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黨的創(chuàng)黨領袖，也是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之一，同時還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締造者，二十世紀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都重視運用、吸取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資源，1949年后海峽兩岸長期以來都有自己對孫中山的解釋，都是服務于各自的政治目標的，到了改革開放后的近三十年來，兩岸在孫中山的看法上已越來越接近。

　　早在孫中山先生剛去世不久，國民黨方面就以戴季陶為代表，選擇性地運用孫的思想資源，建構具有強烈排他色彩的孫中山思想的解釋體系。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孫中山被置放在“國父”的崇高位置，當局明令各機關、學校懸掛“總理遺像”，進行“三民主義教育”，葉青等成為意識形態(tài)化的孫中山研究的主要代表。但是，在大陸時代，國民黨對孫中山的解釋是粗糙，教條和僵硬的。蔣介石雖然知道宣傳的重要，也搞了一些活動，但是他所面臨的內(nèi)外環(huán)境都以武力對抗為基本特征，故而國民黨的一切政治上的計劃和安排都是以軍事為中心，始終沒能建立起有關孫中山和三民主義的強大的敘述和解釋系統(tǒng)。國民黨想重視宣傳，但不善于搞宣傳，例如：雖然建立起頌讀“總理遺囑”的“總理紀念周”制度，但基本屬于官樣文章。國民黨只會搞一些沒有效果的查禁書刊一類的活動，也囿于形格勢禁，大多流于形式。國民黨宣傳孫中山二十多年，專著，小冊子也出版了許多，但只有1926年黎錦暉先生作詞曲的“總理紀念歌”是有生命力的：“我們總理，手創(chuàng)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專制，建成了共和，產(chǎn)生了民主中華……”，一直傳唱到今天的臺灣的藍營群眾，筆者2004年上半年在臺北一大學客座，多次在藍營群眾的集會的場合聽到這首感人的歌曲。

　　國民黨是一個比較世俗化的政黨，拿到權力就可以，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不強，在大陸時代，除了戴季陶、葉青等，國民黨沒有大牌的理論家，也沒有 “理論隊伍”，更沒有從上到下的宣傳或理論“寫作班子”。在國民黨的權力架構中，省黨部本來就沒有地位，在省黨部中更沒有宣傳部門的設置。在國民黨內(nèi)搞宣傳的人毫無榮譽感，更沒有社會聲望，當權者也不照顧他們。蔣介石試圖以國民黨和中央軍，以及經(jīng)他解釋的三民主義來整合中國，但30年代后的國民黨已逐漸“空殼化”，搞黨務的人，不太撈到好處，當官的都要當政府的官，不愿做黨部的官，因為在黨部做事，薪酬太低，國民黨中常委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長的月薪是600-800元（《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頁150，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出版），而當時的物價又非常便宜，所以搞宣傳的人，毫無工作的積極性。

　　在三十年代的國民黨內(nèi)，元老一級的理論家，如胡漢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論，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現(xiàn)實重大問題的理論創(chuàng)新能力。年輕的一代，也沒有這種能力，陳立夫只搞自己的“唯生論”，陶希圣是經(jīng)濟史專家，不是純搞“黨義”的。陳布雷是文章寫手，不是理論家。南京的“中山編譯館”雖然出版了不少“總理遺教”、三民主義一類的讀本，但對青年人影響很小。

　　30年代，是“紅色的30年代”，中共已占領了國統(tǒng)區(qū)思想意識很大的一塊的空間。從1935年的“出版總書目”可以看到，這一年出版的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著是32本，有關辯證唯物主義的論著是23本，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著：23本，有關計劃經(jīng)濟和蘇聯(lián)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論著：19本，而有關國民黨歷史出版物：8本，三民主義的出版物，只有13本。而在30-40年代，這類孫研究的出版物主要還是要靠像葉青這樣過去的共產(chǎn)黨員來寫，而葉青的論著又非常教條，也不通俗，影響力有限。

　　在黨內(nèi)，真正知道孫中山的巨大價值的，還是毛澤東和陳伯達。在對孫的看法上，毛和陳伯達有許多共鳴。毛愿意花大力氣來建構對孫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釋。毛在1938—1940年寫了幾篇重要文章，例如《論新階段》、《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chǎn)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把中共的事業(yè)和孫中山的思想進行了對接，宣稱中共黨人實際上是孫先生事業(yè)的繼承者，終于占據(jù)了孫解釋的制高點。當然，毛作為一位大政治家，他在正式文本和公開談話中對孫先生的論述是嚴肅和嚴謹?shù)�，而有時在非公開的小范圍議論起孫先生，則較隨意和自由，最新披露的楊尚昆的有關回憶第一次談論了這方面的情況，詳情參見《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第32頁。只是毛的私下小范圍的議論并不影響他的孫先生的基本看法，于是在毛定調(diào)后，陳伯達、胡喬木、胡繩等中共理論家，按毛的意思“接著說”，就把對孫的新解釋完全建構起來了。建國后，劉大年等一些史學工作者依此路徑，發(fā)現(xiàn)、整理新材料，把毛對孫中山的論述進一步豐富，強化，推廣之。

　　1949年國民黨去臺后，覺得自己的失敗與中共奪取了孫先生這面旗幟有關，于是開始重建對孫的解釋體系。哈佛博士崔書琴（1950年成立的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十六名委員之一）的《孫中山與共產(chǎn)主義》意圖截斷孫與中共的思想聯(lián)系，是國民黨“新解釋”的代表作之一。蔣介石在50年代后親自出馬，對孫和三民主義作意識形態(tài)化的解釋。他的《三民主義的本質》，《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就是要說明：中國傳統(tǒng)，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的“三位一體”。

　　這以后，臺灣各大學都教三民主義，各大中學校都有教官檢查、督導師生的思想，還出版了一大批“國父遺教”之類的論著。在這樣的話語框架下，蔣介石是孫中山事業(yè)的繼承者和國民革命的“捍衛(wèi)者”。葛賢寧是“歌頌蔣總統(tǒng)”的長詩《常住峰的青春》的作者，“常住峰”者，喜瑪拉雅山的最高峰“圣母峰”也，葛賢寧以此作蔣介石的象征。孫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詆，對孫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滿禁忌，只能贊美，不能批評，稍有不慎，也會引火燒身。

　　與此同時，在大陸是建構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的新意識形態(tài)，孫中山是其重要的一環(huán)，孫被譽為“中國革命偉大的先行者”，此為統(tǒng)一的孫先生之評價定語，而不用過去年代之稱呼“國父”，孫先生也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家”，最終使得大中學生人人皆知：
“三民主義有新舊之分”，新三民主義是革命的等等。這些評判，在建國后的數(shù)十年內(nèi)，把所有對孫中山的研究也“一致化”，或“平面化”了。

　　孫中山研究，既和政治相關，同時也屬于史學研究的范疇，海峽兩邊的學界雖然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強烈影響，或受政治因素所支配，但也都做了許多孫中山研究的基礎工作，兩岸都有比較豐富的研究成果。兩岸都成立了研究機構：臺灣有國民黨的“黨史會”（現(xiàn)易名為“黨史館”）、“國史館”、 “國父紀念館”；
大陸則有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各個紀念地的“孫中山紀念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學的孫中山研究所，廣東社科院歷史所，1979年后，全國成立有 “孫中山研究會”，南京等地還有當?shù)氐摹皩O中山研究會”。

　　在史料和文獻的整理方面：羅家倫等都做出重要的貢獻。臺灣出版有《國父全集》，大陸出版了《孫中山選集》、《孫中山全集》、《孫中山年譜長編》（陳錫旗主編）等。

　　在有關孫中山史實的考訂方面：臺灣出版的《我怎么認識國父孫先生》所收的都是國民黨“黨國元老”對孫中山的回憶，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在孫中山研究的方面：兩岸有關論著汗牛充棟，各有其價值，但是也有許多教條化的論著，帶有明顯的“官學”的色彩。在冷戰(zhàn)大背景下，兩岸互相打筆仗，一打幾十年， 各不相讓，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面對面的爭論是1981年在美國芝加哥，所謂“不打不相識”，兩岸都是中國人，孫中山先生把兩岸聯(lián)系在一起，也把兩岸的學者聯(lián)系在一起。

　　現(xiàn)在情況大變，臺灣社會轉型，在臺灣，官學化的孫中山研究已沒市場，黨化“三民主義研究”聲譽掃地，原有的研究單位紛紛改名，中研院的“三民主義研究所”早已易名為“社科所”，各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也都改名，各大專院校原設的三民主義必修課均已取消。另一方面：“臺獨”思潮泛濫，也在消解孫中山作為“國父”的“符號”意義。據(jù)我前幾年在臺灣客座半年的觀察，綠營群眾受臺獨思潮的影響，其集會場所已不見、不聞任何與孫先生有關的標志物。2004年3月，筆者在臺北參加由“國父紀念館”召開的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術研討會，發(fā)現(xiàn)與會的多為鬢發(fā)斑白的中老年，青年學者很少，說明孫研究在臺灣已后繼乏人，對此很可以理解，這是對多年來的孫研究的教條化、官學化和壟斷化的一個強烈反彈，相信一段時間后，在臺灣的孫中山研究會走向正常的。

　　大陸的近代史學家，走到二十一世紀，在“實事求是”的思路下，進一步擺脫孫中山研究中的教條主義，兩岸學術交流活躍，加深了相互的了解，推動孫中山研究走向了學術化。學術化研究興起的標志就是擺脫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 甚至“脫魅化”，

　　在臺灣，張玉法教授等首開孫中山學術化研究的先河。大陸的一些治近代史的前輩學者，在80--90年代后也開始了這個過程。馮友蘭先生晚年在其《中國現(xiàn)代哲學史》一書中對孫中山先生也有很精彩的評價。大陸新一代學者在對孫中山和國民黨歷史的研究中，拓寬了研究的思路，如有學者討論南京國民政府將孫中山 “符號化”、“儀式化”，以圖實現(xiàn)社會整合的問題，就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大陸學界現(xiàn)在不再孤立研究孫中山思想和三民主義有幾個特點，幾個要素等等，也不再依據(jù)“經(jīng)典作家”的論述去研究諸如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到底是不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等問題-----這些討論都烙有過去時代的印記，而是結合國民黨的歷史、結合中國近代的社會轉型來研究孫中山生平活動及其思想，其研究意趣已大為不同，也更貼進歷史本身了。

　　兩岸的孫研究在一段時間里和國外的孫研究也有較多的交流。美國、日本、歐洲都有一些學者研究孫中山，他們的研究較少意識形態(tài)色彩，有較強的學術性，而前蘇聯(lián)學者的相關研究，則受到政治因素的一定的影響。

　　無可諱言，孫研究中也有一些敏感地帶，孫中山在其后期選擇俄式道路，對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的影響極為深遠，過去一直被正面高度肯定。袁偉時教授近年討論孫中山從蘇俄引進“黨治國家”模式對中國的影響，兼及討論二十世紀中國民主政治的展開和挫折的問題，引起學界的注意。臺灣中研院院士許倬云教授認為，孫中山為中國設計的發(fā)展藍圖，原意是移植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但是，他的“訓政”階段，已使民主難以實現(xiàn)。上海青年學者嚴泉對孫及民初國會政治研究，也值得重視。他提出如果當時能夠和平解決“刺宋案”，憲政體制尚可能留存并繼續(xù)發(fā)揮作用。有關孫先生與列強的外交，尤其與日本就中國東北權宜的接觸與交涉，此問題過去十分敏感，是孫研究中的禁忌，現(xiàn)在兩岸都有學者關注并予以研究。筆者以為，對此問題如何評價是后一步的事，先把事實廓清，乃是置關重要的。

　　孫中山先生是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的偉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是中國民族統(tǒng)一、進步的象征。中山先生是永遠值得尊敬的，自1986年以來，我曾三次前往翠亨村瞻仰中山先生的舊居。孫中山研究的學術化不會對孫有任何損害，只會使國人更加尊崇這位偉大的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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