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ㄚw可金：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西方戰(zhàn)略界對中國走勢的判斷之所以失靈，是由他們認識中國的思維局限性所決定的。戴維•番博指出，美國人深深滲透著一種長期以來要改變他們印象中的中國的“傳教士心態(tài)”。對美國來說，絕不是是否要改變中國的問題，而是如何改變中國的問題。

　　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沒有突破既存的思維模式，要么把中國看成一無是處和可以肆意踐踏的“東亞病夫”，要么把中國看成無所不能的“洪水猛獸”，始終沒有從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基本國情出發(fā)，對中國的發(fā)展欲求和理想作出理性、客觀、公正的評價，甚至在思想深處無法擺脫“找敵人”的思維。正所謂“亂花漸欲迷人眼”，試想在此種“尋找敵人”的思維籠罩下，怎么可能獲得關于中國戰(zhàn)略走勢的正確判斷？！

　　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東方大國，中國的發(fā)展道路和未來走向，歷來為西方戰(zhàn)略界所關注。歷史上,西方輿論就認為中國崛起將給他們帶來“黃禍”。新中國成立后,西方戰(zhàn)略界把中國看作是社會主義陣營擴張的“東方策源地”，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可能在東南亞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對西方國家構成“紅色威脅”。美國帶領其盟國在東亞建立“新月形包圍圈”，長期圍堵和遏制新中國。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戰(zhàn)略界逐漸涌動起一股日漸走強的聲音：21世紀是亞洲和太平洋世紀，亞洲太平洋時代正在降臨。從那時起，世界關注的焦點就逐漸向亞太地區(qū)聚集，關于中國的走向更是引人關注。當今世界正在被一個事實所震撼：沉睡了150年的東方巨龍——中國已經蘇醒。“中國崛起”成為國際戰(zhàn)略界所關注的重要課題，中國的未來將會走什么樣的道路，對西方國家乃至整個世界意味著什么，以及應該如何應對這樣一個快速崛起的社會主義大國，成為30年來世界各國領導人和戰(zhàn)略界人士研究和思考的焦點，本身已經成為中國崛起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

　　一、低估中國發(fā)展活力的“中國崩潰論”

　　眾所周知，從二戰(zhàn)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國家在國際戰(zhàn)略上存在所謂“戰(zhàn)略共識”，以視社會主義陣營尤其是蘇聯為不共戴天之敵為基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戰(zhàn)略也或多或少地被納入這一冷戰(zhàn)框架。隨著中美關系正常化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啟動，“中國西化論”成為西方國家制定戰(zhàn)略的一個依據。西方國家的領袖和戰(zhàn)略界人士大多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最終會導致中國成為西方國家所期望的面貌。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局勢一系列重大變化令西方國家的國際戰(zhàn)略發(fā)生了復雜的變化。冷戰(zhàn)的結束使西方國家的此種戰(zhàn)略共識不復存在，令他們無所適從，思想混亂，“誰是蘇聯之后的敵人”一直是冷戰(zhàn)后困擾西方戰(zhàn)略界的難題。對中國走勢的戰(zhàn)略評估被納入這一課題之下展開，使得中國地位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難有定論。

　　20世紀90年代，蘇聯的不戰(zhàn)自敗，使西方國家上下如釋重負，志得意滿，勝利者的自豪和驕橫感一度彌漫。最著名的是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福山斷言，冷戰(zhàn)的結束標志著人類歷史的終結，因為由于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度將在冷戰(zhàn)后一統天下，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tài)發(fā)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自由民主主義和“民主市場資本主義”成為一個永恒模式，成為全球理論與實踐的共同標準。在這一不可一世的樂觀情緒下，“中國共產主義政權崩潰論”、“中國無用論”、“中國倒退論”等降低中國戰(zhàn)略價值的輿論開始涌動。

　　與“中國共產主義政權崩潰論”相聯系的是“中國倒退論”和“中國無用論”。1989年前后西方國家不少戰(zhàn)略界人士對中國“非常失望”，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失敗了，中國一定會倒退到“文革時代”甚至閉關鎖國的時代。在這些人眼中，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中國是個“沒有民主、沒有人權、沒有法制的國家”。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前主席赫爾姆斯就是持此種看法的代表人物，美國國會議員和主流媒體充斥著攻擊中國的狂言亂語。

　　與此種論調相聯系，另外一種論調認為西方戰(zhàn)略界高估了中國的地位，中國對于遏制蘇聯的戰(zhàn)略意義已經大大下降，即使拋棄也在所不惜。1999年9月，美國《外交》季刊發(fā)表倫敦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杰拉爾德•西格爾的《中國值得重視嗎?》。該文的基本論點是中國的綜合國力遠不像西方國家想像的那樣強大，盡管中國經濟在過去20年間有了長足的進展，但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仍然微乎其微，中國在全球范圍內對美國的挑戰(zhàn)和威脅遠不及蘇聯，充其量只相當于伊拉克的“地區(qū)性”威脅，或無關痛癢的“小動作”，西方可以輕而易舉加以遏制。

　　二、高估中國實力的“中國威脅論”

　　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使經濟快速發(fā)展，綜合國力與日俱增，國際影響力日益提高，中國非但沒有出現政權崩潰的局面，反而在20世紀90年代實現了經濟持續(xù)快速的發(fā)展，“中國威脅論”隨之而起，關于是否要遏制中國的議論也應運而生。

　　早在1991年1月9日，《國際先驅論壇》發(fā)表了題為《東南亞國家為防備中國而紛紛加強海上防御力量》的文章，聲稱，由于中國海軍于1988年從越南手中奪取了南沙群島中的幾座島嶼并占領了7個小珊瑚礁，在亞洲掀起了眾多國家的軍備競賽。隨后，1992年1月3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fā)表了《東南亞人謀求美國做出安全保證》，認為，“中國正在作為一個海軍強國而崛起”，亞太地區(qū)的安全前景令人“憂心忡忡”�！都~約時報》駐京記者克里斯托夫在《外交季刊》上發(fā)表《中國的崛起》的文章，認為中國經濟在迅速增長，這種增長必然導致軍事力量的增強。當時，鼓吹“中國威脅論”的重點在于宣揚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造成“威脅”。

　　然而，隨著中國共產黨十四大的勝利召開，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發(fā)展熱潮，經濟增長速度迅速上升，社會主義政權日益鞏固，引起了美國國內一些戰(zhàn)略人士的擔憂。1992年10月15日，美國著名的傳統基金會刊物《政策評論》發(fā)表了前駐北京與香港的記者、時為美國費城對外政策研究中心亞洲部研究員的羅斯•H•芒羅的文章《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危險來自中國》，該文認為，中國大陸經濟迅猛發(fā)展，軍事實力增長很快�！斑@個新的列寧主義的、資本主義的、重商主義的和擴張主義的中國，現在正漸漸對美國的基本經濟利益展現重大的挑戰(zhàn)。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美中關系必將歷經艱難、復雜和危險的時期”，因此，“美中關系最大的問題既不是人權問題，也不是雙邊貿易問題，而是兩國安全利益之間的基本沖突”。對美國來說，它不得不被迫與亞洲敵對的巨人相抗衡，來進行一場“老式的雙方爭奪勢力范圍的斗爭”。隨后，美國著名的《時代》雜志發(fā)表文章，也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主導東亞地區(qū)的”野心”，中國建立遠洋海軍，其勢力將延展到南海地區(qū)。根據學者的統計，從1992年初到1994年底，美、日、英、法等國的報刊上先后出現了70多篇有關“中國威脅論”的文章。

　　90年代中期，隨著中國在臺灣海峽軍事演習的繼續(xù)，“中國威脅論”幾經撥弄，調門一再升高，終于奏出了“遏制中國”的最高音階。1995年7月29日，英國《經濟學家》發(fā)表了以《遏制中國》作為封面的專題，批評美國助理國務卿溫斯頓•洛德的“對華接觸”論。7月31日，《時代》雜志又發(fā)表文章《我們?yōu)槭裁幢仨毝糁浦袊�》，公開主張美國面對中國這種“野心勃勃的強權，不但要遏制，而且要從速、從嚴”。1996年，哈佛大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整理自己獨創(chuàng)的“文明沖突論”，正式出版《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認為中美未來可能發(fā)生彼此的利益沖突，而這種利益沖突根源于背后的文明沖突所衍生出來的觀念沖突，進而把中美之間的矛盾夸大到不可調和的地步。

　　西方戰(zhàn)略界人士從歷史宿命出發(fā)認為，一個新興大國的興起必然對現存國際秩序構成挑戰(zhàn)。新興大國從自己的利益出發(fā)，要求改變現存秩序。這種改變要求更多地滿足新興大國的要求，而這種滿足又是以削弱現存大國的地位和利益、改變國際體系為代價的。不少美國政治家、輿論界人士和一些政府官員及學者持有“中國恢復亞洲中央王國”的看法。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和實力的增強，使中國人對自己、自己的國家、文化和生活方式增強了信心。一旦中國重新強大起來，就會恢復“對外稱霸和擴張”，要周圍國家對中國這一“中央王國”俯首稱臣�！罢嬲�的中國威脅”是中國“增長的民族主義”。

　　在西方國家還出現了“中國經濟威脅論”。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會造成一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高技術、低工資”的經濟，這種經濟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高技術、高工資”經濟相競爭，最終會在經濟上打敗美國和西方。因此，中國的威脅不僅甚至主要不是軍事上、安全上的，更重要的是經濟上的，會造成對美國人福祉和生活的根本威脅。

　　三、主張與中國合作的“中國機遇論”

　　在“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論調中間，也有一些戰(zhàn)略人士認為中國的崛起對于世界是一種機遇，對于世界的和平發(fā)展能夠提供強勁的拉動效應。曾在里根政府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羅伯特•麥克法蘭指出，中國領導人遠非想在全球與美國對抗，而是認識到他們在今后許多年里需要與美國保持良好關系�？死锼雇懈�國務卿在離任前的一次講話中把同中國的“接觸戰(zhàn)略”稱之為“一個賭注，一個正確的賭博”，看看能否通過接觸促使中國采取美國滿意的行為。

　　盡管國際社會輿論中存在不少對中國疑慮的看法，但主流的看法還是認為中國的崛起對于國際社會來說是一個重要機遇，對于世界的和平發(fā)展能夠提供強勁的拉動效應。通過研究眾多事例，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阻擋和不可回避的，而且是外力無法遏制的，各種制裁多半無濟于事。因此，在未來的時間內，國際社會所能做的就是如何避免中國成為西方世界的威脅，而充分利用中國崛起所創(chuàng)造的機遇。

　　總體而言，在冷戰(zhàn)后的10年內，西方戰(zhàn)略界對中國走勢的評估起伏不定，在“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機遇論”中搖擺不定，導致在此期間形成了一浪接一浪的反華高潮，中國外交也飽受考驗。然而，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的崛起對世界帶來的更多是機遇。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積極應對，在邊界問題上與鄰國強調共同利益，建設上海合作組織貫徹新安全觀，積極建立各種形式的伙伴關系，積極推動中國與東盟的地區(qū)合作以及參加亞太地區(qū)經濟合作對話等一系列穩(wěn)健的行為，逐漸取得了世界的理解和支持，世界對中國未來的定位趨向客觀，中國堅持走和平發(fā)展道路的決心越來越堅定。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及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的舉辦權，中國已經快速融人世界。這在世界歷史上是具有深遠意義的。

　　四、“中國責任論”的兩重性

　　一些人認為，既然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未來國際社會所能做的，就是通過把中國轉化為國際大家庭中一個更為和平、更為繁榮的成員，將其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中，以此來“捆住”中國，進而推動中國的人權、法治和社會的轉型，使之成為“負責任的大國”，一批戰(zhàn)略界人士接著提出了“中國責任論”。

　　“中國責任論”主要分為兩種。一種來自廣大發(fā)展中國家。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從自身利益和需要出發(fā)，在政治上普遍期望中國能夠成為制衡國際強權的中堅力量，在經濟上希望從中國的快速發(fā)展中多多受益，并借鑒中國的成功經驗，部分最不發(fā)達國家希望中國擴大援助規(guī)模。另一種來自西方發(fā)達國家。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遵循它們制定的游戲規(guī)則，避免損害其既得利益和優(yōu)勢地位，同時幫助它們維護現行的國際秩序。

　　在西方看來，如果中國不能按照西方的期望來服從既存國際規(guī)則，中國就構成了對現存國際秩序的威脅。其中闡述最為明確的，要算2005年9月12日佐利克題為《中國往何處去：從成員到責任》的演講。他說，中國已經不是美中建交時的中國，因此，美國的對華政策應該超越引導中國加入國際社會的“融入政策”，變?yōu)楣膭钪袊�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參與者”。2005年年底，佐利克進一步闡述了他對中國問題的思路：“我試圖更為嚴肅地介入中國問題。一方面，對于他們所取得的成就給予應有的尊重，另一方面則是敦促他們必須認識到他們在國際體系中負有更大的責任。”按照佐利克的解釋，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挑戰(zhàn)美國的權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與美國一道建設符合美國長遠利益的國際秩序。在經濟上，承擔責任，改變貿易不平衡的狀況。在外交上，協助美國處理好“問題國家”，軍事上增加透明度，政治上改進民主。實際上，美國是要強加給中國責任，維護美國化的國際社會秩序。這個秩序中不僅包含著美國價值體系中的美式資本自由和美式人權自由，更包含著后冷戰(zhàn)時代的美國國家長遠利益。不難看出，即便是“中國機遇論”或者“中國責任論”者，其內心深處也存在著“西化”中國的戰(zhàn)略意圖，特別是迫使中國接受西方模式的政治制度，改進中國所謂的人權狀況，等等，以此要挾中國作出符合西方需要的變革�！爸袊�責任論”迫使中國全面接受西方規(guī)則，將中國納人西方戰(zhàn)略體系的軌道，成為西方國際戰(zhàn)略的一個棋子或者組成部分。

　　在這一點上，比“中國責任論”更加大膽的是“中美共治論”。該論調認為，應當讓中國與美國分享治理世界的責任，讓中國充當美國霸權的幫手。美國《外交》季刊2008年7／8月號刊登了彼得森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題為《平等伙伴關系：華盛頓應如何應對中國的經濟挑戰(zhàn)？》的文章。該文主張美國同中國組成兩國集團(G2)，“共享全球經濟領導權”，并使中國“部分取代”歐洲的地位。成立G2的目的，是為了“從戰(zhàn)略層面到工作層面，給中國確定的機會，作為管理世界經濟的主要伙伴”。換言之，因為中國不聽話，又不宜對抗，所以最好“招安”。這樣你就有責任了，就會合作了。美中“共治世界”，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罷了。

　　五、西方看待中國存在先入為主的思維定式和意識形態(tài)偏見

　　長期以來，西方戰(zhàn)略界一直偏執(zhí)地以“西方中心主義”視角來觀察世界�！拔鞣街行恼摗毕氘斎坏卣J為，西方文化優(yōu)于、高于非西方文化；
或者認為人類的歷史圍繞西方文化展開；
或者認為西方文化的特征、價值或理想帶有某種普遍性，從而代表非西方未來發(fā)展方向。因此，西方中心論是一種西方人與生俱來的有色眼鏡，它本質上是西方的“看法”——只要處于這種文化中，就會本能地擁有這種“看法”。在西方中心論看來，中國文化沒有歷史，因為在那里理性處于沉睡狀態(tài)，而真正理性的歷史是從希臘開始的，民主制度、資本主義、現代化、合理性等只有在西方才得到充分發(fā)展。凡是沒有遵從西方理性價值的都被鄙視為專制主義、非理性、愚昧、巫術等。此種視角不僅體現了西方的文化優(yōu)越感，也體現出他們對“非我族類”文化的蔑視。試想在此種思路折射下的戰(zhàn)略視角，怎么可能對中國的走勢作出客觀準確的評估？！

　　西方人在看待中國的時候，還存在一種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傲慢和偏見，主要表現為“天定命運”所決定的“道德十字軍”狂熱。比如在美國人的思想意識深處，美國代表著“白天的光亮”，在其他地方如非洲、拉美、亞洲有一個“黑暗的傳說”，是一些“道德的荒原”或者“半文明的帝國”，美國人有一種把光明和“基督福音”帶給這些民族的使命。

　　西方戰(zhàn)略界對中國走勢的判斷之所以失靈，是由他們認識中國的思維局限性所決定的。戴維•番博指出，美國人深深滲透著一種長期以來要改變他們印象中的中國的“傳教士心態(tài)”。對美國來說，絕不是是否要改變中國的問題，而是如何改變中國的問題。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沒有突破既存的思維模式，要么把中國看成一無是處和可以肆意踐踏的“東亞病夫”，要么把中國看成無所不能的“洪水猛獸”，始終沒有從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基本國情出發(fā)，對中國的發(fā)展欲求和理想作出理性、客觀、公正的評價，甚至在思想深處無法擺脫“找敵人”的思維。正所謂“亂花漸欲迷人眼”，試想在此種“尋找敵人”的思維籠罩下，怎么可能獲得關于中國戰(zhàn)略走勢的正確判斷？！

　　原載《紅旗文稿》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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