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前風云

　　法蘭克福書展是國際上最有影響的圖書盛會之一，今年中國是書展的“主賓國”，作為書展的“前奏”活動，9月12-13日主辦方在法蘭克福的塞萬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舉行了“中國與世界——感受與現(xiàn)實”國際研討會。我是德國主辦方邀請的發(fā)言嘉賓之一。幾個月前他們就與我聯(lián)系此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說是要給我用快遞寄發(fā)正式邀請書。然而我卻一直沒有收到。直到約半個月前，才從我任教的清華大學國際處轉來了這份邀請書，學校說是國家新聞出版署轉來的，我在校國際處看到新聞出版署發(fā)來的這個大信封中有好幾份邀請，但只有人文學院李強院長的一份附有保險、酒店訂單等簽證資料，其余幾份都沒有，覺得很奇怪。打電話問新聞出版署，回答說本次嘉賓是中德兩方各自邀請的，李強院長屬中方邀請，由新聞出版署組團前往，一應手續(xù)也由公家辦理；
我們則是德方邀請，費用由德方出，手續(xù)需自辦。但既然是德方邀請，為什么邀請書卻不直接寄給我，而要由新聞出版署代轉？我當時想，大概是德方為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見，所以把他們發(fā)的邀請書都請中國官方“把關”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東南亞參加預期半個月的湄公河流域開發(fā)調研項目，回來后估計是趕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沒向德國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從老撾回來才知道居然還來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漢莎航班飛往德國。此前我由于一直在東南亞，并不知道這期間發(fā)生了什么糾紛。但登機前卻得知德方邀請的其他幾位大多沒有來，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飛機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兒十多年前曾經是我的研究生，我們自然早就認識），這才知道原來為這研討會已經發(fā)生了一場大沖突。戴晴女士說：德方將她的邀請書寄到中國新聞出版署后，新聞出版署表示抗議并退回了邀請，德國書展主辦者順從中國官方意愿，取消了對她的邀請。但德國輿論聞訊大嘩，認為在德國搞書展請什么人還要看中國官方的臉色，這還了得？輿情沸騰中，書展參辦方德國筆會堅持再次向戴晴發(fā)出邀請。戴晴表示本來這種活動她未必感興趣，但官方既然這么阻撓，為了捍衛(wèi)言論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權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趕到機場時卻被告知：原訂的機票已被取消了——顯然是書展主辦者在某種壓力下cancel了這張機票。倔強的戴晴便索性自己買了張機票，終于成行。

　　到了法蘭克福機場，我因為坐在前艙又無托運行李，就先出了機場，見到前來接機的書展主辦者彼得. 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機牌上寫著我和徐星的名字，沒有戴晴，表明他來前還不知道戴晴已經成行，但此時他當然已經知道，因為大批記者已經在此守候。這時有人塞給我一張中國官方媒體《環(huán)球時報》，這份當天（11日）的報紙已經報道了此事，標題便是《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德媒借書展惡毒攻擊中國》，內稱：“德方未經中方同意，邀請異見人士參加研討會。中國方面已經表明立場，如果德方不放棄邀請，中方將不出席此次研討會�！痹撐倪�引述德國《明鏡》周刊采訪里布肯時后者的話：中國方面“十分堅決地要求，‘如果這兩人出席，我們就離開’。”該文又引述“中國社科院學者趙俊杰”的話說：“這次事件是中歐圍繞價值觀的一次爭論和較量。我認為，對于公理和正義之舉就要堅持，絲毫不能妥協(xié)，愛國主義不能打折扣�！笨磥�，趙先生所謂的“愛國主義”居然是針對戴晴等中國公民的，儼然是有她無我，有我無她，在封殺這些中國人的問題上“不能妥協(xié)”，否則趙先生的“愛國主義”就打了“折扣”？！

　　從這張《環(huán)球時報》上我還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還涉及旅居美國的 “異見”詩人貝嶺。貝嶺人在美國，他的邀請書應該不是寄到新聞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辦者也就收回了邀請。后來德國筆會堅邀戴晴，似乎沒有提到貝嶺，但貝嶺大概并不知道邀請被取消，仍然來到了法蘭克福。而此時德國已是輿論洶洶，似乎如果拒絕了兩人，書展就要變成“丑聞”了。

　　從《環(huán)球時報》看，它的火氣主要是沖著德國媒體來的，按這篇報道的描述，書展主辦者對中國官方可說是百依百順，只有媒體在興風作浪。而《環(huán)球時報》還很同情主辦者，多次很欣賞地引述了主辦者對“媒體搗亂”的不滿。但是我后來看到，德國媒體對這件事的報道也很有意思，他們的火氣主要并非沖著中國官方——中國官方要封殺異見人士在他們看來并不奇怪，他們惱火的是德國的書展主辦者和有關當局居然也為某種利益“出賣了言論自由”，輿情洶洶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來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對我說，那些天里里布肯幾乎精神崩潰，不停地給他打電話，語無倫次地念叨著：“壞了壞了”，“我完了”，“我要給釘在恥辱柱上了”……。顯然，他說的是德國輿論（而非中國官方）要把他釘上“恥辱柱”。這位朋友說，其實里布肯當年曾是1968年左派學生運動的活躍者，后來也是所謂“文化左派 ”，即那些不一定主張社會革命，但強調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變西方，但也反對西方要改變別人，因而對“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態(tài)度的人。他對中國確無惡意，但“破壞言論自由”這個黑鍋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兩國報道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國輿論和中國公民戴晴等人為一方，中國有關部門和德國主辦者暨有關當局為一方，為此事展開了博弈，這樣的博弈能夠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沖突嗎？能夠與“愛國主義”掛得上嗎？

　　會上所聞

　　約20分鐘后戴晴出了機場，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記者一擁而上，“長槍短炮”閃光不停，喀嚓不斷，戴晴面對記者用英語侃侃而談。而里布肯先生則躲在一邊有點尷尬，直到一些記者發(fā)現(xiàn)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歡迎。這時貝嶺也趕到了，里布肯先生卻對他說：“我們沒有安排您來”（他顯然是指德國筆會再次邀請的只有戴晴），隨即帶著我、徐星和戴晴匆匆離開。在場者又是一片嘩然，有德國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貝嶺去住，在媒體批評的壓力下，主辦者終于在次日把貝嶺作為受邀請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討會開始，由于這場會前風波已經沸沸揚揚，會場自然人氣頗旺，氣氛很不尋常。在這里我見到了“中方邀請”的諸位同仁，除了我們清華的李強教授，我認得的還有社科院的黃平、陸建德等先生。他們神色嚴肅，顯然都已經處于準備應付沖突的狀態(tài)。但是我向他們詢問此事時，得到的回答卻與《環(huán)球時報》所說的大相徑庭。據我們這些同仁說，本來德方愛邀請誰就邀請誰，“中方”并不想管他們的閑事，但主辦者卻把他們自己發(fā)出的邀請書都寄到了新聞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轉交，就等于“中方”也參與了邀請，“ 我們不能上這個套”，于是“中方”“客氣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請書，請他們自便”。但德國媒體卻“造謠”說我們阻止德方邀請他們兩位，借此“煽動”對中國的攻擊。云云。中國使館的一位先生還在會上鄭重宣布：中國方面“自始至終”從未干涉過德方的邀請行為，德國媒體如此造謠，實在太過分了。

　　聽了這話我不禁糊涂了。《環(huán)球時報》大標題上不就赫然寫的是“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嗎？不是明確講“德方不放棄邀請”中方就將抵制研討會嗎？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稱口氣，并沒有說是引述別人的話，這難道也是德國媒體造謠？

　　我并未在會上提出這個問題，但私下向“中方”諸位同仁提出這個疑問，并問那個聲稱對此事“絲毫不能妥協(xié)”的趙俊杰先生是誰，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環(huán)球時報》的這篇報道，也不知道趙俊杰是誰。

　　而且，如果“中方”的憤怒并不是因為“德方”邀請了誰，而是因為“德方”讓“中方”轉發(fā)邀請等于是迫使“中方”為這些邀請作背書，那么對于戴晴這可以理解，對于貝嶺卻又是怎么回事？因為貝嶺在美國（我記得，他好像已經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請書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經“中方”代轉嘛。

　　再有，據《環(huán)球時報》，關于中國阻止邀請兩位“異見人士”的說法都是書展主辦者說的，主辦者以此向媒體解釋他們不得不撤銷邀請的苦衷。由于《環(huán)球時報》也表示要堅決阻止邀請，因此它的報道并未批評主辦者，而只是批評向主辦者施壓的德國媒體。但是“中方”代表則不同，既然他們表示無意阻止邀請，只是抗議污蔑他們要阻止邀請的“謠言”，那么顯然，放出這種“謠言”的就是主辦者，而不是德國媒體，為什么他們也和《環(huán)球時報》一樣，并不指責“造謠”的主辦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責“信謠”的德國媒體呢？

　　會外思索

　　我后來終于悟出了點什么。

　　我想，當初“中方”（未必是高層，應該是處理此事的某個部門，比如新聞出版署）應當的確是極力阻止主辦者邀請這兩位的——主辦者實在沒有任何動機在這種事情上“造謠”，使自己陷入媒體的圍攻。

　　但當這事在德國犯了眾怒，釀成軒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執(zhí)意要去并且德國輿論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層并不欣賞有關部門的這種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書展這個宣傳中國“軟實力”的好機會。否則，在美國的貝嶺“中方”也許沒有辦法，在中國的戴晴如果官方決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誰都知道中國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單”的，有關方面只要把戴晴列進去，她自己買了機票也會被攔住。據戴晴自己說她過去也確實有過這樣的遭遇。

　　因此戴晴這次能夠成行，應該是中國方面最終開了閘的。“中方”代表在會上關于無意干涉德方邀請的說法，大概就是出于這樣一種比較開明的態(tài)度。然而風波已經釀成，總不好向德國輿論示弱吧？所以“德方”讓“中方”轉交邀請書這個程序問題就成了“中方”下臺階的一個理由，據此可以責怪德國主辦者多事，批評媒體亂炒作，而中國可以得到一個開明的形象。

　　但壞事的是：《環(huán)球時報》立功心切，竟把有關部門原來暗中施壓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擺出一副封殺戴晴等人“絲毫不能妥協(xié)”的架勢，卻又沒有與“中方”即時溝通，統(tǒng)一口徑�！董h(huán)球時報》不知道國內已經“妥協(xié)”，而“中方”也不知道《環(huán)球時報》如此報道，以至于出現(xiàn)如此尷尬局面。當然，盡管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德國的許多媒體人（在機場給我報紙的就是一個德國記者）都已知道這件事，但在會上誰也沒有提，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國家變得更開明終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讓我們的同仁難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議的倒是《環(huán)球時報》，到會議結束后的14日它又發(fā)表了一篇會議報道，作者還是那幾個人，其中卻說：德國媒體“散布中國施壓、異見人士被拒絕的假消息”以“破壞氣氛”！讀后真令人倒吸一口涼氣：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說過的話全忘了嗎？“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是誰散布的“假消息”？

　　風波起伏

　　由于會前的洶洶輿情已經弄得主辦者灰頭土臉，連法蘭克福市當局也受到很大壓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國大選，當局所屬的黨派自然明白事情的嚴重，不想因此丟掉選票。因此12日的會一開場就變得十分高調，先是法蘭克福市長對此事明確表態(tài)，她說自己歷來堅持言論自由，不怕任何壓力。過去書展就邀請過東歐的異見作家，今后也不會改變這一傳統(tǒng)，還標榜自己曾接待過達賴喇嘛。然后書展的主辦者和主要資助者也相繼表態(tài)，高調歡迎戴晴和貝嶺，對自己前段的“軟弱”向公眾道歉，并把戴晴、貝嶺請上臺發(fā)表感言。在整個這“歡迎、檢討、表態(tài)”過程中多次響起一片掌聲，氣氛十分熱烈。

　　這時坐在第一排的中國官方同仁坐不住了。他們原先其實已經接受了現(xiàn)實，在戴晴、貝嶺與他們同坐一排時他們并沒有像《環(huán)球時報》散布的“假消息”那樣：“ 這兩人出席，我們就離開”。但是會上如此高調地歡迎戴晴、貝嶺而把他們撇在一邊，的確讓他們非常難堪。而且會議事先發(fā)下的議程中也確實沒有這一“歡迎、檢討、表態(tài)”的環(huán)節(jié)。于是他們紛紛起身，全體退場，表示抗議。設身處地為他們想想，作為官方代表，也確實不得不這樣。不過如果反過來為主辦者想想，在前一段幾乎被“釘在恥辱柱上”的尷尬中，在臨近大選的關頭，他們不這樣“彌補過失”又怎么辦？

　　但是好在我們的官方同仁并未走遠，書展主要資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們很快又回到了會場，會議遂回到原定議程繼續(xù)開始。我真是服了這書展的主辦者，他們先向媒體道歉不該“屈從”中國，后向“中方” 道歉不該“屈從”媒體，真是老鼠進風箱兩頭受氣，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虧了他們這么兩頭作揖，這個氣氛如此對立的研討會居然還又開下去了。

　　而且如果沒有先前這沸沸揚揚的風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書展中的這類活動本來并不會那么引起關注，這場風波倒是一個成功的廣告行為了。平心而論，戴晴、貝嶺兩位本來在德國也沒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節(jié)外生枝，他們甚至都不一定會應邀前來，來了也不會形成那么大的輿論轟動。從這一點上講，兩位倒是應當感謝那“絲毫不能妥協(xié)”地必欲封殺他們的趙俊杰等輩了。

　　我的發(fā)言

　　會議雖然回到原先議程，但畢竟有了先前的一場，后來的發(fā)言者，尤其是“中方”發(fā)言者幾乎都要離開原議題就這場風波說上幾句，主要是駁斥“中國壓制言論自由”之類的說法。記得好像是張?zhí)N嶺先生說：他們兩位當然有權利在此發(fā)表自己的言論，但你們不該冷落我們而去專門捧他們。我當時就想：“他們兩位有權發(fā)表自己的言論”？這話要是在國內說該多好��！黃平先生還現(xiàn)身說法，他說他主編《讀書》雜志14年，從來沒有遇到來自權力部門的干涉。我聽了好感動，我們國家真是進步了。但是，與黃平先生一起主編《讀書》的汪暉先生不是曾抱怨，他們兩位的主編之位被撤掉就是權勢者做的手腳嗎？兩位主編的說法，我該信誰的？

　　在第一階段的發(fā)言者中，似乎只有我沒有涉及剛才的風波。我是“德方”邀請的，但“中方”也代轉了這份邀請，我對雙方都心存謝意，但也沒有義務加入爭論去為哪一方辯護。這一階段原定的議題是“中國的世界地位：中國對自己的認識和世界對中國的認識”，我也就直接進入了這個主題。

　　我從剛剛調研所知的中資企業(yè)在東南亞的水電、礦業(yè)等開發(fā)活動談起，講到中資在勞工權益、對利益相對方（如被占地的當地農民）和當地公民社會的態(tài)度、以及環(huán)保意識等方面確實不如同在當地搞開發(fā)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撾這么個政治背景與我國相似的國家也有這種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擊中資在搞“殖民主義”，我是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因為事實是：一方面中資在那里對利益相關各方做得不如一些發(fā)達國家的外資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資做得確實已經比他們在國內對勞工、對被征地農民、對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了，與在國內的做法相比，他們實在已經很進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義”？那就是像當年的西方一樣，對自己的國民權利很尊重，對殖民地人民卻很不好。然而，中資的情況恰恰相反，他們對海外投資地民眾的“遷就”盡管不如西資，卻幾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們在國內的做法。這一點其實從中資受到的批評就可以證明。

　　很多人批評中資使用從中國弄來的農民工而不肯雇傭本地人，這當然有違于增加本地就業(yè)的原則，受到批評可以理解。但是我對他們說：西方公司當然不會從他們國內弄一批白人到你們這里做重累臟險的苦力，為什么？只是因為要保證你們的就業(yè)機會？當然不是！這首先是因為白人不愿干這種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方公司讓你們老撾人干，這是“殖民積習”；
而你們不愿干的活，中資公司讓中國的“農民工”去干，這又是什么積習呢？這當然不是殖民積習，但可以說是“低人權”積習。殖民積習是宗主國尊重本國公民的人權但不尊重他國人，而我們中國的強勢者卻相反，他們尊重你們的權利也許還不夠，但絕對比尊重國內利益相關的弱勢者要強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贊成擴大中資在海外的活動，這主要還不在于他們能為中國賺到多少錢，或者為當地作出什么貢獻，而在于希望他們能夠在海外學會尊重人權，從而反饋國內，能對中國人更好一些。如中鋁公司在澳大利亞開發(fā)奧盧昆鋁土礦，雖然得到了聯(lián)邦政府和昆士蘭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費一年半時間與當地很少的土著人談判土地租用問題。而在國內他們哪有這份耐心？中鋁的“平等待人”在當地獲得好評，可是在國內這個“好榜樣”卻不能宣傳：國外的“工會陷阱”已經夠讓 “中資”頭疼了，如果“奧盧昆經驗”傳入國內，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農民也學會了像澳洲那個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樣大模大樣地與政府支持的“大鱷”漫天要價，那還了得？！

　　“偏見”我見

　　總的來講，我還是從這次會議上感受到了中國的進步。雖然有波折，畢竟還是對戴晴他們開閘放行了。雖然“14年自主辦刊未受干預”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如此，但至少我們的官方同仁認為應該如此。我們的官方同仁說中國已有言論自由，但愿他們說的能逐漸變成現(xiàn)實。我們的同仁大都也承認中國“縱向有進步，橫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進一步前進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為什么我們的官方同仁對此間的政府、公司（主辦者）都還能友善，唯獨與此間的民間媒體如此對立？

　　是因為如意識形態(tài)所說：西方媒體被金錢控制，只是資本家老板們的喉舌？如果是這樣，“老板喉舌”的可惡不就來自“老板”的可惡嗎？為什么我們對“老板們”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為這些媒體散布了“假消息”或“謠言”？但就以這場風波為例，平心而論，我們自己的《環(huán)球時報》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對“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難道還少嗎？

　　是因為這些媒體對中國有“偏見”？的確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說，西方媒體的一些“偏見”確實與“殖民主義積習”有關。因為“殖民積習”如前所述，就是對自己同胞要比對外人更好，或者說對外人比對自己同胞更壞。西方人過去的確有這個毛病，現(xiàn)在也還沒完全改掉。他們以這種眼光看我們，看到我們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協(xié)”地封殺戴晴的先生）對同胞如此殺氣騰騰，就不禁會想到：“他們對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壞，如果這種人強大起來，他們對我們這些外人又會壞到什么程度呢？”老實說，所謂的“中國威脅論”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這樣的一種心理“偏見”。

　　當然我們可以說服他們：我們和你們相反，我們這種“文化”對外人比對同胞更好，或者說對同胞比對外人更壞，我們不準戴晴講話，但不會不準你們講話，你們不能帶著你們的偏見看我們。但我想，我們這種博大精深的“文化”，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們?yōu)榇司痛髣痈位�，那就更把這些夷狄嚇壞了，他們的“偏見”不也就更深了嗎？

　　更何況說透了：我們對這些媒體大動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說的極端些，對他們的政府動肝火，我們可以斷交甚至宣戰(zhàn)，對他們的老板動肝火，我們可以進行貿易制裁，但他們的媒體何求于我，我們能拿他們奈何？如果說我們是新聞全球開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經希望的那樣，他們想到我們這里來發(fā)行，來擴大市場份額，或許還會順著我們說話�，F(xiàn)在我們根本是不許他們進來的，他們完全以我們以外的人為受眾，怎么會在乎我們的肝火？我們對自己的媒體發(fā)威，可以審查，可以撤人，乃至�？�整頓、責令關張，對他們的媒體我們能怎么樣？我們能對他們搞新聞審查？能讓他們�？�整頓？他們連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會在乎我們動肝火呢？說損一點，我們的肝火，不恰恰是給他們做的免費廣告嗎？

　　所以我們動肝火是沒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們以行動來逐漸打消他們的偏見。不僅對外人要好（這我們似乎不難做到），更要對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權。我們不要以為這只是自己的“內政”，“內政”只能對政府而言，無法對媒體和輿論。正如我們不能跑到美國去代替美國政府廢除資本主義、但我們的媒體卻完全可以抨擊“資本主義的罪惡”一樣，他們的政府管不了我們的“內政”，但他們的媒體對我們的事“說三道四”，無論是我們還是他們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說，盡管新聞的真實性與公正性是媒體的生命，我們完全應該有這樣的要求，但是事實上人們的價值偏好客觀存在，“偏見”這個東西就很難完全避免。而且它與新聞自由與否無關。被管制的媒體有偏見，自由的媒體同樣有偏見。新聞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見一元化”，即防止那種只能朝這“偏”、不能朝那“偏”、只準我“偏”不準你“偏”的情形出現(xiàn)，防止某種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動員的“偏見”誘發(fā)全社會的歇斯底里�！捌�見”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聽則明”，使受眾在各種“偏見”的平衡中找到真實�！捌�見”一旦競爭化，那些“偏見”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體就有可能勝出，而那些不講公信、一味“偏見”的媒體會被淘汰。

　　所以我們對某個具體的不實新聞當然要出來糾正，以免以訛傳訛，但對“偏見”存在的一般現(xiàn)實應當持有平常心。只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對我們的“偏見”必然逐漸減少，或者會多元化地出現(xiàn)“親華偏見”對“反華偏見”的平衡。如果我們又有足夠的自信來實行新聞自由和媒體市場的開放，那些媒體更可能為了順應我們受眾的胃口而克制令我們受眾反感的偏見了。因此我很高興地看到這次研討會上我們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貝嶺同室討論問題，能否定那種 “毫不妥協(xié)”地封殺“異見”的趙俊杰式主張。如果在國內也能如此，那么我們的進步將是任何“偏見”也遮蔽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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