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社會民主的基本框架形成于17～18世紀，它是工業(yè)社會的產物。工業(yè)社會的組織結構、生活方式、技術手段以及相應的思想觀念，模塑了近代代議制民主的基本輪廓。[2]與那個時代的政治設計相適應的大眾傳播也主要是工業(yè)社會的伴生物，是工業(yè)社會的一部分。當大眾傳播對民主政治生活的影響達到極致時，它也開始讓位給更新的傳播方式。有人稱其為“小眾傳播”，有人稱為“非群體化傳播”[3]。學者們認為，自50～60年代開始，西方社會已經進入信息社會，近年來，有人甚至聲稱“后信息社會”已經到來。無論采用什么稱呼，有一個事實是大家公認的：那就是以計算機為代表的新的科學技術，已經使社會面貌發(fā)生了深刻的變革。與此相適應，工業(yè)時代建立的政治民主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發(fā)展趨向。

　　一、半直接民主或參與制民主

　　所謂“半直接民主”是代議制民主(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的結合。代議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是公民選舉代表掌握國家決策權力，公民的民主權利主要體現(xiàn)在選舉代表的權利上。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是公民們親自掌握國家權力，作出決策，而不通過代表的中介。半直接民主是近幾十年流行的一個新概念，它指西方社會民主發(fā)展的一個新的趨向，即公共決策一部分由公民選舉代表制定，一部分由公民自己直接制定。參與制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與直接民主兩個概念基本上是重合的，在許多場合可以通用。就其本意來說，參與制民主就是直接民主。但人們習慣上將代議民主制下公民各種形式的直接參與都視為參與制民主。直接民主具有法定的程序和效力，是一種制度，而參與制民主更多地強調公民參與活動，它可以是一種制度，但同時還是一種輿論環(huán)境和文化氛圍。

　　1.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

　　民主概念起初指公民直接行使權力的政治形式，可以說，所謂民主最初指的就是直接民主。在民主發(fā)源地的古希臘和羅馬城邦中實行的都是直接民主。在希臘，城邦是公民的自治團體。城邦規(guī)模狹小，公民是城邦居民中的一個狹隘的特權集團。公民通過親自參加公民大會(ecclesia)和陪審法庭等機構掌握國家(城邦)最高權力。亞里士多德給公民下的定義是“凡得參加司法事務和治權機構的人們”。[4]意即有權參加公民大會和陪審法庭的人。在雅典民主最盛時，不僅立法和司法權由公民直接行使，即使行政權也不是掌握在職業(yè)官吏手中，而是由公民按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輪番為治”原則執(zhí)掌。在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除少數(shù)例外(將軍、財務官)，公職人員都由抽簽選舉，有的按日輪值。羅馬雖然不是典型的直接民主，元老院和高級官員掌握著巨大的權力，人民大會遠沒有希臘城邦公民大會那般壓倒優(yōu)勢的權力。但羅馬的人民大會(Comitia)不是代表機構，而是公民直接行使權力的機構。人民大會采用兩級投票制，即公民們先在庫里亞、百人隊或特里布斯(部落)內投票，然后再按上述各團體投票。但是與代議制民主不同，公民們不是把權力委托給代表，而是親自到羅馬城特定集會地點直接行使權力。當羅馬國家的規(guī)模已經擴展到十分龐大時，羅馬人仍采用這種民主形式。古人的想象力似乎無法超越這種“親自到場”的行使權力的方式。

　　從歷史的觀點看，近代普遍流行的代議制民主(間接民主)是民主的變種。[5]古代的直接民主隨城邦的解體而消逝，民主在中世紀末期再生時便采取了代議制形式。近代民主思想家雖然承認國家權力屬于人民，但他們幾乎眾口一詞，認為人民不適合直接掌握國家權力。他們認同中世紀成長起來的代議制民主，由人民選舉出代表掌握國家權力。公民的民主權利體現(xiàn)在他們選舉代表的權利上。

　　代議制民主方案的出現(xiàn)，使近代思想家解決了一個困擾民主制度擁護者的一個難題，即在理論上必須承認人人平等，但在實踐上，只能由少數(shù)精英掌握國家權力。實行代議制民主的另一個絕對的理由在于，近代民族國家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經濟發(fā)展和社會交往水平以及交通通訊等技術手段的限制，使直接民主在實際操作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那個時代的政治思想家中，只有具有激進和浪漫色彩的理想主義者盧梭堅持直接民主的方案。他認為，人民的主權是不能代表的。在抨擊英國的代議制時他曾指出：“英國人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后，他們就

　　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6]盧梭是瑞士日內瓦人，當時瑞士是歐洲唯一還實行直接民主的國家。當他繪制民主藍圖時，頭腦中自然會涌現(xiàn)家鄉(xiāng)政治生活的情景。不過盧梭也明白，他的民主理想只適用于小國，在大國里是無法實現(xiàn)的。

　　在創(chuàng)建代議制民主的那些政治家的心目中，實行代議制民主的另一個理由是防止所謂“暴民”政治。近代民主在理論上是全民的民主、平民的民主，而不是古代的特定身份集團的民主或中世紀的貴族民主。但在實踐上，必須在平民大眾與國家最高權力間建立一個隔離緩沖帶。美國憲法選擇“共和”政體而不是“民主”政體，按憲法制定者的解釋，就是要與暴民政治劃清界限。在西方政治傳統(tǒng)里，對所謂“暴民”政治的恐懼不次于對個人專制的厭惡。史籍所載古代城邦民主制衰落時期平民的表現(xiàn)，古羅馬共和末期“無產者”的墮落，古代學者幾乎眾口一詞的對平民政治的厭惡，都是西方政治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為近代政治家們所繼承。代議機構被視為遏制“暴民”無理性行為的“馬勒”。

　　古代城邦解體后，直接民主的政治形式曾星星點點閃爍于西方歷史的長河中。早期日爾曼部落和中世紀阿爾卑斯山區(qū)的居民曾享受過直接民主的生活。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地方自治區(qū)可以選擇是召開區(qū)大會(直接民主)還是選舉區(qū)議事會(代議民主)。北美新英格蘭鄉(xiāng)鎮(zhèn)政權一直由每個公民都可參加的鄉(xiāng)鎮(zhèn)大會(town meeting)掌握。瑞士自12～13世紀起若干州（canton）由人民的集會統(tǒng)治，其中5個存在至今。這里的公民們像古代雅典人一樣，在特定日期到州府的廣場上面對面地討論和決定州的重大事務。一位西方學者說：“他們——的確，也只有他們——與雅典的民主制度是相似的�！盵7]

　　上述特例對歷史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從總體上看，在主權國家層面上的直接民主已經消失了二千多年。近代以來幾百年間是代議制民主的一統(tǒng)天下。盧梭所設想的由一群質樸的農民圍坐在大樹下討論自治問題的民主藍圖已經沒有人認真對待。只是從60年代起，一些激進的學者又重新發(fā)現(xiàn)了盧梭的觀點。于是重新出現(xiàn)了對農村公社或嬉皮士公社直接民主的興趣。但盧梭的信徒們也不得不承認，現(xiàn)代國家，即使是公司和學生團體也太大，無法由全體成員的大會來統(tǒng)治。于是他們將直接民主的理想大大打了折扣，要求代表盡可能地服從全民會議，如使他們隨時可由選民召回等。即使作為直接民主典范的新英格蘭的鎮(zhèn)民大會近些年也已經呈衰落趨勢。由于鎮(zhèn)的人口增加，大批居民遷往郊區(qū)，使原來那種“人人到場”的會議在許多鎮(zhèn)已難以為繼。一些鎮(zhèn)已經改行鎮(zhèn)民代表會議制、鎮(zhèn)長會議制和鎮(zhèn)經理制等。[8]

　　2.公民創(chuàng)議、全民公決和罷免民選公職人員

　　在代議制民主的時代，有三種直接民主的形式在西方國家與代議制民主并行：即公民投票(Referendum)、公民創(chuàng)議(Initiative)和罷免(Recall)民選公職人員。它們是代議民主的一種補充和修正。近幾十年來，這幾種形式的直接民主得到長足的發(fā)展。

　　一位學者在80年代末寫道：“今天美國選民喜歡和尊重代議民主的價值，但也渴望在立法中更多地聽到他們自己的聲音。他們明白代議民主和直接民主的缺陷，但是權衡之后，他們寧愿將兩者混合起來。他們期望一種可感知的和充分的(sensible and sound)民主�！盵9]

　　公民投票是公民對已經提出的議案或現(xiàn)行法律進行投票表決。公民創(chuàng)議可視為公民投票的一種特殊形式，它由公民提出議案，如果簽名支持該議案的公民達到法定數(shù)量，政府就需要對該議案進行全民投票。

　　這兩種形式都使公民分享了立法機關的權力。公民投票屬于一種意在糾正立法機關“作為過錯”的手段，公民創(chuàng)議是糾正其“不作為過錯”的手段。它們不是對代議民主原則的否定和取而代之，而是對它的必要補充。通常，當代議政府出現(xiàn)危機不能有效地運作時，在涉及的問題關系重大影響面廣時，或在重大問題上對立黨派意見分歧嚴重而力量相當時，政府(民選代表)便訴諸于公民投票，由被視為權力源泉的全體公民進行裁決。在一定意義上，公民創(chuàng)議和全民投票進一步擴大了選舉權。但它不是從數(shù)量上，而是從質量上的擴大。

　　這種方式也使公共政策享有更大程度的合法性和更廣泛的公眾支持。有的公民投票是咨詢性的(advisory referendum)，沒有強制性約束力，不過一旦舉行了公民投票，政府必然受其結果的約束。

　　全民投票本身是一種中性的工具，左派和右派都可以利用它。它標志著一種廣泛的社會動員，但它并不必然導致民主。在特定條件下，它也可為獨裁者所用。甚至拿破侖·波拿巴和希特勒及本世紀其它一些獨裁者都利用過全民投票。盡管如此，公民投票的發(fā)展標志著公民參與能力的提高和參與范圍的擴大。在法制健全和多元競爭的社會里，公民投票是直接民主的主要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公民投票只是偶然為之。戰(zhàn)后，公民投票趨向于越來越頻繁地使用。這是代議制民主向直接民主發(fā)展的一個表征。有的國家在憲法上明確規(guī)定，在何種情況下，公民可以直接作出決定。據(jù)一項統(tǒng)計，在1945年到1980年間，在21個民主國家中共舉行過244次公民投票。[10]據(jù)80年代初一位西方學者的說法，只有5個民主國家從未舉行過全國范圍內的全民投票，它們是荷蘭、印度、以色列、日本和美國。[11]

　　瑞士被公認為實行直接民主的典型。在實行直接民主制度的近130年中，共有450多個全國性問題由全國性公民投票來表決，占世界上全部全國性公民投票的一半以上。平均每年全國性公民投票3次半。[12]作為直接民主最發(fā)達的國家，它的公民投票也呈明顯的上升趨勢。在20年代和30年代平均每年有3次公民投票，到90年代，平均每年達到10次。在澳大利亞，曾舉行過50多次全國范圍的公民復決投票，其下屬的州再次舉行過同樣多的公民投票。意大利近年也成為公民投票的積極倡導者，它在1991年和1993年的公民復決投票，對于結束其腐敗的舊黨派制度起了重大作用。1993年和1994年，西歐各國在決定是否加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時，大多數(shù)都采用了全民公決的手段。[13]大體說來，像瑞士和北歐諸小國較易在中央一級實行全民投票，而美國、日本、德國等大國則較難實行這類的全民投票。在這些大國里，全民投票主要在次國家級層面上實行，如州、地方政府、工作場所、地方社團等。從中也展現(xiàn)出在國家級層面實行直接民主的前景。

　　在美國，爭取在聯(lián)邦層面上實行直接民主的運動出現(xiàn)于19世紀末，經歷了三次大的高潮：人民黨和進步黨運動期間(1890～1912)；
孤立主義與和平運動期間(1914～1940)；
來自左派和右派的行動主義(issue activism)期間(1970～1988)。但至今仍沒有實現(xiàn)目標。不過，美國在州一級(特別集中在西部各州)的直接民主還是非常發(fā)達的。聯(lián)邦憲法修正案要分別在各州舉行全民投票(特拉華州除外)。在其它事務上，美國略過半數(shù)的州采用直接民主，有的州較經常地使用公民投票。著名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曾指出，“70年代是政治上共同參與制的發(fā)軔時期，復決和創(chuàng)制事例都有了空前的增長�！盵14]他列舉美國70年代的一組數(shù)字：在這十年當中，美國人投票表決了175項州一級的創(chuàng)制議案，這個數(shù)字要比60年代增長一倍。1970年有10項州一級的創(chuàng)制議案，而1978年則增至40項。其它地方性的創(chuàng)制議案還有數(shù)百項。[15]到80年代，直接民主的手段被更為頻繁地使用。有200多項公民提出的議案交付表決，還對1000多項由州議會提出的議案舉行了全民投票。[16]公民投票較為成功，證明了選民具有直接參與立法的能力。1987年蓋洛普的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成年人認為，公民能夠在州和地方立法中直接投票。直接民主的支持者提出的“以更多的民主來補救民主的弊端”的口號已為多數(shù)人所接受。

　　直接民主的發(fā)展對美國地方層面的民主已經發(fā)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它同時也在向上沸騰，在中央層面上對重大事務實行全民公決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支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罷免是通過一定數(shù)量公民簽名提出動議，由全體公民投票決定是否罷免某一現(xiàn)任民選官員。罷免與彈劾不同。前者由一般選民提出動議并由他們的選票決定結果，后者在議會內進行；
前者屬于政治行為而后者屬于司法行為。

　　到80年代末，美國有15個州可以罷免州一級民選公職人員，有36個州可以罷免各級地方公職人員。[17]在實際運作中，州級公職人員遭罷免的情況是有限的。到80年代末，只有一個州長和少量其他州選官員和州議員被罷免。但在縣、市一級，自1903年洛杉磯市第一個實行對地方官員罷免制度以來，大約有2000名官員被罷免。[18]罷免有時被稱為“門后的槍”，實行這一制度的本意，在于促使公職人員盡職盡責。

　　3.信息時代的公民參與

　　全民公決是直接民主諸多形式的一種。盡管全民公決在戰(zhàn)后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但嚴格來說，它的技術基礎仍然屬于工業(yè)化社會。當代信息傳播技術的發(fā)展，為公民參與創(chuàng)造了更加多樣化的形式和無限廣闊的前景。自1974年以來，“電子投票”(televoting)、“電子市政會議”(electronic town meeting)問世，人們覺得，新技術正在擴大和重新定義直接民主。

　　在代議制民主下，公民投完票后便退居一旁，國家事務任由“代表”們決定。只是在下一次投票時，他們才有機會對代表的表現(xiàn)作出一個裁決。有人稱這種民主為“部分民主”。也就是說，公民只有選舉代表的權利，對于關涉他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務卻不能直接參與。采用代議制民主的最有力的根據(jù)在于，直接民主在技術上無法操作，它會使決策變得過分冗長，費用過于高昂。并且，普通群眾也沒有足夠的知識就國家公共事務作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但時至今日，許多人認為，隨著條件的變化，這些理由遠不再是那樣充足的了。他們相信，由民意代表(政治精英)壟斷決策權的時代已經結束，一個公民廣泛參與的參與制民主時代正在到來。

　　用公民普遍參與的或直接的民主取代代議民主依賴兩個條件：第一，人的信息化程度的提高；
第二，社會信息通迅網絡性能的提高和使用范圍的普及。

　　前者的核心內容是人的知識化、智能化水平的提高，使人更自覺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角色、自身的權利義務，有能力和愿望來直接表達自己的意志。由于信息革命使選民的信息化程度有了極大提高，現(xiàn)代民主有了教育有素的選民。他們在瞬間即可共享信息，代表們知道的事情他們也都知道，在時間上也不晚。所以出現(xiàn)了普遍的對代表的不信任，選民們自主作出決策的信心加強了。人們覺得，代議制民主應該遜位了。對人們生活有重大影響的事務，人們不需代表，而是要自己參與決定。

　　新的技術手段是交互式的媒介以及多媒體信息高速公路的通迅網絡的普及化。它不像傳統(tǒng)的大眾傳播媒介那樣信息單向流通，受眾只是被動的接受者。它是信息雙向流動，受眾同時也是信息的發(fā)送者。它有能力溝通每個家庭和個人，使每個人都能方便地參與到信息流通的網絡中來。它為每個個人、不同利益集團、各類組織、多層次的政治機構，提供了直接性的、普遍交互式的表達意愿、傳遞信息、商議、咨詢、監(jiān)督、審核、建議、選舉、表決的先進技術裝備。各類信息傳遞的準確、快捷、方便、逼真，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技術使以前不可想像的事成為現(xiàn)實。

　　1985年，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在日內瓦的會談出乎意料地友好。很快，英國大多數(shù)媒介得出結論，這次會談標志著東西關系的解凍。不僅如此，它還進一步宣稱，英國公眾也是這樣看的。他們是怎樣如此快地得到公眾的意見的？

　　通常，當記者想了解公眾的想法，他們走進當?shù)匾患疑痰�，尋問他們遇到的頭十個人，將其發(fā)表在第二天的報紙上。政客們則尋問他們的地方政黨或他們搭乘的出租車的司機。但這些方法是荒誕不科學的。你在街上遇到的人可能根本沒有代表性，地方政黨成員也是如此。后來，人們采用了科學的民意測驗方法，就是派受到嚴格訓練的人通過電話詢問若干選民的意見，選民的名單是隨機從電話薄上選出的。這個方法慢、麻煩，同時也令人不快。

　　這次，為了迅速準確地報道里根和戈爾巴喬夫會談在公眾中的反應，BBC嘗試一種新的民意測驗技術。選一組電視觀眾，使每人配有一部帶有鍵盤的監(jiān)聽器，當電視中問他們對首腦會談的看法時，他們可以直接鍵入他們的意見。所以，幾分鐘內，BBC就可以宣布，由于這次首腦會談，選民中認為核戰(zhàn)爭在20年內“肯定會爆發(fā)”的比例從6%降至2%，認為“很可能”爆發(fā)的由31%降至23%[19]

　　BBC的這次做法只是互動電視(interactive television)的一個例證。它在英國出現(xiàn)在1982年。那時是通過電話線傳送大量信息�；�動電視為公民的參與提供了一種新的工具。一位英國學者說：“互動信息技術使選舉和民意測驗變得容易得多。任何在線上的人都可以參加。任何有電話或互動有線電視的人都是在線上的人。”英國有80%的家庭有電話，下次大選完全可能通過電話進行。民意測驗也可以提高其準確率。

　　著名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曾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中談到世界上第一個“電子市政府”。“利用這一雙向作用的通訊系統(tǒng)，一個小小哥倫布郊區(qū)的居民們，實際上通過電子設備，參加了當?shù)赜媱澪瘑T會的一次會議。他們只消按動一下室內的電鈕，就能立即就有關當?shù)爻鞘幸?guī)劃，住房條例和公路建設等實際問題的提案進行投票。他們不但能夠投票贊成或反對，而且能參加討論，通過空間，大膽發(fā)言。”托夫勒說，“這是明天可能實行直接民主的一個最初的跡象。利用先進的計算機，人造衛(wèi)星，電話，有線電視，投票技術以及其他工具，一個受過教育的公民，在歷史上第一次能夠開始作出自己的許多政治決定�！盵20]

　　上述兩例表明了參與制民主在技術上的可行性。與此相適應，公民的參與熱情空前高漲，也在推動著當代世界參與制民主的興起。一位歐洲學者指出：權力下放，權力分散，基層群眾參與，“要求更多參與決策的浪潮已經席卷整個世界”。[21]著名未來學家奈斯比特也指出：“萬事都要親自參與的這種哲學，正在美國各地自下而上地傳播開來�！盵22]

　　新型的參與制民主擴展了民主決策的范圍，改變了其方法。它使當代民主正經歷著深刻的革命性變革，開創(chuàng)著民主的新時代。當然，參與制民主興起并非要完全排斥傳統(tǒng)的代議制民主。它只是部分地取代了代議制度的功能，在某些方面改變了其功能和運作方式。有的在日常生活領域擴充了民主制度的領域，如在工作場所和地方社團。代表仍會被選舉，但他們越來越受選民和輿論的支配，獨立性日益喪失。不過，代議制不會完全被掏空，它仍有廣闊的領域。大體說來，一些相對簡單的事務，專業(yè)性不強的事務，地方性事務，較有可能吸收公民的直接參與；
另一些事務，如復雜的金融政策等，則仍然是少數(shù)精英的領域。政治性決策可以由公民參與，但許多專業(yè)性領域仍是普遍公民參與的盲區(qū)。現(xiàn)代社會已不是簡單古樸的農民和牧人的社會，它變得日趨復雜，許多公共決策需要專門的知識，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參與的范圍。正因為如此，不論公民參與今后多么發(fā)達，像古典城邦時代那樣的直接民主也不會再現(xiàn)。

　　二、民意測驗：公民的被動參與

　　1.民意與民意測驗

　　美國民主之父杰斐遜曾說過：“民主政府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礎之上的。”在西方，有“人民的聲音即上帝的聲音”的說法。實際上，即使在專制制度下，開明的統(tǒng)治者也非常重視民心所向。能否正確解讀民意，決定著政治家的成敗。中國古代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的格言。然而，民意在那里？在不同的聲音中，又是誰代表著民意呢？

　　在古代城邦民主和貴族民主制度下，曾經采用全體公民到場，由公民們以喊叫、跺腳、敲打武器等方式表達民意。聲音大的就代表多數(shù)人的意見。也曾經采用過十分原始的投票方法，如投貝殼、面團、陶片、排隊、逐個詢問等。近代民主制度以投票箱來表達和發(fā)現(xiàn)民意。公民們通過投票，表達他們對持有特定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傾向的政黨和候選人的意見。選舉中獲勝者便認為是民意的代表。

　　民意測驗是當代新的發(fā)現(xiàn)民意的手段。民意測驗結果通過大眾傳媒及時發(fā)表，加強了它的影響力。傳媒也大量采用民意測驗、內容分析及實地實驗等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來報導新聞，使新聞內容能更正確地反映與解釋各種社會現(xiàn)象。西方傳播學界把這種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與傳統(tǒng)新聞報導技巧融為一體的新報導方法稱為“精確新聞報導”（Precision Journalism）[23]精確新聞報導起源于美國。首創(chuàng)者是美國北卡羅來那大學新聞系教授邁爾（Philip Meyer）。他1967年擔任《底特律自由報》記者時，與另兩位社會科學家采用“隨機抽樣法”（Random Sampling）在暴亂地區(qū)抽選了437位黑人進行訪問。然后，將訪問資料輸入電腦，以統(tǒng)計學方法仔細分析黑人暴亂的原因，并據(jù)此寫了一系列報導。這些報導不僅為該報贏得了普利策獎，也使精確新聞報導名聲大噪，漸受美國及各國新聞界的重視。

　　民意測驗的出現(xiàn)還要早些。早在1810年，《北卡羅來那明星報》兩位編輯漢德森（Thomas Henderson Jr.）和瓊斯（Calvin Jones）以“傳閱信”的形式進行問卷調查，被認為是新聞史上第一次民意測驗。不過報導沒有刊登。首先嘗試采用精確新聞報導技巧進行選舉研究的是《哈里斯堡賓州人報》，該報1824年以“假投票”（straw vote）的方式在一個城市進行了總統(tǒng)選舉的民意調查。1884年，馬克思曾向大約2500名法國工人分發(fā)了調查表，詢問“你的雇主或雇主代理人是否采用欺榨手段騙取你的部分收入？”這些調查表是否得到了答復則沒有記載。

　　真正的民意測驗是隨著科學抽樣方法的問世而誕生的。1932年，喬治·蓋洛普（George H.Gallup）利用其岳母競選州務卿的機會，來驗證他在博士論文中發(fā)展出的一種科學抽樣方法，結果正確地預測出選舉結果。真正使科學抽樣方法受到重視的，是1936年總統(tǒng)大選。蓋洛普在大選前以科學抽樣法進行一項選民調查，顯示羅斯福得票為55.7％，結果是62.5％。從此，蓋洛普及其它民意測驗機構開始向新聞機構銷售民意測驗的結果。

　　1968年及1972年兩屆總統(tǒng)大選，是美國新聞界開始重視精確新聞報導的轉折點。在此期間，在美國三大電視網和新聞雜志的帶領下，開始委托其它機構代為進行選舉民意調查。有的甚至親自進行。到1976年總統(tǒng)大選時，精確新聞報導已蔚然成風。不僅全國性或區(qū)域性媒介，而且地方性媒介也進行自己的民意調查。大選后，連規(guī)模較小的報紙也偶爾會進行精確新聞報導研究。賓州州立大學新聞系雷皮伊（Rippey）在1978年曾訪問437家日報，發(fā)現(xiàn)已有162家已進行民意調查，其中半數(shù)以上是1970年后開始的。[24]

　　時至今日，民意測驗已經被西方各國普遍采用，也為其它一些國家所效仿。在美國，民意測驗機構已成為耗資數(shù)十億美元的行業(yè)。其中多為商界所主持的民意測驗，但政治性民意測驗也占有很大份量。從選舉總統(tǒng)到選舉數(shù)千名小城市的市長，每年要進行成千累萬的民意測驗。比較著名的民意測驗機構有：蓋洛普美國公眾輿論研究所、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測驗公司和洛普爾等。還有許多新聞媒體自己舉辦的和大約200多家私人的民意測驗機構。每個嚴肅的候選人都有自己的民意測驗機構，所有總統(tǒng)候選人都依賴于民意測驗者提供的咨詢。各種州和地區(qū)民意測驗機構也定期公布公眾意向報告。還有為黨派利益進行的民意測驗，不過其可信性要小得多。當代關于美國選舉的民意測驗的準確性達到95%以上，誤差率僅為正負2.2%左右。

　　西方一些學者和政治家批評民意測驗，認為它破壞了民主的程序。它使一些選民在事先通過民意測驗報告了解到投票的可能結果后就不再去投票，從而歪曲了選舉的結果。它還使執(zhí)政者和候選人過份直接地屈從于輿論的風向，而這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初衷。還有人反對過份夸大它的準確性和作用。他們認為，民意測驗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可靠。它并不能真正抓住民意。更何況政府施政經緯萬端，不是一般民眾所能充分了解的。因此民意的反映應通過精英分子、民眾代表、大眾傳媒等，而不應該透過民意測驗。

　　這種批評揭示了民意測驗的局限性。但是民意或輿論對政治決策更為深入的介入，是當代民主發(fā)展不可逆轉的趨向，民意測驗只是適應這種趨向而發(fā)明出來的眾多手段中的一個而已。批評者還把兩個問題混淆了。實際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民眾判斷的對錯是一回事，民眾的判斷是什么是另一回事。民意測驗只是反映了民眾的判斷和好惡。應該說，民意并不總是正確的，但是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要發(fā)現(xiàn)民意何在，民意測驗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發(fā)現(xiàn)的最好方式。正如民意測驗專家們所堅持的：“民意就是民意測驗所顯示的數(shù)字�！�

　　2.民意測驗的民主功能

　　作為發(fā)現(xiàn)民意的一種嶄新手段，民意測驗和與此相關的精確新聞報道成為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毫無疑問，民意測驗盡管有科學的依據(jù)，甚至比選舉和其它投票更能準確地表達民意，但它并沒有法律的強制力量。不過，在發(fā)達的民主社會特定的政治文化環(huán)境中，民意測驗的結果時時在牽引著政府和政治家的鼻子走。有人認為，民意測驗可以像公民投票一樣，成為民主社會的“第五權”。

　　比起公民投票來，民意測驗有諸多優(yōu)點：

　　第一，它由于采用科學的抽樣統(tǒng)計方法，能更準確地反映民意。參加投票的公民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而民意測驗則從全國人中隨機抽樣（蓋洛普是抽取1500人，哈里斯是訪問1600人），反映全國的民意，包括那些可能不參加投票的人的意見。

　　第二，它比投票更靈活、及時。它可以隨時就任何問題、任何人和事件、任何一項特殊的決策等進行測驗。它相當于在某一特定時刻給輿論拍一張照片，能迅速得出結果。

　　第三，它花費較低，不必興師動眾，所以能夠頻繁進行，能夠深入到國家政治生活的每個細節(jié)。

　　第四，它更全面。它不僅能夠發(fā)現(xiàn)多數(shù)意見所在，而且能精確反映各種意見的分布狀況。

　　在當代西方國家，“民意測驗今天已經成為政治景觀中穩(wěn)定的組成部分和‘新政治’的重要工具”。[25]

　　以往，公民只是選舉政府的官員，然后由他們掌握決策大權。如果他們對官員的決定不滿意，也只能等待下次選舉時將他們撤換。官員們在任職期間可以違忤民意，我行我素。即使他們真誠地想代表民意，也往往不能正確判斷民意的所在。借助于民意測驗工具，公民們不再僅僅間歇性地表達自己的意愿，而是時時把他們的意愿宣示出來。持續(xù)不斷進行的民意測驗反映著“滾動式”的一般公眾意見和情緒。“代表”們不再享有當選期間獨立代表民意的資格，而是要根據(jù)民意測驗的結果隨時調整自己的立場。如果說公民投票是公民主動積極的參與，那么民意測驗則是公民消極被動的參與。投票的公民有意要將他們的愿望表達出來，而民意測驗將那些無意表達自已意見的公民的想法也發(fā)現(xiàn)出來并公之于眾。投票的影響是積極公民的影響，民意測驗使沉默的人群也對政治生活產生相應的影響。通過民意測驗，全體公民能夠無一遺漏地(按抽樣統(tǒng)計的科學根據(jù))在無形中更深入地參與政治生活，對政府更直接、更具體和更及時地施加影響，從而更有效地推動和引導著政府的行為。

　　民意測驗依賴數(shù)學的力量而不是個人的主觀判斷和猜測，其準確性依靠統(tǒng)計學的原理和方法，所以它不可否認地成為一種客觀公正地發(fā)現(xiàn)和表達民意的渠道。它擺脫了消息來源的控制，為社會和公眾提供公正、客觀的信息，從而使政府及權勢人物和集團難以假借民意以售其私，或制造假民意。以往記者采用傳統(tǒng)的報導方法，由于受時間、資源、技巧的限制，對任何事件都只能訪問少數(shù)人士，主要是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所謂民意往往是這些人的主觀推測。這種報道方式過份依賴精英，媒體難免有強烈的精英主義傾向。而民意測驗作為一種“系統(tǒng)觀察”方法，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民意測驗與傳播媒介相結合，使公民更有效地監(jiān)督政府，也使從政者能方便及時地了解民意。所以民意測驗是政治互動的一個原型。新聞媒介具有反映民意、監(jiān)督政府運作、評估施政得失的責任。采用精確新聞的報道方式，使媒介在與政府的抗衡中處于更有利的地位，也更有資格以民意代言者自居。新聞界最感興趣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聲望的調查，便是對政府的一種定期監(jiān)督。由于其不僅反映民眾對首腦本人的支持程度，更反映對政府政策及社會現(xiàn)狀滿意的程度，因此是評估民眾對國家首腦滿意程度的最佳指標之一。美國新聞界甚至把總統(tǒng)聲望調查視為全民投票。如調查中聲望低，不僅其執(zhí)政能力受到質疑，連其提出的政策法案在議會也難以順利通過。所以總統(tǒng)極為重視聲望調查的結果。[26]民意測驗猶如一條無形的富有一定彈性的繩索，牽引著政府和政治家的行為。

　　三、電子民主：新的前景

　　當大眾傳媒達于鼎盛之際，一種新的信息傳媒已經悄然興起，就是電子計算機，它比以往所有傳播技術更具革命性，更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尤其互聯(lián)網絡(Internet)的興起，將使我們在前邊關于大眾傳播媒介所講的許多內容成為過時的東西。以互聯(lián)網絡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為民主的發(fā)展開辟了新的前景，它將把人類帶入“電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時代”。

　　1.傳播技術革命

　　從大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起，敏感的未來學家們就在大談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開始有人稱它為“后工業(yè)社會”，或其它“后……社會”，而后，人們普遍地稱它為“信息社會”。時至今日，信息社會的到來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甚至有人已經開始談論所謂“后信息社會”了。

　　在信息社會里，傳播技術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一位西方學者指出：現(xiàn)在，有三種技術匯合起來，促使世界產生對權力的新界定和新分配，這就是電腦、通訊衛(wèi)星和數(shù)字化。數(shù)字化意味著把任何形式的信息：文字、音響、圖像，轉化為二進位的數(shù)字語言�？梢詮牡厍蛏先魏我粋�地方以光速無限量地向另一地方傳送。從理論上講，全球電腦和衛(wèi)星網絡可以把任何人聯(lián)結起來，分享任何事物。這個體系已經包括了全球電話服務、全球電視實況轉播以及世界信息高速公路最著名的結構—互聯(lián)網絡。[27]

　　所謂信息高速公路的雛形互聯(lián)網絡(英特網)是這場革命的集中體現(xiàn)。它于60年代誕生于美國，到90年代則開始大放異彩。如今，它正以驚人的速度在發(fā)展。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主任尼古拉·尼葛洛龐蒂在1995年出版的著作中說：

　　“目前，美國有35%的家庭擁有電腦，而且一半的青少年家里有個人電腦。據(jù)估計，3000萬人加入了互聯(lián)網絡(Internet)。1994年全球賣出的電腦中，65%進入了家庭；
今年(1995年)將要賣出的新電腦中，90%將帶有調制解調器或光盤驅動器�！�

　　“1993年2月到12月之間，……使用互聯(lián)網絡的人每月增加10%�！�

　　“今天，環(huán)球網的網址每15天就增加一倍，每隔4分鐘就出現(xiàn)一個新的主頁(home page)�！盵28]

　　不僅在美國，在世界范圍內，互聯(lián)網絡都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擴張。一種流行的說法稱，互聯(lián)網今天所連接的國家和地區(qū)達180多個，除中部非洲、蒙古和真正的西伯利亞等少數(shù)空白點外，計算機已把整個地球編織成一個小小的村落。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當初提出“地球村”的概念，現(xiàn)在地球村正向電子村方向發(fā)展。用不了多久，這張無形的電子“網”就會將整個人類“一網打盡”，無一遺漏�！坝腥斯串嫵鲆环鶆尤说睦硐雸鼍埃弘娮哟宕迕癜�著計算機而坐，猶如舊時的鄉(xiāng)民傍著壁爐或者篝火而坐，憑借著調制解調器和衛(wèi)星，村民可以和地球村另一邊的伙伴聊天、通信。”[29]

　　信息高速公路是用來生產、處理、傳輸信息的，而有序的信息就是知識。信息高速公路的突出特征就在于以光速大量地傳輸信息。尼葛洛龐蒂特別強調原子(atom)和比特(bit)的區(qū)別。[30]比特與原子遵循完全不同的法則。比特是信息的最小單位，它沒有重量，易于復制，能夠以光速傳播。它傳播時，時空障礙完全消失。以往，信息主要是以原子的形式散發(fā)的，如報紙、雜志和書籍等，而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是以光速傳輸沒有重量的比特。信息社會的基本要素不是原子，而是作為“信息的DNA”的比特。在互聯(lián)網絡和其它網絡中已形成了一個與物理空間不同的信息交流空間，被稱為“電腦空間”。[31]在這新的空間里，將誕生一種新形式的民主。

　　2.交互性與個人化的信息傳播

　　在這個“電腦空間”里，信息傳播的方式有兩大突出特征，即交互性和個人化。

　　未來學家曾指出人類文明史上的三種信息傳播方式：在農業(yè)社會，人們通過由口到耳的面對面的方式傳播信息。那時，信息到達受眾的主要途徑是聚集人群。實際上，人群是第一種大眾媒介。這種傳播不可避免地要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工業(yè)社會產生了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媒介，將同一訊息同時傳給千百萬人，它們是工業(yè)化社會實現(xiàn)群體化的主要工具。在這里，信息是批量生產的，受眾是作為無差別的整體來對待的。信息社會產生了高度差異的信息和媒介，其傳播方式是有針對性地將不同的圖像、思想和符號傳遞給不同的市場和年齡不同、職業(yè)不同、民族不同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人。

　　傳播學家在1980年前分析大眾傳播未來發(fā)展時，也預見到信息傳播方式由集中化向分散化的發(fā)展趨向。他們指出：“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把大眾傳播與其它傳播過程截然分開的界限又一次變得不那么分明的階段。與其說與對話的界限日益變得不那么分明，不如說與其它信息處理方式和傳遞系統(tǒng)（尤其是以電話電腦為基礎的系統(tǒng)）的界限正在日益變得不那么分明。那種由一個中央集權化的廣播或出版組織向大量的穩(wěn)定的‘受眾’發(fā)送同一內容的‘理想型式’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合適了�！眰鞑チ鲃拥目倛D可能會隨著新的傳播功能和期望的出現(xiàn)而改變。[32]

　　有線電視曾被認為是第一個分散受眾的傳播工具。數(shù)百個電視頻道使公眾有了相當大的選擇余地。但進入90年代，互聯(lián)網絡異軍突起，使人們進一步明確地認識到，新的傳播手段的特征不在于一般的分散化，而是高度的個人化。大眾傳媒變?yōu)椤靶”妭髅健被騻�人化傳媒。

　　一位西方學者寫道：“大眾傳媒”一詞意味著向大眾廣泛傳播同一信息，人們閱讀同一份報紙、收聽同一個電臺的廣播。現(xiàn)在西方的技術已經破壞了某些大眾傳媒，正在破壞其余的。現(xiàn)在的發(fā)展趨勢是大眾傳媒的個人化。電腦化新聞服務使個人可以選擇或“訂閱”自己感興趣的新聞。個人化的媒體使人能搜索全球信息，以滿足獨特的興趣。這種情況付出的代價是共識的喪失，甚至是集體意識的喪失；
不再有建立社區(qū)的基礎，而那是文明的基礎。[33]

　　利用新的信息技術，未來的電視新聞不僅在你需要時傳送給你，而且也能專門為你編緝，并且讓你隨意獲取。“今天的電視機能讓你控制亮度、音量和頻道，而明天卻能讓你改變電視節(jié)目中性與暴力的程度和政治傾向。”這樣，“電視變成了完全不同的媒體�！盵34]尼古拉·尼葛洛龐蒂宣稱：“后信息時代”(Post-information Age)已悄悄到來。工業(yè)時代是原子時代，信息時代是電腦時代，后信息時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個人化”。“在后信息時代中，大眾傳播的受眾往往只是單獨一人�！彪S著互聯(lián)網絡日益深入人們的生活，信息傳播的“真正個人化的時代已經來臨”。[35]

　　個人化不僅僅是指個人接受和選擇信息的豐富化，而且包含著個人在信息流通網絡中的主動參與。傳統(tǒng)新聞業(yè)是自上而下的：編輯決定報道內容，記者去收集事實，然后包裝成一條新聞，散發(fā)給廣大受眾。受眾只是被動的接受者。與之相反，網絡上的新聞是自下而上的：它從新聞組中開頭，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報道任何事情。讀者同時是記者和編輯。這種“上下顛倒”中埋藏著革命的種子�；ヂ�(lián)網絡是一種雙向媒介。它要求你不僅僅被動地接收，還要主動參與。它的傳播模式也不是一點對多點的單向信息流動，而是多點對多點交互式的和網絡狀的信息流動。[36]

　　受新技術的影響，大眾傳媒將發(fā)生根本性的轉變�！半娨暰W和電腦網絡幾乎南轅北轍。電視網是個只有一種信號來源、但是有許多同類信號接收器的層級傳播系統(tǒng)。而電腦網絡則是由不同種類的處理器組成，每個處理器都既是信號來源又是接收器�！盵37]未來的信息傳播者將根本不知道所傳播的比特最終將以何種面貌呈現(xiàn)，是影像、聲音還是印刷品，決定權將完全操之于你——信息的接收者手中。從前所說的大眾傳媒正在演變?yōu)閭�人化的雙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給”(push)消費者，相反，人們或他們的電腦將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來”(Pull)，并參與到信息創(chuàng)造活動中。以往媒體的受眾不僅有了選擇權，他們還成為信息的制造和傳播者。每個人都可以是記者、作家、編輯和導演。這意味著什么呢？它意味著電視與計算機兩種技術的結合，將把權力由舊的電視網轉到電視使用者手中，使他們能夠隨心所欲地塑造形象。

　　3.互聯(lián)網絡與民主

　　每種民主制度都有相應的技術基礎。原始部落民主制存在于文字產生之前漁獵和游牧生活的時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信息的傳播是面對面的由口到耳的方式。城邦民主制是農業(yè)社會的產物，這時已產生了文字，信息傳播的方式是文字傳播(書籍)與口耳傳播并行。受技術條件的限制，這個時期的民主局限于部落和城邦的規(guī)模上，人們以現(xiàn)場集會的方式面對面地討論公共事務并作出決策。代議民主是工業(yè)社會的產物，是按簡單機械技術原則建立起來的。托夫勒形象地描繪過代議民主制與工業(yè)技術的關聯(lián)：在這種制度下，選票被當作原子，黨派成為集中選票的集合管。他們從各種渠道把選票集中起來，按黨派力量的強弱混合而產生出“人民的意志”。這就是設想來推動政府機器運轉的“基本燃料”。[38]

　　信息社會(或后信息社會)是電子計算機時代，它正徹底改變著人的生活。如今，西方的語言中出現(xiàn)了無數(shù)以“電子”(electronic)為前綴的新詞匯。在政治領域里，出現(xiàn)了“電子民主(teledemocracy)”、“電子直接民主(electronic direct democracy)”和“網絡政治(cyber-politics)”等新概念。人們用它來稱呼以互聯(lián)網絡為代表的新信息技術帶來的新的民主形式。

　　人們認為，新的信息技術為公民廣泛深入地參與開辟了道路。由于新的通訊技術交互性的特征，以及廉價和快捷性能，它鼓勵公民積極而不是消極地參與社會生活，也為公民的參與提供了有效的技術手段。它使公民通過網絡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某項主張的支持者，志同道合者能夠很容易地聯(lián)合起來，討論國事，發(fā)起動議，進行游說。普通公民和小集體再也不會是無足輕重和對政治事務無能為力的了。讓公民坐在家中或辦公室里，通過按下幾個鍵子或點幾下鼠標就能對地方或國家事務發(fā)表自己的意見的技術，為公民參政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種新技術本身就蘊含著一種潛力，會使公民參與的范圍更廣。許多過去由于技術手段的限制普通公民無法過問的事務，現(xiàn)在也能讓公民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并作出決定。

　　更為重要的是，新技術有可能使參與者的人數(shù)大大增加。會有更多的人通過電子論壇參與政治討論，會有更多樣化的政見得以表達，選舉或全民公決的投票率會明顯提高。

　　不過，對于是否會出現(xiàn)這種前景，人們有著不同的認識。許多人擔心，信息技術會使社會出現(xiàn)新形式的兩極分化，也就是使社會日益分裂為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匱乏者。結果，國民中的很小一部分尖端人物有能力掌握新的信息系統(tǒng)，擁有大量信息資源，從而成為民主社會的貴族集團，而對新技術仍然感到神秘陌生的其它階層的人，則降為計算機文化中的庶民。也有人擔心，新技術會成為權勢集團控制和操縱群眾的工具。他們以十分關切的心情看待電子化傳播媒介對群眾的任何控制和主宰，認為過去和現(xiàn)在關鍵不在于硬件的質量或數(shù)據(jù)的傳送，而在所有權和控制權問題，新技術不過使權力更加集中。

　　這里提出的問題是具有挑戰(zhàn)性的。平等是民主的基礎，也是其集中體現(xiàn)。在新技術條件下，對信息的占有是否平等，直接關系到公民是否能夠平等地參與政治生活，也就是關系到民主能借助于新技術而得到發(fā)展，還是受新技術的影響而衰落。從目前的情況看，權勢集團壟斷信息的情況并未出現(xiàn)，或至少被新的信息交流工具的積極作用所抵消。從總體上看，新技術有利于大眾獲得信息，提高了民眾的知識水平，促進了信息分布的平等化和平民化。有的學者概括計算機技術對民主的5個有利因素：(1)新技術可以使人們獲得更多的信息；
(2)參與者在這一技術的許多領域必然會發(fā)揮積極作用；
(3)與此相應的是，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查證和核對信息的能力；
(4)計算機化的信息按性質而言是大眾化的而非某些人專有；
(5)對社會內部的信息結構與文化環(huán)境重新進行界定 。[39]從技術的可能性來說，網絡時代是人人都能參與的社會，至少是人人都有機會參與的社會。

　　當然，技術本身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把雙刃劍。在不同的社會體制下它會產生不同的作用。它會產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希望它產生什么作用。有人提出計算機技術掃盲、由政府資助窮人安裝計算機和上網，或采取其它一些相應的措施，以保證新的信息技術成為擴大民主參與的工具。一些政治家對新技術的前景頗為樂觀。美國聯(lián)邦法院的法官稱互聯(lián)網絡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媒介，民主的交流渠道，“仍在發(fā)展中的參與性最強的大眾表達方式”。[40]

　　新技術為政治家與選民之間的溝通開辟了新的渠道，創(chuàng)造了新的形式。在游牧時代和農業(yè)社會，民主政治家必須在集會上與公眾溝通。希臘城邦的民主制使政治家都成為杰出的演說家，使修辭學和論辯術成為備受青睞的學問，還有一大批知識分子以教授修辭學和論辯術為生。工業(yè)社會里，政治家借助于噴氣式飛機、高速公路、火車和大眾傳播媒介與選民相會。未來的政治家會拋開這些笨拙的工具，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在電子空間里與選民頻繁接觸。

　　新技術還可以改變政府的治理方式。它使政府可以借助電子公告板向公眾發(fā)布大量信息，借助電子郵件建立信息反饋系統(tǒng)。目前，美國政府一些部門已經建立了自己的信息發(fā)布主頁(home page)，公布本部門的工作規(guī)劃和已經取得的成績，供網絡用戶調用。電子郵件也已廣泛使用，成為政治家與選民溝通的新途徑。1993年6月，把建設信息高速公路作為競選綱領的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與副總統(tǒng)戈爾率先垂范，一起公布了他們在互聯(lián)網絡上的“網址”。1994年初，國會參眾兩院議員也相繼公布了他們的網址。從此，他們就能夠使自己與選民利用電腦網絡方便地溝通。選民可以向他們發(fā)送電子郵件，表達自己的意見，提出建議，查閱文件，進行咨詢，對政府部門提出批評和投訴等。他們很快就會得到答復。這種新的信息傳播技術，有可能建立一種可稱為“即時反應系統(tǒng)”的政治體制。

　　1996年7月12日，克林頓總統(tǒng)正式啟用電腦網絡進行競選活動。所有的人都可以通過互聯(lián)網絡查詢有關克林頓的文字和圖像資料，提出建議�？肆诸D還表示樂意通過電腦與選民交談。共和黨候選人多爾也不示弱，他在網絡上提供了有關文件，使人們能夠查看他在各州的支持率。他的支持者還在網上設計宣傳卡向親友“推銷”多爾。克林頓當選后，已創(chuàng)造了每天接收2萬多份文件的記錄，這超過了他的歷屆前任(如布什每天收到8千多份)，其中1～2千份是電子信件。在美國歷史上，羅斯福是“廣播總統(tǒng)”，肯尼迪是“電視總統(tǒng)”，人們有理由推測，克林頓或許會以“電腦總統(tǒng)”或“網絡總統(tǒng)”的綽號載入史冊。[41]

　　在擁有世界上最多電腦和調制解調器的加利福尼亞，選民基金會的亞歷山大(J.Alexander)在1994年建立一個互聯(lián)網絡服務系統(tǒng)，通過這個系統(tǒng)輸入大量電子文件，在競選中供選民查詢。她建立這個系統(tǒng)把選民看作是雇主，對雇工即候選人進行審查。通過這種方式，政治競爭進入了電子空間。一種新的“連線政治”(politics on line)出現(xiàn)了。

　　在歐洲，各國正著力推動城市數(shù)字化運動。歐盟準備建立十個或更多的“數(shù)字化”城市典范。作為這項計劃首選的阿姆斯特丹，市政當局在現(xiàn)有電話線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全市范圍的計算機網絡。市民通過電子方式就能獲得公用文獻，也可以在網絡上與議員一道討論各種他們所關心的問題。

　　互聯(lián)網絡也使各種言論能夠空前自由地發(fā)表和傳播，實現(xiàn)“交流的民主化”。人們稱互聯(lián)網絡為“自由的信息公社”。沒有人能完全控制它。任何人只要具備了必要的設備和入網的手段，都可以發(fā)表言論，參與討論，大家機會均等。這里也沒有歧視。參與者也被剝去了財富、權勢、容貌和社會身份等外在裝飾，只憑他們的思想和表達思想的能力被認識。誠然，對網絡上散布的信息進行控制的要求和欲望是存在的，但這樣做的成本很高，而實際效果卻是有限的。因為網絡上信息傳播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分散的，是一點對多點，多點對一點，多點對多點，總之，它是真正網絡式的。它沒有中心，不限于幾個主干渠道。它沒有控制，顯然也沒有限制。每一個人都可以建立一個新聞集團，創(chuàng)立一個家庭或個人專頁。每個人都是新聞記者，都是專欄作家和評論員，人人都能進入信息系統(tǒng)。所以互聯(lián)網絡幾乎是無法控制的。有人說“互聯(lián)網絡像空氣”，實際上，是互聯(lián)網絡上的信息像空氣一樣地自由流通。這是一種信息流通的“無政府”狀態(tài)，也是一個真正的觀念的自由市場。網絡上不可避免地流通著大量有害信息、虛假信息、信息垃圾，無法用政治手段去清除，只能依靠公眾自身的鑒別能力和抵抗力。

　　互聯(lián)網絡也為選舉和公民參與決策提供了新的技術手段。迄今為止，選民們是到設有投票箱的投票站去投票。未來的社會里，通過電腦網絡，選民可以通過設在自己家中或辦公室的終端進行投票。選舉可以利用網絡進行，全民公決也可以借助網絡工具而變得更為方便。技術的發(fā)展正創(chuàng)造出準確識別選民身份的方式，如語音識別、容貌識別、指紋識別等。這些技術的成熟，會掃去電子投票的一大障礙。

　　電子投票目前還處于試驗階段。前面提到的托夫勒所介紹的“電子市政府”就是一個例證。美國阿拉巴馬州奧本大學的政治學家貝克(T.becker)和斯萊頓(C.Slaton)夫婦致力于此項研究，他們組織了許多實驗，這些實驗參照新英格蘭直接民主的模式，發(fā)明了“電子表決”、“電子化城鎮(zhèn)集會”的概念。一種“即時民主”在這里已初顯端倪。

　　電子投票不僅方便、廉價，它還會使投票制度出現(xiàn)許多重大創(chuàng)新和改進。通過計算機投票能夠避免以往比例代表制下“得票多者當選”(first-past-the-post)原則帶來的問題。比如在英國1983年大選中，SPD自由聯(lián)盟得到了25%的選票，但是卻僅得到3.5%的議席。人們認為這是比例代表制無法避免的。但電子選舉不會出現(xiàn)這種得票數(shù)與得到的議席不一致的情況。電子選舉可以突破在二個以上的可能性中選擇一個的僵硬模式，它能記錄下每個選民的選擇順序表。選民不僅在“是”或“否”之間進行選擇，還能把“程度”因素引進選舉，甚至還可以討價還價，從而使投票更準確地反映選民的意見。如一位學者所設想的，可以先提出一個問題：你最喜歡的候選人是誰？當選民鍵入意見后，再提出一個或更多的選擇：你次喜歡的候選人是誰？直到選民對所有選擇項都表達了意見。計算機程序還可以問：是否有某個或某些候選人你不準備以任何條件予以支持？[42]這都是原有的投票技術無法做到的。通過新的電子技術，民主程序無疑會變得更加精密。

　　不過，以電子媒介為手段的直接民主的前景也使人們產生許多疑慮甚至恐懼。有人認為，電子操縱的“公民表決民主”雖然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其后果很可能是災難性的，而且十有八九是自殺性的。它在空間上消除了平民大眾與最高權力層間的緩沖區(qū)，在時間上消除了民眾情緒與最終政治決策間的冷卻帶。它是否會帶來不穩(wěn)定？國家的政治決策是否會受大眾情緒所左右？是否會出現(xiàn)“暴民政治”或“電子法西斯主義(telefascism)”？傳統(tǒng)上困擾著人們的直接民主制的弊端是變得更為嚴峻，還是會被其它因素所抵消？隨著電子民主的前景日益迫近，人們也在積極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

　　注釋：

　　[1] 本文原為作者所著《當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一書的一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這里作了部分文字加工。

　　[2] 如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所論述的，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家實質上是被機器迷住了，他們被蒸汽機、時鐘、織布機、水泵和活塞弄得神魂顛倒。他們根據(jù)當時簡單的機械技術原則建立無數(shù)類似的制度”�！霸诿绹�政治思想中充滿著飛輪、鏈條、齒輪、機械與平衡的聲音�！痹谶@種觀念的影響下，他們創(chuàng)造了“機器式政府”：個人及其選票是原子，黨派是集合管，各種來源的選票混合成所謂“人民的意志”，它被設想為推動政府活動的“基本燃料”。制約與平衡“就象一座大鐘內部的機械裝置一樣”。阿爾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琰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第128-127頁。

　　[3]阿爾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240頁。

　　[4]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11頁。

　　[5] 當代擁護直接民主的學者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代議制民主，要求一種更“充分的民主”或“純粹的民主”，如B.比特漢姆(B.Beedham)就把代議制民主稱為“半成品”。參見《經濟學家》，1996年12月2日。

　　[6] 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25頁。

　　[7] Mogens Herman Hanse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cracy：Structure， Principles and Ideology， Translated by J.A.Crook， Blackwell，1991，p.2.

　　[8]參閱譚君久：《當代各國政治體制·美國》，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24～327頁。

　　[9]Thomas E. Cronin， Direct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Initiative， Referendum， and Recal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2.

　　[10]不過其中169次發(fā)生于瑞士。自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80年代末，瑞士已經舉行了300次全民公決和發(fā)起過135次公民創(chuàng)議。參見Thomas E. Cronin， Direct Democracy，p.161.

　　[11]鄧正萊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635頁。

　　[12]《二十一世紀的民主》，載《現(xiàn)代外國文摘》，1997年第4期，第9頁。

　　[13]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近采用民主制度的非西方國家，也較多地采用全民公決的方式解決國內重大事務。如前蘇聯(lián)東歐地區(qū)各國、菲律賓、韓國、巴西、埃及、南非和一些黑非洲國家等近些年都舉行過全民公決。

　　[14]約翰·奈斯比特：《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梅艷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161頁。

　　[15]約翰·奈斯比特：《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第166頁。

　　[16]Thomas E. Cronin， Direct Democracy， p.203.

　　[17]Thomas E. Cronin， Direct Democracy，p.3.

　　[18]Thomas E. Cronin， Direct Democracy， pp.127～128.

　　[19]《星期日泰晤士報》，1985.11.24。See Lain Mclean， Mechanisms for Democracy， in David Held and Christopher Politt (ed.)，New Forms of Democracy， SAGE Publications Ltd，1986，p.135.

　　[20]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533頁。

　　[21]福爾默·威斯蒂主編：《北歐式民主》，趙振強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34頁。

　　[22]約翰·奈斯比特：《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第161頁。

　　[23]參見羅文輝：《精確新聞報導與民主社會》，載《傳播與社會發(fā)展》，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1992年。

　　[24]參見羅文輝：《精確新聞報導與民主社會》，載《傳播與社會發(fā)展》。

　　[25]Milton C. Cummings， David Wise， Democracy under Pressur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85， p.210.

　　[26]參見羅文輝：《精確新聞報導與民主社會》，載《傳播與社會發(fā)展》。

　　[27]羅伯特·L.斯蒂文森：《咄咄逼人，憂心忡忡，革命時代的美國傳媒》，載《交流》，1995年，第4期。

　　[28]尼古拉·尼葛洛龐蒂：《數(shù)字化生存》，胡泳等譯，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4、273頁。

　　[29]胡泳，范海燕：《網絡為王》，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17頁。

　　[30]比特(binary digit)，二進制數(shù)，0或1，互聯(lián)網絡使用二進制數(shù)表示信息，包括聲音、圖像和文本。

　　[31]Cyberspace，國內也有人譯為“有線空間”、“賽伯空間”、“信息空間”等。

　　[32] 丹尼斯·麥奎爾，斯文·溫德爾：《大眾傳播模式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36頁。

　　[33]羅伯特·L.斯蒂文森：《咄咄逼人，憂心忡忡，革命時代的美國傳媒》，載《交流》，1995年第4期。

　　[34]尼古拉·尼葛洛龐蒂：《數(shù)字化生存》，第64、65頁。

　　[35]同上，第192、193頁。

　　[36]胡泳，范海燕：《網絡為王》，第223頁。

　　[37]尼古拉·尼葛洛龐蒂：《數(shù)字化生存》，第210頁。

　　[38]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130～131頁。

　　[39]歐文·路易斯·霍羅威茨：《論印刷、電子計算機與民主社會》，《交流》，1995年第２期。

　　[40]胡泳，范海燕：《網絡為王》，第283頁。

　　[41]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98年9月，調查克林頓性丑聞的長達數(shù)百頁的“斯塔爾報告”也通過互聯(lián)網絡公諸于世。為了回答克林頓對自己性行為的辯解，報告中有一些“令人惡心”的細節(jié)描寫和插圖。據(jù)稱每分種有30多萬人上網，高速公路一時擁擠不堪。

　　[42] David Held and Christopher Politt eds.， New Forms of Democracy， SAGE Publications Ltd，1986.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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