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后，段祺瑞隨即趕到現(xiàn)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頓足長嘆：“一世清名，毀于一旦”。

　　當時的國會立刻通過 “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國務院內(nèi)閣總辭職，段琪瑞頒布了對死難者家屬的“撫恤令”，之后又處罰了兇手，并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段祺瑞執(zhí)政府和國會在事件的處理上及時而到位，段祺瑞本人的態(tài)度也算誠懇而堅定，但終究覆水難收。對于一個政府來說，無論性質(zhì)如何，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為政之德的最低底線已經(jīng)徹底崩潰，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蕩然無存。誠如周作人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其“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無法挽救的”。無論是誰下令開的槍，政府的都難辭其咎，作為負責北京城防的軍方最高長官鹿鐘麟罪責難逃，作為執(zhí)政官的段祺瑞必須承擔全部責任，并要為此付出良心和道義的代價，“元兇”“劊子手”的罵名將如影隨形直到墳墓。

　　自作自受，由它去吧。

　　我寫這篇文章，是想換個角度談談段祺瑞，盡管這樣做要冒一定的道義風險，但我還是愿意從人性的層面解剖一個元兇，從中排列出幾個值得稱道的基因，供大家研究。

　　面對死者，長跪不起，感慨一世英名，毀于一旦，是段琪瑞心靈深處人性之善的瞬間回歸，也是段祺瑞有別于歷史上同類屠夫的明智之舉。

　　我之所以這樣柔和的筆調(diào)挖掘段祺瑞內(nèi)心深處的人性之善，是出于比較鑒別之后的一種理性陳述。我在想，假如有兩個屠夫，一個人殺人后，突然良心發(fā)現(xiàn)，追悔自己的蠢動，翻然悔悟，放下屠刀，痛哭流涕跪倒在死者的身旁真心懺悔；
還有一個人殺人后，不僅沒有任何悔意，而且還舉起滴血的屠刀仰天大笑，對他的同伙說：“對軟弱不必仁慈,對死亡不必憐憫,對屠殺不必有眼淚�！比缓蠛襞笠�類，舉杯痛飲，彈冠相慶。哪一個更可恨？所以，兩相比較，我寧愿寬恕前者，詛咒后者，基于這個簡單而無奈的的理由，我寧愿樹立一個有人性的屠夫給沒有人性的屠夫作一個榜樣，規(guī)勸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即使段祺瑞是個魔鬼，我也愿意在閻羅面前給他說幾句好話。

　　我說的三句好話是：一世英名是其實，毀于一旦是其悔，皈依佛門是其真。

　　先說一世英名是其實。

　　段祺瑞在武昌起義后，作為清王朝主力部隊的統(tǒng)帥，機智拒絕執(zhí)行王朝的鎮(zhèn)壓命令，并以將“率全體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兵諫相威脅，力促清廷接受孫中山的共和制，之后又堅決反對帝制復辟，人稱有三造共和之功，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為了對付武昌首義后成立的湖北軍政府，清廷急調(diào)北洋軍主力前往鎮(zhèn)壓。這時段祺瑞也被從江北提督任上調(diào)出，擔任北洋軍第二軍總統(tǒng)，又署湖廣總督，兼領北洋第一軍，與湖北軍政府對峙，段祺瑞按兵不動，為起義軍提供了難得的壯大機會，助推了辛亥革命的成功。1912年1月，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段祺瑞屢次向朝廷進言，陳述共和思想，并聯(lián)名北洋集團46名高級將領，發(fā)出致內(nèi)閣代奏電，要求清廷“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并提出“以現(xiàn)在內(nèi)閣及國務大臣等暫時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國會，組織共和政府”，但不為清廷接受。

同年2月，段祺瑞準備以清君側為名實行兵諫，聯(lián)合第一軍8名協(xié)統(tǒng)以上的高級將領發(fā)出代奏電，稱“共和國體，原以致君于堯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撓，以至恩旨不頒，萬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內(nèi)有此敗類也”，如若不然將“率全體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同時，為了強勢壓服清政府，段祺瑞將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遷至距京畿一步之遙的保定，對清廷造成巨大的軍事壓力。兵諫對清廷退位、推進共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統(tǒng)皇帝”名義頒退位詔，帝國王朝終于正式宣告覆亡。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被南京臨時參議院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段祺瑞被袁世凱委以陸軍總長，成為民國初年最耀眼的主將。

　　一個龐然帝國，短短四個月零兩天就灰飛煙滅，教訓極為深刻。當共和理想已經(jīng)深入人心，而執(zhí)政者卻拒絕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時候，一個蝴蝶效應就可以讓一座帝國大廈轟然坍塌。從段祺瑞對武昌起義和大清帝國的態(tài)度上可以證明，當民主與獨裁、共和與暴政面臨生死抉擇的關鍵時刻， 進步理想、人心所向、公理正義成為最終拋棄王朝走向共和的決定力量。載舟覆舟，只在一瞬。

所以， 無論是公車上書還是下跪上書，都是社會良知傳遞給執(zhí)政者醫(yī)治病態(tài)社會的強力速效救心丸，寧可備而不用，也不可武力相拒。如果執(zhí)政者情不能感、理不可喻，那只有一個結果，康有為跑了，孫中山來了。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此言不虛，吾當銘記。

　　以上閑話，回到正題，說說段祺瑞反對復辟帝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決定稱帝，段祺瑞身為袁的老部下，采取了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態(tài)度，并暗中倒袁，袁世凱在舉國反對、內(nèi)外交困、走投無路的形勢下，皇袍加身83天就取消了帝制。在這場反對復辟帝制的斗爭中，段祺瑞發(fā)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后，原第一副總統(tǒng)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tǒng)。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掌握軍政大權。由于《臨時約法》的缺陷，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劍拔弩張，黎下令撤銷了段祺瑞的總理職務，段祺瑞憤然離京去津。安徽督軍張勛以進京“調(diào)停”為名，率其“辮子軍”入京，解散國會，并將黎元洪趕出總統(tǒng)府，并公然擁廢帝溥儀復辟。

段祺瑞聞訊旋即組織“討逆軍”，自任總司令，并于天津馬廠誓師“討逆”，將六千“辮子軍”殺得片甲不留，維護了共和體制。段祺瑞出任執(zhí)政府總理，身名顯赫。

　　再說毀于一旦是其悔。

　　“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徹底粉碎了段祺瑞的英名夢，盡管事發(fā)后段祺瑞立刻跑到現(xiàn)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長嘆：一世英名毀于一旦，并嚴懲兇手，發(fā)布撫恤令，告慰死難學生家屬，國會為此召集了非常會議，裁定“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在知識分子和全國人民的憤怒聲討中，內(nèi)閣總辭職。但段祺瑞的執(zhí)政府徹底失去了民心，作為政府，執(zhí)政的合法性已經(jīng)完全喪失殆盡，難以繼續(xù)維持。段祺瑞良心受到煎熬，四處派人解釋說清，主動與吳佩孚、張作霖進行聯(lián)絡；
同時找到張學良，希望各方諸侯原諒他的屠殺行為。但事關人命，人命關天，殺一人就是地獄的種子，何況是四十七個鮮活的年青生命，鑄成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大錯，在劫難逃，永無輪回，誰敢原諒他？誰敢繼續(xù)支持他？誰敢讓他繼續(xù)執(zhí)政？此時，吳佩孚又大軍壓境，并要求驅(qū)逐段祺瑞。負責城防、鎮(zhèn)壓學生的鹿鐘麟突然于4月10日發(fā)動軍事政變，包圍段宅，并發(fā)布公告，將屠殺的責任全部轉(zhuǎn)讓給段祺瑞。四面楚歌，內(nèi)外交困，段祺瑞見大勢已去，遂于4月20日通電下野。此時距“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僅僅32天，可謂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一世英名毀有一旦，常使英雄淚沾巾啊。

　　次說皈依佛門是其真。

　　段祺瑞最終皈依佛門，修居士戒，是其真心本性的回歸，諺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愿如此。

　　但我想，無論怎樣，段祺瑞作為 “執(zhí)政”，濫殺無辜罪不可赦。唯一可恕的是，事件發(fā)生后，他能隨即趕到現(xiàn)場，向死者長跪不起，之后又宣布自己終身食素，以示對這場殺戮的懺悔。楊老認為，此舉雖為善舉，但絲毫不能減輕其罪孽。罪孽的深重，不在于殺人的數(shù)量多少，而在于殺人的性質(zhì)，以政府名義進行的滅絕人性的殺戮，殺一人與殺萬人，反映出的都是獨裁、暴力、黑暗。宋王朝枉殺岳飛，雖為一將，但直接后果是導致民族凝聚力全面崩潰，最終葬送了一個王朝，始作俑者秦儈跪在岳飛墳前已近千年，其夫人裸露的雙乳被過往行人摸來摸去，本是黑鐵所鑄，如今亮度和光潔度幾近于不銹鋼。苛政猛于虎，屠殺猶猛于苛政，禍及己身，還得澤及妻室子孫，因果報應，分毫不爽。

　　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人生如此，政治如此，平民如此，政客如此。不同的是，一個普通人的不慎，影響的只是他的一生；
一個政客的不慎將會留下萬代罵名，成為供后人不斷反復解剖的尸體標本。歷史的價值取向是無情的，任何人都不能將功補過，更不能功過相抵，佛語曰：自作自受，共作共受。無法取代，無法替代，神通再大，不敵業(yè)力。為民為政，當以通鑒。還有一句，歷史不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斯大林那句不知天高地厚的狂言不知害了多少人），而是由人民書寫的。段祺瑞不能寫，秦儈亦不能寫，斯大林更不能寫。

　　楊老之所以點燈熬夜要替段居士說幾句好話，只是因為——段祺瑞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下跪方式向人民謝罪的最高行政長官。

　　200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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