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構建服務型政府是中國新一輪政府改革的目標，也是近年來中國政治學、行政學和公共管理學研究討論的熱點問題。本文收集整理近十年來國內(nèi)發(fā)表的相關研究文獻，對服務型政府研究進行理論概括，從六個方面———服務型政府概念的演繹、服務型政府提出的背景、服務型政府與政府改革的關系、服務型政府的理論基礎、服務型政府的內(nèi)涵、構建服務型政府的路徑———梳理總結了學界關于服務型政府的研究進展。

　　關鍵詞　政府模式　服務型政府　研究綜述

　　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六大以來，以構建服務型政府為目標的政府改革思路逐漸明晰。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把政府職能歸結為經(jīng)濟調(diào)節(jié)、市場監(jiān)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項內(nèi)容。2003年突發(fā)的“非典事件”，使中央和各級領導深刻地認識到，推動經(jīng)濟發(fā)展，絕不能以忽略社會發(fā)展、犧牲人民群眾的利益為代價，從而堅定了改革“以人為本”、科學發(fā)展的決心。2004年2月21日，溫家寶總理在中央黨校省部級領導干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專題研究班結業(yè)式上正式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口號。2004年3月8日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聽取陜西代表團意見時提出：“管理就是服務，我們要把政府辦成一個服務型的政府，為市場主體服務，為社會服務，最終為人民服務”。2006年10月，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明確要求“建設服務型政府，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自此，服務型政府第一次被寫入執(zhí)政黨的指導性文件當中。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再次把“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nèi)容而予以強調(diào)。與此同時，學術界關于服務型政府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入。為了展現(xiàn)服務型政府學術研究的進展情況，我們收集整理最近十年發(fā)表的學術成果，并從以下六個方面作出概括和總結。

　　從服務行政到服務型政府：研究的深化與概念的形成

　　服務型政府概念是在學術界多年討論的基礎上形成的①。追根溯源，服務型政府的說法是由“服務行政”推演而來的。據(jù)考證，“服務行政”一詞最早見之于德國行政法學家厄斯特·福斯多夫(Ernst Forsthoff)1938年發(fā)表的題為“作為服務主體的行政”一文中〗②。后來，臺灣學者陳新民在《公法學札記》③一書及其他相關文章中予以介紹和解讀，使“服務行政”的觀念在大陸理論界逐漸得到引述和闡發(fā)。

　　有研究認為，1995年到1997年，大陸理論界引入和推廣這一概念；
1998年到2000年，開始從理論上深入探討“服務行政”模式如何構建的問題。那時候，一些行政學者最先使用服務行政的概念，試圖尋找一種不同于計劃經(jīng)濟條件下管制行政模式的理論概念。在他們看來，隨著經(jīng)濟體制改革，計劃經(jīng)濟轉變?yōu)槭袌鼋?jīng)濟，需要有一種新的行政模式與之相匹配，這就是“服務行政”模式④。這種服務行政模式“既不同于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行政模式，也不同于近代的管理行政模式，而是一個全新的服務行政模式”，它應該具有如下特點：第一，“服務行政”是公正的行政；
第二，“服務行政”是為人民服務的行政；
第三，“服務行政”是能力本位的行政；
第四，“服務行政”是社會本位的行政；
第五，“服務行政”是超越了民主和集權的行政；
第六，“服務行政”是自律和道德的行政。而且，服務行政還具有以下功能：第一，限制政府規(guī)模的功能；
第二，培育成熟社會的功能；
第三，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功能；
第四，促進獨立人格生成的功能⑤。

　　借著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的東風，理論界開始深入探討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的目的、方向和途徑等問題，構建服務型政府的理論開始逐步成熟。有研究指出，中國學者對于服務型政府的研究大體可以歸納為四種維度⑥：第一，政府與公民關系轉變的維度。國家行政學院劉熙瑞教授將服務型政府定義為“在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過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組建起來的以為公民服務為宗旨并承擔服務責任的政府”。⑦這一研究視角明確指出服務型政府與以往的管理型政府的主要區(qū)別在于民本位和官本位、社會本位和政府本位、權利本位和權力本位之間的取向偏差。

　　第二，政府職能歷史演進的維度。這種研究維度從宏觀的人類歷史進化過程出發(fā)，認為歷史是一個有規(guī)律的進化過程，與之相伴的是，政府的行政模式也從近代以前的“統(tǒng)治行政”向近代的“管理行政”再向現(xiàn)代的“服務行政”轉變，這是統(tǒng)治和管理、管理和服務此消彼長的動態(tài)變化過程。

　　第三，政府職能調(diào)整的維度。這種研究視角強調(diào)政府職能在于提供公共服務，從經(jīng)濟層面上來說就是要糾正市場失靈，提供公共產(chǎn)品；
從政治層面上來說就是要提供安全、民主、平等的制度環(huán)境；
從社會層面上來說就是要處理社會面臨的公共問題，促進社會健康發(fā)展。第四，行政機構建設維度。即通過設立“政務超市”、“陽光大廳”、“一站式服務”等措施，對具體行政機構的設置進行調(diào)整，在空間維度上拉近政府和民眾之間的距離，從而培養(yǎng)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服務態(tài)度和服務精神，從實踐層面上向服務型政府的目標靠攏。以上四種維度展示了中國學者對于服務型政府的四種研究和定義的角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構建服務型政府的是一項綜合的系統(tǒng)工程，需要納入國家改革與發(fā)展戰(zhàn)略。

　　從經(jīng)濟改革到政府改革：服務型政府提出的背景

　　中國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形成了一個“經(jīng)濟建設型政府”模式。政府長期主導資源配置，并將掌握的資源主要運用在經(jīng)濟領域，這使政府充當了經(jīng)濟建設主體和投資主體的角色。經(jīng)濟建設型政府有幾個嚴重的誤區(qū)：一是政府長期作為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主體力量，起主導作用；
二是解決不了政府、國有企業(yè)與國有商業(yè)銀行的結構性矛盾，致使政企分開一直成為改革的難點；
三是重視經(jīng)濟建設的投入回報，嚴重忽視社會事業(yè)投入的巨大經(jīng)濟、社會效益；
四是不恰當?shù)匕岩恍┍緫�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推向市場、推向社會。實踐證明，經(jīng)濟與社會發(fā)展失衡、經(jīng)濟發(fā)展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失衡等，都與這種政府模式有直接、內(nèi)在的聯(lián)系⑧。

　　所以，遲福林院長認為，從“經(jīng)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必然選擇。中國經(jīng)濟要實現(xiàn)持續(xù)快速發(fā)展，必須實現(xiàn)經(jīng)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那么，提倡“公共服務型政府”，是不是就否定了“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遲福林院長認為，公共服務型政府并沒有否定“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而是拋棄了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來直接搞投資建設的做法，主張政府主要為作為微觀經(jīng)濟主體的企業(yè)創(chuàng)造良好的經(jīng)濟社會環(huán)境，以實現(xiàn)經(jīng)濟社會協(xié)調(diào)發(fā)展⑨。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謝慶奎教授指出，服務型政府的提出適應三大需要：一是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需要，二是社會轉型的需要，三是政府改革的需要。官僚型政府發(fā)展的下一步就是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政府要求行政體制和機制轉變，也就是結構功能和運行方式的轉變，強調(diào)政府為所有人服務，為一切對象服務”⑩。

　　根據(jù)學者們的闡述，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迫切性體現(xiàn)在：第一，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實踐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本質(zhì)要求的迫切需要○11。第二，建設服務型政府是防治腐敗的迫切需要○12；
第三，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增強政府權威的迫切需要○13。

　　從機構改革到政府轉型：政府改革的理路和走向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jīng)濟改革的深入，中國政府自身也經(jīng)歷了一個不斷改革的過程。80年代，政府改革主要圍繞“集權與分權”的話題而展開；
基于對傳統(tǒng)集權模式的深切反思，“分權讓利”被設定為政府改革的主題。90年代，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討論，將政府改革的話題引向有關“大政府與小政府”的討論，“小政府”模式被一度看好，精簡機構成為政府改革的主要內(nèi)容。2000年以后，政府改革的主題進一步深化，此時人們達成了新的共識：政府權力的集中或分散、政府規(guī)模的大或小，未必是一個好政府的主要標志，一個良好的政府，應該是有效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強政府”�；�于這樣的認識，“轉變政府職能”就成為政府改革的核心議題，而改變政府管理模式，構建服務型政府，便理所當然成為政府改革的目標。

　　為了說明服務型政府的大勢所趨，有人提出了三種政府模式的比較分析框架○14。透過這種比較分析，可以了解政府模式的發(fā)展趨勢，明辨政府改革的方向。

　　關于三種政府范型的比較分析

　　圖一

　　上述比較框架顯示，服務型政府的相對概念是“政治統(tǒng)治型政府”和“經(jīng)濟建設型政府”；
它所針對的是以往的政府角色定位、行為模式和發(fā)展戰(zhàn)略；
它所倡導的是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的政府角色定位。不言而喻，構建服務型政府就意味著實現(xiàn)政府模式的轉型，即，從前兩種形態(tài)向后一種形態(tài)的轉變。

　　還有學者依據(jù)治理模式的變化，提出了統(tǒng)治型、管理型和服務型政府的比較分析框架。中國人民大學張康之教授提出了政府管理模式的三階段論：即盛行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統(tǒng)治行政模式，這與統(tǒng)治型政府相對應；
以馬克斯·韋伯設計的官僚制為特征的管理行政模式，這與管理型政府相對應；
隨著公共管理實踐領域的擴大以及治理理念日益被人們所接受，正在興起的服務行政模式，與之相對應的是服務型政府○15。

　　有人比較分析上述三種模式的特征，將其差異概括如下○16：　北京大學王浦劬教授等人對于治理模式的研究也為上述分析提供了論證。他們認為，古代社會行政模式的核心理念是統(tǒng)治，與之對應的統(tǒng)治型政府治理具有如下特征○17：

　　圖二

　　第一，政治色彩濃厚。在古代社會，政治、行政二者合一，以統(tǒng)治為核心理念的政治管理行為是作為政治的附屬行為，公共性尚未得到充分自覺。此時的治理基本上是為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服務，很少具有公共利益的色彩，政治性就是這一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行政屬性的基本規(guī)定性。

　　第二，治理權力來源于最高統(tǒng)治者。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神權論大行其道，最高統(tǒng)治者———君主或教皇被認為是神在人間的代表，政府權力來源于神，來源于最高統(tǒng)治者。權力的擁有者和行使者在欺壓愚弄人民的同時，居高臨下地統(tǒng)治著人民，防止人民起來反抗。行政活動過程的統(tǒng)治、壓迫的作用較為直接且不加掩飾。第三，政府職能包羅萬象。在古代社會，國家與社會的界限模糊，國家與社會高度融合。國家可以隨時侵入社會，但社會力量對于政府的參與也往往缺乏制度化的渠道。國家與社會的界限不明導致國家權力的分化程度也比較低，立法、司法、行政權統(tǒng)攬于政府；
行政事務是直接由權力機構行使的，這就充分顯示出行政的政治統(tǒng)治性質(zhì)。政府職能一方面非常廣泛，另一方面專業(yè)化程度低，這使得治理的效率非常低下。

　　第四，治理方法單一。在古代社會，以統(tǒng)治為核心理念的治理主要運用酷刑和宣傳教化的手段。統(tǒng)治者一方面用殘酷的刑罰威懾民眾，另一方面用教化的手段、用宗教或宗教化的思想禁錮民眾。治理方法的單一從根本上說是古代治理中缺乏平等協(xié)商精神的結果。

　　管理型社會治理以韋伯的“官僚制”為模型，它所建立起來的政府機關的特點是：層次結構分明、規(guī)章制度嚴格、職權職責明確○18。這樣的政府機關“能夠取得最高的效率，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已知的對人類進行必要的管理的最合理的方法。它優(yōu)于其他形式之點是其準確性、穩(wěn)定性、嚴格的紀律性和可靠性。……完全可以正式地應用于各種行政管理任務”○19。但新的因素構成了對韋伯官僚制模型的沖擊，這些因素包括：一是公眾對政府的批評，特別是對政府不斷膨脹的規(guī)模、不斷擴張的職能以及由于官僚主義而產(chǎn)生的政府服務效率低下與服務壟斷的批評；
二是新理論的影響，尤其是公共選擇理論與新公共管理理論對傳統(tǒng)“韋伯模式”的挑戰(zhàn)，從而表現(xiàn)出對政府改造的理論引導；
三是全球化的作用，尤其是在提高國家競爭力和公共服務的質(zhì)量上，政府的效能變得非常重要；
四是技術變革的影響，特別是信息技術與計算機等辦公自動化設備的應用，改變了傳統(tǒng)的科層等級的管理模式○20。

　　中國人民大學的李傳軍博士在其學位論文《管理主義政府模式的終結——從管理型政到服務行政》中重點考察了管理型政府的模式特征及其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缺陷。他指出，管理型政府也就是管理主義的政府模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韋伯的官僚制模型是這種政府模型構建的模板。他把“管理主義”政府模式定義為基于威爾遜、古德諾所確立的政治行政二分原則，而由馬克斯·韋伯所建構的官僚制而加以具體化的政府類型。這種政府類型的主導價值觀是“價值中立，效率中心，技術至上”。在“管理主義”政府模式中，權力集中，層級分明；
官員照章辦事、循規(guī)而行；
官員行為標準化、非人格化；
運用相對固定的行政程序來實現(xiàn)既定目標。官僚制模型像是一部受到嚴格控制的機器，公務員只是機器齒輪的齒，他們的工作分工細致，行為必須依照明確的規(guī)則和程序。從這種管理模式在社會總體中的位置以及運行過程來看，它的基本特征是：(1)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體；
(2)政府的公共管理無所不在；
(3)政府公共管理的職能迅速分化為許多專門的領域；
(4)政府機構膨脹的趨勢不可遏制；
(5)在擔負公共管理職能時往往有著公共預算總額最大化傾向，造成高成本、低效率○21。

　　在現(xiàn)代國家，政府實施管理通常根據(jù)社會事務和社會資源的不同性質(zhì)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方式�，F(xiàn)代國家治理所遵循的原則包括：“治官”更重于“治民”；
“公域”與“私域”分而治之；
“主權”與“治權”統(tǒng)分結合○22，它所形成的治理模式具有如下特征○23：

　　第一，治理模式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xiàn)；

　　第二，強調(diào)國家與社會的合作，模糊了公共領域與私人的明確界限，并且更加強調(diào)國家與社會的依賴關系；

　　第三，把治理看成是一個上下互動的過程，強調(diào)管理對象的參與；

　　第四，強調(diào)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多元化。

　　中國政府改革的方向是構建服務型政府，它意味著治理方式的根本變革。這種變革體現(xiàn)在政府范式的三個不同層面：一是觀念范式，即在政府與社會的價值關系中，恪守社會作為價值主體與價值評價主體的信念，政府相對于社會只具有工具性價值；
二是規(guī)則范式，這是在“服務”這一觀念范式基礎上生發(fā)出來的一整套概念、定理與規(guī)則，比如：按照市場———企業(yè)化來改革政府的舉措，由此所形成的一些定理，如私有化、公共服務的付費制、競爭與合同制、內(nèi)部市場、分權與權力下放、自由化與放松管制等；
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些概念，如顧客導向、競爭戰(zhàn)略、公眾主權、結果導向等；
三是操作范式，這是觀念范式與規(guī)則范式的具體化，本質(zhì)上它們只是實現(xiàn)觀念范式與規(guī)則范式的手段與工具而已○24。

　　從管理走向治理：服務型政府的理論基礎

　　服務型政府的理論淵源來自有關政府職能的理論。政府職能是指政府在社會中所承擔的職責和功能，它反映了政府的實質(zhì)和活動內(nèi)容。相關研究表明，對政府職能的理論探索始于民族國家的誕生，但在近代資本主義開始發(fā)展之前，缺乏對國家應承擔的職能進行充分探討的需要。在市民社會日益成熟，國家和社會的分野日益明晰的條件下，圍繞國家所要解決的主要經(jīng)濟和社會問題，政府職能基本理論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經(jīng)歷了以下發(fā)展階段○25：

　　第一階段，從18世紀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這一階段政府的職能定位是一個“守夜人”的政府，其理論成果是自由主義思想家提出的“有限政府理論”，認為市場經(jīng)濟是最有效的經(jīng)濟制度，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可以實現(xiàn)自然和諧；
而且市場也是最公平的制度，因此政府應對經(jīng)濟事務持自由放任立場�！罢�府要想管理得好一些，就必須管理得少一些”，政府承擔三項職能：一是保衛(wèi)個人的安全，使其不受他人的侵害；
二是保衛(wèi)國家安全，使其不受外敵的侵犯；
三是建設、維護某些私人無力經(jīng)辦或不愿經(jīng)辦的公共設施與公共事業(yè)，除此之外的其他事務都屬于政府不該管的事情。

　　第二階段，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此時出現(xiàn)了資本的集中和生產(chǎn)的壟斷，僅靠市場機制已經(jīng)不太可能實現(xiàn)充分就業(yè)和發(fā)展經(jīng)濟的目標，這被人們稱之為“市場失靈”。為解決這一問題，凱恩斯提出了著名的“政府干預理論”，認為“看不見的手”本身存在收入水平懸殊、經(jīng)濟外部性以及壟斷現(xiàn)象等諸多弊端，而這些弊端從市場內(nèi)部又不可能得到克服，只有通過政府干預才能予以解決。因此，政府必須靈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市場進行積極干預，必要時候?qū)嵤┏嘧重斦�，以刺激�?jīng)濟發(fā)展，提高人民福利。在這種理論的引導下，“福利國家”的政府政策大行其道。

　　第三階段，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政府的積極干預直接導致政府職能的過度擴張和機構膨脹，并且扭曲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調(diào)節(jié)作用，產(chǎn)生了所謂“政府失靈”的現(xiàn)象。為解決這一難題，政府職能理論中的公共選擇理論應運而生。這一理論破除了“國家神話”，根據(jù)理性經(jīng)濟人的假設，指出國家同樣具有人類的弱點，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國家干預可能像人一樣犯錯誤；
第二，國家機器的執(zhí)行者可能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26。因此，公共選擇理論重新強調(diào)市場的價值，認為市場的缺陷并不是把問題轉交給政府去處理的充分理由。既然政府內(nèi)部問題重重且無法完全根除，那么最好的出路就在于打破政府的壟斷地位，讓政府將其不該做和做不好的事交給市場來完成，在能夠引入競爭的領域，允許私人機構進入并與政府機構形成競爭，從而改善公共部門的產(chǎn)出以及公眾的福利狀況。因此，政府職能應該定位在維護市場秩序和正常運轉上。對于政府職能的反思，引發(fā)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復歸。

　　經(jīng)歷過“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雙重洗禮之后，政府職能被確定為是為市場發(fā)揮基礎性作用創(chuàng)造各種有利條件：通過有效的公共政策來支持市場的運轉，只有在單靠市場機制無法解決的社會資源配置問題上，才存在政府干預的必要性。20世紀90年代，在應對全球性“政府失靈”的危機中，有關政府職能的新的理論終于形成。這種理論包括主張以企業(yè)家精神重塑政府的“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以公民服務為核心的“新公共服務理論”和主張加強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合作的“治理理論”，這兩種理論成為當今社會構建新型政府的理論基礎。

　　1.主張“重塑政府”的新公共管理理論

　　新公共管理理論實質(zhì)上是公共行政的傳統(tǒng)規(guī)范和工商企業(yè)管理方法的融合，其中不乏新泰勒主義、民主行政理論以及管理科學的相關觀點。新公共管理的主要觀點是：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在管理方面不存在本質(zhì)區(qū)別，它們有著共同的管理理念；
私營企業(yè)的管理在績效和顧客滿意程度方面比政府部門優(yōu)越得多，把私人部門的管理理念和具體管理方法應用于政府公共部門是重塑政府的必要途徑；
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思路可以概括為公共服務方式的市場化，包含：第一，將決策和執(zhí)行分開，即政府主要的任務是“掌舵”(決策)，而不是“劃槳”(執(zhí)行)；
第二，應該打破公共服務的壟斷性，實現(xiàn)公共服務供給者多元并存，競爭發(fā)展；
第三，公共服務的消費者有在多元供給者之間做出選擇的權力和用以選擇的資源○27。簡而言之，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在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上以市場為基礎，通過合同出租、公私合作、用者付費和憑單制等具體形式，逐步實現(xiàn)公共部門私有化的目標，并把顧客至上的理念引入到公共服務的過程當中，以便根據(jù)市場需求對公共服務部門的產(chǎn)出狀況實施有效控制。

　　新公共管理理論要求變革政府，其鋒芒所指正是公共服務部門的官僚制結構。針對傳統(tǒng)官僚制下官員嚴格照章辦事、循規(guī)蹈矩從而導致行事僵化、妨礙行政效率提高的問題，新公共管理理論提倡，通過廢除公共部門眾多的冗余規(guī)章制度，簡化行政審批手續(xù)以提高行政人員的辦事效率；
針對官僚機構內(nèi)無進取動力、外無有效監(jiān)督主體的問題，新公共管理理論提出一方面在政府部門中引入“企業(yè)家精神”，改變官僚機構自身的內(nèi)部環(huán)境，另一方面通過設立其他監(jiān)督主體以使政府能夠得到來自外部的監(jiān)督和指導；
針對官僚制的金字塔式結構過于強調(diào)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上的權力集中而影響行政效率的問題，新公共管理理論重視對基層行政機構的充分授權，主張使基層組織機構具有適應社會需要而獨立決策的權力。美國學者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明確提出政府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企業(yè)家政府”。具體而言，就是要把政府“再造”成為：(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劃槳；
(2)社區(qū)擁有的政府：授權而不是服務；
(3)競爭性政府：把競爭機制注入到提供服務中去；
(4)有使命的政府：改變照章辦事的組織；
(5)講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撥款；
(6)受顧客驅(qū)使的政府：滿足顧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
(7)有事業(yè)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費；
(8)有預見的政府：預防而不是治療；
(9)分權的政府：從等級制到參與和協(xié)作；
(10)以市場為導向的政府：通過市場力量進行變革○28。

　　中國人民大學張成福教授也指出，政府再造(Reengi-neering Government)是對政府治理的理念、原則、結構、行為等進行大規(guī)模的改革，以提高政府的績效和服務的品質(zhì)，其中最核心的主張就是要構建一個企業(yè)型的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與官僚政府(Bureaucratic Govern-ment)相比，企業(yè)型政府的特質(zhì)主要表現(xiàn)為：(1)導航者政府；
(2)社區(qū)主義和公民參與；
(3)公共服務的市場競爭機制；
(4)政府運作以目標和任務為導向；
(5)以結果為導向；
(6)顧客導向；
(7)政府財政在強調(diào)節(jié)流的同時，也應強調(diào)如何開源；
(8)前瞻性政府；
(9)分權化的政府；
(10)市場取向○29。

　　2.重申“公民本位”的新公共服務理論

　　新公共管理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曾風行一時，并在英、美、澳大利亞等國家掀起了一波改革政府的高潮，但理論上的缺陷也同樣明顯。把公民視為顧客，把顧客滿意度視為政府服務應該追求的目標，這雖然有助于約束政府行為，但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主張價值中立、效率至上的管理主義的盛行，將會削弱公共精神與公共服務觀念，甚至對公民的主人地位構成負面影響。

　　上述問題引起了政府改革理論家們的深入討論○30。

　　以美國著名公共行政學家羅伯特·B.登哈特為代表的公共行政學者在對新公共管理理論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理論�！靶鹿�共服務”理論強調(diào)“公民優(yōu)先”，主張區(qū)分“顧客滿意”原則和“公民滿意”原則，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觀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員為公民服務并確實全心全意為他們服務之上的”○31。在新公共服務理論看來，政府的職能既不是“掌舵”也不是“劃槳”，而是“服務”；
公共利益是目標而不是副產(chǎn)品；
公務員要為公民服務，而不是為顧客服務；
公務員的責任在于關注憲法法律、社區(qū)價值觀、政治規(guī)范、職業(yè)標準以及公民利益，而不僅僅是關注市場；
公民權和公共服務比企業(yè)家精神更重要○32。

　　國內(nèi)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精神作了解讀。李瑞和鄭娟指出，所謂“新公共服務”，指的是關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系統(tǒng)中扮演角色的一套理念，包括：(1)服務于公民，而不是服務于顧客；
(2)追求公共利益；
(3)重視公民權勝過重視企業(yè)家精神；
(4)思考要有戰(zhàn)略性，行動要有民主性。(5)承認責任并不簡單，公務員應該關注法令和憲法、社區(qū)價值觀、政治規(guī)范、職業(yè)標準以及公民利益；
(6)服務而不是掌舵，公務員應該利用基于價值的共同領導來幫助公民明確表達和滿足他們的共同利益需求，而不是試圖控制社會發(fā)展方向；
(7)重視人而不只是重視生產(chǎn)率○33。

　　總而言之，正是在對新公共管理理論忽視政府服務的公共性和服務性的基礎上，新公共服務理論重新回歸到關注民主價值和公共利益的軌道上來，為服務型政府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3.強調(diào)公私合作、共管共治的治理理論

　　正是由于新公共管理模糊了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損害了現(xiàn)代民主制度所倡導的憲政主義與公共精神，治理理論應運而生，重新強調(diào)政府職能的有限性，力圖構建起政府與民眾、社會其他組織共同治理國家的模式。

　　英語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詞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長期以來它與統(tǒng)治(govern-ment)一詞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1989年世界銀行黑非洲發(fā)展報告首先采用了“治理危機”的說法以后，政治學和經(jīng)濟學家賦予治理以新的含義○34。

　　在關于治理的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the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該委員會于1996年發(fā)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報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在該報告中對治理做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綜合學者的觀點，治理不是一整套規(guī)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
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xié)調(diào)；
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
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xù)的互動○35。

　　荷蘭學者基斯·馮·克斯伯根(Kees Van Kersbergen)和佛朗斯·馮·瓦爾登(Frans Van Warden)在2004年3月出版的《歐洲政治研究雜志》上發(fā)表了題為“作為學科間橋梁的‘治理’”的文章，總結了治理的九種用法：(1)善治；
(2)國際關系領域中沒有政府的治理；
(3)作為社區(qū)和社區(qū)自組織的治理；
(4)市場制度和經(jīng)濟治理；
(5)私人部門的“善治”；
(6)公共部門的“善治”；
(7)網(wǎng)絡治理；
(8)多層次治理；
(9)作為網(wǎng)絡治理的私域治理○36。

　　在理論層面上，治理理論的主張可以概括為以下要點○37：第一，治理主體的多元化。這意味著政府并不是一國范圍內(nèi)唯一的權力中心，各種機構(包括社會的和私人的機構)只要得到公眾認可，就可以成為社會權力的中心；
第二，治理過程的互動性。在國家與社會合作的過程中，不再強調(diào)區(qū)分公私機構之間的界限和責任，不再堅持國家職能的專屬性和排他性，而是強調(diào)國家與社會組織間的相互依賴關系；
第三，治理對象的參與性。強調(diào)管理對象的參與，力圖在管理系統(tǒng)內(nèi)構建一個自組織網(wǎng)絡，以加強系統(tǒng)內(nèi)部的組織性和自主性；
第四，治理手段的多樣化。政府在完成社會職能時，除了采用原來的手段之外，應提倡采用新的方法和措施，以不斷地提高管理的效率。

　　那么，治理理論為服務型政府提供了什么理論資源？治理理論的思路可以概括為公共服務社會化，即拓展公共服務的主體，把政府無力承擔的公共事務轉化為非政府公共事務，由非政府公共組織來承擔和處理，從而優(yōu)化社會公共產(chǎn)品的產(chǎn)出狀況。在實踐方面，作為一種行政范式，政府治理的基本含義既可以被認為是一種適應市民社會要求的行政理念，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新時代條件下政府行政的方式和方法。作為一種行政理念，治理要求政府必須適應市民社會運行主體多元化的要求，改變傳統(tǒng)模式下以管制為特征、以命令為內(nèi)核的管理觀念，逐步樹立以分擔為特征、以協(xié)同為內(nèi)核的治理理念。而作為一種行政的方式和方法，治理主要包含這樣幾項內(nèi)容：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客體的擴展，治理機制的合作化○38。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指的是治理的實施或參與主體不只是政府部門，還包括國家層面和地方性的各種非政府非營利組織、政府間和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各種社會團體甚至私人部門在內(nèi)的多元主體。所謂治理客體的擴展，指的是治理涉及的領域的擴大，范圍包括國家政權統(tǒng)治、公共事務管理與服務、公共部門自身的管理、各種社會組織和團體的管理等在內(nèi)。所謂治理機制的合作化，指的是治理要以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相互認同為基礎，積極尋求合作的可能和途徑○39。

　　作為對傳統(tǒng)公共行政范式的替代，治理范式的出現(xiàn)被一部分學者認為決不僅僅是“新瓶裝舊酒”式的更新或?qū)�傳統(tǒng)行政管理手段枝節(jié)上的修正，而是體現(xiàn)了人們對公共部門管理的全新的認識，構成了一種新的范式、新的理念。治理與傳統(tǒng)公共行政范式的區(qū)別可以用下表表示：

　　圖三

　　不過，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盡管治理理論的一些主張為服務型政府提供了精神養(yǎng)料，但它對中國的適應性值得關注。張健指出，西方政府治理的生成過程大體如下：市民社會發(fā)展，私人領域壯大，私人自主性要求增強；
公共領域崛起，私人與國家的緊張關系日漸舒緩；
社會中間部門(非政府組織)的出現(xiàn)，使社會組織活動走向分權的道路，政府回歸公共物品的提供。在這一過程中，治理這一范式生成的一般性是，社會運行主體多元化是其內(nèi)在驅(qū)動；
市場領域、政府領域以及公共領域的劃分是其直接依據(jù)；
技術手段是其現(xiàn)實載體。這就決定了我們在借鑒治理理論成果的時候必須參照中國實際情況，不能照抄照搬○41。

　　李風華指出，治理理論在中國存在一定的適用性問題，因為：第一，從政治傾向上看，治理理論雖然主要是一種公共管理理論，但具有強烈的極端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這就決定了我們不能全盤照搬。第二，從經(jīng)濟發(fā)展來看，治理理論從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經(jīng)驗出發(fā)，主張限制政府的職能和作用，這種相對否定的理論傾向往往不能適用于發(fā)展中國家的現(xiàn)實需求。第三，從文化接受性來看，治理理論的真正精神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契約合作觀念，這意味著對于處于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來說，不可也不能直接照搬照抄治理理論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42。

　　鮑勃·杰索普分析了治理理論與實踐的內(nèi)在困境，他把這種困境概括為四種兩難選擇：(1)合作與競爭的矛盾；
(2)開放與封閉的矛盾；
(3)可治理性與靈活性的矛盾；
(4)責任和效率的矛盾○43。為了克服治理失效，不少學者和國際組織又紛紛提出了“健全的治理”、“有效的治理”等概念，其中“善治”理論影響最大�！吧浦巍崩碚搶嶋H上主張國家的權力向社會復歸，善治的過程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這種理論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得益于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的日益壯大。許多非國家或非政府所屬的公民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團、協(xié)會、社區(qū)組織、利益集團和公民自發(fā)組織起來的運動等，被統(tǒng)稱為“第三部門”。善治的思想支持諸如此類的非政府公共組織參加到公共服務的提供中來。

　　以公共服務凸顯政府職能：服務型政府的內(nèi)涵

　　關于服務型政府的內(nèi)涵，中國學者的看法不盡相同。遲福林院長認為，服務型政府的基本內(nèi)涵是：為社會提供基本有保障的公共產(chǎn)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務，以不斷滿足廣大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訴求，在此基礎上形成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偟膩碚f，政府需要提供三種基本性的公共服務：一是為企業(yè)、社會提供的經(jīng)濟性公共服務，即通過有效的宏觀經(jīng)濟調(diào)控和管理、嚴格規(guī)范的市場監(jiān)管、及時公開地向全社會提供經(jīng)濟信息、提供最基本的基礎設施等，為經(jīng)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的市場環(huán)境。二是著眼于最突出的社會矛盾，提供最緊迫的社會性公共產(chǎn)品和公共服務，比如，建立和完善從中央到地方的就業(yè)工作服務體系，提供基本的公共教育、公共醫(yī)療和社會保障等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三是在經(jīng)濟轉軌的過程中，為社會直接提供制度性的公共服務(而不是直接投資)，比如建立健全現(xiàn)代產(chǎn)權制度、加快農(nóng)村土地制度改革、建設一個良好有效的金融制度、建設有利于公平競爭的法律制度環(huán)境等，為人們對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帶來長遠的預期○44。

　　中國人民大學張康之教授從以下八個方面界定服務型政府的內(nèi)涵：第一，不是控制導向，而是服務導向的政府；
第二，不是效率導向，而是公正導向的政府；
第三，是把工具效用與價值觀照有機結合起來的政府；
第四，是包含著合作和信任整合機制的政府；
第五，是德治與法治有機結合的政府；
第六，是行政程序的靈活性與合理性相統(tǒng)一的政府；
第七，在行政人員的行為層面上，是行政自由裁量權得到道德制約的政府；
第八，是超越了回應性的前瞻性政府。在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方面，它既不是近代早期的自由放任性政府職能模式，也不是20世紀的干預型政府職能模式，而是一種引導型的政府職能模式○45。

　　國家行政學院劉熙瑞教授認為，要弄清服務型政府的內(nèi)涵，首先要明確兩點：第一，服務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公民利益的實現(xiàn)，而不是自身利益的實現(xiàn)。也就是說政府要將公民利益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體現(xiàn)公民本位的行政理念。第二，在政府向公民提供服務過程中，處于基礎性地位的是公民意志，而不是政府意志。這就是說，要有廣大公民來決定要不要政府服務，服務多少，以及服務什么。而不是政府提供什么，人民就接受什么。據(jù)此，服務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的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過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組建起來的以公共服務為宗旨并承擔服務責任的政府○46。

　　綜合學者的觀點，服務型政府從根本上來說是以公民為本位的政府，公民的利益和意志將是政府工作首要關注的價值追求。為了確保公民的利益和意志在整個公共管理中具有決定性地位，需要做到公共政策反映公民的意志、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執(zhí)行并且把公民是否滿意作為評估政府績效的最終標準。

　　著名經(jīng)濟學家吳敬璉指出，人們對好政府有兩個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謂有限，是說它是提供公共產(chǎn)品的，而不是“全能”的，政府應當給市場提供秩序，提供條件，而不應當去處理微觀經(jīng)濟事務，更不應當在市場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謂有效，是說它應當廉潔奉公，辦事有效率，能夠低成本地提供公共產(chǎn)品○47。因此，政府的行政理念是服務而不是管制，服務將是政府最核心的價值理念，也是政府行為的最重要的依據(jù)。這主要表現(xiàn)為：第一，是否為公民提供了他們所需要的服務，這是衡量政府責任的依據(jù)；
第二，為公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服務也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依據(jù)；
第三，為公民服務也是公務員職業(yè)倫理的核心內(nèi)容；
第四，服務質(zhì)量是判斷一個政府工作績效的最主要的標準；
第五，公民在服務關系中要居于支配性地位，即政府提供什么樣的服務、怎樣提供服務等應由公民來決定，而不是政府判斷的結果，公民對政府服務應是自愿消費，而不是強制的，公民消費政府服務的感覺是愜意和受用的，而不是無可奈何的○48。

　　根據(jù)中央黨校政法部井敏的觀點，服務型政府首先以服務為宗旨，因為：第一，為公民服務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礎；
第二，服務是服務型政府的首要職責；
第三，為公民服務也是公務員職業(yè)倫理的核心內(nèi)容；
第四，服務質(zhì)量是判斷政府績效的最主要標準。其次，服務型政府是以公民為本位的政府，政府首先考慮公民利益的實現(xiàn)，保證公民需求在公共管理中的支配性地位，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環(huán)節(jié)：第一，公民需求是政府工作的起點；
第二，公共政策是公民需求的反映；
第三，公民有權參與政府公共政策的執(zhí)行；
第四，公民是否滿意是評估政府績效的主要標準。再次，服務型政府是法治的政府。這就意味著，第一，服務型政府是權力受到限制的政府；
第二，服務型政府是違法必究的政府；
第三，服務型政府的法律是真實保護公民權利的正義之法。最后，服務型政府是責任政府，即能夠迅速對公民的服務需求作出回應，并能采取有效措施，公正、高效地滿足這種服務需求的政府○49。

　　有學者進一步明確，給服務型政府下定義必須首先搞清楚服務與政府的關系(政府和服務是不矛盾的，而且，服務就是政府的本質(zhì)所在，也是政府最基本的職能)，再搞清楚服務在政府的目的和任務中的作用(不是政府服不服務的問題，而是政府為誰服務和服務的內(nèi)容的問題)，最后再把服務和政府結合起來考慮。所謂服務型政府就是指政府遵從民意的要求，在政府工作目的、工作內(nèi)容、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上用公開的方式給公民、社會組織和社會提供方便、周到和有效的幫助，為民興利、促進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因此，服務型政府的服務主體是各級政府，服務對象是公民、社會組織和社會，服務的宗旨是為民興利，促進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服務的內(nèi)容是由民意決定，服務的方式是公開透明的方式○50。

　　那么，服務型政府的“服務”指的是什么？概括學界觀點，服務型政府的所謂服務應該包括以下幾種類型：第一，制度供給服務；
第二，公共政策服務；
第三，公共產(chǎn)品服務；
第四，公共管理服務；
第五，社會保障服務。

　　政府再造的系統(tǒng)工程：構建服務型政府的基本路徑

　　中國是否能夠順利構建服務型政府，不僅與政府自身建設相關，而且也與現(xiàn)代公民的培養(yǎng)、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執(zhí)政黨能力的提升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因此，在探討中國服務型政府構建過程中，公民、政治體制與政黨體制等，都是必須考察的因素。

　　有研究認為，服務型政府改革關涉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屬于政治改革范疇，應當把建設服務型政府提到政治發(fā)展戰(zhàn)略的高度來考慮；
服務型政府建設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應當從政府理念、政府制度和政府行為三個層面進行檢討和反思，并以公民本位的精神實現(xiàn)政府再造；
良好的治理要求政府與社會的互助合作、雙向互動、共管共治，因此，服務型政府構建應該從建立公民參與的制度平臺，鼓勵作為“第三部門”的民間組織的發(fā)展入手○51。

　　也有研究指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必須處理好五個重大戰(zhàn)略關系，分別是：(1)經(jīng)濟發(fā)展與公共服務的關系，提供充足優(yōu)質(zhì)的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首要責任；
(2)市場服務與公共服務的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政府公共服務必須在服務于市場經(jīng)濟的前提下彌補市場失靈；
(3)經(jīng)濟性公共服務與社會性公共服務的關系，使政府的公共服務逐步過渡到以社會性公共服務為主；
(4)科教型公共服務與轉移支付型公共服務的關系，優(yōu)先完善科教型公共服務；
(5)公共服務水平與公共服務覆蓋面的關系，以完善廣泛覆蓋的基本公共服務為基本目標○52。

　　韓國金東炫教授認為，成功的政府改革的新方向應該是：(1)重新思考公共服務的作用；
(2)重新思考服務用戶；
(3)重新思考行政結構；
(4)重新思考人員；
(5)改變價值和態(tài)度；
(6)利用信息技術；
(7)發(fā)揮公營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協(xié)同作用；
(8)回應腐��；
(9)利用各種組織選擇○53。

　　吉林大學的傅耕石博士在其學位論文《服務型政府的構建：中國語境下的審視》中指出：(1)現(xiàn)代公民的培養(yǎng)是中國服務型政府構建的基礎。培養(yǎng)現(xiàn)代公民，就是要培養(yǎng)公民的公民精神，即培養(yǎng)公民的公共精神、愛國精神、寬容精神以及批判與懷疑精神；
就是要培養(yǎng)公民的公民意識，即培養(yǎng)公民的權利意識、參與意識、公正意識、責任意識；
就是要培養(yǎng)公民的公民能力，即培養(yǎng)公民關于政治決策的認知能力、發(fā)現(xiàn)政治決策程序的發(fā)現(xiàn)能力以及將政治知識轉變?yōu)檎�治行動的轉換能力；
(2)政治的民主化與法治化是中國服務型政府構建的前提。為此要加強基層民主建設；
建構市民社會；
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與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3)執(zhí)政黨執(zhí)政能力的提升是中國服務型政府構建的關鍵環(huán)節(jié)。(4)政府轉型與政府自身的建設是中國服務型政府構建的主題○54。廈門大學陳振明教授特別強調(diào)政府工具的運用，尤其是市場工具、工商管理技術和社會化手段，認為政府管理方式的創(chuàng)新，特別是市場化工具、工商管理技術和社會化手段的引入，是21世紀行政管理發(fā)展的一個基本趨勢○55。要實現(xiàn)政府體制創(chuàng)新，一要政企分開，理順政府與企業(yè)(市場)的關系。錯位的解決措施是“讓位”，在缺位的地方要“補位”，從越位的地方“退位”；
二要還權于民，建立政府與社會的伙伴關系○56。

　　蘇州大學的沈榮華教授認為，要使政府職能向提供公共服務職能方向轉變，以促進經(jīng)濟社會全面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應該：(1)以公眾為服務導向，主要途徑一是擴大政府決策的公眾參與；
二是政府公共服務應當以社會的評價為主，以服務對象的評價為主，加大公眾影響比重。(2)引入市場競爭機制。(3)營造政府與社會的協(xié)作機制。(4)推行績效管理評估。(5)發(fā)展政府間協(xié)作。(6)強化政府責任○57。

　　遲福林、方栓喜認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要：(1)以人為本，為社會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產(chǎn)品和公共服務，著眼于解決當前最突出的經(jīng)濟社會矛盾。這意味著，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為全社會提供基本的公共產(chǎn)品和公共服務；
從關注弱勢群體的角度出發(fā)，集中解決最突出的社會經(jīng)濟問題，要特別重視農(nóng)民的利益，為農(nóng)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chǎn)品；
注重并建立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表達機制；
建立以公共服務為取向的政府業(yè)績評價體系和科學的行政問責機制；
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公開制度。(2)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要統(tǒng)籌規(guī)劃，加快解決政府轉型中事關全局的重大體制問題。這些問題包括：第一，加快由投資型財政向公共服務型財政的轉變；
第二，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平等、高效的投資和融資環(huán)境；
第三，根據(jù)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需要，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
第四，要關注和解決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
第五，加快公共事務的相關立法。(3)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需要進行現(xiàn)代政府理念的宣傳和教育，首要的前提是樹立以人為本的新發(fā)展觀，需要深刻理解政府管理的本質(zhì)，需要構建新的政府文化○58。

　　學者們專注于構建服務型政府的路徑研究，他們的表述各不相同，但表達的內(nèi)容基本一致○59。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借用庫恩有關觀念范式、規(guī)則范式和操作范式的分析思路，指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過程也應該包含由三個層級要素組成的范式系統(tǒng)的整體變革過程，所以，服務型政府構建應從以下方面著手：(1)從培育文化與理念層面建設服務型政府，這包括：首先，從管制型政府的行政理念轉變到服務型政府的行政理念；
其次，明晰政府角色；
最后，樹立顧客導向的服務理念。(2)從重塑制度與規(guī)則層面建設服務型政府，這就要求確立：民眾對政府及其領導人的選擇制度；
民眾對政府績效的評價制度；
問責制度等。(3)從完善操作和具體措施層面建設服務型政府，這要求：建設和完善電子化政府；
建立市場化機制；
建立和完善“一站式”服務大廳○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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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佗軈⒁姵藤弧丁胺�務行政”：從概念到模式———考察當代中國“服務行政”理論的源頭》，載《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趨㈤啽贝蠓�律信息網(wǎng)：“‘服務行政’理論批判”，網(wǎng)址：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display.asp？ Arti-cleID=24716。

　　　�、坳愋旅瘢骸豆�法學札記》，臺灣省三民書局，1993年。

　　　�、萆鲜鲇^點散見于張康之《行政道德的制度保障》，載《浙江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
《公正行政是公共行政的新視點》，載《南京社會科學》1998年第9期；
《限制政府規(guī)模的理念》，載《行政論壇》2000年第4期；
《論公共領域中的能力本位》，載《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
《政府的責任在于培育

　　　　成熟的社會》，載《浙江學刊》2000年第1期；
《公共行政：朝著追求公正的方向》，載《中州學刊》2000年第3期。

　　　�、迣τ谒膫�研究維度的概括主要參考井敏《國內(nèi)服務型政府研究的四種角度》，載《新視野》2006年第3期。

　　　�、邉⑽跞穑骸斗�務型政府——經(jīng)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府改革的目標選擇》，載《中國行政管理》2002年第7期。

　　　　⑧遲福林：《論“公共服務型政府”》，載《理論參考》2006年第6期。

　　　�、徇t福林：《全面理解“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基本涵義》，載《人民論壇》2006年5月。

　　　�、馕簮墼疲骸斗�務型政府：政府改革的目標選擇——專訪北京大學政治發(fā)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長、教授謝慶奎》，載《人民論壇》2006年5期。

　　　　○11參閱權茹《對構建服務型政府的思考》，載《理論學刊》2006年第2期。

　　　　○12參閱顏玉華《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反腐敗的必然要求》，載《公民與法治》2008年第6期。

　　　　○13參閱張勤《提高執(zhí)政能力與推進政府公共服務創(chuàng)新》，載《重慶社會科學》2005年第12期。

　　　　○14參閱劉厚金《我國政府轉型中的公共服務》，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32頁。

　　　　○15參閱張康之《尋找公共行政的倫理視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16表格引自劉祖云《歷史與邏輯視野中的“服務型政府”——基于張康之教授社會治理模式分析框架的思考》，載《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9期。

　　　　○17王浦劬、燕繼榮主編：《政治學原理》，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64頁。

　　　　○18○24劉祖云：《歷史與邏輯視野中的“服務型政府”——基于張康之教授社會治理模式分析框架的思考》，見《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9期。

　　　　○19杜學中：《政府的市場化》，載《江西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
劉祖云：《生態(tài)型政府：形式與內(nèi)容的三眾統(tǒng)合》，《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

　　　　○20顧建光：《公共行政轉型及其動因分析》，載《決策借鑒》2001年第5期。

　　　　○21李傳軍：《管理主義政府模式的終結》，2003年4月，第61頁。

　　　　○22參閱燕繼榮《文明社會的文明治理：公共管理的制度選擇》，載《學習與探索》2005年第2期。

　　　　○23王浦劬、燕繼榮主編：《政治學原理》，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64-165頁。

　　　　○25參閱何煒《西方政府職能論的源流分析》，載《南京社會科學》1999年第7期。

　　　　○26李強：《自由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33頁。

　　　　○27吳群芳：《公共選擇理論與“公共服務市場化”——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論背景》，載《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

　　　　○28參閱戴維·奧斯本、特德·蓋布勒《改革政府：企業(yè)家精神如何改革著公共部門》，周敦仁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

　　　　○29張成福：《當代西方政府再造的核心理念———企業(yè)型政府》，見《中國改革》1998年第9期。

　　　　○30參見張成福《公共行政的管理主義：反思與批判》，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雷志宇《“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內(nèi)在沖突與矛盾》，載《東南學術》2002年第5期；
韓成頌：《論服務型政府的倫理品格》，《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

　　　　○31[美]羅伯特·B.登哈特：《公共組織理論》(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07頁。

　　　　○32珍妮特·V.登哈特、羅伯特·B.登哈特著：《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丁煌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7-9頁。

　　　　○33李瑞、鄭娟：《芻論服務型政府的理論基礎》，見《公共管理》2006年第10期。

　　　　○34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55頁。

　　　　○35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From eco-logic， January/ February， 1996)， http：//www.sovereignty.net/p/gov/gganalysis.htm。

　　　　○36轉引自楊雪冬《“治理”的九種用法》，載《經(jīng)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年第2期。

　　　　○37參閱李瑞、鄭娟《芻論服務型政府的理論基礎》，《公共管理》2006年第10期。

　　　　○38滕世華：《公共治理理論及其引發(fā)的變革》，《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39張�。骸稄墓芾碜呦蛑卫恚寒敶�中國行政范式轉換問題研究》，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40S. Linder， and B. Guy Peters，“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 Policy Current， 1992， 2-2。轉引自王偉昌《統(tǒng)治、管理、治理——政府工具的新治理范式變遷》，載《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41參見張健《從管理走向治理：當代中國行政范式轉換問題研究》，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42參閱李風華《治理理論：淵源、精神及適用性》，載《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年第5期。

　　　　○43鮑勃·杰索普：《治理的興起及其失敗的風險：以經(jīng)濟發(fā)展為例的論述》，載《國際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

　　　　○44參閱遲福林：《全面理解“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基本涵義》，載《人民論壇》2006年5月。

　　　　○45張康之：《把握服務型政府研究的理論方向》，載《人民論壇》2006年5月。

　　　　○46劉熙瑞：《服務型政府三種觀點的澄清》，載《人民論壇》2006年5月。

　　　　○47參閱吳敬璉《尋租腐敗造成貧富懸殊改革要過大關》，載《商務周刊》2008-08-08。

　　　　○48井敏：《構建服務型政府——理論與實踐》，第三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49井敏：《試析服務型政府的內(nèi)涵》，載《蘭州學刊》2006年第7期。

　　　　○50吳玉宗：《服務型政府：概念、內(nèi)涵與特點》，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2期。

　　　　○51參閱燕繼榮《對服務型政府改革的思考》，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

　　　　○52參見李軍鵬《關于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思考》，載《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04年第2期。

　　　　○53參見金東炫：《進一步改善公共服務的改革方向》，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

　　　　○54參閱傅耕石《服務型政府的構建：中國語境下的審視》，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6月。

　　　　○55參閱陳振明：《政府工具研究與政府管理方式改進》，載《中國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

　　　　○56參閱陳振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載《中國行政管理》2004年第1期。

　　　　○57參見沈榮華：《提高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的思路選擇》，載《中國行政管理》2004年第1期。

　　　　○58參見遲福林、方栓喜：《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若干建議》，載《發(fā)展月刊》2004年第3期。

　　　　○59參見彭向剛、王郅強《服務型政府：當代中國政府改革的目標模式》，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7月第4期；
孟祥君《構建服務型政府的路徑選擇》，載《學術交流》2007年第2期。

　　○60參見彭正波《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實踐困境和及其改進》，載《黑河學刊》2007年第3期。

　　來源：學海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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