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梁啟超與譚嗣同的交友關(guān)系，最著名的文章大概要算收錄在《戊戌政變記》中的《譚嗣同傳》。（注：就《戊戌政變記》而言，正如下面要談到的那樣，它有幾種版本。該書所收的《譚嗣同傳》在各種版本之間沒有特別要說明的異同。如無特別說明，本稿使用流傳最廣的中華書局 1936年版《飲冰室合集》專集卷1當中所收的版本（八卷本）。）至少我認為，以其中的記述為基礎(chǔ)，兩者的關(guān)系是被描寫出來了。

　　我們看一下在那里所描寫的兩者的關(guān)系，就可以知道以下7項內(nèi)容：1.1895年，對來訪問康有為的譚嗣同，梁啟超談起了康有為的學(xué)問宗旨，譚大喜，愿稱私淑弟子。2.戊戌政變爆發(fā)當天，譚拜托梁，想要在日本（伊藤博文）的協(xié)助下，救出康有為。3.次日，譚在日本公使館拜訪了梁，以“程嬰杵臼，月照西鄉(xiāng)” （均為維新之士，月照先死，西鄉(xiāng)活了下來。兩者的關(guān)系被作為生者／死者責任分擔的模范）的故事為例，提出了責任分擔，并希望梁逃亡日本。4.在那個時候，譚將帶來的著作及詩文原稿數(shù)冊、家書一箱托付給梁。5.譚的著作，包括文、詩、印譜等，以及《仁學(xué)》均為梁所藏。6.梁收集了包括書信在內(nèi)的文字，打算編輯譚的遺集。7.關(guān)于《仁學(xué)》，“先擇其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1](P106-110)從這里得到的印象是，在短短的3年期間，交友關(guān)系是在大義之下聯(lián)結(jié)起來的。

　　將以下梁啟超《三十自敘》中的敘述對照起來看，這一印象就能更加得到確證�！皶r譚復(fù)生宦隱金陵，間月至上海，相過從，連輿解席。復(fù)生著《仁學(xué)》，每成一篇，輒相商榷，相與治佛學(xué)，復(fù)生所以砥礪之者良厚�！盵2](P18)這是有關(guān)1897年情形的敘述。

　　上述《譚嗣同傳》的記述最早是在《清議報》第4冊（1899年1月22日）上發(fā)表的。必須注意到在這之前的作品，那就是在亡命途中所作的《去國行》。（注：《去國行》，《飲冰室合集》文集卷45（下），第2頁。李國俊編《梁啟超著述系年》（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86年版）將《去國行》的刊登雜志僅列出了《亞東時報》第4號（1898年11月15日）。）該文在梁啟超到達東京10天后，就刊登在1898年11月1日發(fā)行的《日本》（注：《日本》是由陸羯南等刊行的日文日報，對清國的變法維新運動采取同情的立場。）報紙的“文苑”欄上。其中“君恩友仇兩未報，死于賊手毋乃非英雄”兩句如果是對光緒帝和六君子思念的句子的話，那么“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兩句則是詠唱與譚嗣同特殊關(guān)系的。日本著名漢詩詩人桂湖村在講評中稱贊“清國志士”梁啟超，表示了全面的感受和同情。這首樂府無疑對日本的知識界予以了相當大的影響。

　　很明顯，《戊戌政變記》的譚傳中所描寫的譚梁關(guān)系，是在《去國行》中所詠唱的“僧月照＝南洲（西鄉(xiāng)隆盛）”那種關(guān)系的印象延長線上的。烈士譚嗣同莊嚴的死，確實對亡命者梁啟超的思想和實踐投射了光彩陸離的光芒。亡友的遺志必將在幸存者的實踐中得到實現(xiàn)。為此，正如他在上述《譚嗣同傳》里所說的那樣，梁啟超首先將譚嗣同的遺稿《仁學(xué)》刊登在自己的雜志《清議報》上。

　　但是，這個刊登的方法極為奇妙。自《清議報》第2冊（1899年1月2日）起，至第14冊（1899年5月10日），連載了大約一半就中斷了。在隔了大約 1年以后，在第44冊（1900年5月9日）至46冊（1900年5月28日）上，刊登了十分之一強，再次中斷。剩下的十分之四弱在1年半以后的第100 冊（1901年12月21日）上，總算刊登完畢。作為將手頭持有的底稿多次中斷、歷時3年而刊登在雜志上的作法，這是極其異常的。更不用說，在被提出過分擔生者與死者的使命后，作為生存者的角色所采取的姿態(tài)，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令人有些難以理解的做法。以下，就《仁學(xué)》的刊登問題和梁撰《譚嗣同傳》關(guān)聯(lián)起來進行考證，并對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進行分析和論證。

　　一、關(guān)于《知新報》的《譚嗣同傳》譚嗣同的傳記在《清議報》之前，就已經(jīng)刊登在《知新報》第75號上了。[3]在這里沒有署名，僅注記了“譯十一月二十七號日本東京報”�！叭毡緰|京報”是一個暖昧的說法，這應(yīng)該是指上述日文報紙《日本》。該報確實在11月27日刊登了《清國殉難六士傳》。（注：《清國殉難六士傳》，《日本》1898年11月27-29日。有關(guān)譚嗣同的部分是刊登在27至28日。在《知新報》上，三天的內(nèi)容都被譯錄了。）除了一個重大的不同以外（下詳），這毫無疑問是《知新報》刊載的譚傳原本。在譯文上，除了若干修辭上的修改，以及一些有意修改的部分以外，基本上可以說是直譯。

　　但是，《日本》的《清國殉難六士傳》在篇首就明確寫有弁言，稱該文譯自“剛剛收到的在上�？�行的《亞東時報》”。《亞東時報》的文章是指署名為逸史氏的《六士傳》。（注：逸史氏《六士傳》，《亞東時報》第4號（1898年11月15日）�！秮問|時報》是日本乙未會在上�？�行的漢文月刊雜志（但是不定期）。主筆是山根虎之助（立庵），自第6號起，唐才常也參與編輯。）這是在六君子被處斬后1個多月后立的傳記，內(nèi)容相當充實。關(guān)于逸史氏，不知其詳，但從 “譚嗣同，字復(fù)生，清國湖南瀏陽人也”的起句中可以推斷，作者似為日本人。這樣的話，主筆山根立庵的可能性就比較大一些。

　　就是說，《日本》的《譚嗣同傳》是《亞東時報》所載文章的訓(xùn)讀日譯文，而《知新報》所載的則是《亞東時報》中刊載的日譯文的除了一部分以外的，再次回譯成漢譯文的《譚嗣同傳》。如整理一下刊行日期的話，就是這樣的：11月15日，在上海發(fā)行的《亞東時報》的漢文譚傳，被11月27日在東京發(fā)行的《日本》譯成日文刊載；
而這篇日文譚傳又被12月23日在澳門發(fā)行的《知新報》回譯成漢文刊載。上海至東京間隔12天，東京至澳門26天。在這里，必須令人注意的是，一篇文章從上海經(jīng)過東京，然后又傳到澳門這一事實，從地理上說不合理的，但從用字造句來看，其傳播線路是毫無疑問的。

　　前面曾經(jīng)提到，《知新報》的譚傳與《日本》的譚傳有很大的不同，現(xiàn)在直接將其與《亞東時報》比較來看一下其中的不同。從字數(shù)來看，《亞東時報》約刊 1390字，《知新報》約刊1680字，多了290字左右。這里的差異是因為《知新報》收錄了兩種譚嗣同的絕命書所發(fā)生的。這兩種絕命書一種是致梁啟超的（約170字），另一種是致康有為的（約100字），均作于“八月初十日”（公歷9月25日）。這兩篇文章也收錄在《譚嗣同全集》里，[4] (P519,532)但正如下面要論述的那樣，這兩篇文章并不是譚嗣同的文章。

　　這兩種絕命書的來歷，目前只能追朔到1898年12月21日這一天日本駐上�？傤I(lǐng)事代理小田切的報告。該報告正像其標題那樣，在屢屢敘述了張之洞對政變的看法后，提到張之洞希望將“康有為、梁啟超、王照等送出國外”，這與西太后政府所要求的“將其引渡或殺害彼等”的希望是不同的開明措施。小田切在報告中認為張之洞的意見是正確的。

　　在小田切的報告里，作為“乙號”，收錄了《欽差督辦報事工部主事康有為撰奉詔求救文》。這里提出的標題是“求救”，即救出光緒帝，但對西太后的丑化卻是貫穿始終。全篇充斥了“那拉氏淫亂成性”、“先帝之遺妾”、“淫亂之宮妾”、“異性之淫子”、“偽主”、“牝朝”等等的歇斯底里的蔑視女性的粗暴言語。也許是對這種過分卑鄙的言辭感到有些為難的緣故吧，小田切特別指出，“特此要明記的是，附錄之不久前康有為向本國遞送之乙號所復(fù)寫的印刷品之故，迄今為止多少對其表示過同情者，亦因此對其之所為抱有不快之情了”。（注：《六一六，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lǐng)事代理致都筑外務(wù)次官函：湖廣總督張之洞之近況及其對政變的意見報告書》，《日本外交文書》，日本國際連合協(xié)會1954年版，第31、725-742頁。順便提一下，日本的對策基本上是沿著小田切的希望來推進的。）在這篇《奉詔求救文》里，附錄了7篇偽書。[5](1)《楊銳帶出朱筆密諭》、(2)《林旭帶出朱筆密諭》、(3)《譚嗣同獄中絕筆》、(4)《又》、(5)《今上皇帝口諭軍機章京譚嗣同》、(6)《又》、(7)《文宗顯皇帝遺慈安太后密詔》。(1)、(2)的所謂《衣帶密詔》是康有為的篡改版。(3)、(4)是上述致康有為、梁啟超的兩種絕命書。(5)、(6)的口諭是光緒帝自我批評和變法決心的表明。(7)是咸豐帝給東太后的。在7篇文件中，其中與譚嗣同有關(guān)的就有5篇，可知譚的重要性，這就是說，康有為甚至不惜偽造皇帝和朋友的文書，也要將自己置于�；蔬\動的中心地位。

　　康有為一行7人到達東京是比梁啟超晚4天的10月25日夜晚。數(shù)日后，在牛＠①區(qū)加賀町安頓了住處后，于11月開始了真正的活動。在康有為致品川彌二郎的信函中，（注：《康有為初與品川子爵書》，《民報》第24、18-22頁。本篇日期，與后面的梁啟超11月3日的信函是同日的。）已經(jīng)可以看出以謾罵人格來進行�；蔬\動的跡象了。在先到日本的梁啟超那里所展開的是，就像與王照聯(lián)名致大隈重信首相的信函中那樣，將皇帝比做天皇，將太后比做將軍，基本上是以政治立場為立足點的�；蔬\動。[6]然而，隨著康有為來到日本以后，梁啟超順從康有為的方針，甚至參與了偽造譚嗣同致自己的絕命書的事情。從上海的小田切報告和澳門《知新報》刊載的日期來推算，文書被偽造大約是在《日本》發(fā)行前后，11月下旬的事。

　　一般來說，遺書在一個人的傳記中應(yīng)該占有核心的地位�！吨�新報》的譚傳是將在康有為領(lǐng)導(dǎo)下偽造的絕命書潛入《日本東京報》的譚傳中，賦予讀者以一種客觀性。（注：《清議報》的編者在刊登時，僅將“淫后”改成“太后”，將“淫賊”改成“國賊”而已。）因此，《知新報》的譚傳可以說既是逸史氏文章的漢文回譯，也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是康梁所作的文字。

　　二、關(guān)于《清議報》的《譚嗣同傳》《清議報》第4冊刊登《譚嗣同傳》是在《知新報》第75號發(fā)行大約一個月以后的事。這篇署名“梁啟超撰”的文章。是作為《支那近事》欄中的《戊戌政變記》（注：在《清議報》自創(chuàng)刊號起連載的《戊戌政變記》，到第10冊停止刊登，發(fā)行了單行本。關(guān)于其中復(fù)雜的成書的歷史，參照拙稿《〈戊戌政變記〉成書考》，《近代史研究》總第100號。又，借此機會訂正一下拙稿。在發(fā)表了拙稿之后，見到了《訂正第十二版》，這是在大幅度改訂以前的版本。）的一部分被發(fā)表。梁啟超將署名文章《譚嗣同傳》首先發(fā)表在《清議報》上，這篇譚傳無論是在4個月以后的1899年5月《新民叢報》社發(fā)行的單行本《戊戌政變記》（九卷本）中，還是在3年后的編輯的《清議報全編》（注：詳情參見：《清議報全編》第6集卷21，戊戌政變紀事本末第一，《國土略傳》。）中，都沒有被加工過，被照原樣收錄下來了。甚至在被大幅度改訂過的《戊戌政變記》（八卷本）中，也是照原樣收錄。由于八卷本的普及，因此，提起梁啟超的《譚嗣同傳》，就是指這篇譚傳，這似乎成了一般性的認識。

　　在梁啟超的《譚嗣同傳》中，沒有使用《知新報》夾入《日本東京報》中的那兩份絕命書�？梢酝茰y，畢竟梁啟超還是討厭使用寫給自己的偽造絕命書，因此也同時排除了寫給康有為的那一份。對此他也作了充分的補救措施。

　　關(guān)于譚嗣同與康有為的關(guān)系，梁啟超是這樣描述的。譚嗣同知道了“南海講學(xué)之宗旨，經(jīng)世之條理”，便自稱“私淑弟子”，并整理了自己的學(xué)統(tǒng)，其遺著《仁學(xué)》就可以說是“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的闡明乃師學(xué)說的文章了。[1](P106)享有烈士盛名的譚嗣同是弟子，若其遺著是依據(jù)康有為的學(xué)說所作的話，其師之地位就會變得無限之高了。

　　順便提一下，《仁學(xué)》中《支那哲學(xué)》欄是從上述《清議報》第2冊開始刊登的。在《序》中，梁啟超明確地說明了譚嗣同“服膺南�！�，《仁學(xué)》是為了“將以光大南海之宗旨，會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眾”的著作。（注：梁啟超：《�？虨g陽譚氏仁學(xué)序》，《清議報》第2冊。（《哲學(xué)雜志》第145號也刊登了這篇序））第4冊《譚嗣同傳》中所描寫的康譚關(guān)系，在刊載開始時，就已經(jīng)被考慮到，《序》與《傳》的共鳴關(guān)系就很明顯了。

　　梁啟超的記述在學(xué)術(shù)上的正確與否，暫且不論。必須確認的是，《仁學(xué)》刊載的意義在于使康有為的學(xué)說更有光彩，并且這是梁啟超在登載開始時就主張的。換而言之，譚嗣同的《仁學(xué)》由于它被如此定位，才得以開始在《清議報》上連載。那么，與“南海之宗旨”的相異的部分（注：例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譚嗣同全集》增訂本的第八條（否定三綱、忠孝）、第十條（主張男女平等）等。）被刪除，就不得不說是當然的措施了。

　　在這里必須注意的是，關(guān)于刪除措施，在第4冊的《譚嗣同傳》那里，作了“其仁學(xué)一書，先擇其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界”的解釋。[1](P110) 這應(yīng)該是第2冊的《序》中所記敘的事項。盡管如此，特意采用這種方法，將遺稿刪除后發(fā)表。對這一不應(yīng)該做的事，梁啟超留下了自我辯解的痕跡。可以看出，《序》和《傳》不但互相共鳴，而且還有互相補充的關(guān)系。

　　關(guān)于梁啟超的補救措施，本稿在最初時提出的顯示其與譚嗣同相互關(guān)系的7個事項都是如此�！俺虌腓凭�，月照西鄉(xiāng)”的責任分擔，使任何人都能感覺到比絕命書更有威力。原稿與著作都托付在身，以《仁學(xué)》的發(fā)表為首，還有遺著編輯的計劃。梁啟超對亡友后事的處理，可以說是無微不至。

　　三、《仁學(xué)》的刊登與中斷被視為發(fā)揮康有為學(xué)說的《仁學(xué)》，從《清議報》第2冊開始連載，到第14冊，不作任何說明就中斷了。（注：但是，第6、8、 11、13冊沒有登載。在這些冊里，《支那哲學(xué)》欄刊登了其他文章。在這以后，《支那哲學(xué)》的推移如此，自第15冊起，到第34冊為止（除去第26、 27、33號），設(shè)有專欄，但《仁學(xué)》沒有被刊登。在這以后，只有在刊登《仁學(xué)》的第44-46冊、第100冊里設(shè)有《支那哲學(xué)》欄目。）中斷的理由不明不白，既然手頭有原稿的話，那無疑就是其內(nèi)容不適合于刊登所至。馮自由認為，因為有排滿的論調(diào)，所以被康有為命令放棄了。[7](P92)正如上述的那樣，如果是消除與康有為的思想有抵觸的部分而刊登的話，馮的判斷不恰當。那就是說，梁啟超對于《仁學(xué)》的評價，當然發(fā)生了變化。

　　事實上，梁啟超在《清議報》第11冊改變了編輯方針。第11冊是在《清議報》創(chuàng)刊后經(jīng)過3個月以后的1899年4月10日刊行的。在此稍前的3月22日，康有為以接受日本政府希望的方式，離開了橫濱。這時期，就梁啟超而言，他已經(jīng)積累了不少經(jīng)驗，而且是從康有為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來的時期。

　　刊登在第11冊的《本報改定章程告白》中，（注：《本報改定章程告白》，《清議報》第11冊。另外，由于《戊戌政變記》的連載已經(jīng)告一段落，與《清議報》的面貌換新也有幾分關(guān)系吧。）他是這么說的：“本報開設(shè)僅數(shù)月，承海內(nèi)外有心人稱許，銷售已至三千余份。惟本報宗旨專以主持清議、開發(fā)民智為主義。今更加改良，特取東西文各書報中言政治學(xué)、理財學(xué)者，擷其精華，每期登錄數(shù)頁”。他還認為“政治等學(xué)為立國之本原”，云云。

　　將章程改定的目的放在重視政治學(xué)等“立國之本原”的學(xué)問上，就等于宣告了梁啟超欲將機關(guān)雜志《清議報》作為建設(shè)近代國民國家的手段而加以活用。為此，在第 11冊就早早地設(shè)了《政治學(xué)譚》專欄，在該專欄刊登了伯倫知理的《國家論》。（注：《德國伯倫知理著《國家論》，〈清議報〉第11、15-19、23、 25-31冊�？�登的是在吾妻兵治譯《國家學(xué)》上僅加了一些修改的內(nèi)容。關(guān)于吾妻兵治所翻譯的原本，參照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guān)于〈國家論〉的翻譯》，《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這是梁啟超與康有為的世界主義拉開距離，豎起國家主義旗幟的標識。反映梁啟超這一變化的文章是在這前后發(fā)表的《愛國論》、《商會議》（注：《愛國論》，《清議報》第6、7、22冊�！渡虝�議》，《清議報》第10、12冊。）等。而且在《改定章程告白》發(fā)表以后的3冊，到第14冊為止，《仁學(xué)》的連載就中斷了。因為《支那哲學(xué)》專欄并沒有中斷，仍在繼續(xù)，其原因是改變路線后，《仁學(xué)》所處的地位也發(fā)生變化的緣故。換而言之，《仁學(xué)》的世界主義被敬而遠之了。

　　一旦被中斷的《仁學(xué)》在《清議報》第44冊（1900年5月9日）至46冊（1900年5月28日）被刊登以后，又被中斷。這一異常事態(tài)，令人頭痛。在第 44冊的卷末，刊登了重新登載《仁學(xué)》的社告，[8]在這里，“譚君嗣同所著之《仁學(xué)》未竟而中止。閱者多以未窺全豹為憾。茲謹將其續(xù)稿分期付印，以公諸世”。僅僅記載了就像是他人之事一樣的理由。當然，關(guān)于再度中斷的社告，在管見的范圍內(nèi)，不得而知。

　　雖然現(xiàn)在還不能提供適當?shù)馁Y料，但我推定，這一時期在夏威夷的梁啟超與這次再次刊登似乎沒有關(guān)系（注：在致康有為函（1900年4月29日）中，梁啟超認為，“復(fù)生《仁學(xué)》下篇……蕩決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參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頁）�？梢哉J為，這一措辭與重新開始刊登該文是具有相反方向性的。）。也許可以認為，這是在橫濱的負責人麥孟華基于某種理由而決定刊登的，（注：關(guān)于這個問題，湯志鈞揭示了與康氏勤王運動的關(guān)系（參見《〈仁學(xué)〉版本探源》，《學(xué)術(shù)月刊》1963年第5期。拙稿也認為本次重新刊登在某種程度上與此有關(guān)。）對此感到吃驚的梁啟超急忙要求中止。

　　在這一停止刊登，又重新刊登的幕間短劇后，《仁學(xué)》的剩下的文章（大約是全體的十分之四）在《清議報》的第100號被一下子刊登出來了。這次全部刊登完畢是梁啟超在從澳大利亞回到日本，要想重新打開啟蒙運動新視野時，由他本人自己實行的�？偨Y(jié)在澳大利亞的體驗的是《積弱溯源論》，其歷史地位的概括就是《過渡時代論》。（注：《積弱溯源論》，《清議報》第77-84冊�！哆^渡時代論》，《清議報》第83冊。）所謂開創(chuàng)新視野就是構(gòu)筑一個塑造近代國民、形成國民國家的舞臺，其具體表現(xiàn)就是展示在人們眼前的《新民叢報》。在刊登《仁學(xué)》的《清議報》第100冊卷首，梁啟超刊登了總結(jié)《清議報》的文章。在這里，他將《清議報》的特色總結(jié)為“倡民權(quán)”、“衍哲理”、“明朝局”、“礪國恥”四項，為達到“廣民智”、“振民氣”的任務(wù)而盡瘁盡力。而且該文還提示了“其內(nèi)容重要者”，第一條就是“譚瀏陽之仁學(xué)”。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就是說梁啟超也承認，體現(xiàn)《清議報》價值其最大功績者就是譚嗣同的《仁學(xué)》。幸存者表彰亡友的遺著，而被表彰的遺著又為幸存者的事業(yè)增添了光彩�，F(xiàn)在如果對連載中斷的問題不作追究的話，“月照西鄉(xiāng)”的一個責任分擔被履行，譚嗣同與梁啟超的關(guān)系就像《清議報》的《譚嗣同傳》里所記述的那樣，看上去就好像和沒有隔閡之處一樣了。

　　四、關(guān)于單行本《仁學(xué)》附載的《譚嗣同傳》在上一節(jié)我們看到，由梁啟超刊行的《仁學(xué)》在《清議報》第100冊就結(jié)束了。但是，眾所周知，《仁學(xué)》在上海的《亞東時報》第5號（1899年1月31日）至第19號（1900年2月28日）已經(jīng)先被發(fā)表完畢了。當然，梁啟超知道這事，所以在上面引用的文章里接著稱《清議報》的功績?yōu)椋骸按司幹�出現(xiàn)于世界，蓋本報為首焉”，將其功勞限定為首次公開刊登上。

　　這樣也是不錯的，但有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實際上，在梁啟超的周圍，《仁學(xué)》的單行本已經(jīng)被刊行了。

　　在《清議報》第85冊卷末里有“新刻譚壯飛先生仁學(xué)全書出售”（注：《新刻譚壯飛先生全書出售》，《清議報》第85冊（1901年7月16日），署名“四和主人”，不詳。）的廣告。廣告是這樣說的，《仁學(xué)》為吸收泰西諸學(xué)精髓之書，因為“其中新理，雖西方學(xué)子，多有未經(jīng)發(fā)明”，所以要“急付棗梨，以饗同志”。甚至說“異日更當以西字譯之，俾文明國見此，應(yīng)知吾國之大有人也”。在當時，這種確定其在文明史上如此之高地位的認識，是無與倫比的。到此為止還算可以吧，但是，關(guān)于這個單行本和以前在《清議報》上登載的《仁學(xué)》的關(guān)系，沒有作任何的說明，“鄙人三年以來，但聞其書，惜其秘而不傳。今得之友人之手，焚香誦之”的說法，單是修辭上的說法，其真意何在，也不可測。這且不管，其“寄售處在橫濱清議報館”，所以可以充分肯定，這部《仁學(xué)》單行本，是在與清議報館以至于梁啟超都有很深的關(guān)系情況下而刊行的。

　　這部《新刻仁學(xué)全書》，就是湯志鈞所說的“國民報社”本《仁學(xué)》。（注：湯志鈞《〈仁學(xué)〉版本書溯源》。關(guān)于發(fā)行地址，湯文指出，“發(fā)行地址雖識以‘上海國民報社學(xué)生出洋編輯所’，實際上是在日本東京發(fā)行的”。）該本附有譚嗣同的肖像和梁啟超的《譚嗣同傳》，全書122頁，鉛字排印本。由“上海國民報社學(xué)生出洋編輯所”于1901年10月10日刊行。湯氏認為，此本使用梁啟超所藏副本排印，在這之前刊登的《清議報》本中被刪除的部分也被刻印出來了，后來收錄在《清議報全編》的《仁學(xué)》也與“國民報社”本相同。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有了一個疑問，為什么單行本的《仁學(xué)》不在《清議報》社刊行？如果這樣做的話，就可以不但得到梁啟超在《清議報》第100冊中總結(jié)文章中所提到的首先刊行《仁學(xué)》的榮譽，還可以得到首先刊行《仁學(xué)》單行本的榮譽。這樣的話，作為承擔“西鄉(xiāng)”任務(wù)的一方來說，也是很容易被理解為這是對“月照”更充分的報恩行為。然而梁啟超卻沒有這么做。

　　筆者沒有見到明確記載《國民報社》刊印的單行本，但見過兩種尾頁上沒有任何關(guān)于刊行主體等信息的版本。（注：另外還有肖像脫落，紙張惡劣等不同的版本。除此以外，包括封面、裝訂、排版等在內(nèi)完全相同。）那也是122頁的鉛字排印本，付有譚嗣同的照片和無署名的《譚嗣同傳》，這與《國民報社》刊本相同，與附在《譚嗣同全集》（增訂本）》所收《仁學(xué)》�？钡漠愅�中的《國民報社》刊本也相同。大概是在《國民報社》本發(fā)行后以這樣的形式被再三發(fā)行的。

　　附載在這里的《譚嗣同傳》大幅度地修訂了《清議報》刊本《譚嗣同傳》。修訂的大部分就是刪除，與《清議報》刊本譚傳的2800字相比，它僅有一半左右的 1470字。刪除部分涉及到包括戊戌政變前夜的八月三日（舊歷）在法華寺要求袁世凱舉兵的場面（約550字）等在內(nèi)的多方面。（注：“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沒有被刪除。也許是廣為流傳，已經(jīng)為人所接受的緣故。）這里僅對譚嗣同與康有為、梁啟超關(guān)系的記述作一些分析。

　　首先，關(guān)于與康有為關(guān)系的記述。在上述自稱“私淑弟子”云云的一段（59字），以及遺著《仁學(xué)》“衍繹南海之宗旨”一句（7字）被刪除了。除此以外，還有對“南海先生所發(fā)明”之學(xué)理（大同平等的條理）“則大服”，對其佛學(xué)解釋（華嚴性海之說等）“則益大服”的三句（共14字），以及關(guān)于“南海先生”組織強學(xué)會，光緒帝欲重用“康先生”等記載都被刪除了。加上甚至連譚嗣同著名的《獄中題壁詩》“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注：此詩在《知新報》、《亞東時報》中多被刊登，雖然江湖上演傳的譚嗣同詩是真作（第一句中“投宿”改作“投止”），但刪除詩本身的做法應(yīng)該說是失當?shù)拇胧�。），也被刪除了。這是為了取消昆侖之一是指南海的解釋，一起刪除的吧。要而言之，《清議報》本中關(guān)于康有為的部分，在單行本里，完全被刪除了。

　　譚嗣同的《仁學(xué)》，以前為了宣傳其意義，被披上了康有為學(xué)說的外衣，而現(xiàn)在這件外衣卻由梁啟超自己將它脫了下來。這是與梁啟超包含在《南�？迪壬鷤鳌防锏�，對康有為“訣別宣言”（注：梁啟超指出，康有為的缺點就是他沒有國家主義。而梁稱自己現(xiàn)在已經(jīng)移向國家主義（《南�？迪壬鷤鳌�，《清議報》第100 號，第6311、6334頁）�？梢哉J為這是包含在該《傳》里的一種訣別宣言。）相呼應(yīng)的一種表態(tài)。這里，梁啟超在思想上告別康有為已經(jīng)達到?jīng)Q定性階段了。

　　那么，與梁啟超的關(guān)系又是怎么樣的呢？本稿最初提示的7項內(nèi)容，全部被刪除了。連顯示兩者特殊關(guān)系的比喻“程嬰許臼、月照西鄉(xiāng)”都被刪除。這樣的話，就不得不使人對《去國行》的措辭抱幾分懷疑了�，F(xiàn)在我還沒有探明這一疑問的解釋方法。

　　這且不提，對于本稿來說，更為重要的是，譚嗣同的著作“皆藏于余處”的記載被刪除了，（注：當然，將《仁學(xué)》中平易的部分登載在《清議報》上，編輯譚嗣同遺著的內(nèi)容，也與之相呼應(yīng)，被刪除了。）而且還被改成了“君死后皆散逸”一句。這只能說是“不可思議”的大轉(zhuǎn)換，雖然與《清議報》第85冊所載的廣告所說的內(nèi)容相呼應(yīng)，但是與在這之前的《清議報》上所登載的事實相矛盾。也許可以作這樣的推測，為了避開這一前言后語的矛盾，梁啟超將單行本拿到了《國民報社》去出版，而不是《清議報》館。

　　結(jié)語

　　綜上所述，單行本的刊行是為了結(jié)束譚嗣同遺著《仁學(xué)》的發(fā)表。而且，附錄的譚傳則是一份辯明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它是想表明《仁學(xué)》的發(fā)表是在與梁啟超無關(guān)之處被實行的。也就是說，梁啟超想在把自己開始刊登的事實變得模糊一些時，將帷幕落下來。在《清議報》第100號的概括文章里，將其功勞限定在最初發(fā)表中，也是與此對應(yīng)的措施。順便提一下，在單行本的發(fā)行處的《清議報》上，或是登滿書籍廣告的《新民叢報》上，基本上沒有《仁學(xué)》的廣告，（注：《清議報》第85冊以后，不登廣告。到了《新民叢報》第10號時，也只有在《清議報》第100冊的廣告中，總算有了“哲學(xué)·譚瀏陽仁學(xué)”一項而已。）可以說，這也是與想在黯然之中落下帷幕的態(tài)度相適應(yīng)的。

　　梁啟超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仁學(xué)》在開始刊登時，就像《清議報》刊本《譚嗣同傳》中所說的那樣，譚嗣同與自己之間是以“程嬰許臼、月照西鄉(xiāng)”的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兩年半后《仁學(xué)》刊行結(jié)束時，完全相反，單行本附載的《譚嗣同傳》中記述的是與自己沒有關(guān)系的《仁學(xué)》。在亡友遺著發(fā)表之際，梁啟超所取的態(tài)度是，并不是將作品尊重為作品，而是將它活用在宣傳自己思想立場上去了。梁啟超后來作了“《仁學(xué)》之政論，歸于世界主義”，啟超居?xùn)|后“漸染歐日俗論，乃盛倡偏狹的國家主義，慚其亡友”的自我批評。[9](P69)毫無疑問，在這里，《仁學(xué)》的刊行問題投下了很濃厚的陰影。

　　另一方面，《戊戌政變記》中的《譚嗣同傳》，在全書中的整合性非常高，改寫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清議報》上的連載就只能繼續(xù)被使用下去了。也就是說，梁啟超分別使用了《戊戌政變記》中的譚嗣同和《仁學(xué)》中的譚嗣同，這樣兩個不同的譚嗣同形象。然而，由于《戊戌政變記》中的譚傳被認為是梁啟超撰寫的正傳的緣故，“程嬰許臼、月照西鄉(xiāng)”的記述以及異常的發(fā)表形態(tài)，就成了不能理解的形式留在的讀者面前。但是，這一期間的具體真相變得明確的話，就可以容易地看出，在那個充滿矛盾的每時每刻都在奮斗的實踐中，梁啟超思想上的誠實性就展現(xiàn)出來了�？梢哉J為，在清末民初這一中國歷史上的大過渡時期，梁啟超能夠在其參照系統(tǒng)轉(zhuǎn)換時持有絕大影響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具備了貫穿在所謂“多變”中的誠實性。

　�。ū疚挠扇毡緦O中山紀念館研究員蔣海波翻譯，特此鳴謝——作者）收稿日期：2003-10-21

　　狹間直樹(1937-)，男，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xué)文學(xué)部教授，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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