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的文字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政治綱領的大綱——當然這僅僅是一份大綱，它涉及到每一個重要的社會領域。對國家和政府進行改革應當成為“第三條道路”政治的一項基本的指導性原則，“第三條道路”政治是一個深化并拓展民主的過程。政府可以同公民社會中的機構結成伙伴關系，采取共同行動來推動社會的復興和發(fā)展。這種伙伴關系的經濟基礎就是我將會談到的新的混合經濟。只有在現(xiàn)行的福利制度得到徹底現(xiàn)代化的情況下，這種經濟形態(tài)才可能是有效率的�！暗谌龡l道路”政治是一國政治。一個世界性的國家不僅可以促進社會的包容性（inclusion），而且還可以在培育跨國統(tǒng)理體系的過程中發(fā)揮重要的作用。

　　上面提到的每一種概念在下文中都將得到一定程度的詳細討論。我并不想說所有這些概念都是毫無問題的。恰恰相反，幾乎所有的概念都是有爭議的、并且也是很棘手的。我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控制全球化和技術變遷所釋放出來的力量。新的、充滿風險的環(huán)境是一個由危險和機遇共同組成的神秘混合體。因此，這里所提出的框架只是一份正在形成過程中的綱領。

　　民主制度的民主化

　　新自由主義者想要縮小政府，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則一一直熱衷于擴大政府。第三條道路則認為有必要重構國家：超越“把國家當敵人”的右派和“認國家為答案”的左派。如果說自由民主制度如今面臨著某種危機的話，那么，這并不是因為它受到滿懷敵意的競爭對手的威脅（就像、個世紀之前那樣），而是因為它已經沒有可以與之匹敵的對手了。隨著兩極化時代的過去，大多數國家已經沒有了與其針鋒相對的敵人。面臨著危險而不是敵人的國家不得不到與以往不同的地方去尋找合法性的資源�，F(xiàn)代國家是在戰(zhàn)爭的嚴酷考驗中逐漸形成的，而且，戰(zhàn)爭和戰(zhàn)爭準備影響國家制度的許多方面。國家創(chuàng)設公民權和福利項目的主要目的就是拉攏人民并獲取他們的支持，這種現(xiàn)象在冷戰(zhàn)期間、直持續(xù)著。許多社會民主主義陣營中的思想家都忽視了這一事實，其中包括影響最大的馬歇爾，他也過高估計了自由民主制度和福利國家的發(fā)展過程中的自立（self－contained）成分。

　　全球市場的發(fā)展和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隱退并不是影響國家結構或政府之合法性的惟一因素。其他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民主化的廣為傳播，這與傳統(tǒng)和習慣的影響逐漸減弱是息息相關的。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并非完全來自于、甚至并非主要來自于自由民主制度對其他各種制度的勝利，而是來自于重新塑造著全球化社會的那些更深層的力量——包括對個人自主性的需要以及更加具有反思能力的公民群體的出現(xiàn)。民主化是片面民主的過程，其中的不平衡必須得到重視。民主制度的危機導源于它還不夠民主。雖然，正像前面幾章已經討論過的那樣，對政治家表示信任的人口比例在過去三十年間有所下降，但是人民對民主本身的信任卻絲毫未減。在美國，90％的人“對民主制的政府感到滿意’。一項對歐洲十一國進行的覆蓋1981年至1990年這一段時期的調查也顯示出有超過90％的人支持“民主制政府”。同樣比例的人口同意“我們應當設法進一步完善民主制度”。

　　問題并不在于是要更大的政府還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認識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須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新情況；
而且，權威，包括國家的合法性，必須在一種積極的基礎上得到重構。在一個后傳統(tǒng)社會（Post－traditionalsociety）中，權威無法再通過傳統(tǒng)的象征性符號或者通過聲稱“情況向來如此”而獲得合法性。改革應當向什么方向發(fā)展？我們怎樣才能使民主制度民主化？答案部分取決于具體的情景，因為不同的國家遵循著不同的發(fā)展軌跡，而且具有不同的憲法背景。但是，總體性的重點在任何地方都應當是一樣的。我們可以把它們概括為以下幾條：

　　國家必須對全球化作出結構性的回應。民主制度的民主化首先意味著權力的非中心化過程（decentral－ization），但這一過程并不是單向性的。全球化為權力下放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邏輯，但它同時也為權力的向上移交提供了同樣的東西。這一雙向性的運動——一條雙向民主化的道路——與其說是弱化了民族一國家的權威，倒不如說是重塑了這種權威的條件，因為這一道路可以使國家得以回應各種各樣的沖擊，否則這些沖擊便會反過來挫敗國家本身。在歐盟的情景下，這意味著我們應當把輔助權不僅僅視為一個教條式的術語：它是建構一種既非超級國家、也非自由貿易區(qū)的政治秩序的方式；
與此同時，它也是使國家經過重整而獲具影響力的方式。國家應當擴展公共領域的作用，這意味著國家要進行邁向更大的透明度和開放性的憲法改革，并建立防治腐敗的新措施。世界各國政府近年來都面臨著人民對其腐敗的指控，這一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絕非偶然。其中的原因并不是腐敗現(xiàn)象日益增加，而是政治環(huán)境之性質的改變。大多數國家的民主制度在實踐中依賴幕后交易、特權和庇護，這種現(xiàn)象可能是非常普遍的。影響政治領域的最大變化之一就是：政府和公民現(xiàn)在越來越明顯地生活在一個一體化的信息環(huán)境中。既存的辦事方式受到人們的審視，同時，被視為腐敗或不可接受的做法的范圍也擴大了。

　　英國目前所面臨的一個特殊難題——這或許也是一種機會？——就是這個國家需要進行一種兩路并進的憲政現(xiàn)代化。一種廣義的憲政改革早在十年以前就已經通過“88憲章”而被納入了議事日程，而且已經成為工黨政策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當其第一次被提出之時，激發(fā)這一改革的主要想法就是英國必須趕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先進憲法模式。如今它還必須回應更加全面的變化趨勢。

　　與其他幾乎所有的自由民主國家都不同的是，英國沒有一部成文憲法。政府的職能以及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是由習慣和判例法加以確定的。憲法改革的目的不僅在于要使這些原則明確化，而且在于要同滲透在英國政治體制上層之中的保密文化作斗爭。行政部門掌握的權力太大，而現(xiàn)有的責任機制則非常脆弱；
議會各委員會是由下議院的人員構成的，缺乏真正的說服力；
就其存在而言，上議院本身完全是民主社會中呈現(xiàn)出的一種時代錯誤”。

　　初看起來，對上述任何一個領域進行改革都是極其困難的，更逞論各個領域的改革齊頭并進了。改革畢竟需要由本身便存在問題的機構來實施。不過，掌權后的工黨已經邁出了大膽的第一步，而且，非�？赡艹霈F(xiàn)的情況是：那些看似固若金湯的辦事方式在正面面對挑戰(zhàn)時會主動迎接改革。．為了保持或者重新獲得合法性，沒有了敵人的國家必須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各級政府之所以會失信于民，完全是因為它們的繁瑣和低效。在一個商業(yè)組織能夠迅速回應變化而且步伐更加輕便的世界上，政府很可能會遠遠落在后面。“官僚機構”這個術語及其所伴隨的“官僚作風”這一含義畢竟是專門用來指代政府的。政府的結構調整應當遵循“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收益”的生態(tài)學原則，這不應當簡單地理解為精簡裁員，而應當理解為提高政府機構的工作效率。大多數政府機構都可以從最好的商業(yè)慣例中學到許多東西，比如目標控制、有效審計、靈活的決策結構以及不斷增強的雇員參與等等，其中最后一項也是民主化當中的一個要素。社會民主黨人必須回應這樣一種批評，即：由于缺乏市場機制的約束，國家機構變得非常懶惰，它們提供的服務也十分低劣。

　　正像美國政治評論家笛歐恩（E．J．Dionne）所指出的那樣，這種論調可能變成一種滑稽的自我模仿，好像政府是無效率的同義詞，而完全忽視了好的學校、公立醫(yī)院或公園的存在。合適的回答應該是：只要還有一絲可能性，就不要引進市場機制或者準市場。政府應當模仿市場這一觀點是戴維·奧斯伯恩（DavidOsborne）和泰德·伽布勒（TedGaebler）的《徹底改造政府》一書的主旨。他們的著作影響了克林頓在90年代初的政策。徹底改造政府有時意味著采取以市場為基礎的解決方案。但是，它還應當意味著重申政府在面對市場時的有效性。．全球化向下施加的壓力使得用新的民主形式來取代傳統(tǒng)的投票過程不僅成了可能，而且變得非常必要。政府可以通過“民主試驗”，比如地方直接民主、電子投票、公民陪審團和其他可能的方式，來重建政府與公民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直接聯(lián)系。這些方式不會取代地方和中央政府中的正常投票機制，而將成為對它們的一種持久性的補充。一個模型就是瑞典在二十年以前所使用的那種方法，當時政府使公眾直接參與到能源政策的制定過程之中。政府、工會。政黨和教育機構開辦了許多為期一天的能源問題培訓班。任何參加這種培訓D班的人都可以向政府提出正式的建議。有七萬人參加了這一決定性地影響了政策制定的演練。．沒有了敵人的國家的合法性，越來越取決于它們管理風險的能力。正像前面已經強調過的那樣，風險管理并非只是（在現(xiàn)有福利國家的情景中對風險的一般性理解那樣）要提供安全保障；
對風險的管理也不只涉及到經濟風險。其他風險，比如科學和技術所導致的風險也對政府造成著直接的沖擊。政府理所應當地擔負著調控科技變遷以及由此帶來的倫理問題的任務。

　　正如前面所討論過的那樣，界定風險并不只是專家的任務。從一開始，它就需要公眾的參與。在可能導致危險的各種情況之中，有一種情況就是風險特別嚴重而責任機構的工作動力卻嚴重不足。在產生風險決策的每一個步驟上，都需要有一定的協(xié)商程序，這一程序通常必須有專家、政府和外行人士參加。風險界定的目標是闡明可行的選擇以及現(xiàn)有的科技知識的局限性。許多風險情形的復雜性通常意味著協(xié)商的范圍必須是非常大的。

　　“加利福尼亞比較風險項目”是把風險評估同協(xié)商性的公民參與結合起來的一個典范。該項目共設立了三個分別針對健康、生態(tài)保護和社會福利問題的技術委員會，它們各自獨立地評估本專業(yè)范疇內的風險。另外還設立了三個委員會來商討如何管理風險以及風險的法律和經濟含義。當它們各自完成自己必須單獨完成的任務之后，這兩套委員會將被召集到一起，并且得出結論。外行人士組成的委員會提出了許多技術委員會完全忽略的問題，導致了關于風險標準的豐富的公共討論，其中有些意見后來被吸收到公共政策之中。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不能僅僅被當成是一個地區(qū)或者一個國家的事情，國家應當具有全球性的眼光，而向上的民主化也不應當停留在地區(qū)層次上。向下的民主化以公民社會的更新為前提，而這一進程要稍后才能展開。這些要點結合起來就產生出一種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當加以推進的政府形式：新型的民主國家。

　　新型的民主國家是一種理想，而且是一種開放性的理想。我不想在此裝出一副能夠展示出賦予其現(xiàn)實生命力的全部細節(jié)的樣子。而且，所有的改革都具有自身的復雜性。比如，權力分散和權力下放都擁有一道引人注目的光環(huán)：把權力還給地區(qū)、城市和社區(qū)！但是，正像所有的民主化進程一樣，與它們的好處相伴而來的必定還有一連串的不利后果。如果不以一種權力的“向上”移交來加以平衡的話，權力下放很可能會導致分裂。它并非必然地就是民主化過程，但我們必須使它成為這樣。正像批評家所指出的那樣，權力下放可能會在那些已經處于政治中心的地方官僚等級上又添加新的等級。據說，英國的那些“貧困、悲哀”的城市可能會借助自治而得以改頭換面，而且，這種說法肯定是確實的。但是，可能由此導致的一種風險是，某些城市和地區(qū)借助自治而遠遠超過其他的城市或地區(qū)，從而使英國本來已經存在的地區(qū)不平等變得更加嚴重。

　　公民社會問題

　　培育一個積極的公民社會是第三條道路政治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與老左派輕視對社會的公民素質（。iVility）的日漸衰落的擔憂相比，新型的政治承認這種擔憂是有道理的。社會的公民素質的衰落體現(xiàn)在當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并不單純是保守主義政治家們的一種杜撰。它表現(xiàn)為某些鄉(xiāng)村社區(qū)和城市街道中團結感的弱化、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解體。

　　右派傾向于否認經濟貧困與這些問題有關。但是，老左派把社會的公民素質的衰落化約為一個經濟問題的做法，與否認貧窮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不利影響一樣，都是錯誤的。我們不能把社會的公民素質的衰落歸咎于福利國家的侵蝕，也不能假定這種情況可以通過把自主權交給公民社會而得到逆轉。政府應當而且能夠在更新公民文化方面發(fā)揮重要的作用。

　　國家和公民社會應當開展合作，每一方都應當同時充當另一方的協(xié)作者和監(jiān)督者。共同體（或社區(qū)）這一主題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但它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抽象的口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使得“以社區(qū)為重點”不僅成為可能、而且變得非常必要，這是因為這一進程產生的向下的壓力。“社區(qū)”不僅意味著重新找回已經失去的地方團結形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它還是一種促進街道、城鎮(zhèn)和更大范圍的地方區(qū)域的社會和物質復蘇的可行辦法。在政府和公民社會之間并不存在永久的界限。根據情況的不同，政府有時候需要比較深入地干預公民社會的事務，有時候又必須從公民社會中退出來。當政府撤回自己的直接干預時，它的資源對于接管或啟動某些活動的地方群體來說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在比較貧困的地區(qū)尤其是如此。但是，恰恰是在比較貧困的社區(qū)，培育當地的主動性和參與意識的活動能夠收到最大的回報。

　　有時，普遍性的社會淡漠的一個標志，是對政治家和其他權威人物失去信任。但是，正像我們已經提到過的那樣，情況并非真正如此，也可能還正好相反。一個越來越具有反思性的社會必定是一個以高度的自治組織為標志的社會。在美國、英國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進行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地區(qū)和某些背景中，一個公民的領域正在迅速興起。某些老式的公民組織和公民活動可能已經失去了吸引力，但是，其他類型的社會共同力量正在取代著它們。關鍵在于要采取既有利于當地社區(qū)、又有利于整個社會的方案來利用它們，從而使之服務于更為普遍的社會利益。

　　羅伯特·伍斯諾（RobertWuthnow）研究了美國‘小群體運動”的發(fā)展。他所稱的小群體是指定期集會以促進共同利益的一小群人。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他指出：有40％的美國人——大約七千五百萬人——至少參加了一個定期集會的小群體。在這些小群體中，人們萌生了一種“共同體”的感覺，但這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對某一地區(qū)的歸屬感。毋寧說，這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走到一起來，共同尋求一條“生活旅程：群體的批評者無法想像出他們做得多么出色。他們所營造的共同體很少是弱不禁風的。人們感到自己得到了他人的關心。他們互相幫助……小群體成員之間產生的友誼清楚地向我們表明：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并不是由一些渴望獨立走完一生的、頑固的個人主義者所組成的……相反，即使當我們的社會呈現(xiàn)出紊亂的趨勢之時，我們仍然能夠根據相互支持的原則結合到一起。

　　這些小群體中有許多形成于60年代，并且體現(xiàn)了一種當時頗為流行的，關于集體行動的思想。有一些小群體非常明確地追求著被英格哈特稱之為后物質主義的那種價值。治療型模式影響著大多數這樣的群體，不論它們的具體關注點是什么。其中占絕大多數的是自助性團體。正像所有的群體或共同體一樣，小群體顯然有著自己的局限性和問題，但它們的確提供了一種體現(xiàn)公民社會生活之豐富性的例證。

　　在其對50年代后期的英國所進行的研究中，彼得·霍爾指出：第三部門的活動——即志愿性工作——在過去四十年中呈現(xiàn)出不斷擴展的趨勢。許多傳統(tǒng)的群體衰落了，但它們?yōu)楦嗟男碌娜后w所取代，特別是自助性團體和環(huán)境保護團體。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參加這些群體的婦女人數不斷增加。慈善團體的數量有了顯著的增加；
1991年，英國共有十六萬個注冊的慈善團體。平均每年有將近20％的人口參與到某種形式的志愿性工作之中，而且有大約10％的人是每周都從事一定的志愿性工作�；魻柊l(fā)現(xiàn)，現(xiàn)在的年輕人參與志愿性工作的積極性絲毫不亞于以前幾代人。

　　但是，非常明顯的是，大多數公民活動的增加都發(fā)生在比較富裕的階層。貧困階層的人們更傾向于將自己的非正式社會交往范圍局限在近親范圍內。比起貧窮階層來，在富裕階層那里，出現(xiàn)完全得不到社會支持（Sociasupport）的情況要少得多。

　　政府介入的一個主要關注點，應當是幫助恢復在這些群體中的公共秩序。工人階級共同體的團結是一個持久而穩(wěn)固的形象，但是，現(xiàn)在這種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過去。在那些受經濟和社會變遷的掃蕩而變得邊緣化的地區(qū)和街道，公民參與是最為欠缺的。破敗的地方社區(qū)的復興有賴于企業(yè)的支持，這種支持是導致廣義的社會文明復興的一種資源。60年代的社會工程帶給我們的啟示已經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所了解。最近的研究表明，只要擁有適當的外部支持，地方的主動性甚至可以扭轉最難抵御的衰落過程。②

　　世界各地，而不僅是歐洲和美國都存在這樣的情況。巴西西北部的西阿拉州就是一個例子。這一地區(qū)的改革是由一群從事電視、零售和服務業(yè)的年輕的商業(yè)界成功人士率先發(fā)動的。西阿拉地區(qū)的傳統(tǒng)的精英們則主要致力于把當地的農產品出口到國外，他們更關心的是降低工資而不基本地區(qū)的發(fā)展。

　　改革者們隨后開始與政府部門進行合作，他們采用參與式的規(guī)劃技術并且與社區(qū)的各種組織見面。為了促進本地區(qū)的發(fā)展，他們設立了把新企業(yè)引入該地區(qū)的項目。每一戶最貧困的家庭都可以分到一份符合最低工資標準的工作。這里還開設了許多托兒所，它們的管理者不是政府，而是受最低工資保障的志愿人員。街道團體和社區(qū)組織獲得一定的資源，從而得以開展小規(guī)模的放貸活動——比如，借給一位婦女一些錢，使她可以購買～臺縫紉機，從而藉此自食其力。在1987年到1994年期間，西阿拉地區(qū)的經濟增長率達到4％，而同期整個巴西的經濟增長率只有1．4％。

　　社會辦企業(yè)是另外一種情況。自從80年代末期以來，各種各樣的社會辦企業(yè)項目在不同的國家迅速發(fā)展起來。一種形式是‘服務信用”，它流行于美國和日本的許多城市。參加慈善工作的志愿者可以從別的志愿者那里得到以時間為單位的“報酬”。一套計算機系統(tǒng)登記著每一“時間一貨幣”的收支情況并且定期向參與者提供結算表。時間一貨幣是免稅的，并且可以積累起來以支付保健以及其他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的費用，包括降低健康保險的成本�！凹~約時間一貨幣協(xié)會”正在創(chuàng)建～個就業(yè)機構，它將為人們提供獲得工作、接受培訓和獲得幫助的機會。個人可以利用該機構來獲取有關的工作信息，并且，除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工資外，還能得到支付自己每～小時的工作的時間一貨幣。這些“錢”可以儲蓄起來，用于接受培訓或者作為失業(yè)時的一種資源。1998年啟動的一個項目將在全世界52個城市建立中心，提供與教育和保健有關的由企業(yè)主資助的志愿者項目。這些項目仍然以時間一貨幣項目為基礎，試圖采用復雜的計算機技術來建立一種志愿性的時間經濟。

　　政府應當作好充分的準備，以便為這樣的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并鼓勵其他形式的、自下而上的決策和地方自主。比如，小額貸款項目就是一種被證明為行之有效地刺激地方經濟活力的辦法。地方社區(qū)可以自行開展某些活動，但這些活動需要得到政府的許可或監(jiān)督。比如，教育就是這樣的一種活動，學校雖然可能已經擁有各種各樣的新的權力，但這些權力的使用卻必須受到政府的規(guī)范。

　　在城市中地區(qū)的持續(xù)性投資可以創(chuàng)造相關的工作機會，使當地私營企業(yè)得到發(fā)展并為建筑物的維修提供資金。政府不僅可以直接投資，還可以創(chuàng)造相應的激勵機制以引導私營公司來進行投資、提供培訓項目以及培育地方的主動性。美國的加利福尼亞以及其他一些州擁有正在運行的成功的經濟開發(fā)區(qū)，而其他各州也正在積極籌劃這樣的開發(fā)區(qū)。各種進一步的建議書也已經擬就。其中一項建議就是：如果企業(yè)把利潤轉化為由開發(fā)區(qū)內的居民分享的股份并重新投入到生產和經營之中，就可以免交資本收益稅。另一種建議是，只要收入被重新投入到提供技能培訓域其他的社區(qū)資源建設上的非贏利性組織，就可以免稅。

　　社區(qū)復興政策不能忽視公共領域。一個開放的領域不論在國家層次上還是在地方層次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還是使民主化進程與社區(qū)發(fā)展直接聯(lián)系起來的一種有效途徑。如果沒有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社區(qū)復興項目就很容易使社區(qū)從大社會中孤立出來并且很容易走向腐化。在這里，“公共”包括物理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地方社區(qū)的衰落不僅以普遍的破敗為標志，而且還以安全的公共空間——街道、廣場、公園以及其他使人們感到安全的地方——的消失為標志。

　　國家有可能會吞沒公民社會。這種情況曾經發(fā)生在東歐和前蘇聯(lián)的計劃經濟體制中，那里沒有得到充分發(fā)展的公共領域，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家里——那里通常只有很少的餐館、咖啡廳或其他供社會交往之用的公共設施。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可以保護個人免受過于強大的國家權力的侵害。但是，公民社會也不像某些人天真地想像的那樣是自生自發(fā)的、秩序與和諧的源泉。社區(qū)改造會導致自己的問題和緊張。街道管理機構應當享有多大的權力？當地方的各類積極分子群體之間就社區(qū)的未來問題無法達成共識的時候會發(fā)生什么情況？由誰來確定社區(qū)權利和國家權力的分界線？政府必須對這些以及其他一些難題作出斟酌和判斷。國家還應當保護個人免受公民社會中經常出現(xiàn)的利益沖突之害。國家不能消解為公民社會：“如果國家無所不在，那么它也就不存在�！�

　　犯罪與社區(qū)

　　預防犯罪與消除對犯罪的恐懼對社區(qū)的改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兩個環(huán)節(jié)。犯罪學在近年來的最重要的創(chuàng)新之一就是發(fā)現(xiàn)：日復一日的社會的公民素質的衰落與犯罪率之間存在著直接的聯(lián)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的注意力幾乎完全集中在嚴重的犯罪上面，比如搶劫、傷害或其他暴力犯罪。但是，比較小的犯罪和公共秩序紊亂形式更有可能造成累積性的嚴重后果。在歐洲和美國的城市，當人們被問及他們感到煩惱的問題時，住在比較混亂的街區(qū)的居民往往會談到廢棄的汽車、亂涂亂畫、賣淫、小青年組成的流氓團伙以及其他類似的現(xiàn)象。

　　出于對這些問題的憂慮，人們采取了各種各樣的行動：他們盡可能地搬離有治安問題的地區(qū)，或者在他們的門窗上加上牢固的防盜鎖和結實的防護欄，并且放棄去那些有公共設施的地方。不受控制的失序行為（disorderlybe－h(huán)aviour）向人們表明這個地區(qū)是不安全的。擔驚受怕的人們遠離街道，避開某些鄰居，并且限制自己的正�；顒雍徒煌Ｔ谒麄冏约撼樯矶说臅r候，他們也放棄了公民之間的相互支持，并因此取消了以前曾經有助于維持社區(qū)成員的公民素質的那些社會控制機制�！耙粋�城市生活和社會交往的結構受到破壞的街區(qū)將變得越來越脆弱，很容易受到更多的失序行為和嚴重犯罪的影響�！�

　　這一命題的含義必須得到充分的理解。這并不意味著要增強警力來掃除街上的一切不受歡迎的東西。幾乎完全相反，這意味著警方應當同公民密切合作以提高當地社區(qū)的道德水準并改善公民的行為方式，在此過程中應當采用教育、說服和咨詢等手段而不是動不動就傳訊。在其近著中，斯蒂芬·卡特（StephenCarter）律師描繪了社會的公民素質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命運。他把公民素質定義為“我們?yōu)榱斯餐疃鴳摳冻龅母鞣N犧牲的總和”。社會的公民素質涉及到我們與陌生人之間的關系：當我們在公共場所與那些我們可能不會再遇見第二次的陌生人遭遇時，我們應當有一種安全感。

　　人們常說現(xiàn)在的人越來越陷入一種對犯罪的莫名其妙的恐懼之中。老年人，特別是那些生活在貧民區(qū)的老人，經常擔心自已被人搶劫，雖然發(fā)生這種事情的概率并不高。年輕人比老年人更有可能成為被侵犯的對象。但是，這同時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那些對犯罪懷有恐懼心理的人會調整他們自己的行為，比如天黑后不出門等等，以避免可能出現(xiàn)的令人恐懼的事情。這樣一來，他們成為犯罪受害人的可能性與本來的實際情況相比似乎就真的減少了。

　　合作式治安不僅意味著把公民的力量吸收到維護社會治安的活動中來，而且還意味著改變警方特有的思維方式。大多數國家都采用了“專業(yè)化治安”的模式，這種模式自50年代以來就逐漸得到推廣。“專業(yè)化治安”的側重點在于懲治嚴重犯罪，并且是通過集中警力的方式來打擊這些犯罪，包括在國際層面上同犯罪作斗爭。但是，全球化所包含的權力下放含義在適用于其他領域的同時也適用于社會治安的領域。一種經過更新的側重犯罪預防而不是法律執(zhí)行的模式，將同治安與社區(qū)力量的重新結合緊密配合起來。警察與他們應當為之服務的對象的分離常常會導致～種“被圍心態(tài)”（siegementality），因為警方與普通公民之間缺乏經常性的聯(lián)系。

　　為了發(fā)揮切實有效的作用，政府機構、刑事司法系統(tǒng)。地方組織和社區(qū)組織之間的合作關系必須是包容性的（in－clusive），所有經濟群體和種族群體都應該被吸收進來。政府和企業(yè)應當攜起手來，以幫助修整破敗的城區(qū)。一種可行的模式就是設立享受一定免稅期的經濟開發(fā)區(qū)，以鼓勵公司參與指定地區(qū)的戰(zhàn)略規(guī)劃并投入自己的資金。要想取得成功，這樣的項目需要一種對社會目標的長期投入。

　　強調這些策略并不意味著否認失業(yè)、貧困與犯罪之間的關系。毋寧說，同這些社會疾病作斗爭的活動應當同以社區(qū)為基礎的犯罪預防措施結合起來。這些措施實際上可以直接或間接地促進社會公正，當社會秩序隨同公共服務和建筑物一道走向衰敗的時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他的各種機會也會隨之減少。改善一個街區(qū)的生活質量可以使它們得以復興。

　　民主的家庭

　　家庭是公民社會中的一項基本制度。家庭政策是新政治的一塊試金石：在這種政治中，超越新自由主義和老派社會民主主義的家庭政治是否確實存在？

　　正像許多其他領域一樣，這一制度領域的背景正在發(fā)生變化。相關的統(tǒng)計數字是眾所周知的。雖然高低不同，但幾乎所有西方國家都面臨著離婚率急劇上升的趨勢。單親家庭和非婚生子女的比例也急劇上升。1994年，英國有32％的新生嬰兒是在婚姻關系之外出生的。在意大利，這一比率僅為7％，而在法國高達35％，丹麥47％，瑞典50％。單身人口的比例也在不斷增加。目前，在許多國家中，只有少數兒童生活在“傳統(tǒng)”的家庭環(huán)境中。所謂“傳統(tǒng)”的家庭環(huán)境，是指當孩子處于生物學意義上的幼年時期時，父親和母親正式結婚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在這種家庭中，父親外出工作賺錢，而母親則在家操持家務。許多人現(xiàn)在都在談論家庭的衰落。如果這種衰落的確正在發(fā)生，它的影響將是極其巨大的。家庭是影響整個社會的各種趨勢的一個交會點：不斷擴大的性別平等、越來越多的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性行為和性期待的改變，以及家庭與工作之間關系的轉變，都首先體現(xiàn)在家庭之中。

　　對于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后果，右翼人主持有一種特別的說法：家庭正處于危機之中，因為傳統(tǒng)的家庭正在解體。補救的辦法來自于下面這種分析。婚姻的神圣性應當得到重申�；橐鍪瞧撇欢ǖ某赡昴腥说闹饕楦信嘤龍鏊梢允顾麄兂袚鹆x務和責任，否則他們就會放棄它們。根據這種觀點，無父（fatherlessness）“是這～代人所面臨的一種最為有害的人口構成趨勢。……它還是導致我們所面臨的許多最緊迫的社會問題的根源所在，這些問題包括犯罪和青春期少女懷孕、兒童性虐待和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右翼主張，為了維持家庭的穩(wěn)定性，應當使離婚變得非常困難。離經叛道的家庭關系，比如同性戀關系，不應當得到政府和宗教權威的支持，或者應當用積極的辦法去阻止它們。法律必須繼續(xù)禁止同性婚姻。支持單親家庭的福利制度必須加以取消，以消除它所帶來的不良后果。

　　許多屬于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陣營的人士以及自由論者都持有與上述觀點大相徑庭的論點。在他們看來，當代家庭的演化史其實是傳統(tǒng)家庭模式的一種健康的多樣化過程。從根本上說，如果多樣性和個人選擇是這個時代的口號，那么它們?yōu)槭裁床荒苓M入家庭領域呢？我們應當承認這樣的事實：即使不履行正式的結婚手續(xù)，兩個人也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同性戀伴侶也有能力像異性伴侶那樣把孩子撫養(yǎng)成人；
而且，只要擁有足夠的資源，單身家長也能夠像一對夫妻那樣撫育子女。

　　新型的政治如何解決家庭問題呢？我們首先應當明白：回到傳統(tǒng)家庭模式的思想已經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了。為了說明這一判斷，我們可以列出以下幾點理由：

　　我們正面對著日常生活中的深刻變遷，這一過程是任何政治機構都沒有能力加以逆轉的。對傳統(tǒng)家庭模式的迷戀其實是建立在美化過去的基礎上的。在英國，破碎的家庭在19世紀與在今天一樣是普遍存在的，雖然當時的主要原因是配偶的死亡而不是離婚。歷史研究已經越來越多地揭示出傳統(tǒng)家庭的陰暗面；
在那種家庭模式中，虐待兒童和對兒童實施性虐待的情況遠遠超出大多數歷史學家通常所能想像的程度。傳統(tǒng)的家庭主要是一種經濟和血緣單位�；橐鲫P系在過去不像在目前這樣個人化，而愛情和情感投入在過去也不是婚姻的主要基礎，而它們現(xiàn)在正變得越來越重要。傳統(tǒng)婚姻的基礎是兩性之間的不平等以及丈夫在法律上對妻子享有的所有權。在英國法律中，直到本世紀早期仍然把妻子視為丈夫的動產。同樣，子女所享有的法律權利也非常少。傳統(tǒng)的家庭中性的標準性是雙重的。人們要求已婚婦女必須是“貞潔”的，其部分原因在于要確保父權。而男性則享有更多的性自由。子女是婚姻關系的存在理由。大家庭為人們所認可并被承認為一種常態(tài)。我們現(xiàn)在則生活在一個“寶貝孩子”的時代，子女已經不再是一種經濟利益，而變成了一種重要的經濟成本。子女的身份以及子女的撫養(yǎng)已經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

　　重新回到傳統(tǒng)的家庭模式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我們從這種家庭模式本身之中找出上述任何一點都足以打消這樣的企圖。因此，毫不奇怪，當右翼評論家提到傳統(tǒng)家庭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所指的并不是傳統(tǒng)家庭，而是在二戰(zhàn)以后一段短暫時期出現(xiàn)的一種過渡型的家庭形態(tài)，也就是50年代的“理想化”家庭。到那個時期，傳統(tǒng)家庭幾乎已經完全消失了，但婦女仍然尚未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而性別不平等仍然明顯存在。

　　那么，與右翼觀點相反的觀點是否具有說服力呢？沒有。因為單是“家庭形式的多樣化是可取的和沒有問題的”這樣一種觀點就令人無法相信。離婚對子女生活的影響永遠是難以估量的，因為我們無從知道如果他們的父母不離婚將會怎樣。但是，迄今為止大量而全面的研究都已經證明，下面這樣一種主張是站不住腳的：“由單親撫養(yǎng)長大的孩子絲毫也不遜色于由父母雙方共同撫養(yǎng)長大的孩子�！辈糠值脑蚴墙洕矫娴�，即與離婚相伴隨的收入的突然下降。但是還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原因來自于子女得不到父母的充分關注，也缺乏充分的社會聯(lián)系。這些研究表明：分居或離婚弱化了子女與父親之間的聯(lián)系，同時也削弱了子女與父親的朋友和熟人圈子的聯(lián)系。在廣泛的經驗研究的基礎上，研究者們得出了這樣一種結論：單身母親不可能獲得強有力的支持網絡或者比較廣泛的家庭聯(lián)系。

　　婚姻、家庭和子女的照顧都面臨著各種困難，而我們的問題在于采取什么樣的有效政治策略來改善它們，以及我們應當為什么樣的理想家庭狀態(tài)而努力。首先，也是最為根本的，是我們必須從兩性平等的原則出發(fā)——這一點不能有絲毫讓步。談到今天的家庭，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民主的道路。家庭正變得越來越民主，這一進程直追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進程；
而且，這一民主化進程指出了家庭生活把個人選擇與社會團結結合起來的途徑。

　　家庭民主與政治民主的標準令人驚奇地相似。公共領域中的民主包括：形式上的平等、個人的種種權利、不受暴力干涉地自由討論問題、以及在與傳統(tǒng)的協(xié)調過程中獲得（而不是被傳統(tǒng)賦予）的權威。民主化的家庭也分享著這些特征，其中有一些特征已經得到國內法和國際法的保護。家庭中的民主意味著平等、相互尊重、獨立自主、通過協(xié)商來作出決策，以及不受暴力侵犯的自由。這些也為父母一子女關系提供了一個樣本。當然，家長在子女面前仍將爭取自己的權威，這也無可厚非；
但這種權威越來越具有可以商量的特性，而且越來越開放。這些特性不但適用于異性家庭，而且也完全適用于同性戀關系之中。

　　民主化的家庭也是一種理想。那么，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當采取何種措施來促進這種理想的實現(xiàn)呢？政府應當專門為此做些什么呢？正像在別的領域一樣，重點應該放在確保自主與責任之間的平衡上。在這方面，積極的鼓勵應當與其他的方式并駕齊驅。人們普遍向往著家庭能夠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上提供一種穩(wěn)定感。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家庭既可能彌補由這個世界上的因素造成的不利影響，也可能跟著這些因素走。人們已經對工作安排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問題給予了許多的關注，但個人帶入到婚姻和家庭關系中的能力也是同樣重要的。在變化——甚至是在像離婚這樣的重大變故——中維持關系的能力不僅對個人的幸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決定著個人能否與自己的子女保持不間斷的聯(lián)系。

　　家庭政策的制定者應當加以考慮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對兒童的保護和照料。增加離婚的難度并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辦法。這種辦法可能會使形式上的離婚率有所降低，但卻無法阻止分居，甚至還可能會使許多人逃避結婚，這將與那些提議制定更加嚴格的離婚法的人們的初衷正好相反。

　　民主的家庭關系意味著分擔照料子女的責任，特別是在父親和母親之間以及家長和非家長之間，更要分擔責任。因為就整個社會而言，母親承擔著照料子女的、不成比例的成本（并且也分享著不成比例的情感回報）。結婚和生養(yǎng)子女總被認為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事。但是，在非傳統(tǒng)化的家庭中，是否要一個孩子已經成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一項決策。這樣，這兩者就逐漸分離開來了。在婚姻關系之外出生的孩子的比例可能不會減少，而兩人之間維持一生的性關系將變得越來越罕見。因此，在撫養(yǎng)子女方面的契約性承諾可以從婚姻中分離出來；
而且，作為一項強制性的法律義務，夫妻雙方都必須作出這樣的承諾：未婚的父親和已婚的父親都享有同樣的權利并承擔同樣的義務。男女雙方都應當意識到：性行為有可能帶來終身的責任，包括其中的任何一方都能受到保護而免受人身虐待。與其他的造就更加積極的父親形象的文化變遷相結合，這樣一種父親角色的重新調整將逐漸削弱“單親”的概念。強制實施家長契約這一舉措本身并不是沒有問題的。顯然，人們完全可以尋找到其他的平衡風險與責任的辦法。

　　在家庭中，正像在其他領域中一樣，民生很難實現(xiàn)，而且更難堅持。就子女的照料而言，民主意味著共同承擔做父母的義務，但是目前的現(xiàn)實情況距此還相差很遠。右翼人士在傳統(tǒng)家庭的解體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往往伴隨著一種關于男人的局限性的論點：男人天生就沒有目標和計劃，并且在道德上不負責任；
除非他們被安全地約束在一種傳統(tǒng)類型的家庭之中，否則他們就會成為一股使社會走向分裂的力量。

　　但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并不支持這種觀點。對于大多數男人而言，正像對女人而言一樣，離婚是一種痛苦和令人傷心的經歷。絕大多數男人都不會因為擺脫了對其子女的責任而感到輕松愜意。大多數男人都會想方設法保持與子女的關系，即使在面臨巨大困難時也是這樣。許多男人之所以同子女失去聯(lián)系，乃是因為涉及到巨大的感情創(chuàng)傷或者是受到前伴侶的明確敵視，而不是由于他們想要追求一種不負責任的生活方式。

　　正像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那些離婚之后仍然與子女保持密切關系的父親和沒有這樣做的父親之間，并不存在一種涇渭分明的區(qū)別。其中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不是父親的態(tài)度，而是其他人的反應以及一些偶然事件，這些事件使事情朝某一個方向而不是另外的方向發(fā)展。許多父親的確同他們的子女失去了聯(lián)系，而且的確不再從經濟上支持他們的子女。但是，與“不負責任的男性”觀恰好相反，這似乎不是一個性別屬性上的問題。一項由美國人口調查局進行的研究表明：與沒有監(jiān)護權的父親相比，沒有監(jiān)護權的母親不支付法院判決其支付的子女撫養(yǎng)費的可能性更大

　　我們可以通過許多方面的創(chuàng)新來鼓勵父母共同承擔養(yǎng)育子女的責任。與“單身母親”的概念一樣，“缺席的家長”一詞在法律上的廣泛應用有助于使人們銘記這樣一種情況：父母當中的一方（通常是父親）被看成而且實際上被當成是不重要的。經濟因素也是至關重要的。為什么沒有同孩子們住在一起的父親就不能像單身母親那樣獲得照顧孩子或者在孩子們放學后照料他們的機會？父親們應當比現(xiàn)在享有更多的照顧子女的權利，而且，在必要的時候，應當為他們提供履行其職責的條件。

　　政治家們經常提到需要通過強有力的家庭紐帶來維持社會的凝聚力。他們這樣做并沒有什么錯，但是對這種說法作出某些限定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家庭”不能單指養(yǎng)育子女的家長。子女也應當對他們的父母負起責任，而不是與此相反。我們至少應當認真考慮一下是否應該使這種責任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實際上，美國聯(lián)邦政府在1983年就試圖要求子女幫助照顧年邁的父母，這項要求是“醫(yī)療保健協(xié)助”項目的一個組成部分。此項建議從未得到實施，雖然有大約26個州現(xiàn)在制定了相關的法律，要求子女為貧困的父母提供援助。盡管這些法規(guī)很少實施，但是，它們所體現(xiàn)的觀念很快就會成為社會公認的標準。比如，這些義務可以同終身的家長契約結合起來。

　　其次，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家庭并不一定能夠創(chuàng)造社會團結。意大利南部地區(qū)的情況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大規(guī)模的例證。而且，類似的情況在其他的環(huán)境中也可能出現(xiàn)。比如，我們在貧民區(qū)就可能會發(fā)現(xiàn)犯罪家庭。在這種家庭中，強大的血緣紐帶和義務正是他們從事違法活動的基礎。即使是遵紀守法的家庭，也有可能與世隔絕并且放棄自己對整個社會的責任。只有當強有力的家庭紐帶不僅向內看而且向外看時，它才可能成為加強社會凝聚力的一種重要資源。這就是我所說的“社會整合性家庭”的真正含義。家庭關系是更廣意義上的社會生活結構的組成部分�！　� 　　

　　鄭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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