,即美國冷戰(zhàn)期間日益龐大和技術含量突飛猛進的軍事力量,已經(jīng)難以用傳統(tǒng)的方式,即文官政府以美國主流社會的自由主義理念為美軍進行“思想控制”。更加專業(yè)化、技術化的美軍勢必拓展其專業(yè)領域,而這對大都是“通才”的政界人士來說日益困難。軍方的自主管理與自我調節(jié)勢在必行。
漢廷頓的“藥方”在多大程度上理順了美國的軍政關系,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至少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和理想目標。在此前后,美國軍政關系中軍人抗命和犯上的例子屢見不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當年麥克阿瑟將軍坐鎮(zhèn)日本,在朝鮮戰(zhàn)爭初期我行我素,使美軍遭受重大損失,并對杜魯門總統(tǒng)不屑一顧,大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勢,迫使杜魯門中途換將。朝戰(zhàn)以后,美國軍方的開支和規(guī)模進一步擴大,又與政界和商界打造盤根錯節(jié)、無孔不入的軍工集團,甚至連行伍出身的二戰(zhàn)英雄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也為之震動,在1961年1月17日的卸任演說中,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警告美國軍工集團對美國政治和社會的負面影響。漢廷頓的《士兵與國家》一書,致力于重新規(guī)范日益失調的美國軍政關系,不失為及時雨,雪中碳。
導彈危機,總統(tǒng)“上當”
到肯尼迪總統(tǒng)時期,軍界對總統(tǒng)身邊的書生背景的所謂“出類拔萃”之輩不屑一顧。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各路將領對總統(tǒng)任命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的指令陽奉陰違,堅持以軍方的“標準行動條令(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 SOP)”行事,即以艦炮對甲板上載有彈道導彈的蘇聯(lián)貨船上空發(fā)炮警告。在麥克納馬拉看來無疑是在拿核戰(zhàn)當兒戲。事實上,美國軍方一直在伺機擴大事態(tài),以實現(xiàn)軍事上入侵古巴的最終目的,這與肯尼迪政府盡量控制、最終化解危機的設想南轅北轍。有關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國內(nèi)部的“文武”之爭,各種史料和研究不計其數(shù),好萊塢在2000年還以《十三天》為片名,將美蘇在冷戰(zhàn)時期劍拔弩張13天 危機搬上銀幕。
其實,美國軍方在肯尼迪就職以前就開始醞釀入侵古巴,而此時中情局也在秘密訓練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并在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即向新總統(tǒng)呈報入侵方案。九十年代末美國官方解密檔案表明,肯尼迪對中情局的方案猶豫不決,[2] 請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主席萊曼·萊姆尼澤將軍對該方案加以評估。而萊姆尼澤明知中情局的入侵計劃漏洞百出,風險極大,卻予以放行,從而導致1961年的“豬灣事件”的慘敗, 令就職不足百日的肯尼迪政府尷尬萬分。而軍方的真正目的則是期待中情局的行動失敗,軍方即可“名正言順”地大舉入侵古巴?夏岬鲜潞蟠笥猩袭斒茯_之感,然而悔之晚矣,[3] 只能對親信發(fā)牢騷說:“那些婊子養(yǎng)的只坐在那里一邊吃水果沙拉,一邊點頭說沒問題!盵4] 此后肯尼迪本人對中情局和軍方極不信任,大力加強由麥喬治·邦迪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作用。在一年半以后的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肯尼迪啟用其任司法部長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通過克格勃在紐約的特工,直接與赫魯曉夫單線聯(lián)系,最終化解了危機。
美國軍政間積怨之深,可見一斑。導彈危機一年后肯尼迪遇刺身亡(1963年11月22日),美國人至今仍在爭論誰是真正的兇手,不時有人把矛頭指向軍工集團及其在政界的代理人,2003年威廉·派珀(William Pepper)所著《國家行為》(An Act of State)一書中,就明確地表達了這個意思 (尤其見126-7頁)。
五角大樓,國中之國
漢廷頓的《士兵與國家》問世50年有余,作者所規(guī)范的美國的軍政關系亦多有變異。不變的是美國軍方和軍工集團在美國國內(nèi)和世界范圍內(nèi)的影響日益擴展。在美國政府各部門中,國防部的預算最多,2008年度達7,110億美元,占全球軍事總開支1.47兆億美元的48%。[5] 如此天文數(shù)字的軍費,支持著遍布美國及世界各地3000余處軍事基地和設施,包括700余處分布于130個國家的海外基地(2006年數(shù)字),供養(yǎng)130萬現(xiàn)役軍人,70萬文職人員,以及110萬后備役軍人。而五角大樓本身使用面積達34.4萬平方米,走廊全長28公里,停車場可容納8,770輛汽車,還有131座樓梯,691個飲水器,284個廁所,4200個掛鐘。每天使用這些設備的雇員有2·3萬人,每天要打20萬次電話。相比之下,主管美國外交的國務院2008年預算僅90億美元,為軍事預算的1.26%。[6] 為此,現(xiàn)任防長蓋茨曾打趣說,美軍中的樂師人數(shù)都比美國外交官的數(shù)量多。[7]
南海撞機,防長不知
對于如此龐大的官僚機構,就連兩任防長拉姆斯·菲爾德也感到力不從心。拉氏作風強悍,為人苛刻,是華盛頓圈內(nèi)有名的鐵腕人物,曾在福特和小布什總統(tǒng)期間兩次就任國防部,創(chuàng)下最年輕(43歲)和最年老(74歲)防長的記錄。2001年拉氏再度接管國防部后,理應輕車熟路。然而上任不足百日,即發(fā)生中美南中國海撞機事件,而身為防長的拉氏對美機(EP-3E)沿中國周邊“例行”飛行一事渾然不知。
據(jù)美國著名記者伍德沃德(Woodward)2006年出版的《鴕鳥政策:戰(zhàn)爭中的布什,第三部》(State of Denial: Bush at War, Part III)一書第4章記載(第28-31頁),這位美國海軍飛行員出身的防長在公開場合譴責中方飛行員動作“魯莽”,極力為美國間諜飛機的行為辯護。關起門來,拉氏則大發(fā)雷霆,對其所不知的海軍的“例行”飛行追根尋底,不僅要“揪出”授權者,還要求對整個情報行動的目的、手段和價值重新評估。
在此之后數(shù)月中,拉氏力圖“整肅”五角大樓,使美軍“消腫”,同時裁減過時和昂貴的武器研發(fā)項目。雖然這些努力有所斬獲,然而阻力重重,怨聲載道。拉氏對此十分失望,又無可奈何。9/11事件發(fā)生的前一天,拉氏對五角大樓雇員“訓話”時表示:
今天的議題是一個對美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敵人。這個敵人是世界上中央計劃體制最后的堡壘之一。它以五年計劃的強制方式,從一國之首都發(fā)號施令,力圖使其指令跨越時空,達及五洲四海。這個敵人對自由思想和新穎思維的打壓不竭余力。它干擾美國的國防,使在美軍服役的男女公民處于危險之中。
也許這個敵人聽起來像是蘇聯(lián),但蘇聯(lián)已不復存在。而今天的這個敵人則相當狡猾和殘忍。也許你們認為我是在描述世界上所剩無幾的老朽的獨裁者,但那些獨裁者亦來日不多。無法與這個敵人的實力和規(guī)模相提并論。
這個敵人近在眼前,它就是五角大樓的官僚機構。[8]
如今拉氏已遠離政壇,告老還鄉(xiāng)。南海撞機八年,彈指一揮間。白宮又臨新人新政,中美艦船在同一地區(qū)再度對峙。一前一后,一上一下,美國政府內(nèi)部扯不清的文武之道,不能不給人以無限的想象空間。各種跡象表明,中美在南海的角力在可預見的未來會繼續(xù)下去。對于奧巴馬政府與軍方的種種紛爭也許不必過度解讀,因為美方此時此刻總是一致對外。然而要化解危機,就須知彼知己,把握機遇,以掌控中美關系的主線。
北京《世界知識》雜志2009年4月第8期首發(fā),作者在此略有改動,并恢復原稿中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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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Samuel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2] 見Aleksande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 Kennedy, 1958-1964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第84-5頁。
[3] Peter Kornbluh, ed., Bay of Pigs Declassified: The Secret CIA Report on the Invasion of Cuba (New York,1998)。
[4] 見Ernest Ro. May and Philip D.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ambridge, Mass., 1997), p. 28。
[5] 引自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網(wǎng)頁, http://www.armscontrolcenter.org/policy/securityspending/articles/fy09_dod_request_global/。
[6] 引自Pentagon Facts and Figures, http://pentagon.afis.osd.mil/facts.html;
Steven Hook, U.S. Foreign Policy, 2nd ed.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8), 第157,176-77頁。
[7] David Sanger, “A Handpicked Team for a Sweeping Shift i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12/01/us/politics/01policy.html.
[8] 引自Jeremy Scahill,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Nation Books, 2007), 第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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