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首先倡導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了偉大的實踐成功和豐厚的理論成果。但在晚年時期，也有嚴重的失誤，影響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展，留下了深刻的教訓，這就是：沒有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國情缺乏正確的認識，對錯誤傾向判斷失誤，理論創(chuàng)新離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深刻吸取了這一教訓，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進到一個歷史新階段。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毛澤東晚年失誤；
結合

　　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經驗，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問世。本文另辟蹊徑，嘗試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歷史教訓，從成功和失敗的結合、比較中達到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更為全面和深刻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就由毛澤東提出來了。他在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反對脫離實際照搬書本的“本本主義”，這可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開端。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要具體化民族化，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我理解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形成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以取得革命的成功，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時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鍵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結合”是這個命題的中心詞。

　　那么，為什么要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教訓呢？這是因為：第一，確實存在教訓，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漫長歷史過程中，我們不僅取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業(yè)績，而且也有深刻教訓，失敗與成功比較，雖然是次要的，但如果不認識和總結這一方面的問題，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認識就不全面。第二，總結教訓可以使我們對事物及過程的本質認識更為深刻。特別是總結自己失敗的教訓，因為自己經歷過、付出過高昂的代價，有切膚之痛，通過總結，認識更為深刻。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個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來得快。”［1］432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總結失敗教訓是總結成功經驗所不能取代的。第三，本文講的教訓是幾十年前的事了，人事滄桑，許多經歷見證者已經不在人世，弄清并牢記這一段歷史教訓，對后來者是有意義的。

　　一、“結合”不能一勞永逸，必須始終堅持

　　以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時期的兩次深刻教訓來說明。民主革命時期的“左”傾錯誤，特別是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他們的教條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應該說，俄國革命經驗是很寶貴、很成功的，“以俄為師”的中國共產黨應該認真學習。俄國革命經驗是列寧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俄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而產生的，十月革命的成功說明這個“結合”是正確的。列寧的偉大在于他沒有照搬馬克思、恩格斯的“同時勝利論”，而是根據(jù)資本主義由自由資本主義發(fā)展到壟斷資本主義的特點，揭示了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勇敢而鮮明地提出了“一國勝利論”，并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俄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的大好機遇，領導俄國革命一舉取得了勝利。俄國革命是列寧主義的杰作，是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結晶。俄國革命的經驗為中國共產黨所仰慕，成為中國共產黨學習的榜樣。但中國革命不能照搬俄國革命的經驗。因為中國的國情與俄國不一樣，中國革命的做法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才能確定。我們黨內教條主義的錯誤就在于，他們以為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同樣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在俄國那樣做能成功，在中國同樣做也一定能成功。他們根本不懂得也沒料到，偉大的俄國革命經驗搬到中國，由于國情不一樣，卻遭到了慘重的失敗，幾乎葬送了革命。這個教訓值得人們去進行深入的思考。這里我們看得很清楚：第一，列寧及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十月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是因為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俄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如果沒有這種結合，照搬馬恩的結論，就不會有俄國革命的發(fā)動和勝利。因此，十月革命的勝利是“結合”的成果。第二，中國的教條主義者照搬俄國革命的經驗到中國來，招致中國革命的慘痛失敗，這并不是俄國革命的經驗不好，而是沒有將它與中國國情結合起來。這說明，列寧通過“結合”所產生的經驗不能現(xiàn)成地用來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中國革命要取得勝利，就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經驗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進行了“結合”，“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
中國共產黨沒有“結合”，所以中國革命一度失敗�！敖Y合”是關鍵。別人“結合”不能代替自己“結合”，自己的“結合”更是關鍵。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的偉大就在這里，由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糾正了王明路線錯誤，實現(xiàn)了這樣的“結合”，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正是在這一成功結合的基礎上，實現(xiàn)了中國革命實踐中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毛澤東思想。

　　這里說的是兩個黨之間，由于世情、國情、黨情不一樣，“結合”不能一勞永逸、相互取代。即使是同一個黨——中國共產黨，同一個人——毛澤東，由于不同的歷史條件，“結合”的成功也不可能是一勞永逸的。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同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中，在中國革命的艱苦斗爭和摸索中，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因此奠定了他在當代中國歷史上偉大崇高的地位。但毋庸諱言，毛澤東晚年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后期經濟生活的困難和60年代中期開始的持續(xù)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釀成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國內外許多人都議論毛澤東的錯誤：為什么這么偉大的人會犯下這么嚴重的錯誤？人們從不同角度分析毛澤東犯錯誤的原因。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很多，但最為重要的原因，如同中共中央已經明確作出的結論中所分析的，是由于他晚年背離了他自己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陷入了主觀主義的泥潭。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是貫徹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典范，他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務變了，加上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規(guī)律缺乏了解，他雖然對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作過探索、嘗試，寫出了《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文獻，但終究由于他對國內外階級斗爭形勢的錯誤分析和認識，以及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急于求成，中斷了他已經開始的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探索一條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嘗試；
在經濟建設中照搬過去革命年代的成功經驗，違背經濟規(guī)律，夸大黨和群眾的主觀意志與精神力量的能動作用；
在經濟建設受挫以后，又把精力轉向階級斗爭，以階級斗爭為綱，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這就背離了中國國情，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從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中，我們看出一條線索，這就是他沒有像民主革命時期那樣重視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結合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在晚年，一方面，他在已經變化了的歷史條件和國情背景面前，搬用革命戰(zhàn)爭年代的經驗來搞建設，而不是去深入探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并形成新的結論，其結果必然是在實踐中遭受挫折和失��；
另一方面，他也搞了很多新“創(chuàng)造”，但往往脫離中國的國情，脫離群眾的愿望和要求，過分理想主義。他自己以為是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是新“創(chuàng)造”，但實際上是一種“烏托邦”，這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歷史所否定。

　　深入剖析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原因，我們發(fā)現(xiàn)毛澤東晚年的主觀主義是以經驗主義和理想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經驗是寶貴的，正確地運用經驗對于正確認識和改造世界是很重要的。但任何經驗都是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在一定的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如果不問時間空間，不問實踐指向和過程，盲目照搬，這就是經驗主義——一種主觀主義，就一定會犯錯誤。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是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成功結晶，是極其寶貴的財富，如果正確地運用，把它與社會主義時期的具體情況相結合，這些經驗對于社會主義建設也會發(fā)揮其積極作用。如果不是“結合”，而是盲目搬用，那就會產生消極甚至破壞的作用。對于馬克思主義者，理想是重要的，沒有理想就沒有動力，就沒有奮斗目標，任何實踐活動都是向理想目標前進。但實現(xiàn)理想必須從現(xiàn)實出發(fā)，必須根據(jù)國情特點，具體的歷史條件，人民群眾的現(xiàn)實要求來制定政策，規(guī)定計劃措施和辦法，一步步向理想目標前進。只從理想出發(fā)，依靠意志和激情，不顧客觀實際條件和群眾的要求，企圖實現(xiàn)在將來才能實現(xiàn)的目標，這種理想主義必然會在實踐中遭受挫折。歷史昭示我們，雖然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實現(xiàn)了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取得了那么偉大的成功，獲得了那么豐富的經驗，提煉出那么深刻的真理，但即使是像毛澤東這樣一位歷史巨人，當他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面對新情況和新問題時，如果只是沉湎于歷史的成功經驗中，從理想和熱情出發(fā)，而不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新的國情相結合，同樣也是會犯錯誤的，甚至會犯很大的錯誤。

　　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從實踐中產生出來的，又是經過實踐檢驗的，是科學的，但在具體運用的時候還必須與各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俄國革命的經驗和中國革命的經驗，是馬克思主義與各自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是極其寶貴的，但當中國革命運用俄國革命經驗時，仍然需要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
當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參考中國革命的經驗時，同樣也是需要與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特點和國情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不能包辦代替各國的革命和建設，必須通過“結合”才能發(fā)揮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與具體情況的結合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一次成功的結合只能代表這一次的成功，結合是一個過程，應該在實踐中始終堅持。

　　二、國情是基礎，離開對中國國情的正確把握，“結合”就失去了根據(jù)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在中國國情條件下運用馬克思主義，國情是基礎，是考慮問題的出發(fā)點。民主革命時期，王明“左”傾路線所以犯大錯誤，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不了解中國國情，離開中國國情特點搬用馬列理論、俄國革命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因此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必然是主觀主義的。毛澤東正好相反，他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國情把握得十分清楚，堅持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fā)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蘇聯(lián)經驗和接受共產國際指示，他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踐結合起來，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和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方針政策，形成了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思想理論，領導黨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而毛澤東晚年犯的錯誤，歸根到底是沒有成功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踐的結合，而對中國國情的錯誤判斷又是其根本原因。

　　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以后，生產關系發(fā)生根本變化，建立了公有制，標志著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對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的認識成為判斷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國情特點的主要依據(jù)。按照實際情況，中國雖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生產力還很落后，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屬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心任務主要是發(fā)展生產力。既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會存在非社會主義的成分，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根據(jù)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特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使命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特點結合起來，形成正確的指導中國經濟建設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解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實踐主題。但是毛澤東由于對國情認識的失誤，沒有能成功實現(xiàn)他的第二次“結合”。

　　這個時期對國情認識失誤表現(xiàn)在如下方面。

　　第一，他實際上看高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fā)展水平，沒有認識到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盡管他經常講到中國生產力還很落后，“還很窮”，但他仍認為通過“大躍進”，中國可以趕美超英，甚至相信共產主義已不是遙遠的將來，部署通過“人民公社”的金橋向共產主義過渡。當蘇聯(lián)提出蘇聯(lián)已是發(fā)達社會主義，正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毛澤東不甘示弱也想與老大哥比試比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這個心態(tài)下，他堅持大躍進高速度高指標，造成經濟破壞的嚴重后果。

　　第二，離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特點，不斷變更生產關系。由于不承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想把社會主義搞得純而又純，急于讓資本主義絕種，割私有制的尾巴，而且將大量的集體經濟上升到全民所有制經濟，不斷變更生產關系，依此標志社會主義發(fā)展程度的提高。不是通過發(fā)展生產力而是通過不斷進行生產關系的革命來提高社會主義的發(fā)展程度，這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在實際上是有害的。離開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拔高生產關系，不僅不能促進生產力發(fā)展，而且會破壞生產力的發(fā)展，在急于消滅資本主義把社會主義搞得純而又純的思想指導下，就會把那些還有利于經濟發(fā)展、社會發(fā)展、人民歡迎的非社會主義成分加以消滅，甚至會把社會主義成分當成資本主義成分加以消滅，這是不利于社會發(fā)展和人民需要的。

　　第三，混淆社會主義的實踐主題，抓錯了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由于毛澤東沒有樹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觀念，因此他對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主題發(fā)生了改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是發(fā)展生產力，因此以經濟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實踐主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把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主題，總的來說是放在革命上，盡管在不少場合他也強調經濟建設，比如把實現(xiàn)社會主義工業(yè)化作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項要求，“八大”前就提出向自然開戰(zhàn)，在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后，重點要搞繁重的經濟建設，但這些思想是短暫的，不是牢牢抓住不放的；
在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之后，真正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他對黨的實踐主題、中心任務，明顯地從“建設”進入“革命”，以致在“八大”開過一年之后，強調指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改變并批評了“八大”提出的“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與經濟發(fā)展不能適應這種需要的矛盾”為主要矛盾的規(guī)定。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改變和黨的中心任務的規(guī)定，是不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要求的。

　　毛澤東鐘情革命，他想通過不斷的革命來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來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關于中國發(fā)展的大思路。他在剛剛渡過三年經濟恢復時期，沒有同中央集體討論，就急于改變已確定的關于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的構想，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實現(xiàn)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在改造過程中，又將原來準備15—20年完成的“三大”改造大大加快提前，在3—4年中完成。在經濟戰(zhàn)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以后，又提出進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對資產階級進行連續(xù)不斷的一次比一次嚴重的打擊，直至消滅資產階級。經過三大改造，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又通過反右派斗爭和政治思想領域的革命斗爭，斗爭批判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是資產階級皮上的毛。在黨外的資產階級消滅得差不多了，毛澤東又把斗爭鋒芒指向黨內。1959年廬山會議，打倒彭、黃、張、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開始萌發(fā)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斗爭矛頭主要針對黨內走資派的概念，領導了十年“文革”動亂，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等大批黨的領導。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得以糾正，鄧小平糾正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主要用了兩件思想和理論武器，第一是實事求是，第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第一件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第二件是中國國情論。鄧小平沒有引經據(jù)典批毛澤東晚年的具體錯誤觀點，而是從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國情）結合的高度認識并糾正了毛澤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xiàn)了新的結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進到一個新高峰。

　　三、反對錯誤傾向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必需的，但如果把傾向搞錯，就會越反越錯

　　反對錯誤傾向是為了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由于正確有效地進行了反對錯誤傾向的斗爭，扭轉了錯誤傾向，糾正了錯誤路線，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yè)得以堅持和發(fā)展。我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和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都取得了正確進行反傾向斗爭的勝利，推動了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的前進和發(fā)展。民主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領導開展了與王明路線的斗爭，使全黨統(tǒng)一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上，對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反思了毛澤東的晚年錯誤，糾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十年的“左”的錯誤，實現(xiàn)了撥亂反正，開啟了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毋庸諱言，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也有兩次因把傾向搞錯而進行了錯誤的反傾向斗爭，結果越反越錯，離開馬克思主義正確軌道越遠，給事業(yè)造成嚴重的損失。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時期，王明等人反對李立三錯誤路線，事實上李立三是盲動主義錯誤，要在“一個早上”在全國搞暴動，奪取大城市，要斯大林派兵協(xié)助他，奪取全國政權，這已經很“左”很危險了，可從莫斯科回來的王明等人居然認為李立三是犯了右傾錯誤，認為瞿秋白批李立三右傾不力，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把李立三的“左”傾錯誤當作右傾來批，王明當然更“左”了。所以，在批判李立三路線后上臺的王明路線形成了一個政治、組織、策略等各方面很“左”的路線體系，是一個極“左”的路線。這條路線以共產國際作后臺，把持黨和軍隊的領導權達四年之久，在這條路線統(tǒng)治之下，黨的領導機關被敵人趕出了上海，被迫逃到了蘇區(qū)，革命根據(jù)地（除陜北外）全都丟失，黨的組織受到殘酷破壞，革命武裝力量大大縮小，直到遵義會議才出現(xiàn)轉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王明路線堅持十多年的斗爭，從土地革命初期到抗日戰(zhàn)爭時期，批判肅清了王明路線的影響，在毛澤東正確路線指導下，取得了解放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奪取了全國政權。

　　第二次反傾向錯誤發(fā)生在毛澤東身上，時間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在反傾向斗爭中的錯誤主要是由其對形勢的錯誤判斷而導致的，把正確的當作右的錯誤來反，這就一反就錯，把“左”的也當作右的來反，這就越反越“左”。為什么如此呢？這說明他自己是“左”的，用“左”的眼光看別人，“左”視結果，自然會把正常的當作右；
至于把“左”的當作右，這說明他更“左”了。

　　人們會問，毛澤東是反對王明路線的，對王明路線可以說是刻骨痛恨的，為什么他在新中國成立后又犯了類似的錯誤呢？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犯“左”傾錯誤的原因留待后面分析，這里只想說明一下，兩次“左”傾錯誤，表現(xiàn)形態(tài)有相似之處，但不能把毛澤東等同于王明。毛澤東是對中國革命作出偉大貢獻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功績是主要的，即使在他犯錯誤的同時，也不是全錯了，也有很多正確的決策，做了很多正確的事，他的錯誤往往是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前進過程中由于主客觀不一致而形成的；
而王明對中國革命的損失是巨大的，他對中國革命做的有益的事是微不足道的，王明完全依靠共產國際的背景的支持，而不是憑自己對革命的貢獻、黨內同志的信任擁護而登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崗位的，這和毛澤東受到全黨擁護全國人民愛戴的偉大領袖地位是不能比擬的。國內外有些人因為毛澤東晚年錯誤而將毛澤東與王明相比，貶低毛澤東，抬高王明，為王明翻案，這是很不應該的。

　　這里，首先要交代兩句話：第一句前面已說到，毛澤東社會主義時期不是全做錯了。他做了很多正確的事，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前，他的歷史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
即使在1957年反右派以后，他的晚年時期，雖有嚴重錯誤，但仍然有正確的思想和決策，仍然做對了不少事，這必須肯定，否則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第二句是對毛澤東新中國成立后的“左”要作具體分析。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并不是一開始就形成“左”傾路線，我認為可以采用兩分法，即從新中國成立后到1957年反右派前，毛澤東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有“左”的情緒、苗頭；
而從1957年開始，形成“左”的政治路線，集中表現(xiàn)為明確提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和以階級斗爭為綱。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時期到反右派以前，應該說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路線是正確的，在這條正確路線指導下，完成了三年經濟恢復，進行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特別是進行了“三大改造”，勝利完成了經濟戰(zhàn)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并開始探索社會主義發(fā)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發(fā)表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的理論著作，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思想路線是實事求是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這是基本判斷，不可否定。但應該承認，這個時期是存在著“左”的情緒苗頭的，表現(xiàn)有二。一是急躁情緒，急于求成。比如新中國成立前就已經明確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社會，允許民族資本存在和發(fā)展一個時期（15年左右）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可實際上到1951、1952年毛澤東就改變想法，不想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馬上向社會主義過渡。1953年開始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規(guī)定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部明確10—20年)，可實際上只用了一個“相當短”的時間（3—4年）就完成了，“三大改造”雖然勝利完成了，但因時間太短，工作簡單粗暴，留下了不少后遺癥。搞農業(yè)合作化運動是必要的，但實踐過程中也表現(xiàn)了急躁冒進，急于求成的情緒。初級社未經鞏固，就直奔高級社，鄧子恢提出鞏固初級社，分期分批進入高級社，不要冒進，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被斥責為“小腳女人”。高級社建立不久，又在“人民公社好”的一聲號令下建立了人民公社，就這么幾年時間，農村生產關系發(fā)生了如此大的變化，怎么能不破壞農業(yè)生產力呢？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一起，成為后來發(fā)生嚴重困難的重要原因。

　　二是把一些問題看得過于嚴重，政治上上綱過高。比如對《紅樓夢》事件的認識和處理就是如此。李希凡、藍翎與俞平伯對于《紅樓夢》研究的分歧，應是學術研究的分歧，《文藝報》的馮雪峰和《人民日報》的鄧拓并無什么過錯，了不起有對小人物的態(tài)度問題，可毛澤東上綱很高，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思想的對立，對李藍的態(tài)度是反馬克思主義，是資產階級立場問題，這顯然是上綱過高，不實事求是。

　　對胡風問題的認識和處理突出地反映了毛澤東把政治形勢和階級斗爭看得過于嚴重。胡風的問題就是文藝思想問題，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距離，這是可以討論的，錯了也是可以批評的，也應該允許保留。但由于周揚林默涵等人的挑起，被升格為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資產階級唯心論）并且不許檢討，后來到了毛澤東那里由世界觀問題上升到資產階級立場，再上升到反黨反動，最后很快上升到反革命、反革命集團，抓進監(jiān)獄。對一個文藝理論和文藝工作者如此認識和對待，顯然是不正確的。

　　這個時期毛澤東在一些人、事問題上表現(xiàn)出來的急于求成和對人對事過于嚴厲，上綱過高，在1957年以后不但沒有好的改變，而是越來越厲害了。1957年反右派和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理論的提出，標志著毛澤東“左”傾路線的形成，其主要內容是階級斗爭擴大化，違背經濟規(guī)律搞大躍進，黨內資產階級理論的提出。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上的講話，即后來出版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一部關于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劃時代的經典著作，他回答了社會主義前進發(fā)展動力問題，提出并闡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兩類矛盾的理論問題，提出社會主義根本任務就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現(xiàn)在看來，盡管這部著作在階級斗爭分析上存在一些不足，但總體上是指導社會主義發(fā)展的偉大著作。但很遺憾，這部著作問世以后，實際上他自己并沒有根據(jù)《正處》理論去做。反右派運動嚴重擴大化，就明顯違背了《正處》的兩類矛盾學說，他關于社會主義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是明顯違背他提出的政治生活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的科學結論的。他以階級斗爭作為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的動力，不僅違背事實，也違背了《正處》中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理論。

　　1957年反右派運動，使他認識到盡管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資產階級已被消滅（正在改造中），但階級斗爭仍然存在，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形勢仍很嚴重，因此他認為在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后，要繼續(xù)進行政治思想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主要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世界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主要對象是知識分子。匈牙利事件中一些反動知識分子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行為，以及國內向黨進攻的右派主要來自知識分子，引起了毛澤東更加關注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和政治態(tài)度。他根據(jù)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的，就確認中國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這里毛澤東有兩點失誤。一是他忽視中國知識分子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和接近工農，有了很大進步，他們中的多數(shù)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而且他們正以自己的勞動為社會主義服務。二是以世界觀劃分階級是靠不住的，世界觀不等于立場，有唯心主義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在政治上是可以采納共產黨和廣大工農群眾相一致的立場的，在新社會與其說他們是資產階級皮上之毛，不如說他們是工農群眾皮上之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把知識分子定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且是先進的一部分，這是符合實際的。

　　這段時期，毛澤東走上經濟第一線，抓了經濟建設，也發(fā)生了“左”的錯誤。這里有一個問題，毛澤東不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嗎？他怎么又親自去抓經濟建設呢？我以為，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以后，毛澤東是明確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他提出向自然開戰(zhàn)，向科學進軍，都是中心思想轉移的體現(xiàn)，1957年整風以及提出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理論和兩類矛盾理論，都是為了指導建設所做的作風和理論準備。反右派只是為了掃除障礙，所以反右派一結束，他就轉到抓經濟建設上來，發(fā)動轟轟烈烈的大躍進。他提出三面紅旗，領導了三年經濟建設，發(fā)生了三年嚴重困難，應該承認，從1958—1962的三年多時間，他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他的主要精力也是放在經濟建設上面的（廬山會議在毛澤東看來本來也是研究經濟建設中的問題，彭德懷上來插一橫桿，攪壞了次序，只得把他打倒），但他違背規(guī)律搞經濟建設，提高指標，違背實事求是，強調理想干勁熱情，又不虛心聽取不同意見（如彭德懷等），這本身就是“左”的思想作風，因此他視實事求是的陳云為右，對敢批評“三面紅旗”的視為右傾。還應看到，毛澤東通過樹三面紅旗來領導經濟建設，造成了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lián)撤走專家等因素，給中國人民造成了三年嚴重經濟困難，造成了非正常死亡，對困難原因和如何克服困難的認識，黨內特別是領導上層產生了分歧。對三面紅旗產生了不同認識，這就使毛澤東產生了一種懷疑，黨內領導有人反對三面紅旗，就是反對他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他們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逐步形成黨內走資派。捍衛(wèi)三面紅旗，這是發(fā)動“文革”的初衷。在這里，我們應該實事求是，毛澤東在1958年以后的幾年實際上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但他是以“左”的思想方法來領導的，他的工作失誤造成了經濟困難，產生了黨內分歧，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fā)生。

　　毛澤東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的“左”傾錯誤的深化發(fā)展，是把階級斗爭引入黨內，提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形成黨內走資派和黨內資產階級的思想。這個思想的歷史起點是1959年的廬山會議，彭、黃、張、周起而批評三面紅旗，毛澤東認為他們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這樣的問題。經過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和毛澤東在三面紅旗和恢復經濟的方法問題上發(fā)生了分歧，毛澤東懷疑劉少奇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明確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在1964年底1965年初，毛澤東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的公開分歧，使毛澤東下決心要打倒劉少奇。

　　從1957年以后毛澤東的“左”的軌跡可以清楚看出，這時候的“左”有很明確的一貫的思想指導，所涉領域從政治思想到經濟等各方面，階級斗爭的擴大從民族資產階級到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至于“文化大革命”雖然是在毛澤東“左”傾路線指導下發(fā)動起來的，但它的實際進程表明，它已經超出憲法、黨章和倫理道德的約束，是在路線斗爭的旗幟下的奪權和迫害的暴力過程，已經不是過去的“左”所能比擬的。在那個極“左”年代，任何正常都是右，真正的右是不存在的，因為決不容許右存在的空間。林彪也不是右，而是極“左”。連林彪也被批成右，可見極“左”到頂了。

　　“文革”及其前十年，在反傾向問題上，常常發(fā)生兩個混淆，一是“左”和右的混淆。比如林彪明明是“左”，而且是極“左”，但在他死后，卻不準批極“左”，只準批極右。二是錯誤與正確的混淆。常常把正確當成右對待，比如把陳云、劉少奇、鄧小平等當成右派代表，當成修正主義來批判。這里可發(fā)現(xiàn)一個現(xiàn)象，毛澤東喜歡把“左”的當作右的，把正確的當成右，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喜歡反右，不喜歡反“左”，這是事實。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主要是反“左”，社會主義時期一直反右，這如何解釋呢？第一，這跟他的一個認識有關系，他認為右是立場問題，是反對革命的，“左”是要革命的，只是方法問題。第二，毛澤東是一個革命理想主義者，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很快實現(xiàn)目標。民主革命時期因為客觀形勢和敵人危險存在，不可能隨心所欲，現(xiàn)在掌握了國家權力，實現(xiàn)理想的條件已具有，他是一個性急的人，當他的理想主義離開現(xiàn)實，急于求成，就常常嫌別人右傾、保守。第三，他認為國際上的修正主義是反革命的，國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同他們是一氣的，國外反對現(xiàn)代修正主義，國內就要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第四，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使他對自己充滿了自信，他能戰(zhàn)勝帝國主義、蔣介石，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呢？他認為只要依靠群眾，就能克服一切困難，他的決策常有大氣魄，富有戰(zhàn)略眼光，但也有過于自信，不夠冷靜，不夠踏實謹慎，這就容易出現(xiàn)“左”的情緒，形成“左”的決策。

　　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理論創(chuàng)新，既要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又要符合中國實際

　　創(chuàng)新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結果，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一方面指導實踐，取得成功的實踐成果，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總結實踐經驗，取得新的理論創(chuàng)新成果。這兩個成果就是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目標。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統(tǒng)一過程。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解為只是運用理論，這是片面的。通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的結合，實踐創(chuàng)新又理論創(chuàng)新，運用理論發(fā)展理論，結合是關鍵，創(chuàng)新是靈魂，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解和全面要求。

　　毛澤東歷來重視創(chuàng)新，不僅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創(chuàng)新的杰作，社會主義革命也是創(chuàng)新。他根據(jù)中國國情狀況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實行了對資本主義的和平革命，創(chuàng)造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的形式。晚年，他又別出心裁搞了“文化大革命”，創(chuàng)造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毛澤東思維的特點就是從實際出發(fā)，創(chuàng)新求異，無論搞革命還是搞建設，他都反對簡單搬用別人的做法，即使開始搬用了，后來也會改過來。毛澤東的一生創(chuàng)新大都取得了成功，但也有失敗的。并非毛澤東的所有創(chuàng)新理論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而產生的，因而都是科學的。那么，根據(jù)什么標準來判斷某種創(chuàng)新理論（包括毛澤東）的科學性呢？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新理論要符合三個原則：第一，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僅堅持而且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
第二，符合中國實際，如實反映了中國歷史、現(xiàn)狀和發(fā)展趨勢；
第三，理論的實踐成果應推動社會進步，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新應遵循的原則。根據(jù)這三個原則來衡量新民主主義理論，第一，它是在中國國情條件下堅持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
第二，它總結了中國近現(xiàn)代發(fā)展規(guī)律，科學分析了中國國情特點、國內各階級的狀況，對影響中國革命的各種社會力量作了客觀的分析；
第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指導下，推翻了三座大山，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為獨立自主的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黨和人民視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為革命的瑰寶。無疑，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的理論成果，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作出的重大的發(fā)展。

　　按上述原則來評價“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xù)革命理論，情況就不是這樣的了。毛澤東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是很高的。他在晚年幾次講：他這一輩子干了兩件事，一是把日本人請回他們的老家去了，把蔣介石趕到幾個小島上了，建立了新中國；
二是搞了一個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看來，這兩件事才是真正改變中國、震動世界，大大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他認為“文化大革命”解決了無產階級政權鞏固和發(fā)展的問題。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建立政權后，由于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蛻化變質使政權改變顏色，馬克思主義的黨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社會主義變成資本主義，只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自下而上發(fā)動群眾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革命，才能使無產階級的政權得以鞏固和發(fā)展。馬克思列寧都沒有提出這套理論，更沒有領導這樣的革命的實踐。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lián)，在斯大林去世后，蘇共黨逐步演變?yōu)樾拚�主義的黨，資本主義在蘇聯(lián)已經復辟。毛澤東不僅提出了資本主義復辟的現(xiàn)實問題，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理論和實踐來防止和解決這個問題，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第一回，是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繼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后，對馬克思主義作出的最大貢獻，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fā)展。毛澤東十分看重“文化大革命”，盡管他知道對“文革”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盡管“文革”中出了許多問題，包括林彪問題，但他還是堅持捍衛(wèi)“文革”，不容人懷疑和反對。在他看來，不管“文革”存在什么問題，“文革”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是不容懷疑的。

　　“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指導，經毛澤東同意叫“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其理論要點歸納為六條：（一）必須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對立統(tǒng)一的規(guī)律來觀察社會。（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yōu)橘Y產階級專政。（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

　　那么，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是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fā)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chuàng)新理論呢？不是。第一，它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權建立以后，中心任務是發(fā)展生產，提高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物質文化水平，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不是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第二，這個理論認為黨內存在階級斗爭，這是錯誤的，黨內會存在矛盾，可能會出現(xiàn)路線斗爭，但路線斗爭不是階級斗爭的反映。第三，這個理論中關于存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要奪取政權的說法，是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它是建立在對當代我國階級斗爭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基礎上的，對于黨內國家機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shù)墓烙嫴⑦\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而決不應該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第四，“文化大革命”的實踐結果證明，這不是革命，而是一場大動亂，造成了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產生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損害了人民的基本權利，損害了黨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聲譽。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既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根據(jù)，又缺乏中國實際的根據(jù)，它不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理論成果，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不相干的，是主觀主義的錯誤決策。

　　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倡導者，他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社實踐相結合，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都取得了偉大成果，在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后，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如此深刻的教訓，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主觀因素，背離了他自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原則，陷入主觀主義的泥潭，因此不能清醒地判斷形勢，過分相信乃至迷信自己的思維決策，不恰當?shù)毓烙嬜约旱膭?chuàng)新思想和實踐，甚至把重大失誤看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這個教訓我們應該總結，應該記住。

　　毛澤東晚年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教訓，并不影響我們對他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偉大貢獻的評價。他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倡導者，而且是我們黨內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有成就者。因此對他的失誤、教訓應更加重視并加以總結，使之成為寶貴財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敢于正視并深刻總結了這一教訓。

　　實事求是地總結這一教訓，不僅對于中國建設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而且把毛澤東的成功經驗與他晚年失敗的教訓結合起來思考，能幫助我們加深對毛澤東思想科學性的理解，從而在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更加自覺地正確地毫不動搖地堅持毛澤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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