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咸豐十一年(1861)發(fā)生的清朝宮廷政變，是晚清歷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變動。它明顯地改變了晚清歷史的走向和格局，歷來受到中外史家的重視。但以往的研究格外注重這場政變的原因及其結果，對政變過程本身卻迄今未予關注。本文逐一探討了政變的啟動階段、推進階段和決勝階段，以求研究的深入。

　　關鍵詞：辛酉政變；
奕訢集團；
“垂簾聽政”

　　辛酉政變作為一個歷史過程，按其具體的進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861年8月22日至9月10日，這是辛酉政變的啟動階段

　　1861年8月，咸豐帝因沉湎聲色、憂思操勞而病情加劇。彌留之際，于七月“十六日子刻(8月21日子夜)召見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令其承寫朱諭”，安排后事，至8月22日寅時去世[1](P84)。清朝的最高權力圈一時間出現(xiàn)了權力的真空，各派勢力都在窺視著權力的寶座，伺機而動。

　　咸豐帝的親信近臣們首先取得了萬眾矚目的中樞大權。御前大臣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xié)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端華之弟宗室肅順，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承旨輔政”，“贊襄一切政務”。八大臣都是咸豐親政后提拔、重用的親信，咸豐朝后期的內政外交方針，尤其是1860年7月至1861年8月的內外政務，主要由他們議決施行。咸豐帝彌留之際選定他們?yōu)椤百澫逭�務大臣”，是希望他們盡心輔弼6歲的小皇帝和兩位年輕的太后(慈安25歲，慈禧27歲)。同時也表明，咸豐帝不希望有人改變他生前的既定方針，尤其是改變清帝國與外國列強的關系。

　　很難否認八大臣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思想。他們竭力排斥其他人分享權力的企求，而通常借用的護符是“祖宗家法”、“先帝遺愿”。八大臣的致命傷恰恰在于，他們表面上權勢熏天，實際上基礎不穩(wěn)。他們在“整飭朝綱”的當政過程中，屢興大獄以立威，早就積累了太多的仇怨，面對“內憂外患”的處理，則屢受“內則莫展一籌、外則不施法力”之譏[2](P69)。他們屢屢勸阻皇帝遲遲不回北京，實際上是怕回北京，這正是外強中干的表現(xiàn)。他們把自己孤懸在熱河行宮，不僅難以控制全局，而且威脅到“贊襄政務”名分的正當性——皇帝彌留之際，“遺詔”由他們“承寫”，京師百官不能在場，可以作證的兩宮太后一旦翻臉，他們的末日就要來臨。

　　咸豐帝的親兄弟們絕不甘心權落他人之手。恭親王奕訢掌控著總理衙門，他的岳父、文華殿大學士桂良是個“三朝老臣”，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與戶部右侍郎寶鋆是其左臂右膀。此外，武英殿大學士賈楨是奕訢的“上書房侍讀”老師，此時管理兵部；
體仁閣大學士周祖培管理戶部，兼領順天府尹。他們“患難與共”，留守京師，支撐“夷務大局”。奕訢的親兄弟奕言宗、奕言隨駕熱河行宮，與京師時通消息；
而留守京師心懷愁怨的大部分文武百官，皆不約而同地匯集到奕訢集團周圍。

　　此時的奕訢集團，在“總理各國事務”的同時，還握有“督兵進剿”之權。他們同外國列強，尤其是英國的在華外交官關系密切。他們的內政外交方針是：通過“中外同心”的密切合作，共同鎮(zhèn)壓以太平天國為首的反清起義，以爭取清王朝的“中興”。這一政治理念已被越來越多的文武百官所認同。然而這一派的劣勢是沒有名位，咸豐帝的“遺詔”已將他們排斥在最高決策圈之外。如果接受既成事實，他們的內外方針不但不可能被八大臣認同，而且自身的地位以致清王朝的命運都“在在堪虞”。咸豐帝的去世，給了他們重新洗牌的機會。

　　咸豐帝的妻兒們則身不由己地置身于權力斗爭漩渦的中心。從表面上看，她們是孤兒寡母，徒有虛名。其實這樣的“虛名”恰恰是前兩派勢力所沒有的。咸豐帝臨終之時，授慈安“御賞”印章，授小皇帝“同道堂”圖章而由其生母慈禧掌握，且煌煌遺詔布告天下臣民：贊襄政務“王大臣擬旨繕遞后，請皇太后、皇上鈐用圖章發(fā)下，上系‘御賞’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為符信”[1](P85)，[3](P307)。咸豐帝由母后掌握“符信”，實際上已使她們同小皇帝“二位一體”，取得了不言而喻的“監(jiān)國”地位。當時有人見證說：“兩印均大行(指咸豐——引者)所賜，母后用御賞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訖)，凡應用朱筆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諸事母后頗有主見，垂簾輔政，蓋兼有之�！盵3](P307)

　　咸豐帝的臨終安排看似周密穩(wěn)妥，其實埋下了很多矛盾。他非常希望兩宮太后與八大臣和衷共濟，比較順利地讓小皇帝渡過“沖齡”期，牢牢坐穩(wěn)江山。為此不惜重新設置一個“保駕護航”的體制——在軍機處、內閣、六部九卿之上，增設“贊襄政務王大臣”，由他們掌握“擬旨批折”的大權，以便繼續(xù)執(zhí)行他生前的內政外交方針。可是，另頒兩枚印章并且在事實上沒有排斥慈禧參預議政，顯然又留了一手，意在防范八大臣擅權——防范是否有效，恰恰同她們參預議政的程度成正比！此外，另頒印章“以為符信”，也宣示了天子與臣子、主子與奴才的嚴格區(qū)分。

　　八大臣顯然忽視了其中真正的玄機。更有甚者，他們只看到兩宮太后在熱河“孤立無援”，怠慢、欺蒙、頂撞、擅權時有發(fā)生[1](P114)。這樣的作為不僅激發(fā)了兩宮太后捍衛(wèi)皇權與自身地位的斗志，也使得在京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中更多的人聚集到奕訢集團周圍。他們利用“近支”、“遠支”的血緣親疏，打出“親親尊賢”的祖訓，廣造輿論，從而使八大臣日益陷于孤立。

　　1861年9月5日，咸豐帝死后14天，奕訢不顧八大臣的阻撓，一大早就趕到熱河行宮。這一天“適趕上殷奠禮，伏地大慟，聲徹殿陛，旁人無不下淚”。奕訢此行，本為“抗旨不遵”[1](P84)，但熱河行宮卻有人認為：“自十七以后，未聞有如此傷心者……宮燈輩頗有懼心，見恭未嘗不肅然改容。”[3](P304)兩宮太后立即單獨召見奕訢。緊迫之中，雙方談了兩個關鍵問題：第一，應速回京師，擺脫目前窘境；
第二，外國方面不用擔心，“力保無事”[3](P305)。這極為關鍵的第二點，可從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向英國外交大臣羅素的報告中得到印證：“皇太后似乎從最初起就是急于返回北京，逃脫他們這一伙的束縛的。她遇到兩種反對的理由，其一完全是中國式的，說是道路太壞，故君尸體不能好好運到北京來，其二則說外國使團和外國人在北京，北京已成為不安全不宜于太后和皇帝居住的所在。太后之征召恭親王去熱河，就是為的要了解第二點。恭親王不顧阻撓他應召的陰謀，終于到了熱河去。所以這一場斗爭的關鍵，主要的要看這一年我們和恭親王交際中給他的印象如何而定。幸運的是，恭親王信賴他自己對我們的觀察和經驗所獲得的結論，而不株守中國政治歷史典籍上的教條；
他向太后保證，我們在此并無可怕之處，這方面他對太后之回京負完全責任�！盵4](P377)

　　1861年9月5日上午，兩宮太后與奕訢“約一時許”的面談，顯然是辛酉政變進程中的第一個關節(jié)點——原先撲朔迷離的種種可能與變數(shù)，至此已得澄清并形成一個明確的行動大綱；
原先被人為隔離、無法溝通的兩方，此時正式形成了協(xié)力同心的“叔嫂聯(lián)盟”。這樣的結果，正是有備而來、主動出擊的奕訢集團所夢寐以求的。原先三方鼎立、對八大臣有利的權力格局，至此發(fā)生了逆轉。緊接著，奕訢同他安插在熱河行宮的親信商定了具體的方略：“能將斧柯得回為上策，否則以早回為宜”；
咸豐帝之“梓宮”，“擇吉九月廿三日起行”回京；
“令各兵九月十二日到此”，并解決兵權問題[3](P305)。事實已經證明，此后的一次次較量，都沒有偏離這些預定的策劃。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能將斧柯得回為上策”。斧柯即權柄，這里是指八大臣“贊襄政務”、擬旨批折的大權。如果能讓八大臣交出輔政大權，那么既可避免政變奪權的風險，又可維持最高統(tǒng)治集團的表面一致。這一點正是“辛酉政變”的關鍵所在。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八大臣的“贊襄政務”確為咸豐帝的臨終安排；
而政變以后收繳、銷毀、箋改八大臣輔政時期的相關檔案，恰恰是欲蓋彌彰的把戲[1](PP101～102，125～126)。

　　“將斧柯得回”的具體操作是由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董元醇具名上折提出的。這里有一個時間上的“巧合”，耐人尋味：9月10日董元醇寫就封章上遞，9月11日大清早奕訢離開熱河回京師，而這封奏章的標題就是《奏請皇太后權理朝政并另簡親王輔政》�！澳軐⒏�柯得回為上策”的底牌正等待揭開，第一階段至此結束。

　　總起來說，咸豐帝的去世，使清朝最高統(tǒng)治集團內部原本存在的矛盾不斷激化。咸豐帝臨終前確定的最高統(tǒng)治體制，因自相格而成為引發(fā)宮廷政變的動因。在外國列強的推動與配合下，恭親王奕訢集團抓住時機，自行趕赴熱河行宮，一方面爭取到兩宮太后的合作，另一方面則落實部署，安排出擊，正式啟動了政變的進程。

　　第二階段，1861年9月11日至11月2日，這是辛酉政變步步落實的推進階段

　　董元醇的奏折以“事貴從權，理宜守經”為禮法依據(jù)，強烈要求“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使海內咸知皇上圣躬雖幼，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預，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術”。他指出，“雖我朝向無太后垂簾之儀，而審時度勢，不得不為此通權達變之舉。此所謂事貴從權也”。至于“守經”問題，董元醇奏稱：“自古帝王莫不以親親尊賢為急務，此千古不易之經也。現(xiàn)時贊襄政務，雖有王大臣、軍機大臣諸人，臣以為當更于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同心輔弼一切事務，俾各盡籌畫，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斷施行，庶親賢并用，既無專擅之患，亦無偏任之嫌。”董元醇還在奏折中提議，“當于大臣中擇其德望素優(yōu)者一二人，俾充師傅之任，逐日進講經史，以擴充圣聰”，朝夕納誨，輔翼圣德。[1](PP91～92)

　　董元醇奏折的出籠，上距咸豐帝去世才20天。董折的三點奏請，前兩條要從根本上修改咸豐帝的臨終安排，這是“將斧柯得回”的要害。其避免“專擅之患”、“偏任之嫌”的訴求，甚至連咸豐帝也含蓄批評在內了。至于添派師傅一兩人，是要在八大臣已經指定的帝師之外，委派自己的人進宮，以便形成自己的信息渠道。

　　針對董元醇奏折的公開挑戰(zhàn)，八大臣迅速作出反應。該折先由八大臣遞呈兩宮閱看，意在試探態(tài)度。與此同時(9月11日)，則小題大做、旁敲側擊，意在搶占先機。這一天，八大臣用一道明發(fā)“上諭”布告天下，間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原來，欽差大臣、兵部右侍郎勝保在向朝廷“奏北路軍務竣事”的同時，會同直隸總督譚廷襄聯(lián)銜，“吁懇叩竭梓宮，再行統(tǒng)兵南下”。八大臣對其所上奏折中的某些寫法吹毛求疵，以6歲小皇帝的名義譴責兩人居然“具折請皇太后圣躬懿安，且與請朕安同列一折，實屬有違體制……勝保、譚廷襄均著交部議處”[1](PP92～93)。對勝保、譚廷襄的當頭棒喝，其矛頭所向卻是對兩宮太后的公然打壓，八大臣的心跡已昭然若揭。也就在這一天，八大臣又專門給勝保單發(fā)軍機處密寄一道，“破例”批準勝�！扒皝硇性冢�叩竭梓宮”，以示籠絡[1](P92)。這一打一拉之間，八大臣企圖直接掌握一支軍隊的用心同樣不言而喻。

　　兩宮太后的姿態(tài)卻頗為矜持。董元醇奏折上呈后，直到9月14日仍不發(fā)下。八大臣“叫人上去要，仍留看。夸蘭達(太監(jiān))下來說：西邊留看”。到第二天才傳見八大臣，讓寫旨。八大臣當即“寫明發(fā)痛駁。夫差擬稿尚平和。麻翁(焦佑瀛)另作，諸君大贊(‘是誠何心，尤不可行’等語，原底無之)”。這一次把所擬“上諭”遞上去之后，兩宮連同原折一起留中。再次召見時，怡親王載垣“怒形于色”，“語頗負氣”。兩宮太后仍不發(fā)下，要“留著明日再說”。八大臣終于按捺不住，他們“糾黨紛爭，聲震殿陛。天子驚怖，至于啼泣，遺尿后衣”[8](P3)�！袄隙�(杜翰)尤肆挺撞，有‘若聽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語。太后氣得手顫�！盵3](P302)9月16日，八大臣再去宮中。兩宮太后仍留中不發(fā)，而所擬其他上諭，已先行蓋章發(fā)下。怡親王等決定“不開視，決意擱車(罷工)”[8](PP5～6)。

　　“日將中，上不得已，將折及擬旨發(fā)下照抄，始照常辦事”，“怡等笑聲徹遠近”[9](P235)。這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那份《諭內閣皇太后垂簾聽政并另簡親王輔弼均不可行》的明發(fā)上諭。

　　這一道“上諭”仍以6歲小皇帝的口吻詔告天下臣民：祖宗之制不能改，垂簾聽政不可行。今后所發(fā)上諭，仍應由八大臣擬定，對臣工章奏的批答，亦由八大臣擬復。特別強調“必經朕鈐用圖章，始行頒發(f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贊襄政務王大臣”是由“皇考特派”，其權力不容懷疑，其他人更不得分享。御史董元醇“必欲于親王中另行簡派，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嚴厲警告內外臣工：“以上兩端，關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議。至朝夕納誨一節(jié)……該御史請于大臣中擇一二人俾充師傅之處，亦毋庸議。”[1](P94)

　　可以認為，八大臣在這一輪較量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已高度濃縮在這一道“上諭”之中，讓文武百官看了個通透。擬旨痛駁、廷爭吵鬧、罷工脅迫，已使他們一步步走向悖逆，而煌煌“上諭”中公然篡改“遺命”，排擠太后“鈐用圖章”，其挾天子而號令天下的用心已無從掩飾。他們可以將宮廷與外界隔離開來，甚至對多用一兩位帝師也嚴加排斥。但是，八大臣的暫時得手既使他們的權勢達到了所能達到的頂點，也使他們的不臣之心昭然于天下，從而使他們的政敵真正擁有了消滅八大臣的理據(jù)。這正是辛酉政變進程中的又一個關節(jié)點。

　　八大臣的作威作福加速了熱河行宮內外的政治分化。一位深知底里的軍機章京，第二天深夜在熱河寫的一封寄京密信中所發(fā)的議論很有代表性：

　　“如二四者，可謂混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簾[溫公(司馬光)、魏公(韓琦)不能禁止垂簾，諸公竟欲加而上之矣]，可以遠禍，可以求安。必欲獨攬其權，是誠何心？鄙意如不發(fā)下，將此折淹了，諸君之禍尚淺。固請不發(fā)，擱車之后，不得已而發(fā)下，何以善其后耶？此諸君所不知，旁人知之。不必為伊言，言亦不見聽，徒覺多事耳……聞西邊執(zhí)不肯下，定要臨朝，后來東邊轉彎，雖未卜其意云何，大約是姑且將就。果如此行，吾不知死所矣。噫！邸堂前未另稟，乞代呈閱。進城后須打主意，未可聽人舞弄。”有人則在另一封“熱河密札”中明確指出：“此事不久大變，八人斷難免禍，其在回城乎？密之！密之！”[3](PP303、302)

　　“能將斧柯得回為上策，否則以早回為宜”，正是奕訢集團發(fā)動政變、步步推進的既定方針。面對此番較量的結果，兩宮太后“怒極”，“七先生(奕言)亦大怒，云：俟進城講話！老五太爺(奕言宗)喝止之”[3](PP306～307)。為了達到目的，奕訢集團有兩大關鍵問題必須解決。

　　其一，直接控制一支軍隊可供調遣。9月18日，欽差大臣勝保到了熱河。勝保手上有一萬多人的部隊，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原本用于拱衛(wèi)京師《，北京條約》簽訂以后，正待命南下“剿賊”。奕訢的一位親信“夜去深談”，一開始勝保還裝模作樣，“頗有閱歷”，說什么“伊等罪狀未著，未可鬻權兵諫，致蹈惡名”。其實，9月14日前后勝保在北京“想見著邸堂(奕訢)，一切自已盡悉”。奕訢的親信以“恐伊等欲削其權，隨后事更難辦”說動之[3](PP306、303)。后來的事實已經證明，勝保不僅完全背棄了八大臣，而且在政變的步步推進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

　　其二，精心設計奏請咸豐帝“梓宮”回京的細節(jié)，說動八大臣，以求突破。在9月20日以前，奕訢集團對此已作安排。由睿親王仁壽等“查照嘉慶二十五年成案”(嘉慶帝于嘉慶二十五年七月逝世于熱河行宮)，奏請仿照先例，適時將咸豐帝梓宮護送回京。必要時“以風水之說動之”[3](P306)。八大臣再無藉口阻攔，遂正式確定于農歷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讓兩宮太后、小皇帝“由間道先行啟蹕回京”；
由肅順等率大隊護送梓宮走大路緩行；
其余“稍為從權”，簡化途中“儀節(jié)之繁”，“可于二十九日(11月1日)還宮”；
“俟靈駕到京之日，皇上在東華門外祗候跪迎，庶圣體不致過勞，藉以仰慰大行皇帝在天之靈”[1](PP96～97)。這樣做既保證了兩宮太后、小皇帝的人身安全，又爭取到大約2天的時間——奕訢集團必須背靠這皇權的象征，方能從容布置，等候八大臣落網。而上述奏請最終由八大臣自己領銜“合詞恭折具奏”，是頗具諷刺意味的。

　　從9月27日到10月26日這一個月中，熱河行宮表面上一派平靜，其實仍有一系列“小事”頻頻發(fā)生。10月4日，由大學士桂良領銜，奏請擬上“兩宮皇太后徽號”——正式定為“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名分定而后地位固，伏筆必須先下。10月7日，以順水人情的方式諭允載垣、端華、肅順的奏請，把鑾儀衛(wèi)、上虞備用處、步軍統(tǒng)領、管理理藩院并響導處事務等職權收回重新任命。實際上試圖控制對內廷侍從人等的安排，掌握“九門提督”之權，阻隔近在咫尺的蒙古王公與八大臣內外呼應的直接調動，從而使內廷的安全更有保證[5](P176，PP394～395)。10月21日，兩宮太后私下里用皇帝的名義，“于熱河行宮命醇郡王奕讠繕就諭旨，將載垣等三人解任”，此即11月2日稍作箋改、明發(fā)天下的政變上諭[1](PP103，101～102)。10月24日，八大臣又對手握重兵的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奏折中的“差錯”發(fā)出警告：“內外臣工折報，均系奏聞皇上，不宜書寫皇太后字樣。此后王爺奏折，自應一律，應請惟用‘皇上圣鑒’字樣為荷！”此舉顯然得罪了剛愎暴烈的僧王，使之站到了八大臣的對立面[1](PP99、105)。

　　10月26日，兩宮太后、小皇帝如儀啟蹕，比原定程序提前一天，于10月31日下午抵達京郊，立即“召見恭王”。11月1日進城，再次單獨召見奕訢。11月2日，在宮內召見奕訢、文祥、桂良、賈楨、周祖培�！皟蓪m歷數(shù)載垣、端華、肅順三人種種欺罔跋扈狀，真堪發(fā)指”[6](P145)。大學士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為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周祖培對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盵3](P293)于是，早已寫就的“上諭”立即拿出，稍作潤色；
補寫二道上諭，分別“將載垣等革職拿問”，“將肅順即行拿問議罪”；
再由大學士賈楨、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另寫“聯(lián)銜奏請折”，“請皇太后親操政權以振綱紀”；
6歲小皇帝則據(jù)此下旨，“諭內閣著王大臣等妥議”賈楨等折，以及勝保于10月31日所上“請皇太后親理大政并另簡近支親王輔政折”。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決斗已準備就緒。

　　從10月31日至11月2日三天之內，另有數(shù)件事情的發(fā)生絕非巧合。

　　(一)勝保于10月31日上“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并簡近支親王輔政折”。此時兩宮太后、小皇帝已安抵京郊，贊襄政務、處理諭折事宜的八大臣還在路上，這個上折的時間選得恰到好處。就其內容而言，該折舊話重提，除了把董元醇奏請的內容說得更加明確之外，其要害是直斥八大臣“贊襄政務”為“權柄下移，無以服眾”。其層層遞進的嚴厲措辭，不啻條條款款的公開宣判：其一，八大臣“當秉政巨任，攬君國大權，以臣仆而代綸音，挾至尊而令天下”。其二，先皇帝彌留之際，近支親王多不在側，所以未留親筆朱諭�！敖袼檬ゼ任从H政，皇太后又不臨朝，是政柄盡付該王等數(shù)人，而所擬諭旨又非盡出自宸衷�！逼淙�，“董元醇條陳四事，極有關系，應準應駁，惟當斷自圣裁，廣集廷議，以定行止”，八大臣“徑行擬旨駁斥，已開矯竊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命下之日，中外嘩然”。其四，“今一旦政柄下移，群疑莫釋，道路之人見詔旨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母后、圣母之意也！一切發(fā)號施令，真?zhèn)坞y分，眾情洶洶，咸懷不服。不獨天下人心日行解體”，且恐外國列強亦從而生心，動關國本。圖窮匕首現(xiàn)。該折最后強調：近支親王中才具邁于載垣、端華者不乏其人，應參照史鑒典冊，擇賢而任，且以周公相成王、本朝攝政王輔順治為喻；
皇太后垂簾聽政，群情歡洽，國本無傷�！按私灾型獬脊に�欲言而未發(fā)者，奴才先為言之”，“應令大學士、九卿、科道集議以聞，庶大局可全而人心可定”[1](PP99～101)。

　　(二)差不多與此同時，僧格林沁致函八大臣，再次聲明“嗣后奏報，仍書皇太后圣鑒”字樣，并強調：“皇上沖齡，未能理政，天下臣民盡皆深知，若必拘泥舊制，誠恐不能取信于天下臣民，是以沁有此書寫耳！”[1](P105)此等看似瑣細的行文書寫“規(guī)范”之爭，實則是僧王的站隊聲明。手握重兵的勝保與僧王，明確站在奕訢集團一邊，八大臣大勢已去。

　　(三)外國列強主動配合。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承認：“為了順從恭親王的意思，并證明我們是準備幫他把皇帝從那群險惡黨徒手里解救出來的，我和我的同僚們曾注意防止外國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時的行列�！盵4](P377)至此，政治天平的傾斜已基本定局。

　　第三階段，1861年11月3日至12月2日，這是政變的決勝階段，標志著辛酉政變的成功與結束

　　早在11月2日這一天，京城內外已經籠罩著層層殺氣。兩宮太后、奕訢集團同先到一步的載垣等人據(jù)說發(fā)生了一次“短兵相接”：“本日特旨召見恭親王，帶同大學士桂良、周祖培，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乃載垣等肆言不應召見外臣，擅行阻攔。”載垣等人的“肆無忌憚”促使兩宮太后、奕訢集團痛下殺手，謂“前旨僅于解任，實不足以蔽辜。著恭親王奕訢、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傳旨，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問，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1](P103)。

　　其實這一道煌煌上諭已是官樣文章。據(jù)《翁同日記》所述親見親聞可知，11月2日的一系列上諭，其參予擬定者不在少數(shù)。當時翁同陪同他71歲的父親、受“革職留任”處分的體仁閣大學士翁心存至京郊清河迎駕，其時大學士周祖培、工部尚書張祥河、戶部右侍郎董恂早已先到，他們同奕訢的心腹、武備院卿恒祺一起露面之后，翁氏父子“始見上諭二道，一將載垣等三人解任，一拿問”，且“聞肅順已籍沒”[6](P145)。可見奕訢集團行動之果斷、迅速，且早已控制了局面。而前引上諭中所寫的“細節(jié)”，以及兩天后才補發(fā)的查抄肅順之上諭，前后不合符節(jié)處尚多。

　　但是，奕訢集團速戰(zhàn)速決、控制局面的思路卻非常清晰，其措施亦頗為冷靜、得力，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其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八大臣“革職拿問”，將其“種種罪狀”公布天下，以收“擒賊先擒王”之效。這樣做對肅順的黨羽震懾極大，使之不敢妄動。其二，迅速組建新的最高權力圈。主要由奕訢、桂良、文祥、寶鋆出任軍機大臣，封奕訢為“議政王”，領班軍機處。政變過程中“功勛卓著”的曹毓英，由鴻臚寺少卿升任軍機大臣。所以這一屆軍機大臣全是奕訢集團人馬，他們還同時兼任總理衙門王大臣，兩套班子集于一體，奕訢集團掌控內政外交大權已是路人皆知。其三，分別等差，處置八大臣及其黨羽。其中核心人物肅順“極應凌遲處死”，“著加恩改為斬立決”，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御前大臣景壽，“著即革職，加恩仍留公爵并額駙品級，免其發(fā)遣”；
兵部尚書穆蔭，“著即革職，加恩改為發(fā)往軍臺效力贖罪”；
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著即行革職，加恩免其發(fā)遣”[1](PP106～107)。其他如吏部尚書陳孚恩、吏部右侍郎黃宗漢，皆“革職永不敘用”，戶部右侍郎劉昆、倉場侍郎成琦及少數(shù)滿族官員，“即行革職，以示懲儆”。又連下諭旨，“毋許再以查辦黨援等事紛紛陳奏，致啟訐告誣陷之風”[1](P120)。“所有此次查抄肅順家產賬目書信各件，著議政王、軍機大臣即在軍機處公所公同監(jiān)視焚毀，毋庸呈覽，以示寬厚和平、禮待臣工之意。”[1](P139)不事株連，一方面可以盡量縮小打擊面，避免人人自危，人心浮動；
另一方面也為防止丑聞張揚、殃及自身。應當承認，此舉甚得人心。一位遠在江蘇的外官評論說：“朝局一變，辦法亦頗老辣。而人顧以為快不以為過者，誠以恭邸為賢王，而彼三人者為眾所詬厲也。民心即天心，目前浙中賊勢雖張，計廓清終不遠耳�！盵7](P501)

　　從11月3日至8日，短短6天之內，發(fā)動政變的一方迅速完成了搶班奪權、處置政敵、更改年號、“論功行賞”等一連串政變舉措。在這一過程中，奕訢集團顯然是最大的贏家，攫取了最多的實權，大功似乎告成。其實，整個11月至12月初，發(fā)動政變初戰(zhàn)告捷的一方，其內部一直在進行著權力分配的結構調適。這既是政變本身的慣性推移，也是通過調適而實現(xiàn)新的政治平衡的應有之義。質而言之，是以兩宮太后“親操政權”為主，還是由奕訢集團“議政王大臣”操控為主，兩者之間由磨合而磨擦還剛剛開始。以往的研究對此少有論及，我認為，至少有三點不能不予以關注。

　　第一，“垂簾聽政”如何形成制度。作為政變正式啟動的標志，被喻為“仲舒治安策”的董元醇奏折，首先提出了“請皇太后權理朝政”之說，擬取的形式就是“垂簾聽政”，并婉轉地表示“不得不為此通權達變之舉”；
而“暫時權理朝政”的時限，是等到“皇上能親理庶務”之時[1](P91)，(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而定下一個基調�！按购熉犝�”之議，此后隨著政變的步步推進，又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作為王牌打出來，而內外臣工對“垂簾聽政”的意義尋繹，也在不斷深化。問題在于，清朝的“祖制”中，有過攝政王體制，有過“輔政大臣”體制，但從無太后垂簾聽政的先例。奕訢集團當初打出“請皇太后權理朝政并另簡親王輔政”的組合拳，其醉翁之意早有伏筆�，F(xiàn)在政變已經得手，“垂簾聽政”體制如何具體落實就顯得格外關鍵。

　　第二，“議政王大臣”如何確定地位。政變之后，清廷大政是“議政王大臣”作主，還是“皇太后親操政權以振綱紀”？換言之，清廷朝政是由“奴才”主持，還是“主子”親自裁斷？這正是問題的要害，也是這場政變之所以發(fā)生的原因和各方爭奪的“制高點”。同樣存在的問題是，“垂簾聽政”固然缺乏“祖制”依憑，然而皇帝沖齡階段的“輔政”體制在清朝以往的歷史上也無一善終——從多爾袞攝政，到鰲拜等四人“輔政”，直至眼前的八大臣“贊襄政務”，正所謂“殷鑒不遠”。因此，賈楨、周祖培、沈兆霖、趙光四重臣所上奏折，當更能代表飽受儒家禮法熏陶、信奉皇權獨尊的內外臣工的意念：“我朝圣圣相承，從無皇太后垂簾聽政之典……惟是權不可下移，移則日替；
禮不可稍渝，渝則弊生……尋繹‘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巨細，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議，然后進呈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為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中外能無疑慮乎？……為今之計，正宜皇太后敷中宮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命令有所咨決，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彼麄兞信e歷史上太后臨朝聽政之“正史”依據(jù)，吁請“準法前朝憲章”，實行“垂簾聽政”[1](PP103～104)。

　　在政變正當進入決勝關頭，在發(fā)動政變的一方“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賈楨等人的“主子奴才之辨”，恰恰在效果上提升了“垂簾聽政”的地位而抑制了“議政王大臣”把持朝政的苗頭。是有意抑或無意皆無關緊要，結果已經證明，“主奴關系”的辨析定位，正是新一輪“叔嫂政爭”的癥結所在。奕訢集團日后的漸處劣勢，早在政變尚未結束之時就已經“定格”，這應該是辛酉政變進程中的最后一個關節(jié)點。

　　第三，皇太后“垂簾之儀”如何設計。這是一個看似徒具形式的“朝儀”問題，其實卻是蘊含“防微杜漸”深意的重要手段——“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必須落到實處�！段掏�日記》比較形象地記載了這一特別的聽政方式：“……召見于(養(yǎng)心殿)東暖閣，兩宮皇太后垂簾(簾用黃幔)，上坐簾外，恭邸(奕訢)、寶少農(寶鋆)帶領入見，對數(shù)語出……”[6](P162)事實證明，這樣的聽政方式具有實用性——兩宮太后人在前臺卻身居簾后，以示男女有防、內外有別、尊卑有序而已，其實并不妨礙“面對面”地親操大政。這樣的形式與特定的氛圍也讓忠于皇權的內外臣工更放心——眾目睽睽之下，沒有人可以“挾天子而號令天下”。所謂“皇上一日未能親政，則一日責在皇太后，即一日責在親王、大臣”[1](P125)，從而明明白白地劃清了各自的界限，以拱衛(wèi)天子的皇權核心。

　　“正名定分”大致定當之后，剩余事宜之解決則再無阻礙。首先是肅清內宮，“從重懲辦”了一批內廷太監(jiān)。罪名是結交肅順，收受財物，探聽消息，“曾向伊附耳低言”。其中最重的處罰是：“于夤緣作弊斬監(jiān)候律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從重發(fā)往黑龍江給官兵為奴，遇赦不赦！”并重申儆敕：“倘敢不知遠嫌，再有干預外事及與廷臣交結情弊，亦必重治其罪，不能寬貸！”[1](PP129、131)其次是重申“廣開言路”，強化監(jiān)察力度�！八煤筇扔腥巛d垣等專擅不臣者”，“即行據(jù)實參奏，朕必立予治罪，并獎勵敢言，以彰直諫！”[1](P118)最后是諭令“將歷代帝王政治及垂簾聽政事跡匯纂進呈”，為兩宮太后、小皇帝侍講答問。當然，也忘不了“查明繳銷”有關檔冊，“以杜淆亂”。

　　11月28日，由和碩禮親王世鐸領銜，率王公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共211人聯(lián)名上“遵旨會議皇太后親理大政事宜折”，并“將兩宮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jié)及一切辦事章程，公同妥議條款，敬善清單，恭呈御覽，伏候欽定”[1](PP134～137)。顯然是一次集體表態(tài)、站隊亮相。12月2日，正式垂簾聽政，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詣養(yǎng)心殿行禮”。至此，辛酉政變的第三階段結束，晚清政治掀開了新的一頁。

　　辛酉政變是一場受到外國列強關注、認可、支持和影響的清朝宮廷權力之爭。僅此一點，就烙上了深深的時代印記。對于清朝統(tǒng)治來說，辛酉政變變更了最高統(tǒng)治體制的形式，變換了最高決策圈的人員結構，從而為實施新的內政外交方針準備了條件。政變得到了“開明”地主官紳的擁護，使得“同治中興”建立在更深厚的階級基礎上，從而避免了清朝封建統(tǒng)治的滅頂之災。辛酉政變之后，力量對比明顯不利于國內反清陣營。清政府與外國列強協(xié)力同心，很快撲滅了各族人民反清起義的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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