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哪個時代，無論什么社會，都會有各種各樣的事件發(fā)生，它們需要人們?nèi)リP注，去解決。由于社會或時代本身的復雜，僅僅抱著美好的愿望做事，常常招致失敗，甚至適得其反，因此討論做事的方法常常比做事本身還要重要。

　　李大釗，這是一個為國家的未來，一片冰心的人物。但是直到被張作霖逮捕之前，他才醒悟過來，由于自己對共產(chǎn)主義的向往，他被蘇聯(lián)政府利用，在實際效果上成了間諜——這一切現(xiàn)在都有蘇聯(lián)解密檔案為據(jù)，因此他雖然接到章士釗的通知，但并不逃亡，而是安靜地等死，他悲壯地付出了代價，無論如何，李大釗夠爺們。

　　在女師大風潮中，魯迅先生對學生的支持遠遠越出邊界，那些學生擅自查封楊蔭榆校長的辦公室，砸爛其窗玻璃、辦公桌之類的做法，魯迅居然不制止。在一個連續(xù)的行動中，除了正當防衛(wèi)，教師對學生暴力行動的任何鼓動或者默認式縱容都是不負責任的。這件事所導致的個人后果是楊蔭榆女士的沉冤至今未雪！而社會后果則是學生們街頭政治的進一步泛濫。

　　歷史上類似這樣的事情何止千千萬，然而，只要行動者的觀念沒有改變，上述悲劇就會不斷上演。這類悲劇之所以發(fā)生的主要原因，是在公共事件中具有影響力的人缺乏起碼的責任倫理，他們的行為至少是頭腦過于簡單所導致。至于公共事件中，有些人動機復雜，那就可恥可鄙了。正因為此，對于公共事件中出場的任何人，糾問他們的動機也就天經(jīng)地義。對于魯迅以及錢玄同他們，包括李大釗在內(nèi)，我倒更愿意相信他們的心靈和他們的頭腦一樣單純，然而這在公共事件的行動中卻常常不是好事，至少頭腦簡單便是大錯特錯。

　　任何一個社會性的公共事件中，我們所需要的行動者都不應當僅僅是心靈純潔而頭腦簡單的人，他們的害處有時候比心靈頭腦兩復雜的行動者更大。唐德剛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評價康有為戊戌變法失敗時，就說過有時候君子誤國遠甚于小人，原因就在這里。

　　當各種社會角色、各種社會行為，出現(xiàn)全面錯位的時候，就可以說這是畸形的。當代中國，不僅僅是一個轉(zhuǎn)型時代，抑或斷裂時代，也是個畸形的時代。這是轉(zhuǎn)型陣痛所不可避免的。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一個希望社會變得美好一點的人，在言行中就尤其需要澄澈的心靈和清明理智的頭腦。

　　所謂澄澈的心靈，只是意味著將心靈的出發(fā)點停留在為某件事情呈現(xiàn)它本應當?shù)臓顟B(tài)，一旦開始就不再改變。一切中途改變，認為可以妥協(xié)、拐彎、轉(zhuǎn)折的念頭都是有害言行者自身心靈純凈，最終有害公共討論的。

　　至于對頭腦理智的要求，這幾乎是一切社會、一切社會行動中都同樣的。只是在中國當前語境下，尤為重要，原因如下：

　　一，中國社會的各類事務并非邊界清晰

　　一個醫(yī)療事件，一個教育事件，甚至一個簡單的食品事件，可能背后都存在其他因素，當這些因素歸結(jié)到制度層面的時候，它必然會從表象的單純狀態(tài)變成本質(zhì)上的復雜狀態(tài)。在這種復雜狀態(tài)下，采取簡單的行動，那就是愚蠢的。

　　二，大量的職責錯位導致了小事情往往被人為地演變成大事件，這是在其位者不謀其政的產(chǎn)物

　　在其位者不謀其政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在其位者，不得不謀其政。這與憲政法治國家中，人們對職能部門應對方式是否合理合法的討論不是一回事。中國的大量事情，是職能部門在事件的初始狀態(tài)時不重視，不理睬，直到社會關注度越來越高的時候，才發(fā)現(xiàn)此時再來應對為時已晚，除了討罵，不會有別的效果，雖然這時他們很不情愿沉默，但大勢已去，只能繼續(xù)保持沉默，等待風頭過去，恢復平靜。

　　三，許多媒體不負責任

　　由于中國媒體一直缺乏有效的法律治理，因此一方面媒體缺乏自由，另一方面，許多媒體缺乏行業(yè)性自律能力。用一個民法概念，當前中國的媒體基本上是“限制行為能力人”，該做的事不讓做，不該做的事做了沒人管。許多媒體參與公共事件的討論，只是為其商業(yè)利益而追求熱鬧效應，一點點事它就激動得“紅杏枝頭春意鬧”，對于事件的意義和是非沒有興趣，有些媒體甚至是抱著偏見去報道、評論，這樣一來，一個原本簡單的事情，越攪越復雜，越討論越糊涂。

　　四，一些公共議論的署名參與者不負責任

　　在一個具有連續(xù)性的事件中，評論者哪怕僅僅評論其中的一個片段，也應當比較全面地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否則缺乏事實基礎的評論難免不出偏，朱蘇力教授對孫志剛事件和劉涌案中法律人作用的評價，就是最好的現(xiàn)實教訓。再如，許多事件的公共議論中，其中一些具有關聯(lián)性的、延綿相續(xù)的小事件之間，它們之間不但存在時間先后，甚至也具有一定因果關系，如果評論者不注意，其評論就變得至為可笑，甚至可怕，因為它會誤導同樣信息不完整的關注者，進一步混淆視聽——事實都搞錯了，議論怎么可能有理？至少是與此事實相關部分的議論是絕無可能有理的。當然，還應該看到的是，一般而言，署名議論者在總體上更容易客觀公正，而且事實也的確如此。

　　五，公共議論中大量的匿名參與者不負責任

　　由于言論自由的匱乏以及各種制度性、社會性保護機制的欠缺，不少人在現(xiàn)實中遭到的挫折無處發(fā)泄，網(wǎng)絡就會成為他們的排泄地。因此，當網(wǎng)絡資訊媒體激起人們對某件事情的眼球效果時，部分網(wǎng)民在馬甲的掩護下，一秒鐘之內(nèi)就變成了網(wǎng)絡暴民。他們用最惡毒、下流的語言把自己對這個社會的怨恨傾瀉到網(wǎng)絡上，傾瀉到他們想象的敵人身上，不管這個人他們是不是了解。雖然哪怕是罪大惡極者也不應遭到這種侮辱，但是一旦進入公共事件的漩渦，任何當事人都應當有承受這一切的心理準備，這是公共議論中言論自由的應有之義。雖然如此，中國大量網(wǎng)民的言論缺乏教養(yǎng)依然是個需要改變的問題，這種情況如果長期得不到改變，公共議論的理性能力就會大打折扣。

　　對于有責任能力，有擔當能力的行動者而言，他們應該做的就是針對上述五種困境而采取行動，因此衡量一個行動是否有價值，不能以單純的道德理想去要求，而是在以道德標準要求的同時，還要考量行動的現(xiàn)實后果。

　　以此設靶，評價一個行動是否合理，就看它在改變上述困境中的作用。即它是否使得公共事件的性質(zhì)變得更為清晰，而不是混沌；
是否能夠督促在其位者更有效率且公正地處理事情；
是否有助于原來不夠冷靜的媒體冷靜下來、公正起來、負責任起來，是否使得原本就負責任的媒體發(fā)揮更大作用；
是否使得無論署名還是匿名的公共議論參與者，更加負責任，以及出現(xiàn)更多公開而負責任的言論。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就是衡量該行動的道德含量，它是否有助于給社會增加善、美、愛和真等等人類各方面的理想主義情操。以這五項標準來衡量一個行動，就大致可以得出結(jié)論了。

　　不過，由于社會的復雜性，許多問題形成都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要求一個行動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本身就可笑、幼稚，誰要是抱著這樣的念頭去行動更是癡心妄想，甚至是狂妄的。但是，一個行動只要在其中起的作用是正面的，雖然不能解決上述所有問題，但至少有助于解決這些問題，那么它就是值得肯定的。這里還涉及行動的代價問題，有些行動需要行動者付出一定代價，代價的大小當以行動者自己決定，而不是他人，因為每個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優(yōu)決定者，只有承認這樣的假定，才能比較客觀地去分析一個行動的意義和價值。有時候過高評價那些放棄利益的行動，容易導致偏頗而虛抬行動者，將行動者置于不恰當?shù)母呶唬�易致捧殺，同時它還容易使其他行動者普遍地無法為自己行為承擔責任——如果把一粒芝麻看成西瓜，就會導致誰也不肯放棄芝麻，因為大家都以為那是西瓜。同時，最關鍵的是，放棄本身是否重要，不在于其本身利益的大小，而在于其換來的結(jié)果是否足夠有價值，這才是最重要的，無謂的放棄并不值得提倡，它只是缺乏理智的胡亂行動而已。

　　另外，也由于社會的復雜性，言論自由的萎靡狀態(tài)，有時候行動者在為自己的行動作出說明的時候，未必能夠完全直道以言。這些行動的說明中，可能會隱含著許多潛臺詞。而這些潛臺詞，那些跑馬觀花的人不可能讀得出來；
對事件的來龍去脈及其全面信息不很清楚的那些關注者，如果僅僅看文本，也未必能看得出來。因此，衡量行動是否合適合理的方法，還是要以行動本身與上述五個問題之間的關系上來討論，而不是僅僅從行動說明來認定。至于一些行動之外的、行動者難以預料的突發(fā)外部性原因，導致行動延伸后果的完全終結(jié)或者部分終結(jié)，這是行動者自身無法承擔的責任，不能列入對行動是否合適的討論。

　　馬克斯.韋伯在《以政治為業(yè)》的演講中，提出兩種衡量政治行為的倫理標準，即“恪守信念倫理的行為，即宗教意義上的‘基督行公正，讓上帝管結(jié)果’，…遵循責任倫理的行為，即必須顧及自己行為的可能后果。”隨之，韋伯對政治家提出了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相結(jié)合的政治倫理要求。

　　我認為這個標準不僅僅適用于政治家，在任何一個公共事件中，它都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在當前中國語境之下，某些思維固化者或者一些卑鄙小人，常�？桃庥谜�治大棒綁架一切社會行動，以達到在政治上陷害他人的目的。在如此嚴峻的情形下，韋伯提出的倫理標準尤具價值。堅守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結(jié)合，不但可以達到行動本身的目的，也能使得這種卑劣的綁架目的落空，讓社會問題回歸社會，政治問題回歸政治。

　　在韋伯夫人瑪麗安妮的《韋伯傳》中，有一段極富啟發(fā)性的真實故事。一戰(zhàn)后德國戰(zhàn)敗，韋伯求見魯?shù)堑婪驅(qū)④姡ó敃r德國軍政的主要掌控者），要求他去巴黎和會自首，承擔戰(zhàn)敗的后果，挽救德國的榮譽，但魯?shù)堑婪蛭茨苷J識到韋伯觀點的價值而拒絕。韋伯的思路就是典型的要求政治家將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結(jié)合的范例。他對魯?shù)堑婪蛘f的最重要的一句話是：“只有你自首，才能保住國家的榮譽�！�

　　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見解，一個有擔當能力的行動者應當是這樣的：

　　 “能夠深深打動人心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齡大小)，他意識到了對自己行為后果的責任，真正發(fā)自內(nèi)心地感受著這一責任。然后他遵照責任倫理采取行動，在做到一定的時候，他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動的表現(xiàn)。我們每一個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須明白，我們都有可能在某時某刻走到這樣一個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便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互為補充的，唯有將兩者結(jié)合在一起，才構(gòu)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保�韋伯“以政治為業(yè)”，馮克利先生譯）

　　將上述這段話中的“政治使命”改為“社會使命”，應當也是成立的，因為這一道理適用于所有可能的相關領域，而不僅僅是政治領域，尤其在當代中國這樣的社會中。

　　中國的問題最令人哀嘆之處，便是小事情常常釀成大事件。因此，在其位者應當盡量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責，這才有可能給社會帶來真正的福音。

　　至于行動者，無論上述狀況有沒有改變，都應當以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相結(jié)合的態(tài)度去行動，韋伯在《以政治為業(yè)》的演講中，以下面這段話作結(jié)：

　　“一個人得確信，即使在他眼里，這個世界愚昧下賤，根本不值得為之獻身，他依然要信念堅定，巖然不為所潰。面對這一切，他仍能睥睨之：‘何足掛齒！’只有做到這一步，才可以說他聽到了政治的‘召喚’。”（譯自英文本by Hans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在當代中國，政治行動固然當以韋伯此說為念。其他社會事件中的行動者，也當有一顆單純澄澈的心靈和一個理智冷靜的頭腦，道理與韋伯說的相通。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只有做到“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否則不足以言行動。不過，這只是對行動者的要求，行動是權(quán)利，不是義務。作為行動者自身，上述一切倫理要求，只可律己不可繩人。

　　 2008年1月28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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