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博弈論為我們研究歷史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新穎的方法工具。在“辛酉政變”中，對陣博弈的一方是慈禧與奕訢領導的帝胤貴族，另一方是以肅順為首的的宗室貴族；
前者是君權的化身，后者是相權的代表。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列國介入“辛酉政變”參與博弈，并且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關鍵的角色，甚至起到指導性的引領作用。因此，“辛酉政變”在國內，表現(xiàn)為君權與相權的博弈；
在對外關系上，則是妥協(xié)與固守的博弈。各方勢力博弈的結果，由于慈禧、弈訢集團與西方列國的利益共存，使雙方最終走上妥協(xié)與合作，從而達到晚清政治格局博弈的一種納什均衡狀態(tài)。

　　[關鍵詞]博弈；
辛酉政變；
西方列國

　　2005年，以色列經濟學家羅伯特·奧曼和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因通過博弈論分析，促進了人們對沖突和合作的理解所作出的貢獻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隨著博弈論研究成果的逐步深入與推廣，同時也為我們研究歷史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新穎的方法工具。

　　在晚清歷史上，“辛酉政變”或稱“北京政變”，又稱“祺祥政變”，它是晚清中國內部權力再分配博弈及與西方列國博弈的產物。以往，在分析解讀“辛酉政變”這一歷史事件時，人們更多的是崇尚一種政治權勢作用的觀感；
今天，從經濟學理論——博弈論的視角梳理這一造成晚清政治格局巨大變革的歷史事件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情。

　　在“辛酉政變”中，對陣博弈的一方是慈禧與奕訢領導的帝胤貴族，另一方是以肅順為首的的宗室貴族；
前者是君權的化身，后者是相權的代表。對于局中博弈雙方，簡要地分析如下：

　　一、慈禧與奕訢

　　1.慈禧，1856年生子載淳，次年被封為“儲秀宮懿貴妃”。1861年8月，咸豐帝病死熱河，遺詔載淳繼承皇位，尊慈禧那拉氏為“圣母皇太后”。

　　其時，慈禧面臨：（1）基于“主少母壯”皇位穩(wěn)固的考量，肅順曾奏請咸豐帝幽禁慈禧，以免后患——漢武帝時期鉤弋夫人的往事有可能重演，慈禧的性命安危系于一線。（2）咸豐帝死后，詔令任命的肅順、端華、載垣等“贊襄政務王大臣”八人獨攬皇權，擅權自重，載淳的皇權行使面臨架空的威脅。（3）慈禧本人是一位權力欲望極其強烈，富有心計、遇事果斷的女性，對政務亦頗有見解。

　　2.恭親王奕訢是咸豐帝的弟弟，因不得皇位且有才能，受到咸豐帝的疑忌。當時，奕訢現(xiàn)狀：（1）咸豐帝不信任奕訢，詔命的八位顧命“贊襄政務王大臣”把親弟弟奕訢遠遠排斥在外；
咸豐帝把奕訢留在西方列國占據(jù)的北京城處理戰(zhàn)敗后事，顯然又有著某種“借刀殺人”之嫌。（2）隨著客觀政治形勢的變化，弈訢憑借自己的政治才能不僅化險為夷，而且在與西方列國的接觸過程中，逐步認識到西方列國并不是要取清政府而代之，他們更多需要的只是商業(yè)上的利益。因此，弈訢與西方列國順利的簽訂《北京條約》，博得了西方列國的好感。（3）與此同時，奕訢也贏得了留守北京的部分宗室大臣，如文華殿大學士桂良、總管內務府大臣寶鋆、戶部左侍郎文祥等的支持，并拉攏到僧格林沁、勝保等將帥的轉舵，培植了“奕訢”集團勢力。

　　并且，奕訢已對晚清中國的現(xiàn)狀作出了必要的評估：“就今日之勢論之，發(fā)捻交乘，心腹之患也；
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
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可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fā)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盵1]（p2675）這反映出奕訢對時勢的精明分析，以選擇利于自身利益的最佳優(yōu)勢策略。此時，面對艱難時勢的博弈局面，規(guī)劃走對外妥協(xié)聯(lián)合的道路政策也逐漸被大多數(shù)朝臣所認同。

　　此外，不能忽視的是，慈禧與奕訢作為正統(tǒng)皇權的帝胤貴族，在皇權博弈中也有著不可低估的傳統(tǒng)文化優(yōu)勢，更易獲得輿論及世俗力量的同情與支持。

　　二、以肅順為首的八位“贊襄政務大臣”

　　所謂“贊襄政務大臣”，又稱“顧命八大臣”，因此八人實以肅順為核心，則稱“肅黨”。這八個人中，要么為宗室子弟，如載垣、端華、肅順等；
要么世受皇恩，如景壽、杜翰等。他們實質構成皇權中宗室貴族代表的相權政治勢力。“辛酉政變”發(fā)生之前，他們：

　　1.擅權自重，不把慈禧、載淳放在眼里。肅順等人以北京駐有外國公使為由，屢次勸阻咸豐帝回京，使晚清中央權力孤懸熱河。咸豐帝死后，肅順等宣稱：“諭旨由大臣擬定，太后但鈐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內覽。”[2]（p27）如此張狂，獨攬大權之心，昭然若揭�！懊C黨”對帝后怠慢、擅權、頂撞之事更是時有發(fā)生。在皇后“垂簾聽政”的問題上，肅順等人喧嘩于朝堂，乃至“天子驚怖，至于啼泣，遺尿后衣。”[3]（p2）其后，八大臣“不開視，決意擱車（罷工）�！盵3]（p5-6）可見，其囂張氣焰之盛。

　　肅順等人擅權自重，不把皇帝載淳、皇太后慈禧“孤兒寡母”放在眼中，野心勃勃。后來的史實證明，他們低估了慈禧的政治才略，這是戰(zhàn)略性錯誤。

　　2.整飭朝綱，屢興大獄，驚悚滿洲世族、朝臣官吏。咸豐八年（1858年），清政府內部先后發(fā)生耆英議約違旨案和順天鄉(xiāng)試舞弊案。對于耆英，肅順認為：“不顧大局，遽爾奔回畏葸潛奔，成何事體？”“不即行正法國法何申？官邪何儆？”[1]（p968-969）在肅順的一再堅持下，斬殺耆英。之后又借鄉(xiāng)試舞弊案誅殺柏葰。其時，柏葰任正一品文淵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上念柏葰，獄情可原，欲寬之，肅順力爭，遂命斬�！盵4]（p11699）鄉(xiāng)試案受牽連朝廷命臣數(shù)十之多。古人云：亂世用重典。肅順等人在吏治方面，厲行刑罰，雖有打擊官僚腐敗之功，卻事實上得罪了一大批滿洲世族、朝廷官吏，使自己在政治權力博弈中愈發(fā)孤立。

　　3.為人專橫跋扈，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不得人心。肅順等人以除弊為名，屢興大獄，誅連百官。順天鄉(xiāng)試舞弊案，柏葰身居高位，罪不至死，但因與肅順等人政見不合，乃招致殺身之禍。肅順等人，“恃恩寵，與其兄鄭親王端華及怡親王載垣相為附和，排除異己，廷臣咸側目�！盵4]（p11699）眾臣多敬畏而遠之。且其處事霸道，目空一切，“諸大臣往往受其侵侮，無不飲恨于心，而唯諾維謹�！盵5]（p294）

　　4.思想頑固，視西方列國為洪水猛獸。肅順等人面對西方列國，極力維護天朝的“體制”與“尊嚴”，維持祖宗家法，對西方資本主義極其仇視。在對外政策上，“（奕）訢主和，（肅）順主戰(zhàn)，斗于御前，不能決�！盵6]（p83）“有權勢的肅順是與歐洲為敵的頭號壞蛋，他已不止一次地公開宣稱，必須將全部歐洲蠻夷統(tǒng)統(tǒng)趕出中國�！盵7]（p46）盡管肅順等人表現(xiàn)出維護中國主權獨立統(tǒng)一的一面，但卻認不清歷史發(fā)展的脈絡，遭到西方列國的仇視，被看作是與中國交往的障礙。

　　三、局中雙方的實力博弈

　　前文已經提及，奕訢在留守北京時，拉攏勝保、僧格林沁等統(tǒng)兵大員。此時，勝保直接掌握一支拱衛(wèi)京城的精銳部隊。他本人于1861年10月31日呈《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并簡近支親王輔政折》稱：肅順等人“攬君國大權，以臣仆而代綸音，挾至尊而令天下”[6]（p99-101）。由此，京城中央統(tǒng)兵大員的明確轉向支持，給謀劃周密的慈禧與奕訢發(fā)動政變，并取得勝利加重了砝碼。

　　而局中博弈的另一方，肅順等人整飭吏治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晚清政府已是根腐骨朽，傳統(tǒng)的對吏治嚴刑峻法的措施已是不堪救治，反而徒增私仇。西方列國的入侵，清政府的屢屢敗績，更加劇了人們對當權的肅順酷吏集團的不滿情緒。通過以上對雙方狀況的分析，在“辛酉政變”政治權力博弈中，我們就可以分別“民心”、“官僚士大夫”及“西方列國”為參照，設計一個雙方實力博弈的靜態(tài)矩陣模型。由于肅順等人為人跋扈，結黨營私，不得人心；
且屢興大獄得罪朝臣官吏；
在對外政策上則厲行祖宗家法，盲目排外。因此，肅順等人在民心、官僚士大夫、西方列國的支持分別為“-1”、“-1”、“-2”。而奕訢因與西方列國簽訂《北京條約》博得其好感；
在民心與官僚士大夫方面，慈禧與奕訢在某種程度上是皇帝的代言人，較易得到他們擁護支持；
加上肅順集團的嚴刑峻法，亦使得握有實權的部分官吏投入慈禧、奕訢集團。所以，慈禧、奕訢集團在民心、官僚士大夫、西方列國的分別為“+1”、“+1”、“+2”。因而在“辛酉政變”的實力博弈中，慈禧、奕訢集團具有優(yōu)勢策略。由此，慈禧、奕訢與肅順等人的靜態(tài)博弈矩陣模型可以設計如下：

　　圖1：慈禧、奕訢與肅順等人的實力靜態(tài)博弈矩陣模型

　　　　　　　　　　慈禧、奕訢―民心；
慈禧、奕訢―官僚；
慈禧、奕訢―列強

　　肅順等人―民心：（-1，+1）；
　　�。�-1，+1）；
　　�。�-1，+2）

　　肅順等人―官僚：（-1，+1）；
　　�。�-1，+1）；
　　�。�-1，+2）

　　肅順等人―列強：（-2，+1）；
　　�。�-2，+1）；
　　　（-2，+2）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討論的四個矩陣模型都是基數(shù)博弈矩陣。也就是說，數(shù)字大表示贏利、贏得，或者得益，數(shù)字越大越好。在圖1的博弈矩陣模型里，“+2”就表示第一好，“+1”表示第二好，“-1”表示較差，而“-2”是對于當事人西方列國與肅順等人認為最不好最難以容忍的。在本文全部的四個博弈矩陣中，所涉及的從“-2”到“6”的數(shù)字，也是按這個標準進行評估的。例如“-2”表示很差，“0”表示較差，“3”是很好，“6”是最好。

　　如上所述，通過局中雙方靜態(tài)的實力博弈矩陣模型中的對比，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慈禧、奕訢集團占有絕對優(yōu)勢。由于具有博弈的優(yōu)勢策略，慈禧與奕訢集團對肅順集團首先發(fā)起進攻，他們兼具主動優(yōu)勢，先發(fā)制人便成了他們的最佳優(yōu)勢策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慈禧與弈訢先發(fā)制人，采取主動，它的成功機會與得益是“6”；
如果慈禧與奕訢采取被動，它成功的機會與得益只有“-2”，基本上是失敗的策略。肅順等人的主動優(yōu)勢也是如此。只是他們成功的機率與得益最大只能到“4”。這是因為，肅順等人先發(fā)制人的優(yōu)勢策略必須背負“篡位弒君”的罪名，從而受到士人民心的譴責。在此，可以簡單設計“先發(fā)制人”的主動博弈矩陣模型表示：

　　圖2：慈禧、奕訢與肅順等人的主動優(yōu)勢博弈

　　　　　　　　　　　　慈禧、奕訢―先發(fā)制人；
慈禧、奕訢―后發(fā)制人

　　肅順等人―先發(fā)制人：（+4，+6）；
　　　　�。�+4，-2）

　　肅順等人―后發(fā)制人：（-2，+6）；
　　　　　（-2，-2）

　　四、強大的外在因素——西方列國

　　毫無疑問，西方列國對于中國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變革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靶劣险儭闭窃诳偫硌瞄T建立之后，在西方列國的支持下取得成功的。對此，胡繩武總結說：“恰巧侵略者想支持奕訢代替咸豐帝的時候，咸豐皇帝死了，這是個偶然因素。如果咸豐皇帝不死，或者死了陰魂不散，肅順集團繼續(xù)執(zhí)政，侵略者是決不會罷休的。”[8]（p4）

　　在“辛酉政變”中，西方列國的態(tài)度非常鮮明：“我們應以溫和協(xié)調的態(tài)度獲致恭親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們的驚恐，希望遲早總會發(fā)生變動，使最高權力落到他們手里�！盵9]（p18）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也承認：“為了順從恭親王的意思，并證明我們是準備幫他把皇帝從那群險惡黨徒手里解救出來的，我和我的同僚們曾注意防止外國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時的行列�！盵10]（p377）在西方列國采取實際行動支持奕訢集團發(fā)動政變的時候，奕訢對西方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逆轉。尤其是在《北京條約》簽訂后，奕訢原先對西方列國抱有的蔑視態(tài)度，以及仇恨與恐懼，已經改變了。英國駐廣州領事羅伯遜指出，奕訢等人，“開始重視外國同盟的價值，已看到中國的利益如何深深地和別國利益纏在一起了�！盵9]（p18）

　　以至于，當“辛酉政變”取得成功后，英國人甚至宣稱：“恭親王及其同僚之操權，乃是對外國人維持友好關系使然。這個令人感到滿意的結果，全是幾個月來私人交際造成的。”[9]（p18）

　　可見，“辛酉政變”的發(fā)生，慈禧、奕訢與肅順等人的博弈，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在西方列國的掌控之下完成的。“辛酉政變”——在國內，表現(xiàn)為君權與相權的博弈；
在對外關系上，則是妥協(xié)與固守的博弈。西方列國介入“辛酉政變”，并且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關鍵的作用，甚至起到了指導性的引領作用。考慮到西方列國至關重要的影響，通過分析局中博弈雙方各自的狀態(tài)，我們可以設計以下博弈矩陣模型：

　　圖3：晚清中國與西方列國選擇博弈

　　　　　　　　　　　　　　　西方列國―支持慈禧、奕訢；
西方列國―“支持”肅順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晚清中國―支持慈禧、奕訢：（+3，+3）；
　　　　　　　（+1，+3）

　　晚清中國——“支持”肅順：（-2，+6）；
　　　　　　�。�-2，+3）

　　但是，我們首先要假定一個條件：即作為理性的人，追逐利益最大化是局中各方博弈的目的。在這個前提下，一方面，西方列國是不會支持肅順等人的，他們代表著兩個根本對立的水火不容的兩種文化特質。矩陣中展示的所謂“支持”肅順是一種博弈矩陣模型的假設——西方列國遇到肅順，它的結果只能是戰(zhàn)爭。但即使發(fā)動戰(zhàn)爭，西方列國總是勝利的一方，所以它最少得益為“3”。而當奕訢、慈禧當權，西方列國的利益指數(shù)會因為中西和平局面下的合作——主要是中國的妥協(xié)，此時，西方列國由于得到當權者——慈禧、奕訢的“合作”，它的利益指數(shù)為“6”；
同時中國因為妥協(xié)的緣由，換得了和平環(huán)境，減少了一部分戰(zhàn)爭損失及獲得融入現(xiàn)代化的機會，可以得益“3”。另一方面，晚清中國也是不會支持肅順、端華一方的。因為那樣就是意味著戰(zhàn)爭。晚清中國與西方列強的實力懸殊，一旦發(fā)生戰(zhàn)爭的結果，受害最重的無疑是中下階層、普通老百姓。可見，只有在矩陣中的左上角對雙方是最有利的。有理性的人作為博弈的主體，趨從利益的選擇策略是最佳也是本質的選擇。因此，無論是晚清中國的各種階層，還是西方列國，從自身利益考量，他們都必然會選擇奕訢、慈禧一方，而不是肅順等人。盡管西方列國握有戰(zhàn)爭主動權，但事實上它也不愿意舉兵相向，只有維持一個親西方的政權，才能更好的實現(xiàn)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慈禧、奕訢與西方列強的博弈中，上面的選擇博弈矩陣模型也可以簡單用“合作博弈”矩陣模型圖4來表示。

　　圖4：慈禧、奕訢與西方列國的合作博弈

　　　　　　　　　　　西方列國―合作；
西方列國―不合作

　　慈禧弈訢——合作：（+3，+6）；
　�。�0，+3）

　　慈禧弈訢―不合作：（-2，+6）；
　　（-2，+3）

　　我們可以就（上圖4）“合作博弈”形勢簡要分析：如果慈禧、奕訢集團與西方列國“不合作”，它的利益只能得“-2”。如果慈禧、奕訢集團與西方列國“合作”，它的利益指數(shù)可以達“3”；
即便對方采取“不合作”的情況下，慈禧、奕訢集團所得利益最少為“0”。所以，“合作”是慈禧、奕訢集團對外政策的最優(yōu)策略。同樣，西方列國只有采取與慈禧、奕訢集團合作的政策，它的利益才能達到最大值“6”。因此，“合作”是慈禧、奕訢集團與西方列國共同的最佳策略選擇。

　　綜上所述，“辛酉政變”博弈的結局是沒有懸念的。慈禧與奕訢集團在西方列國的支持下干凈利索地結束了八位“贊襄政務大臣”的專權局面。在處理肅黨時，慈禧特下諭旨：“毋許再以查辦黨援等事紛紛陳奏，致啟訐告誣陷之風�！盵6]（p120）“所有此次查抄肅順家產賬目書信各件，著議政王、軍機大臣即在軍機處公所公同監(jiān)視焚毀，毋庸呈覽，以示寬厚和平！禮待臣工之意�！盵6]（p139）如此重大政治事變，最后僅以數(shù)十人的傷亡、處罰代價告終，實現(xiàn)了滿清政府最高權力更替的平穩(wěn)過渡。

　　五、“納什均衡”與“辛酉政變”博弈的結果

　　上述所舉關于“辛酉政變”的三個動態(tài)的博弈矩陣模型中，為什么參與博弈的各方都作出了歷史的必然選擇？對于這個問題，在博弈論的視角下，我們可以坦然回答：納什均衡。

　　“納什均衡”就是在給定別人最優(yōu)的情況下，自己最優(yōu)選擇達成的均衡。在“納什均衡”下所有人的戰(zhàn)略都是最優(yōu)的。參與“辛酉政變”的各方勢力正是基于“納什均衡”原則作出了最優(yōu)的戰(zhàn)略選擇，實現(xiàn)了歷史事件的歷史結果。

　　例如，在最后一個博弈矩陣模型中（圖4），在認定慈禧、奕訢與西方列國雙方都是關心自己政治、商業(yè)利益的“理性人”前提下，那么，只有“慈禧、奕訢與西方列國妥協(xié)合作”才是穩(wěn)定的“納什均衡”結局。在這場“合作博弈”中，“合作”成為“納什均衡”。“合作”使慈禧、奕訢集團與西方列國的利益都實現(xiàn)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值“3”和“6”。這時候，誰要是單獨采取“不合作”，就會喪失原來“一半”的利益。所以，誰都不想偏離“合作”。同樣的道理，在（圖3）晚清中國與西方列國選擇博弈矩陣模型中，“選擇支持慈禧、奕訢”是雙方的“納什均衡”結局，對雙方是最優(yōu)選擇戰(zhàn)略。而在（圖2）慈禧、奕訢與肅順等人的主動優(yōu)勢博弈矩陣模型中，雙方是一種“非合作博弈”，也就是生死存亡的抉擇。在不完全信息下，“先發(fā)制人”成為雙方博弈的均衡態(tài)勢。

　　從歷史上看，“辛酉政變”的發(fā)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歷史事件，由于慈禧、奕訢集團與西方列國的利益共存，雙方最終走上妥協(xié)與合作的道路。這使得晚清各方政治勢力博弈達到一種相對均衡的納什態(tài)勢，奠定了此后滿清的政治格局與發(fā)展走向。

　　“辛酉政變”過程中，奕訢、慈禧與肅順的博弈，晚清中國與西方列國的博弈，從文化本質上看，是新興政治集團對頑固保守勢力的勝利，也是一場現(xiàn)代化融入之戰(zhàn)�！靶劣险儭卑l(fā)生后，“借師助剿”政策出籠，中西官方的合作加速了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延長了滿清統(tǒng)治壽命；
幾乎與此同時，在奕訢主持下，“自強”洋務運動興起，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正式啟動。

　　此外，“辛酉政變”使晚清政府的政治權力格局發(fā)生重大變革，開始了慈禧長達48年的統(tǒng)治時期，也造成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加深。另一方面，“辛酉政變”后，滿清政權結構內，滿洲貴族與漢族地方實力派間的博弈斗爭逐步凸現(xiàn)。在鎮(zhèn)壓農民起義與反抗西方列國侵略過程中，政府權力重心逐步分散、下移，這也是導致清政府漸漸瓦解的一個重要原因。從博弈論的視角下，晚清政治格局的“納什均衡”也被逐漸打破，新的“博弈—納什均衡”衍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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