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本是一種與社會現(xiàn)實的關系相對薄弱的“純學術”，由于種種原因，已被“官”“學”雙方冷落多年。不料近來卻突然“走紅”，在“官”“學”雙方都引起了某些興趣，以至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國學熱”�！皣鴮W”而成“熱”，殊為不易。有人認為這是媒體“熱炒”的結果，但媒體為何要熱炒這與國計民生原本干系不大的“絕學”？而媒體的熱炒為何又能得到相當?shù)暮魬�？可見，除了媒體的“熱炒”外，定有某些更為復雜深刻的背景與因素。

　　其實原來本無“國學”一說，只是在近代西學東漸且所向披靡的情境下，才有“國學”的產生，以與西學/新學相區(qū)別乃至相頡頏。但“國學”原無精確定義，舉凡有關中國傳統(tǒng)的各種道德文章、經濟學術等等都可稱為國學。因此，從近代開始到本世紀初，國學倒不乏學術之外的社會政治意義。它曾是“頑固派”抵制新學、反對革新的工具，又曾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鼓吹“反滿革命”的有力武器。不過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各種“新學”成為彼此爭斗不休的救國方策之后，“國學”被目為“落后”，遂蛻盡“雜色”而退居邊陲，成為涉世無多、僅囿于書齋的“純學術”。但卻也因此才產生了一批成就斐然的“國學大師”，其學問與人品，大都令人敬佩。

　　不過1949年后,在學術領域也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批判、取代一切舊的學術傳統(tǒng)，國學首當其沖，對《紅樓夢考證》的批判成為建國后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先聲。國學因而長期被視為“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tài)而被嚴厲批判，再次被賦予一種難以逃脫的政治意義：在這種情境下，如果仍堅持“國學研究”就意味著拒絕“改造”；
如果放棄這種研究，就是事實上的失敗與屈從。在局外人難以想像的巨大壓力之下，國學終于完全銷聲匿跡，確成絕學。

　　但90年代“國學熱”所反映出的對傳統(tǒng)文化的“全盤肯定”傾向與80年代“文化熱”中對傳統(tǒng)文化“全盤否定”態(tài)度，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反差。因此，人們很容易也確有理由認為這是對前一次“文化熱”的對立和否定。然而這僅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就更深的層面而言，國學熱恰恰是前一次“文化熱”的邏輯必然發(fā)展。正是充滿激情亦因此偏激的第一次“文化熱”將傳統(tǒng)文化的許多問題尖銳地提了出來，擺在人們面前，迫使人們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更加冷靜、理性、細致的研究和思考，“國學研究”自然而然提上日程。事實上，梁漱冥及“新儒學”的一些代表人物和思想，從80年代中期開始，就日漸成為研究的熱點�？梢哉f，無論有沒有80年代末的“風波”，“國學”都會重受學者重視的。當然，表現(xiàn)形式或會有所不同。在“風波”之后隨之而來的“大批判”中，學術研究的空間一度驟減，一些學者開始提倡國學研究，一方面確有意藉此擺脫言不由衷的“大批判”，逃離政治，表明了對學術獨立的維護；
另一方面確是對80年代的偏激與浮躁進行了必要的反思，提出“為學術而學術”“讓學術回歸學術”“把學術與思想分開”等口號。從學術發(fā)展的角度來看，在幾十年“學術”與“政治”不分的情況下，在幾十年“學術失范”的情況下，這對學術、文化的建設有著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如果追溯歷史，國學對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個人有著更非尋常的意義。個中三昧，頗堪深究。如原本專治古典詩詞和叔本華等德國古典哲學的王國維后來轉向甲骨金文一類的考據之學；
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激烈反傳統(tǒng)的陳獨秀政壇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學之中；
反滿斗士章太炎由撰寫“令人神旺”的政論高手一轉而為國學大師；
以宣揚“西化”聞名的胡適卻又長期提倡“整理國故”，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幾乎傾全力于《水經注》的考據之中；
聞一多在20年代末混亂黑暗的政治環(huán)境中，由“紅燭詩人”而成國學專家，甚至因很少下樓而被戲稱為“何妨一下樓齋主人”；
聞一多的學生、著名的“新月詩人”陳夢家后來也轉向古文字學；
就連“敢于直面人生”的魯迅，在辛亥革命后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而難以自拔。凡此種種，當非偶然。

　　當然，從細的方面來說他們的情況各不相同，但從大的方面來說有十分相同的背景：首先，“國學”可說是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萃，確具極大的學術、文化魅力，足以將人吸引過來；
而鉆研國學，歷來似乎就是文人學者的“天職”。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時刻，國學當然也面臨“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問題。從中西兼用的角度來看，“國學”確有一片廣闊的天地供他們一展身手。更重要的是，國學為身處政治專制腐敗、社會動蕩之中的近代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塊難得的安身立命之所。當對現(xiàn)實倍感無奈而環(huán)境又不允許他們慷慨激昂之時，自然就要“向內走”，躲進書齋之中。但另一方面來說，國學又不僅僅是“獨善其身”的庇護所，而又能與民族、國家的命運聯(lián)系起來。胡適便屢屢表白整理國故的社會意義，時而說是為了“捉妖打鬼”，找出傳統(tǒng)文化的病癥，時而說是為了找出科學在傳統(tǒng)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揚傳統(tǒng)文化。當聞一多在40年代中期重新開始吶喊時，對自己的“鉆故紙堆”又作出如下辯白：“近年來我在聯(lián)大的圈子里聲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為經過十余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癥，我敢于開方了�！憋@然，國學在近代中國具有一種奇特的功能，使沉潛其中者一方面能逃避現(xiàn)實、在風暴中找尋到一塊難得的安寧之所，另一方面又有種維系傳承民族文化血脈、以一種更間接卻更深遠的方式“兼濟天下”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這種感覺足以消除由“獨善其身”引起的某種良心不安，獲得一種精神的滿足和心靈的自慰。

　　但對于那年“春夏之交”“風波”之后，企求在國學中躲避“大批判”、追求“純學術”的當代知識分子來說，時下的“國學熱”卻是一個深刻的反諷。

　　國家對“傳統(tǒng)”、“國學”的明確倡導、支持是從1989的之后開始的。1991第1期的《高校理論戰(zhàn)線》報道了“前不久”由國家教委社會科學發(fā)展研究中心和由北京高校部分教師組成的“民族文化與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研究課題組聯(lián)合組織召開了“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學術座談會，與會者多是史學界的“官員”，如中國史學會會長、大學黨委書記、校長、中央有關研究機負責人等。“與會者就近幾年來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潮的表現(xiàn)、根源、危害以及如何正確對待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芭c會許多同志認為，近幾年來，在理論界、學術界、文化界和社會上重新泛濫起一股以‘反傳統(tǒng)’為時髦，乃至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盤肯定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潮。這股思潮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建設帶來了十分惡劣的影響，應該認真加以清理和批判。”他們認為這：“近幾年泛濫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社會等各個領域”；
“不少同志在聯(lián)系近幾年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泛濫的實際情況指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在理論界和社會上，尤其在經世未久，對傳統(tǒng)文化缺乏了解的青年學生中造成了思想混亂，對其危害絕不可低估。”他們還認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產生的原因有四個方面：“是‘全盤西化’論的組成部分”，“是歪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產物”，“是國外某些言論的再版”，“是走極端的片面性思維方式的表現(xiàn)”。他們進一步說道：“民族虛無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依據，給青年人造成的心靈創(chuàng)傷比直接的政治結論更嚴重，所以我們應該花更大的力氣清除其影響”，“要深層次地解決青年的思想問題，應首先向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開刀”�！斑@次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緊密聯(lián)系，它不是一切都不要，而是不要傳統(tǒng)，不要社會主義，不要黨的領導，而要西化，要資本主義”，所以“否定傳統(tǒng)的危害性越看越嚴重，對其嚴重性要給予足夠的重視”。此處所說“近幾年”即80年代后期導致“風波”的“幾年”。對傳統(tǒng)文化的弘揚，一開始便有明確的政治指向性與目的性。

　　因此，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第三版史無前例地以整整一版的篇幅發(fā)表了“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的長篇報道，提倡國學，提出：“所謂‘有中國特色’，一個重要含義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薄吧钊氲靥接懼袊鴤鹘y(tǒng)文化，對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提高中國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等等，都是一項基礎性工程�！薄鞍阎袊鴤鹘y(tǒng)文化的研究尊稱為‘國學’，并無不當�！眱H僅兩天之后，8月18日的《人民日報》又在頭版發(fā)表了“久違了，‘國學’！”的短評，盛贊國學研究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1993年11月14日，央視《東方時空》的又以“國學熱的啟示”為題，對“國學熱”作了詳細介紹、宣傳。12月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題為“高屋建瓴，啟迪后人”的“側記”,報道了季羨林先生在北大就東方文化和國學作的一次報告，這北京大學團委和學生社團舉辦的“國學月”的一個重要項目。1994年2月16日的《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季羨林先生的“國學漫談”一文，明確告訴人們“國學決不是‘發(fā)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其現(xiàn)實意義主要表現(xiàn)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特色”上、“它的光輝也照到了國外去”和“激發(fā)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愛國熱情”這三個方面。他尤其強調：“探討和分析中國愛國主義的來龍去脈，弘揚愛國主義思想，激發(fā)愛國主義熱情，是我們今天‘國學’的重要任務。”

　　與《人民日報》如此頻密地宣傳、提倡國學相呼應，《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和中央電視臺等均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多次宣揚“國學熱”，報導有關研究狀況，并不斷發(fā)表“國學/中國文化/東方文明”將主導二十一世紀、拯救全人類的宏文�！皣�家級”媒體的宣傳無疑具有強烈的導向意義，“國學”迅速熱遍全國。一些報紙開設了“國學”專版，一些大學相繼成立國學班或國學院，一些中小學在當?shù)亟逃�主管部門的支持下開始讀經，政府開始祭孔，導向作用明解的央視的“百家講壇”，事實上蛻變成“國學”的“獨家講壇”……

　　原本只是少數(shù)學者“象牙塔”中的“國學”，近二十年來在國家的有力推動下終于成為聲勢浩大的“熱潮”，表明主流意識形態(tài)做出某些調整，減弱了某些“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性”而增添某些中國傳統(tǒng)的“特殊性”，更多地從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政治理論資源，以抵制“西化”的影響，其話語具有日漸濃厚的“民族文化”色彩。例如，從1989年之后，官方一直規(guī)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宣傳基調是“愛國”，對“民主、科學”卻不著一字，而其“弘揚傳統(tǒng)”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以威權政治的深厚“傳統(tǒng)”（主要不以“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來抵制民主觀念的傳播和對民主政治的要求。在思想道德層面，則以傳統(tǒng)的“集體主義”來反對個性解放的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觀念。

　　本文無意也不必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調整”做出分析與評價，僅想指出“國學”而成熱，便是這種調整的結果，“國學熱”無疑為這種理論“調整”提供了學術的支持和理論的力量。因此，那些最具權威的“大報”和“央視”才會不吝版面、頻道熱情地為國學熱“造勢”。當然，在政治泛化的社會結構中，這些卻又是從事國學研究的學者們本人所無法掌握的。對莘莘學子來說，對“純學術”的健康發(fā)展來說，這究竟是否福祉，還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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