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內地農民的狀況不足以讓任何人高枕無憂。內地各類地區(qū)農民的不滿似乎都在增長。只是這種不滿的性質，并不是傳統(tǒng)中國農民窮得無法活命而發(fā)起來鋌而走險之前的那種不滿，而恰恰是在經濟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收入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之后的不滿。

　　迄今為止，中國內地仍然保留著數本事實把中國同日益對它發(fā)生重要影響的大多數國家和地區(qū)——歐、美、日、蘇聯(lián)、東歐以及新興工業(yè)化地區(qū)——區(qū)別了開來。但是，不少中國問題的觀察家和分析家似乎都忽略了這一點。事實上，人們討論有關中國內地現狀和前途的許多重大問題，無論是穩(wěn)定、增長、民主、秩序、產權，還是停滯、失控、內亂以至改朝換代，都不能缺少對內地農民狀況的觀察和分析。最近的一個例子是，1989年5月以后，大陸的城市系統(tǒng)包括北京、上海，以及西南、西北、東北、華東、華南的一系列重鎮(zhèn)，在經歷了40年來最令人震驚的對抗和沖突之后，只用不很長的時間，就恢復了控制下的平靜。這個事件的結局，如果從社會基礎結構上來分析，不能不看到大陸農民的穩(wěn)定取向是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農民的穩(wěn)定并不是植根于他們的政治保守和愚昧落后，相反，作為一個社會集團來說，農民同樣是理性的，甚至更善于作關于其自身利益的收支分析。今天內地農民的穩(wěn)定取向來自于他們從10年改革中所獲得的可觀收益，以及他們對這種收益還能有所增長的預期。改革使中國共產黨第二次贏得了農民群眾，從而也就奠定了估量中國內地形勢的基礎，應該注意到這個基本事實。

　　但是，今天內地農民的狀況不足以讓任何人高枕無憂。據筆者一年前的實地調查得到的印象，內地各類地區(qū)農民的不滿似乎都在增長。只是這種不滿的性質，并不是傳統(tǒng)中國農民窮得無法活命而發(fā)起來鋌而走險之前的那種不滿，而恰恰是在經濟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收入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之后的不滿。這是一種對改革引發(fā)出來的新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的不滿，一種對新的社會生產力正有機會產生出來，但卻無法找到新的制度構架來加以容納的不滿。

　　比之于“農民要造反”的警告，這種新的不滿不具有緊迫性和危險性，因而很容易被忽略、被拖延。但實際上真正要解決這些新問題是相當繁難的。不幸的是，內地農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沒有多少力量來承受對新問題的拖延。如果在10年農村改革中真正產生的那些經濟剩余不能在新的制度構架下迅速得到有效利用，由此奠定發(fā)展水平的物質基礎的話，那么單是人口與土地的嚴重失調就將給全部農村問題打上灰色的色調。一年來我由于在國外學習，沒有實地感受的機會，無法準確地知道有了什么新的機會，無法準確地知道事情有了什么新的進展。不過據我努力收集的信息來判斷，并沒有出現任何明顯的轉機。不僅如此，現在政府僵硬的緊縮政策的大部分負作用，分配給了農民來承擔，從而產生了許多新問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垮臺的數目讓人吃驚)。所有這一切將會對內地農村和農民穩(wěn)定產生什么影響，當然要靠持續(xù)的觀察和研究。本文僅根據以往的體驗，為讀者提供一個便于系統(tǒng)追蹤觀察的簡略圖景。由于農民穩(wěn)定與改革息息相關，所以我們不妨從內地農村改革的進展、問題和局限談起，最后作若干有待檢驗的估計。

　　內地農村改革的實質進展

　　內地農村改革10年所取得的實質進展，首推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就這一點而言，歷史已難以逆轉。

　　人民公社制度以行政指令來組織產品是整個國民經濟體制的基礎部分，它是在服務于20世紀50年代國家重工業(yè)化戰(zhàn)略目標的過程中形成的。

　　人民公社制度強制地保證了來自農業(yè)和農民的積累，對國家重工業(yè)化作出了貢獻。但是，由于這種貢獻建立在剝奪農民財產權利、禁錮生產要素流動的體制基礎之上，所以它也使得農村的現代化事業(yè)，付出了沉重的代價。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的國家工業(yè)化急速推進，但與城市化、商品化以及人力資源的全面開發(fā)過程相脫節(jié)甚至相背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依賴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存在。

　　這樣的發(fā)展戰(zhàn)略和體制安排，造就了國家本位的工業(yè)化的迅速發(fā)展，也造就了數億長期貧困的農民。70年代末，當毛澤東晚年的政治浪漫主義消散之后，新的領導集團發(fā)現農民情況的嚴重性足以威脅政治安全，這就是內地農村改革發(fā)生的大背景。

　　農村改革的起步方式，實在是非常樸素的，它沒有提出解散人民公社、重分集體財產的激進口號，但卻通過農戶承包土地，很快重建了農民的財產權利。1985年，內地平均每個農戶擁有資產3 812?77元，差不多比1978年的財產存量增加了6倍。

　　它也沒有高舉自由、平等的旗幟，但卻逐步爭得了農民從事農業(yè)生產勞動、創(chuàng)辦和經營工商實業(yè)、參與基層政治生活直至遷移到城鎮(zhèn)的自由。1985年內地鄉(xiāng)鎮(zhèn)勞力3?7億，已形成12個職業(yè)分類，其中務工務商的已占18?12%。

　　正是農戶的財產權利和農民的經營自由，動搖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根基。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在法律上被取消了。

　　在此期間，農村生產力獲得巨大解放。1979至1984年，內地農業(yè)產值每年遽增9?48%，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每年遽增17?71%。這些以往的農業(yè)增長史中所不能想象的成績，足以構成絕大多數人接受人民公社制度解體的充分理由。

　　在人民公社的解體過程中，萌生了諸多新因素。究其大者，包括農民出售產品和勞務的貨幣收入，1986年為3 195億元，比1978年增長3?57倍；
1986年全國集市共6?3萬個，比1980年增加5?7%；
集市貿易成交額890億元，增加2?78倍；
到1987年末，全國農戶儲蓄余額1 079萬元，比1980年增長7?6倍，另外農民手持現金則在500億元以上。同期，內地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大發(fā)展，僅鄉(xiāng)、村兩級企業(yè)，就增加15?4萬個，就業(yè)人數增加1 702?8萬人，總收入增加2 424?7億元；
農村個體工商業(yè)注冊登記的戶數，1981年為96?1萬戶，1985年為891?6萬戶，1986年在1 000萬戶以上；
就業(yè)人數從1981年的121?9萬人，增長為1985年的1 382?3萬人。1987年，全國有私營企業(yè)22?5萬個，雇工365萬人，產值約占全國工業(yè)產值的1%。在1980至1987年，共有960?1萬農村勞動力流動到城鎮(zhèn)就業(yè)。1987年，全國市鎮(zhèn)人口達到5?04億，比1980年增加1?63倍；
占總人口46?6%，比1980年提高了27?2%。

　　很明顯，伴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內地農村商品貨幣關系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價格機制發(fā)揮作用的范圍有了擴大，形形色色面向市場的經濟組織得以大量產生。

　　具有上述性質的新因素，在歷史上不只一次地出現過。但是，就發(fā)生的規(guī)模、頻率以及分布范圍來看，這一次的確異乎尋常。內地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還從來沒有如此大規(guī)模地同商品交換和貨幣利用聯(lián)系在一起。新因素帶來了某些新希望。

　　農民自發(fā)創(chuàng)新與政策放寬的積極互動

　　全部上述積極變化并不是由政府指令單向推動才出現的，它們是農民自發(fā)的創(chuàng)新努力，是與政府政策積極回應之間互動的結果。

　　有人喜歡說內地農村改革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發(fā)動的。這并不是事實，因為這個全會的決議中明文寫著“不許包產到戶”。但是此次重要決策會議達成的“不改革將亡”的共識，卻為政府政策吸收民間創(chuàng)造留下了足夠大的空間。

　　包產到戶首先是農民的創(chuàng)新，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即在溫州的永嘉縣發(fā)明了，但隨即被當作“資本主義”而遭到壓制。爾后，它屢仆屢起。但只是到了國家政策對其吸收、承認并提煉的70年代末，包產到戶才達到一定的規(guī)模。

　　互動的決策模式可以防止政策的僵化和盲動(這兩個極端差不多正是改革前內地農村政策的特色)。從休養(yǎng)生息、允許包產到戶、土地承包長期不變、松動農民營工經商直到開放城鄉(xiāng)間要素流動，每項政策都是在農民自發(fā)創(chuàng)新和地方性試驗的基礎上制定的，這樣的政策執(zhí)行起來就容易了。

　　對農民方面來說，互動的決策模式大大增加了他們的改革參與感。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只有幾個人在口頭上高喊改革口號是沒有用的。早期農村改革的成功之處，正在于幾億農民都有了改革參與感。內地農村系統(tǒng)的動員能力因此有了顯著的提高。

　　允許富裕、自由和參與，給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的內地農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僅僅幾年工夫，化解了內地貧困農民可能重新造反的危機。農民和政府都從改革中獲得收益，這就給他們之間的政治關系奠定了新的經濟基礎。內地農民是非常實際的。按照他們的政治道德，擁護給自己帶來實際利益的政治人物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無論未來的歷史學家作何評價，內地農民對當時支持改革的領導人的肯定性評價是發(fā)自內心的。雖說如果中國共產黨在高級社之后不犯系列錯誤極端化的話，內地農民可能早就能達到80年代才達到的生活水平，但他們還是被共產黨的靈活政策所贏得。內地農民的這種政治態(tài)度，是迄今為止內地政局的真正基礎。

　　新的問題和新的參考體系

　　不過，快速的變革總要帶來一些難以對付的張力，內地農村并不例外。1984年之后，一方面是改革中的新問題不斷產生，另一方面是衡量改革成果的參照標準因前期成功而有了迅速提高的趨向。這兩方面的結合，使內地農村“希望的田野”似乎越來越不如前幾年晴朗。

　　新問題幾乎是層出不窮的。

　　第一類問題是農村商品經濟的發(fā)展開始與城市利益集團發(fā)生利益摩擦。這類問題集中表現在農產品的市場開放程度和價格決定上。

　　比如糧食，農民當然要求按市場價格出售。但城市系統(tǒng)以低價供應口糧的福利方式并未更改，因此一旦農民的糧食按市價出售，財政補貼(給城市居民)將大幅上升，超出政府預算可承受程度時，強制低價收購糧食的辦法就重新壓到農民頭上。因此，糧食的市場化要以城市福利系統(tǒng)改革為條件，而后者又牽涉到工資、稅收、財政和全部產品的價格制度改革，同時農村本身的稅賦體系也待調整。糧食這個商品看來很簡單，但一談到“市場化”幾乎就要牽動全部經濟制度和多方經濟利益。做起來不像允許包產到戶那樣容易。

　　因此，市場化的實際過程不像做這個題目的文章那么寫意。一般都認為農民從自給半自給走向市場化是一個歷史的進步，這當然是對的，只不過進步常常要伴隨痛苦。

　　第二類問題是改革政策的成果缺乏制度架構來鞏固。比如土地分戶承包，是內地農改的基石，可是這塊基石并不牢靠。我們知道土地生產力的形成和養(yǎng)護是多年的事情，因此土地承包不能一年一換，而應該長期固定。農民有這個要求，政策文件也規(guī)定15年不變，但許多地方執(zhí)行不通。問題何在呢?包產到戶承認地產歸集體所有，僅由農戶承包使用。這個集體所有就是問題的根子，因為這個集體包括農村社區(qū)的任何成員以至任何新出生的成員，新成員出生了，長成勞力了，你要不要給他分地?要分地，地從何來?只好調整現有承包關系。特別是落后地區(qū)，工副業(yè)機會少，人口增長率又比較高，幾乎年年在那里調整土地，不僅農戶養(yǎng)地的問題解決不了，土地也越分越細碎。

　　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改革集體所有制。困難不僅來自意識形態(tài)的障礙，而且來自農民的意愿，因為人人可分地是內地農村的福利方式，其中也有利益剛性問題。許多農民就是既要求承包制長期不變，又要求人口變動要加以調整，而絲毫沒認識到這兩個要求的內在沖突。1988年華盛頓州立大學有位法學教授訪問中國，建議把土地賣給農民來實行土地私有化，賣地錢充國庫，抑制通貨膨脹，又可刺激農民對土地投資，這個建議引起當時決策者的興趣。但去問農民，農民講這個地本來就是土改分給我的，集體化時拿走了，怎么現在又賣給我?你可能想共產黨土改分地就分錯了，當時像日本、中國臺灣地區(qū)的戰(zhàn)后土地一樣賣而不是分，可能就好了，可是當時共產黨怎么可能賣給農民？內地農民拿身家性命跟共產黨走，就是因為共產黨的土地綱領�？梢娨慌龅疆a權問題，不同的歷史初始條件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效果。

　　第三類問題是市場組織規(guī)范和商業(yè)文化方面的先天性缺陷。內地農村發(fā)展的根本出路是把農業(yè)人口從土地上轉移到其他產業(yè)領域里去。這方面進展在改革后頗為快速，新問題則是缺乏市場組織規(guī)范。

　　傳統(tǒng)中國組織方面的歷史遺產是兩極化的：中央集權的行政組織和家庭宗族的血緣關系。兩極之間，既缺乏社區(qū)自治、地方自治的傳統(tǒng)，也從未出現過以自由市民為主體的城市。龐大而復雜的行政系統(tǒng)通過亦官亦民的士紳而與分散的家庭相聯(lián)結，由于缺乏中間組織而呈現出了一種特殊的脆弱性。當農村市場關系有了初級的發(fā)展之后，組織資源方面的先天性缺陷就凸顯出來了。

　　早期的農村工商組織不是鄉(xiāng)村政府(黨)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是農民家庭辦，這是合適的。但是當企業(yè)的經營規(guī)模超出了家庭、親朋好友關系時，當企業(yè)的商業(yè)活動半徑擴大到所在地的行政區(qū)之外時，企業(yè)家們就感到缺乏“第三組織空間”(既非血緣組織又非行政組織)。到處都有“大”企業(yè)內訌的消息，人人“寧為雞首，勿為牛后”；
對商業(yè)契約的不遵守以致欺詐橫行；
缺乏對企業(yè)財產權利的社會保護，等等。許多人認為只有對外資而言才有投資環(huán)境問題，不知“內資”也有這個問題，而且投資環(huán)境的一些缺陷是歷史傳統(tǒng)內生的。觀察可以表明，內地農村改革后十分活躍的民間企業(yè)，財產規(guī)模遠遠達不到技術條件可以容許的限度。

　　如果沒有改革，內地農民甚至不會碰到以上這些新問題。但所有新問題的共同特點，卻沒有快速解決之道。1984年后，內地農民的不滿有了上升趨勢。不過就總體而言，這種不滿的性質，不是傳統(tǒng)農民饑寒交迫、揭竿而起之前的那種不滿，而是在發(fā)展的條件下，對新問題得不到解決的不滿。

　　更有興味的是，早期農民們是以改革前的狀況來衡量改革成果的，那樣產生的滿足感用“第二次解放”來刻畫，也并不為過。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民評價改革成果的參考體系開始有了微妙的改變，而且越是發(fā)展快的地區(qū)，農民們就越是采用新的參照系來看問題。四面八方傳來的“萬元戶”消息不是使農民更滿足，而是使他們更不滿足；
“全國看廣東，廣東看香港”，看得多少人心急火燎。除非你能解決新問題，任何人也休想用“憶苦思甜”的方法來消除這種具有新性質的農民不滿�！案辉Ｊ谷藴睾汀币苍S對達到相當高的穩(wěn)定水平之后才是對的，但是比起半溫半飽的時代，“走向富�！钡膬鹊剞r民，他們甚至更不溫和，更急躁。只有調整了你頭腦中原來的不正確假設，你對內地農民在改革后“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現象是既不會誤解，也不會吃驚的。

　　制度創(chuàng)新和“供給”短缺

　　改革引發(fā)的新問題不能再用“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權宜之計去對付。新問題都觸及制度層面，也就是涉及人們經濟行為的長期規(guī)范的改變和重建。筆者曾和發(fā)展研究所的同事們，依據大量農村調查在1986年提出《改革面臨制度創(chuàng)新》(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88年版)，因為我們發(fā)現改革是要在不同階段加以重新定義的。早期的改革可以定義為“放寬政策”或“放權”，但當大量新制度因素萌生之后需要整合成新制度框架時，當社會生產力需要一個新的制度框架來容納時，固守早期改革定義就不足以滿足改革后內地農民的新要求。

　　制度創(chuàng)新因實施權宜之計的改革有一系列不同。

　　（1） 權宜之計可以回避價值觀問題，但制度創(chuàng)新卻需要相應的新的價值觀，來確認目標和為改革提供合法性根據。

　�。�2） 權宜之計以動員社會內部原有經驗為基礎，而制度創(chuàng)新必須正視大規(guī)模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將超越傳統(tǒng)經驗，因此要特別強調借鑒、學習和試驗。

　�。�3） 權宜之計可以單項實施，走一步看一步；
制度創(chuàng)新則必須有一個整體的設計，特別注意制度變化中某些快變量與慢變量的協(xié)同。

　�。�4） 權宜之計強調放松控制，無須花費組織和示范的工夫；
制度創(chuàng)新則必須動員高質量的人力資本，深入到鄉(xiāng)村一級去從事新體制創(chuàng)建的傳輸、示范、訓練和制度試驗。

　�。�5） 權宜之計側重改革舊體制，制度創(chuàng)新則必須有大量扎實的建樹。

　　如果把制度創(chuàng)新看做一種巨大的社會需求的話，那么我們會發(fā)現在內地存在著嚴重的“供給短缺”。

　　在決策層面，即使最優(yōu)秀的改革領導人也沒有充分表現出對長程變革的遠見，他們也更偏好于利用短期政策迅速解決問題。這不是單由他們個人素質決定的，而是“權力繼承”危機下合乎理性的政治家所為。一個自身的政治地位缺乏保障的領導人，即使他還不那么高，他也很難對長期收益的制度創(chuàng)新發(fā)生興趣。

　　在操作系統(tǒng)，改革后的政府工作質量明顯下降，這對于放松控制的前期改革可能是有利的，但輪到制度化解決問題時就捉襟見肘了。爾后，收入分配不公和腐敗影響，又進一步侵蝕了操作系統(tǒng)的工作能力。

　　政府動員知識分子的力量顯著下降了。同時知識分子精英們，少有深入鄉(xiāng)村一級與民眾結合的興趣，也不屑于把他們掌握的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與改革實踐相結合。這對于新一代人力、智力發(fā)生了十分有吸引力的影響。

　　這種制度創(chuàng)造中的供求不平衡，是改革后內地多種供求不平衡中最根本的。它可以解釋改革為什么從早期的推進轉向停滯。

　　令人擔憂的是，盡管改革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但內地農村的現代化物質基礎仍然是十分脆弱的。

　　如果不能有效利用前期改革產生的經濟剩余，那么在人口增長的壓力下整個發(fā)展前景依然會重新打上灰色的色調。內地農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沒有給人留下喘一口氣的時間。這對傳統(tǒng)農區(qū)更是迫在眉睫的問題。以貴州省為例，那里是包產到戶改革最早的省份之一。1978至1987年，這個省的農業(yè)總產值每年平均增長14?4%。這應當說是很高的增長速度。但1987年貴州省人均生產糧食也僅有491斤，只及全國平均水平的62%；
次年又一次歉收，導致這個農業(yè)大省的人均產糧僅與1949年相當。全面解釋這些數據要多作一些分析，但這里只想說明，客觀情勢容不得改革停滯過長的時間。對內地農村許多地方而言，如果改革后的新問題不能著實解決，那么改革前的老問題完全可能重新纏住人們不放。

　　簡短的結論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想寫下若干對內地農民問題的判斷，并樂于和有興趣的讀者在新的觀察中來檢驗它們。

　　(1)目前內地農民的穩(wěn)定傾向是10年改革的成果，它是基于利益計算而不是強制的產物。改革后大多數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達到了生存線以上，同時，糧食問題在國際貿易開放的條件下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容易解決。在這些條件下，內地農民不會對改朝換代的激進鼓吹感興趣，也不會做出回應的政治行動。作為一個農民人口占80%的國家，只要農民的穩(wěn)定傾向沒有根本改變，中國內地的穩(wěn)定就有可靠的基礎。

　　(2)可能扭轉農民穩(wěn)定取向的最主要因素是改革被逆轉，特別是如果取消包產到戶和重新把農民隔絕在工業(yè)化、城市化的積極活動之外，那樣的愚蠢行為一定會大大激怒農民。

　　(3)由于改革引發(fā)出來的新問題拖延未決，農民的不滿和疏離感正在上升，其后果雖然因為問題的性質不同而不會導致揭竿而起，但也會給變革中的中國內地社會增加緊張的張力和帶來其他形式的政治問題。

　　(4)新問題不適于再用權宜之計來對付。歷史提出了制度創(chuàng)新的問題，為此必須克服一系列人文方面的“供給短缺”。但是從內地目前狀況來看，這個問題既不容易引起注意，也不容易切實解決。因此，一般說來難以快速解決。

　　(5)但是內地農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脆弱性并沒有給拖延局面留出多少時空條件。對這一點的估計不足將使整個民族付出重大的代價。

　　(6)制度創(chuàng)新在沒有完成之前是不會被抹掉的。這個過程需要學習大量新知識，這些新知識簡直無法像19世紀末的日本那樣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加以吸收�？傆幸恍╆P注中國農民命運的人愿意為此而工作，或正在那里默默無聞地工作。這些相對稀少的人力資本，將對未來內地農村的面貌有決定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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