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謂“文化”？

　　文化是人們在改造自然環(huán)境中所獲得的品格、行為和方法，以及由此所積累起來的意識、風俗、禮儀等精神復合體。

　　講文化，既有對傳統(tǒng)文化的估價問題，又有對現代化的理解問題。目前，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承認文化的多元論，不僅承認文化起源上的多元論，而且承認在文化的現代化上也是多元的。

　　文化存在著普世的原則，但這種普世的原則是要通過不同的特殊的文化形態(tài)表現出來。在世界不同的區(qū)域中歷史地形成的文化，都是這里所講的特殊文化。人們就是通過這些特殊的文化去體驗那一般的、普適的原則。在這里特殊和一般并不存在著沖突，它們只是抽象原則和具體表現形式的不同，因而也不存在一個取代另一個的問題�；�督教是歷史形成的，顯然也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tài)。今天，不少基督教文化的傳人都認為基督教文化與其他文化存在著沖突，更有人認為應該用基督教文化取代其它文化，因此就不能說基督教文化是一個普適性的文化。因為普適性的原則不會取代特殊的文化，只會超越它。既然普適性的原則是通過特殊的文化實現的，而這種文化的多樣性會從不同的角度去表現普適性原則，任何個人在追求普適性原則時，都不能不借助于特殊的文化形態(tài)，因此維護這些文化形態(tài)，維護文化形態(tài)的多樣性，就是探索普適性原則所必需的。一個人可以改變自己的文化的、宗教的信仰，但一個民族不可能整體地放棄自己的文化。一個文化的傳人對該文化的繼承和發(fā)展，決不僅僅是一個感情問題，這有道義基礎，也有功利主義的解釋。一個文化不僅僅反映一個民族的整體利益，而且是這一民族的精神生命；
它不僅僅對本民族有利，而且以其批判力對其他民族有利。它所蘊涵的文化基因是全人類的財富。所以，從特殊的文化出發(fā)，不僅是該文化傳人的權力，更是他的義務；
而企圖用一種文化取代另一種文化，則是一樁罪惡。在全球化的今天，各文化之間會出現融合與整合的過程，但這一過程注定是非常漫長的，而且由于世界不同區(qū)域的環(huán)境，需要人們采取不同的文化策略，不同的文化將會長期共存。因此探求各文化之間和睦相處的方式，才是我們要為之努力的。

　　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這是心理學大師榮格的名言。推而廣之，個體文化的最后成果是個體人格，集體文化的最后成果是集體人格，民族文化的最后成果是民族人格。無知會使一個人的人格平庸蒼白，學習則不斷地使人格豐滿完整。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凡有所學，皆成性格。”當前許多理工大學的學生缺乏必要的人文知識，這對他們人格的健全發(fā)展是不利的。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而人格在人才的素質結構中又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誠如康德所言：“人是目的”。中華民族悠久的傳統(tǒng)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體現，亦是民族整體人格的體現。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非歷史主義的批判，只能帶來民族整體人格的缺損，對整個民族的發(fā)展來說，不是福祉而是災難。

　　二、何謂“傳統(tǒng)文化”？

　　五四以來所有關于文化問題， 都是環(huán)繞著西方現代文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沖擊這一主題展開的。在一般人的觀念中，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是兩個截然不同而根本對立的實體。前者是中國幾千年來積累下來的舊傳統(tǒng)，后者是近幾百年才出現的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且源于西方；
前者是建立在迷信和權威之上，后者是建立在科學和理性之上。在這一觀念的影響下， 人們自然產生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和態(tài)度：一種是主張全盤西化，認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是現代生活的阻礙，必須加以清除；
另一種則極力維護傳統(tǒng)文化，視西方東來的現代生活方式為中國禍亂之源，破壞了傳統(tǒng)的道德秩序和社會安定。幾十年來，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息，沒有得到最終解決。人們一直認為文化的唯一特性是它的時代性，因為社會總是按照一個模式向前發(fā)展，所以文化的不同就是時代的不同。看來解決上述的爭論，必須首先明確何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

　　什么叫傳統(tǒng)呢？傳統(tǒng)實際上包括時間的全部：過去發(fā)生了，流傳到現在，并且影響著未來的那些東西。簡單說，傳統(tǒng)不單單是遺產，而是又投入了再生產的遺產。同時，傳統(tǒng)又是各種文化類型的基本核心，或曰核心精神。任何一個民族的精神，都可以理解為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它包括行為模式、思維方式、生活情趣、價值觀念等等。物質化和制度化的東西，可以通過革命，在一夜之間解決問題，但作為精神力量的文化傳統(tǒng)，卻不是在短時期內能夠消除的。它既是古人所訂立的文化規(guī)范，又是后人所依傍的心性寄托。

　　所謂傳統(tǒng)，就是世世代代人的同意；
所謂天道，就是人與自然之間和和諧秩序。當然這兩者往往互相交叉。傳統(tǒng)中所包含的原則，不僅有人類社會中的規(guī)則，而且還有人類如何與自然保持和睦相處的文化。而且天道不僅指自然界的秩序，而且指人類社會的正義。政治機構，尤其是立法機構，向社會提供的服務是建造公共物品，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對制度的維護和改進。制度的優(yōu)劣往往需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觀察才能判定，其長度也許是幾百年，甚至是幾千年。這樣長的時間超越了任何個人生命的長度，所以只有世世代代的觀察和積累，才能得出比較準確的判定。這就是傳統(tǒng)。傳統(tǒng)是在對制度的試錯過程中形成的，它包含了實世世代代人的智慧，因而比個別世代人的意愿更有價值。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如此，人與自然的關系更是如此。人類對自然界的擴張、索取、以至征服，并不是能夠在短時間中能夠遭到自然界報復的。近代工業(yè)化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也只是在二三百年后才被一些人關注，但由于只強調人的政治體系和統(tǒng)治地位，直到今天，我們也沒有一套解決全球環(huán)境問題的政治方案。因此強調傳統(tǒng)也就更接近天道。這種政治理念，除了強調來自民主的合法性以外，還強調來自傳統(tǒng)的合法性和來自天道的合法性，不能不說是對當今占主流地位的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補救和超越。

　　近代以來，西方的政治資源不僅對西方世界的崛起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而且也是對東方，尤其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制度的批判武器。將現代西方政治制度作為參照，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遭到了批判。一種文化的重要價值就是對其它文化的批判力。因此相對于另一種文化，一種文化的價值首先來自于它與另一種文化的區(qū)別。只有當不同的政治資源互為批判的武器，而不是用一種完全代替另一種，才有可能克服一種政治傳統(tǒng)自身無法克服的問題，而使其優(yōu)勢發(fā)揮的恰到好處。只論證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與西方傳統(tǒng)中相同的部分，并不能證明中國文化應該獨立存在的意義，也容易使它失去文化批判力。因為，只有當存在不同文化時，才會存在文化批判力。文化批判既可以從西方指向中國，也可以從中國指向西方。對于我們來說，無論是哪一種文化，都是一種傳統(tǒng)。相對于傳統(tǒng)，我們具有的優(yōu)勢是不單單能做一種傳統(tǒng)的傳人，而且能做所有傳統(tǒng)的傳人。通過不同傳統(tǒng)之間的批判，我們才能整合不同的傳統(tǒng)，才有可能在傳統(tǒng)的邊際上實現劃時代的變革和創(chuàng)新。

　　三、文化傳統(tǒng)的結構

　　如果對傳統(tǒng)文化做結構性的解剖，那么它可以分為三個層面：最外面的一層是物質的部分，表現為人們日常生活所接觸的各種器物；
中間一層是心物結合的部分，表現為社會生活中的制度和習俗，這是物質化了的意識；
最核心的內層是心理的部分，表現為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tài)。通常情況下，自然科學的大部分成果體現為文化的物質部分，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表現為制度和習俗，而人文科學研究的對象則是心理和意識的部分。從歷史的角度觀察，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沖擊，也是按照這三個層面，由表及里逐步展開的。近代洋務運動所學習的是西方的器物，戊戌變法所改變的是中國的制度，而五四運動時所沖擊的則是傳統(tǒng)的思想文化。近年來改革開放所走過的道路也印證了這一點。隨著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人們抓經濟首先看到的是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和資金，三來一補、中外合資，解決的多是物質層面的需求；
接下來進行的是經濟體制的改革，要解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制度層面的問題；
現在進行的精神文明建設，涉及的乃是思想文化的變遷。大體說來，物質的、有形的東西變遷較易，而無形的、精神的內容變化則難。

　　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因為有文化就會有傳統(tǒng)，文化的積累就是傳統(tǒng)。傳統(tǒng)支配人們的習慣，可以使人不加思索，正如每個人都會有些無意識的行動一樣，整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行動就是傳統(tǒng)。它構成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力量，會始終貫徹在民族的觀念和行為之中，而成為一種習慣。由此說來，文化傳統(tǒng)實際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繼承不繼承的問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繼承或發(fā)揚什么東西，而是要解決文化傳統(tǒng)與現代化的關系，這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什么是中國特色的問題。

　　四、傳統(tǒng)與現代的關系

　　在傳統(tǒng)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上，我們的頭腦中常常有一思維上的死結：一方面，要創(chuàng)新就必須突破傳統(tǒng)，只有在批判傳統(tǒng)的基礎上，才有創(chuàng)新的可能。社會每前進一步，就是對傳統(tǒng)的一次否定；
另一方面，創(chuàng)新又決非無根柢的東西，一切創(chuàng)新都離不開傳統(tǒng)。歷史上新舊兩派人物常各執(zhí)一端，爭論不休。中國歷史上的統(tǒng)治者最善于利用這一點，每當要推行自己的一套理論觀念，便大力反傳統(tǒng)、反本本主義、反經驗主義，反復強調一個“新”字；
而當他們面臨一種新的思潮或新的做法的挑戰(zhàn)時，為維護既定的社會秩序，又常常搬出傳統(tǒng)來做抵擋。傳統(tǒng)與現代化的關系，不在于要不要傳統(tǒng)，而在于怎樣理解傳統(tǒng)。從理論上說，人是文化的產物，而文化的積淀就是傳統(tǒng)，由此，人也是傳統(tǒng)的產物。人活在世上，同時也生活在祖祖輩輩為我們創(chuàng)造的文化傳統(tǒng)中，所以，人不可能離開傳統(tǒng)。從根本意義上說，傳統(tǒng)是打不倒的，也是無法鏟除的。要想鏟除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唯一的辦法是鏟除這個民族。

　　在任何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中，優(yōu)點和缺點都是渾然一體的，優(yōu)點摻合著缺點，負面牽連著正面，呈現這些缺點，正因為具備了那些優(yōu)點。當現代化浪潮襲來時，首先被沖刷的是文化傳統(tǒng)表層那些顯然不合時宜的東西。但傳統(tǒng)不僅裸露為表面物，還凝聚成種種制度和習俗，更深藏在人們的心理結構中。所以現代化必須以傳統(tǒng)為基礎，傳統(tǒng)必須以現代化為目標。不然的話，到頭來我們所實現的決不會是現代化，恐怕是一種沒有殖民者的殖民地化。

　　五、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涵

　　1.王道理想

　　王道理想是“參通天地人天下歸往的政治理想”。所謂“天地人”，不僅包括人與人的關系，也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
不僅代表當世的空間，也代表傳統(tǒng)和未來的時間。貫通天地人的政治機構的合法性，不僅應來自當世人民的同意，而且應來自傳統(tǒng)和天道。王道理想就是綜合考慮這些因素的政治理念。而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個人主義為邏輯基礎理性地展開的政治制度，它雖然關注了當世人的意愿，卻忽略了傳統(tǒng)的價值和自然的秩序。哈耶克在強調了市場的功效以后，發(fā)現市場制度和個人經濟自由之所以容易受到侵犯，卻經常是因為多數人的意愿。所以，哈耶克企圖用法治反對人治，不僅是少數人的獨裁，也包括多數人的暴政。對于他不信任的立法機構，他提出了要用一般原則來加以約束。而這一般原則中，應包括傳統(tǒng)的價值和自然的秩序。在他看來，最接近他的這一理論的，就是美國憲法以及由憲法規(guī)定的美國政治制度。自有美國憲法以來，根據憲法自身規(guī)定的程序，已有多次憲法修正案。這說明美國憲法凝結了歷代人的智慧，從而就是美國的政治傳統(tǒng)。但是，就是這種政治制度，也沒有能夠阻止政府的擴張和福利國家的形成，更不用說對待自然。在被視為自然的和其它國家的人民時，美國憲法缺少道德原則。由于只有“人”，而沒有“天地”，只重當世，而不重傳統(tǒng)和后世，一般的西方政治制度導致了極為嚴重的后果。布坎南的研究揭示：持續(xù)的赤字財政政策是以損害后代人為代價的，而由于后代人不會來投票，所以沒有人能阻止這一政策。由于參與一國政治過程的只是本國人民，當涉及到國與國的沖突時，投票程序不能阻止一項損害它國人民利益的政策通過，無論是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還是赫伯法案。這是近代以來國與國、民族與民族、文明與文明沖突的一個政治原因。我們也不難看到，對全球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也和這種政治制度缺少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精神相關。看來天地人分離甚至對立的政治制度，不僅破壞了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而且最終會毀滅人類自身。

　　2.禮治精神

　　中國傳統(tǒng)的禮治精神是西方法治精神的對應物。法治精神是西方世界對人類政治制度的重大貢獻，但是到今天，法治政治已經過度擴張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它的弊端有使西方社會不知所措。法治政治主張整齊劃一、沒有例外的法制，并以政府暴力的形式加以實施。這種形式在解決社會沖突時極有效率，因而又被推廣到各個領域，甚至包括家庭和道德領域。然而對法治手段的濫用卻產生了負面效果。由于它代替了家庭的功能，導致了不少家庭的解體。在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中，司法體系是制衡立法機關和行政機構的重要力量，但它本身卻成為不受制衡的力量。因為司法體系的主要成員——律師和法官，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已經占據了美國國會的大部分席位，他們可以一手加緊制造法律，一面又享受法律繁多帶來的好處。最為重要的是，法治政治的這種弊端是不可能通過法治本身來解決的。外在三強制力不能解決的問題，內在的約束力卻有可能解決。使人能夠自律的力量就是道德與宗教。但如果它們與法治處于對立的狀態(tài)，也不能達成社會的和諧。所謂禮治精神，就是既考慮人類行為規(guī)范的普遍性，又考慮人情厚薄親疏的特殊性；
既不排除典章制度對人有某種外在的強制作用，更強調典章制度的本質在于內在的人性基礎。因此，禮治可以被理解為既強調人內心的道德自律，又強調法治和道德互相兼容和融合�！岸Y”本身是一種介乎于法律與道德之間的制度形式。它是一種有習慣程序或有形儀式的道德規(guī)范，或者說是一種非強制性的法律條文。它既克服了對法治的濫用，又避免了法律與道德的對立，而這正是目前西方式的法治政治所無法達到的。

　　六、重建人生價值

　　如何看待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不僅涉及思想方法，還有一個民族自信心的問題。今天世界上最堅強的精神力量，既不來自某種共同的階級意識，也不出于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唯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精神力量。中東地區(qū)持續(xù)已久的沖突，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外來文化對于它只能補充而不能取代。英國統(tǒng)治香港一百多年，他們把西方文化全盤移植到香港，但至今無法取代東方文化，香港社會仍然保持了不亞于內地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成分。同時，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或地區(qū)，只有在保存本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前提下，努力地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才會形成新的優(yōu)勢和活力。近代上海的迅速發(fā)展，海派文化的形成，就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問題。一個城市或地區(qū)，如果失去文化優(yōu)勢，就會失去人才優(yōu)勢，而失去人才優(yōu)勢，也就會失去經濟發(fā)展的優(yōu)勢，多功能中心城市的地位就會動搖。

　　科學的發(fā)展，解決不了人生的價值問題�，F代西方社會創(chuàng)造了象人一樣靈巧的機器，同時也造就了象機器一樣無情的人。大工業(yè)的發(fā)展，使人的內心世界日益空虛。宗教、道德、藝術、文學、思想等都是為人生提供意義的活動，無論有無權勢或財富的人，都同樣需要一個“精神的家”。因為，人生中有許多遭際，如生老病死等，權勢和財富在這些問題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這種精神資源必須通過長期不斷的開發(fā)才能積累起來，臨渴掘井是不濟事的。目前看來，解決人類的心理問題或如何做一個人，中國文化重視個人修養(yǎng)的傳統(tǒng)會有獨特的貢獻。

　　由于長期以來世俗功利觀念的影響，現在人們日漸以權勢和財富的觀點來衡量文化的價值，因而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受到普遍的重視，而人文學術則日趨式微。這其中原因在于，人們認為前者可以直接促進富強，而后者則非當務之急。以致于這些年來的經濟繁榮，帶來的是酒食征逐紙醉金迷式的感官享受，真正有深度的精神文化則未見有突破性的發(fā)展。如果一個人除了感官刺激之外，別無精神寄托之所，則不能不說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在精神境界方面，科學不是萬能藥，因為道德不屬于科學的范疇，道德自有其精神的來源，這個精神來源主要是靠人類對自己的控制。忽視倫理，任技術、財富與權勢日益刺激人的欲望，是目前世界的通病。人的欲望是永遠難以滿足的，只能一次比一次更大，長此以往，以利益為中心的社會，會出現一種惡性循環(huán)。要扼制這種循環(huán)，人必須對自己下一番功夫。因此，人文學科依然是我們必須尊重的。

　　中國人需要有一種合乎現代生活的文化精神，但什么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種精神呢？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考慮的問題。精神資源雖然可以從外面汲取，但只有在與自己的文化生命融合為一體時才會發(fā)揮真正的力量。文化的移植只能就個別因子而言，不能全面取代。事實上，歷史也沒有給我們提供全面取代成功的范例。所以，我們必須首先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中國需要有新的人文傳統(tǒng)，這是我們從世俗功利觀念中超拔出來的唯一希望。

　　就整個中華民族而言，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并沒有離我們而去，不過是存在于一種模糊籠統(tǒng)的狀態(tài)中。中國人一般對人、對事、處世、接物的方式，暗中仍然有中國價值系統(tǒng)在操縱主持，但是這種價值處于不知不覺之中。一種文化價值系統(tǒng)，不經過自覺的反省和檢討，不經過弘揚發(fā)揮，便不能與日俱新，不能獲得現代意義并充分發(fā)揮其創(chuàng)造的力量。如果不能把長期以來形成的對文化傳統(tǒng)的不正確看法厘清，中國人在文化方面源于價值觀念的混亂，必然會給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帶來困難，這應該成為目前精神文明建設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七、不能沒有理論思維

　　文化的建設必須立足于學術思想的深厚基礎之上，這是需要堅韌的精神和長期而艱苦的努力才能獲得的。近代中國人有一種觀念，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變遷上。其實，政治是一種浮面的東西，它離不開學術思想的支持。二千年的歷史說明，在學術思想未發(fā)生建設性的根本轉變之前，政治是很難突然出現奇跡的。任何一個物質文明的創(chuàng)造，都有其精神力量作為后盾，作為原動力。一個國家要維持其物質文化的高度發(fā)展，就不能不維護其精神文化的原動力，不能不維持其對價值的意識，以及其統(tǒng)合過去和未來的一貫的思想能力。也就是說，要推廣物質文明的創(chuàng)造，就必須在精神文明的領域內做出更大的創(chuàng)造，不僅使其文化傳統(tǒng)發(fā)揮潛力，而且還應開辟新的文化理想和境界。

　　知識是寶貴的，但“知”和“識”是兩個概念�！爸�”是知曉，是了解；
“識”是認識，是見解，后者是比前者更高一個層次的東西。見解是人的一種自我意識，正是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東西。認識到自己是一名知識分子，就帶有這種自我意識，就會產生一種歷史使命感。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知識分子的特殊地位就是堅守道統(tǒng)，為社會創(chuàng)造理論，總結過去，規(guī)劃未來，這也正是知識分子得以安身立命之處。美國學者列文森教授說：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苦惱在于，他們在理智上是面向未來的，而情感上卻留戀過去。那么，現在是到了將文化的民族性也提升到理智地了解的時候了，時代和民族都在期待著我們這樣做。

　　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蹦壳埃�我國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缺乏一定的理論準備和心理準備的前提下發(fā)生的，因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這是迫不得已的現實。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忽視理論觀念和思維方式，即整個文化背景在改革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應該承認，改革以來最大的社會問題是：在每個人的生活中，愈來愈缺乏值得奉獻的理由和理想。心靈上的虛無主義困境，使人們只追求眼前的快樂與利益，而失去了長遠的理想目標。我們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同時，上層建筑的保護帶必須做相應的調整，不然的話，這種轉型要么不能順利完成，要么得到的并非是期望的東西。

　　近百年來，中國有好幾次走向現代化的嘗試和奮爭，那是在民族危急的關頭被逼出來的，因為事先缺乏思想文化的準備，所以都失敗了。例如洋務運動和辛亥革命，洋務運動發(fā)生在維新思潮產生之前，辛亥革命發(fā)生在新文化運動產生之前，都是社會經濟政治的變革先于思想文化的變革。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應該總結歷史的經驗，避免歷史的教訓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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