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幾十年，中美關系將影響世界。說得直白點，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而中國是美國債券的最重要買家。中國如何和平地進入環(huán)球治理體系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挑戰(zhàn)，這將進而使環(huán)球體系出現(xiàn)變化。相信就是這個原因，促使美國國務卿希拉莉把東亞列為首次出訪的目的地。

　　中國的蛻變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發(fā)展。關于中國重新崛起的論述很多，不過我想談以下三點。

　　自覺性

　　第一點是中國的自覺性。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多年前已就這一點寫了不少。中國歷代有為前朝修史的責任。前后二十四史，第一部是司馬遷于公元前一百年前所著的《史記》。之后，后漢為西漢修史，接下來是王莽新朝、三國等等。最后一個朝代清朝建于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fā)而滅亡。時至今日近一個世紀以后，清朝的正史方開始撰寫。我在今年一月參觀巴黎天主教外方傳教會時，一位會說華語、曾在中國和新加坡服務多年的法國牧師告訴我，預計清代正史總共將有九十冊，而其中五冊會是有關中國的基督教傳教會。參觀傳教會時，我也遇到一位研究四川省傳教活動歷史的中國學者。沒有一個國家或文明有這樣的自我傳承意識。

　　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史，看來要等上好幾百年后才能編撰。李約瑟對中國的自覺性有深邃的洞察力，這也造就了他在中國科學與文明研究方面的出色表現(xiàn)。吊詭的是，中國的自覺性多局限于傳統(tǒng)范疇中的社會和道德成就。是李約瑟讓中國人知道他們對世界作出了令人驚奇的科學與科技貢獻。

　　不過，中國的自覺性既是個長處也是個弱點。作為長處，它賦予中華民族自信和韌性。中國領導人常說，雖然中國應向世界學習，但必須以自己的方式尋覓通向未來的道路。不過這種自覺性也是一種自負感，使中國的思想和機制很難成為這個多元化世界的主流�？梢源_定的是，中國無意把外國人轉(zhuǎn)化為中國人。反之，美國是個相對年輕的國家，深信自己的想法是獨特及最優(yōu)秀的，想要把每個人「美國化」。當今的全球化軟件，包括各種標準與流行文化，基本上全是美國的，而這正是中美之間根深蒂固的差異。

　　如果把文化比作人類操作系統(tǒng)，將各種不同文化以更高級的ＨＴＭＬ或ＸＭＬ語言超鏈接起來的，其實是美國文化。即使這個美國文化軟件時至今日仍需要某些修補，但它終究還是美國式的。而中國文化的性質(zhì)卻非常獨特，所以，即使中國幾乎肯定會在未來幾十年內(nèi)成為世界最大經(jīng)濟體，我并不認為中國文化軟件有一天能夠?qū)⑹澜缃y(tǒng)合起來。

　　城市化

　　我今天想談的第二點是，中國叫人驚嘆的城市試驗進程。中國城市化的速度與規(guī)模，堪稱人類史上前所未見。他們的城市規(guī)劃專家自知中國不似美國那樣擁有大片土地任由城區(qū)向郊區(qū)外擴張，耕地又不及印度來得廣。盡管中國的高速公路網(wǎng)已經(jīng)比美國還長，但中國人清楚意識到，如果他們的擁車用車量在人均水平上跟美國人一樣，整個地球?qū)序v。中國看到了土地保護與節(jié)約能源的需要，正落足心力打造可容納上千萬人、相當于一個大國總?cè)丝诘某蟪鞘�。而這些超大城市，絕非像墨西哥城、拉各斯等雜亂無章發(fā)展而成的集合城市，而是為龐大的居住人口精心設計的城市。

　　中國的共產(chǎn)體制把大量土地重新集中到政府手中，使中國較之其他國家更有條件推動規(guī)模龐大的重新發(fā)展項目。回顧一九四九年那一場中國革命，爭取的正是土地所用權，這也正是中國與印度的最大差異所在。在印度，一如世界許多其他地方，為大規(guī)模發(fā)展項目征地，永遠讓人心力交瘁。

　　如果說在二十世紀，世界以美國清晰理性的格網(wǎng)式城市規(guī)劃馬首是瞻，那二十一世紀里影響世界的城市發(fā)展概念應該來自中國。如此浩瀚的城市化進程，讓中國在文化、政治、體制各方面都面臨重塑。中國共產(chǎn)黨以毛澤東的農(nóng)村革命起家，處理城市政治對中共政府來說，挑戰(zhàn)可不小。毛時代的城市人口比率僅百分之二十，今天的中國，百分之四十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而不出幾十年，中國將趕上所有其他發(fā)展國家，城市人口將達八、九成之多。今時今日，中國的手機用戶已經(jīng)超越了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比美國還多。

　　政治文化

　　第三點，中國的政治文化。千百年來，中國早已發(fā)展出一套特殊的政治文化，足以使一個幅員土地猶如一整個洲般大的國家統(tǒng)一集中由一組官僚精英管轄治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官僚政府正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運作正常的情況下，這支官僚政府任人唯賢，對整個國家充滿了強烈使命感。

　　明清時代規(guī)定任何高官都不可在自己出生地方圓四百哩范圍內(nèi)任職，以免因牽涉地方利益而遭受壓力。這也意味著彈丸之地如新加坡，完全不可能由新加坡人治理。剛在幾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恢復了這項條例，實際運作情況也確實如此，無論是省委書記或省長，幾乎所有省級領導都不出自所管轄的同個省份。唯一例外的是自治區(qū)，但同省人最高也只能坐上第二把交椅，絕不出任最高領導一職。以此類推的話，英國首相絕非英國人、法國總統(tǒng)絕非法國人、德國總理也不可能是德國人。

　　隨著未來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國的政治體制將發(fā)生巨變，但由官僚精英掌控整個國家的情況應該不會改變。太多各種國家機能共同主宰著整個國家的利益，不得不實行中央集權制。在歷史記憶里，一個分裂的中國總是帶來紛亂，而一場紛亂很可能持續(xù)一段很長時間。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正在較基層地方政府層級推行民主試驗，為濫權舞弊有效把關。但上到省市層級，領導人就得由更高的中央政府在聽取各方意見、經(jīng)過審慎遴選后點名委任。好比中國式社會主義一樣，中國也會發(fā)展出有別于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具中國特色的民主」。而當前的環(huán)球危機將使中國領導人更加堅信，以中央主導國家經(jīng)濟的做法是對的。

　　全球局勢動蕩，致使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紛紛研究起中國體制，反思中國發(fā)展經(jīng)驗能否為良好的治理模式提供借鑒與參考。長久以來主導世界的西方模式，首次面臨強大的競爭者。

　　本文為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在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應邀出席劍橋大學建校八百周年卓越講座發(fā)表的演講內(nèi)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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