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群體暴力襲警案頻發(fā)。據報道，3月23日海南東方市因一學生糾紛，數百人到感城鎮(zhèn)政府和邊防派出所進行打、砸、燒，導致4間官兵宿舍及部分檔案資料被燒，1輛警車、1輛涉案扣押的小汽車及10部摩托車被砸爛燒毀。3月28日晚，西寧市城西公安分局虎臺派出所民警在處理一起報警事件中，遭到一伙人的毆打圍攻，派出所遭到打砸。3月30日，烏魯木齊3名便衣民警在押送犯人途中，遇代某違反交通法規(guī)橫穿馬路，鳴笛示意，代某卻不避讓。民警緊急采取制動措施，交涉過程中雙方發(fā)生口角，代某煽動周圍不明真相的群眾圍攻民警，圍觀群眾達200余人，等等。

　　分析這些事件，我們可以看到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共同特征。其一，群體暴力。如果說，2008年7月1日北京市民楊佳闖入上海閘北公安分局辦公大樓，持刀行兇致6名民警死亡，是個體的犯罪行為的話，那么，近期發(fā)生的暴力襲警案則是群體性的暴力行為。這個群體成分十分復雜，有些與案件本身有直接的利害關系，有些則沒有任何直接利害關系，是“不明真相的群眾”。其二，群體泄憤。如果說楊佳報復殺人是“泄私憤”的話，那么，近期發(fā)生的暴力襲警案則是“泄公憤”，當然，這里的“公憤”僅僅指這個群體的某些不滿之“憤”，并不是常用的具有好惡價值判斷的社會之“憤”。其三，目標明確。這些事件都是在明知攻擊的對象是警察或警務機關的情況下發(fā)生的，而故意采取的以侵犯警察人身安全或警務機關工作秩序或財產安全的行為。由此表明，在當前的社會形勢及社會心理下，警察執(zhí)法的權威性受到了最嚴重的挑戰(zhàn)。

　　公安機關是國家機器的重要構成部分，它是武裝性質的國家治安行政力量，是國家法律的重要執(zhí)行者和社會的保護者。警察執(zhí)法權威是國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體現，同時又是國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保障。警察執(zhí)法權威直接來自國家政權的強制力但并不等同于暴力，它與整個社會政治形態(tài)有著密切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目前群體性襲警所表現出的警察執(zhí)法權威所受到的威脅，實際上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其嚴重性在于警察執(zhí)法權威流失不僅僅危及警務機關和警察的安全，而且對社會基本秩序產生了影響。

　　造成我國警察執(zhí)法權威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對此，人們已多有分析。比如，我國警察力量不足裝備落后，世界發(fā)達國家警察與人口的平均比率達萬分之三十五，而我國約為萬分之十二，遠遠低于世界發(fā)達國家，甚至低于巴西、印度等發(fā)展中國家。由于警力不足，就不得不讓一些聯防隊員、保安等非執(zhí)法主體參與執(zhí)法，這些素質不一的“非正規(guī)軍”所進行的“非規(guī)范行為”必然影響警察的形象。又比如，國家對妨害執(zhí)行公務的追究不是很嚴厲，社會中很多違法抗拒執(zhí)法、妨害執(zhí)行公務的行為人沒有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容易造成人們不能清楚地認識襲警所產生的后果。據統(tǒng)計，2008年全國共發(fā)生侵害民警案件7719起，處理侵害民警執(zhí)法權益行為人11821名，其中追究刑事責任僅4338人，等等。當然，這些都會對警察執(zhí)法權威產生影響。但在我看來，警察執(zhí)法權威流失最重要的原因則是，警察執(zhí)法形象被自己違規(guī)超越職權行為和內部違法犯罪行為破壞了�，F在一些地方政府在處理征用土地、房屋拆遷、征收稅費、計劃生育等行政事務時，強令警察超越職權參與；
在具體的執(zhí)法過程中，態(tài)度粗暴、濫用權力，認為自己手中有槍，就可以無法無天。長此以往的后果就是，民眾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怨憤，一旦遇到警民沖突，民眾就會群起而攻之，群體暴力襲警事件也就發(fā)生了。

　　實際上，我所講的這些不是什么新道理。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說過“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這樣一些有哲理的話。如果把這些話用在警察執(zhí)法權威問題上則是，只要警察和警務機關在執(zhí)法過程中，做到明法守法、公開透明、公平合理、嚴于律己、拒絕腐敗、言行一致，依照法定程序確保當事人的合法權利，警察的執(zhí)法權威就會得到很好的維護，也才會有警民和諧，才能確保法律的權威和尊嚴，才能真正構建好和諧社會。當然，要做到這些只靠思想教育是不夠的，更主要的是要健全警察制度。問題是，警察制度建設與國家政治體制密切相關，如果不能進行體制改革，不能建立政府對民眾負責任的制度，作為國家行政系統(tǒng)的組成部分的公安機關及其負責人，就不得不為了迎合地方某些領導人的意志而濫用警力，而使自己成為民眾的對立面。但愿當前發(fā)生的數起群體襲警案能成為執(zhí)政者開啟體制改革的契機。

　　（《南方都市報》2009年4月4日，于建嶸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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