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中，李澤厚當?shù)闷稹皩W界領袖、青年導師”的稱號，他沒有任何行政職位，僅靠自己的思想、著作而引導潮流，給一代年輕學人巨大影響。他在90年代曾說，那一代大學生都是看他的書成長起來的，這話無疑是夸大了，但應該承認，就其思想影響的廣泛和深入而言，在80年代他是第一人。

　　李澤厚以其美學家身份登上中國思想文化舞臺，一部《美的歷程》一面世就風靡全國，令無數(shù)讀者傾倒。這部著作有獨到的思想和哲理，但引起廣大讀者迷狂并由此引發(fā)“美學熱”的，首先是它的言說方式和文字魅力。書名中的“歷程”二字使得作品沒有令人生畏的哲學論著面孔，而代之以古往今來的歷時性感性描述。雋永的語言，恰倒好處地引用中國古典作品中的精妙詞句，娓娓動人的敘述，作者像一位高明、見識廣博的導游，把人們引領到美學的百花園，指出美的所在，美的成因。用美的筆法談美，這是別具一格的論說方式，是成功的第一要素。

　　當然，李澤厚的本事不僅在于能夠以情動人，他更見長的是思想的敏銳性和理論建構能力。與中國哲學界幾十年來一直把美學放在哲學邊沿地位的做法相反，他把美學當成哲學的核心，他要“以美啟真”、“以美儲善”，用美學來統(tǒng)領本體論和認識論，把審美結構當成主體性人性結構中“理性的沉淀”這重要的一維。

　　說到底，李澤厚是憑借提出人性的主體性哲學觀而在思想界取得領袖群倫的地位的，年輕學子對他的尊崇，其根本點也在于此。聯(lián)系到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思想背景看，他無疑是站到了時代的前列，發(fā)出了合乎時宜的聲音。

　　李澤厚的脫穎而出與中國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有關。文革這場浩劫使中國人心驚膽戰(zhàn)，它的指導思想是階級斗爭和專政的理論，是對人性和人道的徹底否定，而這又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發(fā)展出來的。李澤厚生逢其時的智慧在于提出，馬克思主義的真正要義是一種人性的、肯定人的主體地位、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哲學。他指出，人是這樣的一種生靈，“行為是由自己選擇，生活是由自己負責，命運是由自己決定”。

　　李澤厚的哲學眼光還在于，他知道在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的德國古典哲學中，黑格爾的思想有極大的缺陷，其整體主義抹殺了個體價值，其歷史必然性思想壓倒了個人主動性、個人的選擇和責任。他把馬克思主義正本清源為主體性的實踐哲學，主要借用了另一位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的思想。在文革結束后，李澤厚一出手就是《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充分展現(xiàn)了他的眼界、高度和深度。他利用康德的主體性思想提倡人的個體性、偶然性和自由的價值：“時刻關注這個偶然性的生活的每個片刻，使它變成是真正自己的。在自由直觀的認識創(chuàng)造、自由意志的選擇決定和自由享受的審美愉悅中，來參與構建這個個體。這一由無數(shù)個體偶然性所奮力追求的，構成了歷史和必然性。這里就不是必然主宰偶然，而是偶然建造必然�！边@種集思想性和文采于一體的文字對任何人都有征服力。

　　其實，這一切在20世紀的西方哲學中早就是常識。李澤厚把西方哲學家在20世紀初提出的口號“寧要康德，不要黑格爾”現(xiàn)成地搬到中國，一下子成為驚世駭俗之論；
共產第二國際和德國、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伯恩斯坦等人以及俄國的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都主張將馬克思主義與康德主義相結合。當李澤厚強調康德的重要性時，他沒有交代來源，唯一提了一下的，是說自己的“主體性實踐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盧卡奇的“社會存在本體論”相接近。

　　李澤厚有一個特長，就是善于吸納、借鑒，把他人的思想轉化為自己的思想。他在闡發(fā)自己的“主體性實踐哲學”時，多次使用結構主義心理學家皮亞杰和語言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觀點，雖然在內行看來他的理解不準確，過于為我所用（用他本人的話來說就是“六經注我”），但給人的印象是，他的觀點是站在當代世界哲學思想前沿而形成的，因而具有創(chuàng)新性。

　　在發(fā)揮這種特長時走得太遠，會在得到巨大聲望時招致麻煩�！皢⒚膳c救亡的二重變奏”、“救亡壓倒啟蒙”的提出就是一例。猶太裔美籍漢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揭露和抗議說，這種論點是她首先提出來的，李澤厚在宣揚和發(fā)揮這種觀點時從不提她的名字。如果把發(fā)明權的問題放在一邊，應該說李澤厚在說明中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啟蒙事業(yè)的受挫時作出了精彩的說明，對于在新的歷史時期應該完成這未竟的事業(yè)給出了有說服力的證明。

　　李澤厚在90年代遠走他鄉(xiāng)，在美國的大學任教。這對他可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而對于中國的思想文化界，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遺憾。當然，即使在國外他仍然密切注視國內的時局和各種思想動向，而且，在90年代中期，基于“吃飯哲學”（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括和通俗表達）提出“告別革命”的口號。他的本意是要為現(xiàn)狀作辯護，為中國的現(xiàn)實發(fā)展指出一條他認為可行的出路，但結果是兩面不討好。一邊是有人批評他的立場是黑格爾的“現(xiàn)實的就是合理的”，另一邊是有人指控他企圖否定現(xiàn)代中國革命的合法性。

　　李澤厚在大學時期就以發(fā)表關于譚嗣同思想的論文而嶄露頭角，在當時，他認同革命思想和革命徹底性思想，30多年之后，他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完全擁抱保守主義。不變的是他的思想中體現(xiàn)的傳統(tǒng)的中國式智慧：圓融而現(xiàn)實，以及想“為帝王師”的愿望。他對時代潮流是敏感和順應的，他本應得到更多的賞識，他沒有在體制內得到一席之地是他顯得太獨立和有個性，他在民間遭到詬病是被認為不夠獨立和有個性。

　　千禧年之后，李澤厚仍然沒有淡出人們的視野中，關于新儒家，關于“國學熱”，關于政治哲學的重要性等等話題，他不時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其中不乏中肯、睿智之言。

　　李澤厚近年來不斷重新發(fā)表舊著，他坦率承認他自己也感覺到太重復，“講來講去，仍是那些基本觀念，像一個同心圓在繼續(xù)開展而已�！逼鋵嵮韵轮�，是有點抱怨人們并沒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就急匆匆地想超越，或是淡忘。顯然，他對自己的思想在中國的命運感到一絲淡淡的悲哀。

　　從某一個方面講，他的抱怨是有道理的。中華民族不像德國人那么愛思辯，對理論追根究底，接受或拋棄一種理論，都要想通了才行。中國在近代思潮不斷、爭論不斷，但其間的流變更替，從沒有出現(xiàn)交鋒之后的克服或揚棄，而是因為時過境遷，注意力和興趣的轉移。中國的大思想家只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并沒有說出多少真正經得起反復辯駁，可以傳承的內容，梁啟超是如此，胡適也是如此，李澤厚最多也是如此。他自己說過：“我不喜歡德國那種沉重做法……哲學只能是提綱，不必是巨著”，既然你的論說方式是語錄式的，滿足于點到為止，怎么能指望別人在你的理論上長期停留呢？

　　李澤厚太注重他個人在當代思想界的地位，才有抱怨之情，他沒有看到，其實他當初的路子，不但沒有被淡忘和拋棄，反而已經化為學院中的主流、產業(yè)，乃至體制。他的主體性哲學，無非是用當代國外各種新思潮新理論補充發(fā)展馬克思的學說，給馬克思主義冠以新名稱或加上新的形容詞。我們可以看到當今中國各個大學，不知道有多少教師在“當代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之類的名目下從事各種各樣的“課題”、“項目”，“創(chuàng)新工程”，乃至建立“基地”。

　　其實，在李澤厚的主體性哲學如日中天的80年代，另一種路數(shù)完全不同，預示了今天思想界方向的思路已經萌芽出土。1981年，北京大學一位研究生發(fā)表題為“試論霍布斯的政治學說”的論文，1986年，北京大學另一位研究生發(fā)表題為“評盧梭人民主權論的專制主義傾向”，他們的觀點遠沒有李澤厚的觀點有影響，首先是因為他們尚未出茅廬，沒有什么話語權，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李澤厚的思路，他們的思想太過超前，脫離中國人的接受水平。直到90年代，王元化發(fā)現(xiàn)了顧準思想的價值，將其概括為從理性主義到經驗主義的轉變，才有直到今天還方興未艾的對于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和思想史的根本性反思。這是更有價值和生命力的思路，真正切中中國問題要害的思路。李澤厚80年代的思路“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在今天為萬千人提供了俸祿，帶來萬千甚至更多的課題經費，以及學術研究中泡沫式的熱鬧，但思考中國命運的思路是另一條。

　　李澤厚的學術思想感覺實在是好，他在《告別革命》中說，他在1978年就提到了法國式和英國式革命之分�？磥硭麑@里說的另一種思路并不隔膜，但無論如何，他的著力點和影響完全不在這里。他是中國上世紀50年代大學文科教育中最為出類拔萃之才，他沒有顧準、王元化那種現(xiàn)實的“疼痛感”�；�80年代中國人的實際水平，他獨領風騷是自然的，而他被超越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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