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一系列的驚訝。對潛在的一系列驚訝的尊重，意味著許多責任。

　　我記憶里似乎找不到關于“歷史責任感”的定義，雖然，“歷史”和“責任感”，各有許多在不同層次上的定義。

　　當我們聽某人說“要對歷史負責”的時候，我們大致可認為他訴求的，是一種可稱為“歷史責任感”的人類情感。我推測，我們中國人，基于我們擅長的“歷史敘事”，比其他的人類群體更強烈地表現了這一情感。作為對比，西方人更擅長的，是“科學敘事”。中國人和西方人表達他們情感的第三種方式，被稱為“審美敘事”。

　　李澤厚認為，中國文化骨子里是“巫史文化”。考古家們說，很早以前，重要人物們以龜板或牛骨占卜之后，將他們對一組裂紋的解釋，也就是對未來的預言，刻錄在那組裂紋旁邊，年終時整理這些記錄，以預言與經驗相對照，將那些“靈驗的解釋”留給后代。巫與史，乃一家人。

　　史的功能，最初是將“靈驗的解釋”留給后代。但只要“解釋”，就很難不帶有價值判斷。史的這兩種功能在中國社會里演變的結果，在“實”史之上，對以往行為和事件的價值判斷逐漸成為主要功能。而且，本朝皇帝不得修編本朝歷史，他的行為，必須留待下一朝史官去評判和修編。據我所知，在西方社會里，或許受“科學敘事”的影響，史的演變路徑完全不同，在那里，“真”遠高于“價值判斷”。

　　另一方面，顯然，“歷史責任感”所指的那種情感，與“社會責任感”所指的那種情感，是應當相互區(qū)分的。后者的訴求，是我們每一個人作為“個體”，應對全部如我們這樣的個體所構成的“群體”負責，于是不必涉及我們對“歷史”的任何情感。

　　我們對歷史的情感與責任進而我們的行為，當然會歷史地受到后代對我們的行為可能會有的各種價值判斷的影響。說白了就是，你就不怕遺臭萬年？這樣的反省，是典型中國式的，不是典型的西方人的——因為科學敘事者不應考慮諸如“遺臭萬年”這類價值判斷問題。

　　但是，從西方的科學敘事傳統里，我最近想到一種論證，可以用來支持我們中國的歷史敘事傳統。我的論證，與“無知”有關，與亞當·斯密、哈耶克、布坎南、赫伯特·西蒙、腦科學家和演化心理學家以及《黑天鵝》的作者塔勒布等人的論證有關。

　　所謂信息，是在認知主體想象中具有某種結構的信號（或噪聲）。信息處理之后得到的，是具有某種結構的知識。在知識之外的，首先是認知主體感受到具有某種重要性但尚未理解或永遠無法理解的世界，其次是認知主體尚未感受到或永遠無法感受的世界。記住，不確定性來自知識之外的世界。

　　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們的第一導師奈特，曾將風險與不確定性視為完全不同的兩種現象，前者是可重復出現從而可預期的，后者是不可重復從而不可預期的。凱莫羅領導的加州理工學院的行為經濟學和腦科學研究報告，和他的學生許明在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qū)發(fā)表的研究報告，支持了奈特80多年前發(fā)表的這一影響深遠的見解。

　　塔勒布寫了兩本暢銷書，中譯名是《隨機致富的傻瓜》和《黑天鵝》。后一本最受歡迎，因為他在那里批評了新古典經濟學家們和學院派金融學家們。關鍵在于，我認為他的批評很正確而且及時。塔勒布心目中的英雄，前三名是：哈耶克、凱恩斯以及傳奇般地同時是他們兩位的學生的沙克爾。塔勒布沒有介紹他們的看法，因為他要寫一本暢銷書。他的這三位思想英雄的共同看法是：影響著我們這個世界的歷史和未來的最重要的那些隨機事件壓根兒就不能用什么高斯分布來刻畫，它們是一系列“驚訝”——正面的和負面的。沙克爾曾在上世紀40年代發(fā)表的兩篇論文里，試圖以“潛在驚訝”的程度來定義不確定性。

　　塔勒布的書里有許多可愛的案例和故事——它們最終讓你相信，人類的歷史，每一次轉折甚至每一次進展，都是通過“潛在驚訝”變?yōu)椤绑@訝”而構成的。假如未來完全在你的知識范圍之內從而是你能夠預期的，那么，你將沒有任何歷史可言。

　　歷史是一系列的驚訝。所以“歷史責任感”是對潛在的一系列驚訝的尊重——它意味著許多責任，被稱為“尊重”的那種情感極少與被稱為“不負責任”的那種情感構成因果關系。我們極少有機會使用“我尊重你但不對你有任何責任”或“我尊重你但決不服從你的指示”這樣的陳述句。

　　假如你執(zhí)意不尊重歷史呢？你的行為是否能延續(xù)，要看具體的情境。有一些情境，尊重歷史的人未必生存得更好。還有一些情境，不尊重歷史的人幾乎都被歷史淘汰了。我們中國人很幸運（或不很幸運），居然在經歷過最漫長的一系列驚訝之后還活著。同時，在我們的心理結構和知識結構里，歷史敘事占據著主導位置。這兩件同時存在的事實讓我愿意推測：中國人尊重歷史并因此而活下來了。

　　歷史責任感是一種敬畏感，對未知世界的敬畏感。這是一種深刻的無知，或庫薩的尼古拉的所謂“有知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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