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2009年5月23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的演講.修改版刊登在《經濟觀察報》2009年7月6日。

完整版本發(fā)于鳳凰出版集團即將出版的《中國大呼吸》一書。）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當前大家關心的，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學界、決策層還有民間，都很關注中國以后的走向，社會怎么走？經濟怎么辦？在經濟模式方面，過去這些年，中國經濟主要靠投資，特別是靠政府投資帶動。由投資帶動以后，產生很多制造生產能量（產能）。產能增加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場帶動整個中國生產鏈的不斷上升，以這種方式給制造業(yè)工廠提供銷售渠道。

　　但是有一個問題，過去的經濟增長模式對出口、對投資的依賴度這么高，長久如何能持續(xù)？這是很多學者和業(yè)界人士都談論的話題。過去十幾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發(fā)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變經濟增長過渡依賴投資、過渡依賴出口的現狀，必須要調整。但是講了十幾年，到現在，依賴度不僅沒降反而上升。為什么呢？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沖擊，更加逼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為什么提了十幾年，愿望表達了十幾年，但是到目前為止，不僅僅沒減少對出口依賴、對投資依賴，反而還惡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這個話題，從基礎制度角度來理解，去看為什么只要中國還是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特別是國有資產、國有土地等）、還是讓征稅權不受制約，只要政府在經濟中繼續(xù)唱主角的話，那么，這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會很困難，這種愿望可以表達，但最后要實現非常難。

　　具體講，我想回答下面這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經濟很難向消費驅動的模式轉型，而只能夠繼續(xù)依賴投資、依賴出口？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對于中國，GDP增長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從大到小的各級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個目標，就是要保8。為什么保8對中國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員去說，在中國必須要有8%的GDP增長速度，大多數人會覺得很納悶，如果在美國的話，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長速度就很高了，那就會讓整個美國社會非常欣欣向榮。但是，在中國，要8%才能夠產生足夠多的就業(yè)、讓老百姓感受到足夠多的增長，為什么會這樣？去年我在廣州跟網易的首席運營官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就向我問過同樣的問題。我說：你把中國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場經濟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較之前，大致上應該先把中國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較，否則不可以直接比。我待會兒再解釋為什么。

　　第三個問題：這實際上跟第二個問題有關，為什么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速度總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夠感受到的經濟增長沒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為什么？

　　第四個問題：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產生足夠多的就業(yè)機會，包括在座的研究生，畢業(yè)的時候能夠有足夠多的工作給大家去選擇？為什么中國GDP的增長所能帶來的就業(yè)機會那么低，比其他國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針對這四個問題做些回答。

　　過去的經歷

　　首先，我要強調，中國作為國有制主導的經濟體，在過去30年做的貢獻總體上還是積極的，這可以從一組數據中看到。1980年時，歐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國占22%左右，中國那時只有4%左右，盡管中國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國的經濟增長最快，從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間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時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為日本在這個期間，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長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趨勢，往下走。

　　所以，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明顯，當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個跟我今天講的主題最相關的原因是，在過去30年，國有制體系確確實實讓政府調動資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設項目，特別是基礎設施，還有大的工業(yè)基地，政府投資的能力，確確實實是非常高，能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特別是當我們把中國跟印度做比較時，這一點更明顯。因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財產、私有制為基礎的國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調動資源，就得像美國一樣有非常發(fā)達的資本市場來調動，否則就會難以興建大工程。但是，印度處于一個差不多兩邊都不靠的狀態(tài)。就是它既沒有非常發(fā)達的資本市場，沒辦法像美國的資本市場那樣匯集資源、調動資源，難以調動幾十億美元、幾百億美元去發(fā)展大的基礎設施或者大的制造業(yè)項目；
它又沒法像中國這樣通過政府調動，因為印度不是國有制。比較一下，印度沒有很發(fā)達的資本市場，又沒有國有制安排下給政府帶來的調動資源的這種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礎設施、工業(yè)基礎可能跟中國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時候，一次跟出租車司機聊天，他說：巴西政府一旦有錢，不是去想到把他們的機場、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這錢分給老百姓，發(fā)給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說：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中國政府有了錢，首先想到的不是給老百姓發(fā)錢，而是在哪個地方蓋幾幢大樓、建幾個更漂亮的立交橋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鐵路。所以，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帶來的開支、消費、投資結構是絕然不同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會在學習的時候不僅僅是學經濟學，還學了很多政治學以及其他學科。

　　所以，過去30年里，國家對資源、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帶來了一些好處。但是，其負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負面后果大于正面，這種模式使整個經濟過于偏愛大型基礎設施、工業(yè)建設等等，讓經濟過于依賴投資。這種模式不應該、也不可能永遠持續(xù)下去。因為說到底，經濟發(fā)展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建設，更重要的是人的終極幸福。當然，我知道年紀越大的中國人，越會把發(fā)展跟建設劃上等號，接著又把經濟建設跟投資、跟生產能力的擴張等劃上等號。這是很片面的。

　　大家可以仔細想一想，當你在報紙上看到這樣一個標題——“加快經濟建設、加快經濟發(fā)展”時，你對此的第一個反應、理解會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廠，要建很多產能和樓房，要做更多的投資！但是在我看來，當生產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時，經濟發(fā)展至少不完全等于產能的擴張，而更多的是圍繞生活的幸福，圍繞消費空間的擴大，還有特別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換句話說，過去這種國家控制生產資料、生產資源，控制資本，做這些大項目，做基礎設施投資，產能擴張，做到一定的時候，必須要慢下來，發(fā)展的重點必須轉移。畢竟，經濟發(fā)展的目的不是要蓋無窮多的樓房，也不是要建無窮多的基礎設施，或者無窮多的廠房，最終的目標還是圍繞著人們幸福的最大化�！�— 幸福最大化的這個目標，仔細去想一想，在溫飽解決以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標不再完全跟產能、跟投資聯系在一起，當投資做到一定規(guī)模時，這種模式必須轉變。

　　當然，過去30年之所以能夠通過不斷投資、不斷興建基礎設施、不斷產能擴張來發(fā)展經濟，能夠不斷實現增長，非常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全球化帶來的市場范圍的擴大，讓中國的產品賣到世界各個地方去。但是現在，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我們發(fā)現這個出口增長原來并非沒有上限，不是可以無限延續(xù)下去的，到今天，再讓海外出口份額往上升很多，已經越來越難。

　　所以，今天，即使沒有這次經濟危機，中國經濟模式也到了一個瓶頸口，到了一個沒有選擇的轉折點。改革開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隱藏了很多問題，特別是今天我們不得不反過來面對這些基礎制度的問題。這些問題到底是什么？

　　國有經濟比重越高，民間消費增長越慢

　　我們再看一些數據，首先是在中國，民間消費即家庭消費歷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換句話說，把每年民間消費總量除以GDP，對政府開支做同樣的計算，然后看兩者的變化軌跡。那么，在1952年即國有化之前，中國的民間消費相當于當時GDP的69%，我們說美國人太喜歡花錢了，但是美國今天的民間消費是相當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時中國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當然我要強調，那時候的中國經濟更多的是為了溫飽而去從事生產、從事經濟活動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圍繞吃住穿來的。所以，當時的民間消費占總體GDP比例是相當高，可以理解。但是到1978年的時候，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繼續(xù)下降到42%，到最近，民間消費下降到相當于GDP的35%。換句話說，整個過去五十幾年，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民間消費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趨勢。

　　跟民間消費比重相對應的是政府開支，在1952年時，政府消費相當于GDP的16%，到最近則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們總體上看到中國的兩個趨勢，過去六十年，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在直線下降，而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線上升，而這兩種趨勢不管是計劃經濟時，還是改革開放期間，都沒有改變，這是中國的情況。為什么呢？

　　為了看得更清楚，我們可以比較其他國家。比如說，美國從1952年到2004年，民間消費占GDP比重從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國的民間消費在過去五十幾年總體上在上升，當然這個速度很慢。因為到最后，我們如果以百分比來衡量任何東西的話，最高的是多少？100%，你再怎么上升，最終不應該超過GDP的100%的水平。美國的政府消費在1952年時跟中國那個時候的相對水平差不多，相當于GDP的16%，到最近美國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間。因而，美國的趨勢是，民間消費相對于GDP的水平越來越高，而政府消費慢慢在下降，從原來的16%，下降到現在差不多10%的水平，這是美國的情況。

　　或許我們說美國太富，中國不能與其相比。那么，我們看看巴西，因為巴西人均GDP雖然是中國的兩倍，但是它比美國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時，民間消費相當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間消費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總的趨勢在過去五十幾年也是逐漸上升，當然中間有幾年是因為金融危機造成沖擊所致，但總趨勢是民間消費越來越高。在1950年，政府消費相當于GDP的22%，到2003年還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間消費比重越來越高，政府消費總體上沒怎么變，這是巴西的情況。

　　俄羅斯于1991-92年改革之后的情況大致跟巴西類似。1991年，俄羅斯民間消費占GDP的35%，也就是俄羅斯進行休克療法之前，其民間消費跟今天的中國差不多，但是現在，這個比例上升到55%。政府消費當初是占25%，現在占GDP的22%。所以，俄羅斯的情況跟巴西、跟美國的總趨勢是一樣的，其民間消費占經濟比重越來越高，但政府消費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趨勢。

　　實際上我可以給大家看很多國家的數據，但是因為時間關系，就不給大家談更多國家的數據了。但是，如果你對每個國家做分析，你會發(fā)現下面兩個結論：

　　第一：在民主憲政國家，因為征稅權和政府預算權受到民主憲政制度的制約，政府消費相對于GDP的比重難以膨脹，難以失控。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剛才看到巴西、美國、俄羅斯、日本基本都表現出這一共同點，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要么不怎么變，要么就是往下走，這跟民主憲政對權力的制約，特別是對征稅權的制約，關系很大。

　　第二，與國有經濟相比，私有市場經濟更能使民間消費隨著經濟同步增長。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幾個國家，每個國家的民間消費相對GDP的比重在過去五十幾年都是呈上升的趨勢，俄羅斯在1991年后是如此。

　　當然，你可能覺得也許我給大家看到的這些數據，反映的只是這幾個國家的情況，是經過我挑選的特例，是一些例外。為了說明并不是這樣，從做研究的角度講，除個案以外，我們更應該去搜集一些盡可能大的樣本，做系統(tǒng)的分析。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跟何樂水同學把70個不同國家的數據放在一起，首先根據每個國家在1980年時國有企業(yè)產出占GDP的比重，從高到低分成五等份組，每組包含14個國家，然后,看從1980到2003年間這些國家的民間消費的增長速度，誰高誰低？換句話說，一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其民間消費會增長多少百分點？對GDP增長速度的敏感度有多高？比如，國有企業(yè)比重最低（3%）的第一組國家，在這14個國家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民間消費對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說，對這些私有經濟國家來說，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老百姓的消費就會增加0.97%。那么，這五組國家基本上是這樣：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國家，其民間消費根據GDP的增長而增長的這個系數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這一組國家，其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民間老百姓消費只增加0.82%。當然，中國屬于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那一組。

　　所以，從70個國家的情況看，國有企業(yè)、國有資產在整個經濟中比重高，就越會抑制老百姓收入、抑制民間消費。

　　為什么國有制抑制民間消費？

　　從學理上說，為什么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社會，民間消費相對增長速度就越低？為什么是這樣？如果大家熟悉現代經濟學的消費投資預算優(yōu)化模型，那么，模型有一個基本假設，就是你個人、家庭每天在決定可以花多少錢、可以存多少錢時，你會有兩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勞動收入，就是工資、跟勞動有關的收入；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收入來源是資產性收入，就是資產升值，或者說財富型、財產型收入。這時我們看到，如果整個社會的主要資產財富、產權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資源、樓房、股票等等，所有的這些投資和非投資品種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個個人、家庭的消費與投資預算約束中，可以直接進入老百姓的日常開支計算之中，這是私有制國家的情況。

　　但，如果是國有制，差別就大了，因為國有資產、國有企業(yè)、國有股權，它們升值再多，盡管名義上說全民每個人都有一份，可實際上隨便問一個普通中國人，問他：“昨天中石油股票漲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幾塊錢了？”大家知道，他會說“你瘋了”！比如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時，整個中石油的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按理說，用這1萬億美元除以13億人口，每個中國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屬于自己的一千美元財富，一個三口人的家庭在中間有3千美元財富。所以，任何時候中石油的股價漲10%，每個中國人的財富差不多就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話，如果每個人直接擁有屬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會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館多吃一頓飯，女士們可能會多買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吧？換句話說，如果是私有制，這些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銀行、工商銀行等等的股權財富就都能轉換成民間的收入、民間的消費。大家知道，按照市值計算，工行、建行和中行今天是全球銀行排名的前三名，但是這些銀行的價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會給任何一個中國老百姓馬上帶來新的收入感、帶來新的消費或再投資愿望，因為大家都知道那些國有資產升值，跟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錢、可以存下多少是沒有任何關系的。因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義上是全民所有但實際上誰都不擁有。所以，我們每天決定可以花多少錢、存多少錢的時候，不會、也不能把國有資產的升值算進來。

　　但是，在私有制國家里不會有這個問題。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期間，大家猜一猜美國當時GDP的增長速度有多高？最高的時候只4%。但是，在美國，4%的GDP增速能給社會帶來的消費、欣欣向榮程度，比中國8%、10%的GDP增長速度所帶來的欣欣向榮程度還要高。為什么會這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長好處的途徑除了勞動收入外，還有財產性收入，有資產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計算，美國股市每年上漲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說，在私有制的安排下，隨著GDP按3%、4%的速度增長，人們的勞動收入差不多也按3%、4%的年速度增長，但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資產亦即私有財產這一塊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也有許多資產分紅收入。有了兩條分享增長的收入渠道，一個是勞動收入的渠道，一個是資產財富渠道，通過這兩種渠道把GDP增長，按照三到四倍放大的效果對老百姓家庭的消費帶來很大推動力，所以，在私有制國家里，不需要8%、10%的經濟增長速度，社會照樣能夠欣欣向榮！

　　也正是由于國有制堵塞了上面講到的老百姓財產性收入渠道，在我們把中國GDP的增速跟私有制國家GDP增速做比較之前，大致上應該先把中國的GDP增速除以二，然后才可以比較，否則不是一回事。原因就是，中國GDP增長對老百姓消費增長發(fā)揮的作用基本是只通過勞動收入這單一渠道，財富增值這個渠道被國有制封住了。

　　這些年，中國的土地增值這么多，但是，土地名義上是集體所有，但實際上、操作層面上是國家擁有，這些土地增值通過土地財政或其他方式變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錢。當然更不用說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等一年上萬億人民幣的利潤了，這些本來都可以轉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些轉移的通道是封住的。當然，許多朋友會說，如果像現在股市和資產都在縮水的時候，老百姓不直接擁有這些資產不是更能規(guī)避金融危機風險嗎？因為這些縮水是由國家承擔了，這些損失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擔。不過，我們必須看到，雖然財產會貶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今天還是值幾萬億元，老百姓不擁有這些股權當然不會面對財產縮水，但也不擁有這些價值。更何況，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國家，從長遠來看資產是升值的。

　　在中國，民間消費為何難以增長？

　　剛才講到的可能相對比較抽象，基于70個國家的大樣本分析，會有一個缺陷，就是總感覺不太具體。在一個國家里，國有企業(yè)、國有經濟、還有民主憲政或非民主憲政，到底是如何阻礙民間收入、民間消費的？為了說得更清楚，下面我們具體看中國的情況，看看民主憲政特別是對征稅權和財政預算權的有制約還是沒有制約，最后以什么方式抑制民間消費增長。再一個是國有制的安排，為什么它會進一步妨礙民間消費增長？

　　先從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國民收入，如果按照三個群體來分，亦即政府、城鎮(zhèn)居民、農民三個群體，哪個群體分到的最多、哪個群體從增長中分享到的最少？我們知道，中國目前的征稅權基本不是由全國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門掌握，差不多各部門就有權去推出新稅種或新費種，也可以對現有稅種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去調高稅率，也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稅。

　　那么，在憲政層面講，征稅權不受制約到底已經給中國社會的這三個群體帶來什么影響？國民收入在他們中間的分配又有什么影響？從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貨膨脹的影響之后，僅預算內的國家財政稅收就翻了5.7倍，這還不包括土地銷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預算外的收入！而城鎮(zhèn)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間增長了1.7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只增長了1.2倍。

　　因此，在民主憲政缺失的情況下，政府在國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蛋糕中由政府切到的這一塊，在過去12年里不斷膨脹。這必然意味著老百姓分到的這一塊是越來越小。經濟增長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鎮(zhèn)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農民。

　　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看政府規(guī)模失控膨脹的趨勢。也就是，政府財政規(guī)模相對于老百姓的收入來說到底有多大？像我們做研究，特別是碰到宏觀經濟數據的時候，會讓老百姓感到太抽象，你說GDP或者政府稅收增加多少、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多少等等，這些數字對個人來說太抽象。為了避免過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預算內的財政稅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了。

　　為了有一個比較的對象，我們先要問，在中國歷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說，清朝乾隆時期（康乾盛世嘛），朝廷一年的財政稅收有多少？1766年，朝廷的財政稅收4937萬兩銀子。當時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個月賺2兩銀子，一年24兩。這樣算，當時清朝一年的財政稅收相當于205萬個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205萬個北京工匠就可供養(yǎng)整個乾隆朝廷方方面面的開支。

　　今天，其他國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稅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億美元，除以當年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這相當于8500萬個美國老百姓當年的可支配收入。8500萬個美國人的收入可以供養(yǎng)聯邦政府。相對于中國的乾隆朝廷來說，現在的美國政府確確實實也是很大、很大，因為乾隆朝廷由205萬個北京人的收入就可以養(yǎng)活了！話又說回來，清朝多數時候，國家財政稅收差不多只有國民總收入的3%—5%，那個時候是真正意義上的“小政府”時期，盡管我們說清朝以及中國的其他朝廷是那么專制、那么封建，你怎么說，怎么罵都行，但是拿這些數字一看，原來那個時候是真正的小政府典范。當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濫用權力要更多錢，而是那個時候收稅實在太難了。大家都知道，通過運河運糧食都那么艱難，你要收更多的錢，談何容易呀！不過現在征稅、收稅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電腦之后，你逃也逃不掉，這本身也說明在政府的收稅能力、運輸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過民主憲政制約征稅權是多么重要呀！

　　我經常說，之所以民主憲政在人類社會是非�，F代的事，不是偶然。比如，最早真正建立起民主憲政的國家是英國，那也只是1688年光榮革命以后才完成的歷史進程。所以，到1688年才有第一個民主憲政國家，而大多數我們熟悉的民主國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才出現的。

　　可以思考一下，為什么是這樣？民主憲政是這么近代的人類現象，跟人類技術革命的發(fā)展關系非常大。比如，我剛才講到乾隆時期稅收占國民收入3%—5%，那時候盡管朝廷可以隨意加稅，但現代交通運輸工具在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腦技術更是沒有。所以，沒有火車、汽車、飛機這些運輸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約的權力給民間利益、給老百姓財產所能形成的威脅也非常有限�！疤旄呋实圻h”指的就是這個地理距離所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對老百姓的變相保護，還有一個是通信手段的缺失，這也變相把老百姓的私人利益、財產和民間少女更好地保護起來。

　　但是，現在有了火車、汽車、飛機、萬噸巨輪，還有這個互聯網時代，征稅能力、搬動運輸老百姓利益的能力，真是空前呀！你逃也逃不掉呀！這個時候，由民主憲政把政府權力約束起來的必要性，跟歷史上任何時候相比較，都是高得多。因為你稍微不約束政府權力，讓權力稍微發(fā)揮、濫用的話，給老百姓利益能夠構成的沖擊和傷害是前所未有的高。這就是為什么不只是在中國，在幾乎所有其他國家，民主憲政都是在最近兩百年、甚至幾十年才變成各社會共同的訴求。

　　我們很多人說民主自由、民主憲政，歷來就不是中國的傳統(tǒng)，跟中國文化很不兼容。我要說，民主憲政不僅不是中國的傳統(tǒng)，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以往的傳統(tǒng)。沒有哪個國家在1688年之前就有真正運作好的、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憲政制度。在這個時候，我們如果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些學者的話蒙住了，他們說，中國歷來就沒有民主憲政，所以未來也沒必要有。想想也對，秦朝、漢朝、唐朝、宋朝等都沒有民主憲政，但是這些人就不會跟你講，不僅中國是這樣，過去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沒有民主自由、沒有憲政。我們必須考慮到交通運輸技術、通信手段以及調動老百姓財產和民脂民膏的能力，必須相對于這些東西來看民主和對權力制約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國2007年的政府規(guī)模之后，我們再來看看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政府規(guī)模的變化，國家財政稅收每年相當于多少個城鎮(zhèn)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時，國家財政稅收相當于3億3千萬個城鎮(zhèn)居民當年的可支配收入。那個時候是全能政府時期，至少對城市人來說，工作、小孩教育、醫(yī)療、退休、養(yǎng)老、住房等等，這些都由國家包下來，正因為此，所以就要改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財政稅收相當于1億5千萬個城鎮(zhèn)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相對規(guī)模在改革開放第一期，是減少了一半，砍掉一半，不過那還是遠遠大于只需要205萬人的收入即可供養(yǎng)的乾隆朝廷規(guī)模，比美國政府的兩倍。

　　但是，1995年的稅收體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從國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規(guī)�；厣�。所以到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又上升到相當于3億7千萬個城鎮(zhèn)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還要大。從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所實施的改革的確朝小政府的方向邁進；
但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又重新向大政府邁進；
最近由于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政府在開支和投資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規(guī)模上升。

　　相對于農民的純收入而言，1978年的國家財政稅收等于當年8億5千萬個農民的純收入；
1996年時，相當于3億8千萬個農民的純收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到2007年這個數字是12億3千萬農民的純收入。

　　所以，征稅權不是控制在民選人民代表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部門的手里，其結果是征稅失控，而且趨勢越來越嚴重。我知道有很多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很喜歡說中國要加強稅收，要讓中國稅收不斷增長，認為稅收增加越多越好。這當然使財政部高興。特別是很多學者最近十幾、二十年在世界不同國家跑，去找哪個國家的哪些稅種是中國還沒有的�；貒�以后再介紹給中國，以各種名義幫助攝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種不可思議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國預算內稅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經濟體比較，說中國財政稅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歐國家的低，比美國的17%要高。所以，他們就說中國的征稅水平不算太高，說還可以有增長的空間。

　　可是，這些認為中國老百姓稅賦不高、還要到處引進各類名目稅種的人，沒有把另外一個重要背景考慮進來，也就是那些國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國家，而中國還是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國家。如果大家去翻翻教科書，就會知道我們建立公有制、建立國有制的初衷就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就是為了由國家經營企業(yè)、經營資產賺錢，不要老百姓交稅。至少，老百姓的稅賦應該跟國有企業(yè)、國有資產的總量成反比，不能夠一方面繼續(xù)保留那么多國有資產，另一方面卻還像私有制國家那樣去征稅。這樣的話，老百姓的收入、民間消費還如何增長呢？

　　所以，那些學者、經濟學家把中國的稅收水平跟私有制國家做比較之前，必須把這個前提考慮進去，因為國有經濟畢竟還是中國經濟的主角。不能忘記建立國有制經濟的初衷，否則就是誤導人。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每年國民收入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間的分配情況。如果從資產所有權的角度理解，資產財富的存量在國家與民間之間的分配怎樣？我做一個粗算，這可以給我們一個大概印象。根據國土資源部的一些資料做推算，到2006年底，國有土地總價值大約是50萬億人民幣。按照國資委主任李榮融2007年在《求實》上發(fā)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國有11萬9千家國有企業(yè)，包括央企和各部委擁有的國企，加起來有6、7千家，還有地方政府的國有企業(yè)。所有這些國有企業(yè)的總資產是21.9萬億人民幣。把國有土地和國有企業(yè)的總價值放在一起，相當于72萬億人民幣的國有資產。我們上面談到的國家財政稅收5萬多億人民幣，這只是國家可以花的錢的一部分，更大的是這些資產升值和財產型收入。比如說，2007年如果國有土地和國有資產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國有資產的增值相當于8萬億人民幣，因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
另外，2007年國有企業(yè)總利潤中，央企是1萬6千億人民幣。8萬億的資產升值，加1.6萬億的央企利潤，國家作為資產擁有者，就得到9.6萬億人民幣的資產性收入。這9.6萬億，如果是均分到13億公民身上，每個人就多了7千多元的財產性收入呀。但是，這些錢留在政府手里，政府預算內的5萬4千億財政稅收就已經很多了，沒有這些資產性收入也夠了。

　　許多人會說，政府得到財政稅收以及財產性收入，不是在給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嗎？不是為了共同富裕嗎？一些經濟學家會說，征稅是現代國家進行轉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謂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稅、再用稅收幫助低收入群體。這種轉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嗎？

　　真的如此？實際情況可能跟很多學者講的理想相差很遠，因為在沒有民主憲政制度安排下，當財政預算是黑箱操作時，你靠什么制度機制保證所謂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實現，分配到你希望的對象上，花到民生項目上？所以，我就說，你不能裝作沒看到，不要裝著說第二次分配的初衷是多么好的理想，然后就不去看實際的財政預算是不是真的在進行希望看到的第二次分配。

　　還是讓我們看幾組數據。根據財政部謝部長的一個發(fā)言稿，2007年財政稅收5萬4千億，在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和就業(yè)福利三大民生項目上的開支，是6千億元，相當于當年財政稅收的15%，那一年有點財政盈余，所以，大致上說政府總開支的15%用在這三個民生項目上。這6千億民生開支相當于當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政府為人均開支461塊錢，這461塊錢相當于當年城鎮(zhèn)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這些相對數字能幫助我們做跨國比較，因為你不能拿絕對開支數值去比較，原因是各國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國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是1萬5千億美元，相當于美國聯邦政府當年開支的61%，這個61%跟中國政府在這三項開支占政府開支的15%可以做比較。1萬5千億美元的民生開支相當于當年美國GDP的11.5%，這跟中國政府這三項開支相當于GDP的2.4%也可做比較，算到3億美國公民身上，每個公民平均得到的好處是5000美元，相當于當年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國比較一下，我們發(fā)現，有沒有國有經濟，征稅率的高與低，最后對政府在民生項目上的開支沒有直接影響，國有制經濟、高征稅并不必然意味著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經濟并不意味著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處。當然有人會說，你不能走極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稅，是不是也可以讓政府在民生上花這么多錢？我是說，中國有那么大的國有經濟、光預算內財政稅收就占GDP的22%，而美國是私有制經濟、其聯邦政府稅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國花在民生上的相對開支卻還是低于美國。

　　關鍵在于民主憲政制度安排。如果說美國比中國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應該同中國更可比了。

　　2007年，巴西政府在醫(yī)療衛(wèi)生這一項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國在三個項目，醫(yī)療衛(wèi)生、就業(yè)福利和社會保障上的開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相當于GDP的5.4%，而中國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钡睦砟睿�并沒有被中國的這些數據所支持。

　　國有制和私有制帶來兩種不同的經濟模式

　　國有經濟帶來的負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間消費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經濟學界過去的討論中，在談及國有企業(yè)要不要民營化時，往往把焦點放在國有企業(yè)的效率比民企的更高還是更低上，從純粹的效率回報來判斷。那顯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營化，還必須看到國有經濟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產業(yè)結構的影響，是使經濟對投資、對工業(yè)的依賴度過高，對消費的依賴度有什么影響？

　　有一個很容易看到的事實是，前蘇聯、前東歐計劃經濟國家，它們當時基本沒有服務業(yè)即第三產業(yè)，連面包都嚴重短缺，消費品和服務品始終供不應求，是短缺經濟。計劃經濟的中國經濟也是如此。那么，蘇聯在國有制下，整個經濟發(fā)展重點、投資重點放在哪里呢？放在工業(yè)，特別是重化工業(yè)包括軍工上！這就是為什么現在回過頭看，盡管70年代、80年代蘇聯的高科技發(fā)展跟美國軍事發(fā)展基本相當，但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今天我們在中國用到的方方面面技術，特別是跟生產力、跟生活有關的技術，不管是家電、電腦也好，汽車也好，甚至是火車，等，沒有哪一項是蘇聯當年科技發(fā)明創(chuàng)造留下來的。說明他們的發(fā)展離民生太遠、距離重污染、重資源的消耗性工業(yè)太近。

　　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現象，為什么國有經濟、國家主導型經濟都偏愛重化工業(yè)，輕視民生類行業(yè)呢？國家主導的經濟最終把重點放在工業(yè)發(fā)展上，一點不奇怪。這里我不是說由政府官員做投資決策、做開支決策的時候，他們會不負責任，不是這么回事。他們很好，但是制度激勵安排會逼著他們按照某種方式去做決策，如果讓我處于他們的位置，我也會像他們一樣，把能夠控制的資源和錢都花在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大樓與高速公路上，還有就是投資建大工業(yè)項目。因為從業(yè)績評估的角度講，也就是因為我要對上司負責，如果我的工作好壞由上司評定，他的業(yè)績再由他的上司評定，而我們的前途又分別由各自的領導決定，那么，我就要想，拿到這幾十億、幾千億元，往哪里投資、往哪里花才更能讓我的領導們看得見，怎樣表現對我的政治前途最有利？那我肯定傾向于這些高樓大廈、基礎設施，還有那些工業(yè)大項目。

　　這話怎么說呢？過去幾年，我每年帶著耶魯大學的MBA學生到中國訪問、參觀企業(yè)，去年我們去寶鋼給每個學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為寶鋼煉鋼車間這么宏偉，軋鋼工序那么長，又長又壯觀的鋼條被那些機器送來送去，又是加熱又是冷處理，讓這些都是第一次到中國的我的學生們覺得：哇！中國制造業(yè)這么宏偉、這么厲害！客觀想一想，幾乎每個煉鋼廠都會這么宏偉，因為它們必然看得見摸得著。但是，寶鋼給他們留下甚至是最深刻的影響。過去七年，我每年帶著不同的耶魯MBA學生到中國來，這些學生每次都是對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制造業(yè)工廠和高樓大廈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正因為考慮到這點，同時考慮到制造業(yè)工廠最能代表中國的經濟結構，所以，兩種因素吻合之下，我每年都會選一些制造業(yè)工廠去參觀。既然我的學生有這種偏好、按照這種方式去審視一個國家的經濟成就，所有領導也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偏重、鼓勵有形的大工程，喜歡那些形象工程，輕視那些對社會更重要但屬于無形的項目。

　　這就是為什么過去那么多年里，每當領導人為了培養(yǎng)出幾所世界一流大學而宣布加倍對北大、清華、人大等大學的投入時，我看到新聞的第一個反應是：這些大學的校園又要大興土木、環(huán)境又要被糟蹋了，因為他們肯定又要多蓋新樓，之所以是這樣，是由于我知道，如果我是校長或者書記，如果我把10個億的錢，真正用來改善教育、改善研究，那我就太笨了。你想一想，什么叫更好的教育？什么叫更好的研究？這些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如果我真的往這些方面投入，十年或者永遠都看不出成效，那樣，我作為校長的功勞和業(yè)績就永遠無法表現出來，看不見。相反，如果我把這些錢花在新大樓上，我的校友、我的領導以及各種來訪者很快都能看到，他們來的時候，每個人會說：“哇！你這個校長做得真好！前兩年還沒有這些大樓，現在到處都是摩登大廈了！”

　　所以，由于業(yè)績評估的困難、信息不對稱和知識不對稱的原因，政府官員在做花錢與投資決定時，不可避免地會傾向于看得見摸得著的大工廠和大基礎設施。于是，在國有經濟下，不管是當年的蘇聯和其他計劃經濟國家，還有當今的中國，都有偏重工業(yè)、偏重基礎設施的傾向。

　　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這兩種不同的安排，所帶來的對經濟產品的總體需求結構和產業(yè)結構會很不一樣。正因為政府主導的經濟傾向于基礎設施和大工業(yè)項目，所以，國有主導的經濟對資源、對工業(yè)品的需求最高，會遠遠高于對消費品、對民生服務業(yè)的需求。因為為了建這么多高樓大廈、基礎設施和工廠，對方方面面資源的需求會更高，然后對環(huán)境的污染也會更嚴重。這是一種偏向資源、能源的需求結構。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整個社會的主要資產和國民收入由民間老百姓掌握，由他們決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產生的需求結構會更側重消費品和民生服務品，看淡工業(yè)品。道理很簡單，如果是我們自己去花錢，特別是由女士們去花錢時，首先想到的是家里要買多少家具、多少衣服、多少日用品、多少養(yǎng)老產品、多少醫(yī)療品等；
然后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吃飯等等，這很容易理解，由家庭來花錢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而不會是那些華而不實的形象工程。跟民生有關的行業(yè)大致有兩大類，一種是消費品，就是我們以前講到的輕工業(yè)；
第二種服務品，也就是說第三產業(yè)。

　　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帶來兩種不同的產品需求結構，由此引申的發(fā)展機會和產業(yè)結構當然會不同。這就是為什么私有制經濟往往能帶來對第三產業(yè)和對輕工業(yè)的發(fā)展，而現在的和過去的國有制經濟都經歷了輕工業(yè)、第三產業(yè)嚴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結構在私有制和國有制安排中出現的這種差別，最后演變成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結構，所以在國有制下的國有經濟結構必然把重心放在工業(yè)上，放在高污染、高資源消耗的重化工業(yè)上。而私有制經濟必然會更偏重于輕工業(yè)、消費品和第三產業(yè)。任何國家的經濟結構都是它的需求結構所致。需求結構是什么樣，會決定整個經濟的供給結構。

　　如果按照這個思路去想，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只要國有經濟唱主角的局面不改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就不可能改變，就只能靠重化工業(yè)、靠投資然后靠出口市場來發(fā)展。否則，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只能是一種愿望。

　　偏重國有經濟的結果使就業(yè)難以增長

　　在就業(yè)的問題上，只要社會資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錢主要花在國有企業(yè)上，花在工業(yè)項目和基礎設施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能創(chuàng)造的就業(yè)機會就不會多。比如，從1990年到2006年，對國有企業(yè)的固定資產投資歷來是對民營企業(yè)固定投資的3至4倍。例如，2006年國有企業(yè)固定資產投資為8萬億元，而民營企業(yè)的固定資產投資是2萬億元，是4：1的比例。

　　那么，在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間的這種投資結構，所產生的就業(yè)后果怎樣？從1990年到2006年，民營企業(yè)每年在創(chuàng)造就業(yè)，而國有企業(yè)每年在丟失就業(yè)機會。1998年，那年國有企業(yè)在改制，總共損失兩千多萬個就業(yè)機會，而民營企業(yè)在那年創(chuàng)造了五百萬個就業(yè)；
1999年，國企喪失了5百萬個就業(yè)機會，到2006年還是減少了50萬個就業(yè)。相比之下，民營企業(yè)在1999年新增150萬個就業(yè)機會，2005年新增 520萬個就業(yè)；
2006年也增加了450萬個就業(yè)。

　　換句話說，從最大化創(chuàng)造就業(yè)的目標看，過去這些年在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之間的投資分配，是非常低效，是最不利于就業(yè)機會最大化的。那樣做，或許讓GDP按照“打腫臉充胖子”的方式虛增，但對民間就業(yè)是很糟糕的。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GDP增長帶來的就業(yè)很少，必須要“保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強解決每年大學畢業(yè)生的就業(yè)需要。

　　之所以偏重國企、偏重基礎設施的投資結構對就業(yè)機會最大化非常不利，最明顯的例子是像奧運場館，大概總投資是4千億人民幣，奧運會之后，這4千億投資創(chuàng)造了多少個就業(yè)機會？也許有2000個？如果是這樣，差不多是花了兩個億才創(chuàng)造一個就業(yè)機會。

　　如果把資源投入服務業(yè)的民營企業(yè)，創(chuàng)造的就業(yè)會很不一樣。比如，重慶富僑足療公司，創(chuàng)業(yè)才幾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僑足療分店，共有4百家分店。這家公司總共雇傭4萬多人。它的投資是多少？每開一個分店，大概花幾百萬，每兩萬塊錢的投資就能創(chuàng)造一個就業(yè)機會。這個服務業(yè)新就業(yè)機會跟投資比值是1：2萬，而奧運場館是1：2個億的投資。因此，大家能看到，服務業(yè)創(chuàng)造就業(yè)的效率跟基礎設施、大工業(yè)項目就是不一樣。

　　為改變經濟模式，民有化改革是必需

　　綜上所述，為了長久持續(xù)的增長，必須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具體講，就必須從事下面兩方面改革。第一當然是民主憲政方面的改革，這是最直接約束征稅權、約束政府管制權的無限擴張并對財政預算過程進行更透明監(jiān)督的必要條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國有資產包括國有企業(yè)股權注入到32個國民權益基金。一個是全國性的國民權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產權以及中央部委所屬的國企股權，都注入其中，然后，把這個國民權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億公民身上，這樣才真正實現“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來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還沒有到位、虛的全民“所有者”給具體落實到每個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現在的公眾股權基金一樣可以交易。另外，在31個省市分別成立各省市的國民權益基金，把各省國企資產都注入其中，每個省的國民權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這樣一個原則，比如按6：4或是7：3這樣的比例，將各省國民權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許國民權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我知道，關于這一方案已經說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應。有人說，這些國民權益基金交易起來很難，有13億人口。其實，我覺得，在操作層面上，今天的中國證券市場和基金行業(yè)已經走得很遠了，到現在本來就有1.5億左右的基金帳戶。所以，既然這些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夠處理好1.5億個基金帳戶，處理13億國民權益基金帳戶，在規(guī)模、難度上應該是相差不多。

　　另外，很多人說，這是不是像俄羅斯、其他東歐國家那樣在私有化？我要強調說“不是”，我講的民有化改革和俄羅斯當初的私有化不一樣，民有化是實現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我并不是說把國有企業(yè)都拆分了，國有企業(yè)繼續(xù)可以運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門的管制，但國有企業(yè)和國有資產的產權收益、財產性收入都應該注入到這些國民權益基金，然后由13億公民直接擁有這些基金的股權，這樣把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給具體落實，這沒有違背原來的全民所有的概念，并且也能幫助實現十七大強調的增加老百姓財產性收入的理想。

　　最后，關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私有化改革路徑的問題，以前有很多誤解。對于所謂“休克療法”改革的結果，我覺得太多學者仍然把結論停留在9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期東歐國家的狀況上，沒有幾個人今天再去東歐國家去看看，看今天的東歐跟90年代末期的東歐有什么差別。最近跟一位東歐學者談到漸進式改革與休克療法的問題，他說，在東歐，這些已經不是問題，因為在那里改革已經完全結束，而且多數東歐國家的生活水平已經離西歐國家很近。比如，捷克，前南斯拉夫分出來的這些國家，前蘇聯分出來的很多國家、波蘭等等，這些國家的人，不管是決策層還是老百姓，都已經把改革畫上了句號，那已經是過去的事情。相比之下，接下來在中國的改革該怎么走，這還是一個問號，還是繼續(xù)進行時。所以，說“東歐國家的改革是一種失敗，中國漸進式改革是一種成功”，這句話在邏輯上還不成立，因為一個已經完成，而另一個還在進行，中國下一步怎么走？我希望提一下這點，大家可以自己去觀察、收集數據做一些判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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