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勞斯的名字在中國最早出現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政治理論的譯本〔詹姆斯•古爾德、文森特•瑟斯比主編，《現代政治思想：關于領域、價值和趨向的問題》，商務印書館，1985年〕之中，其中收入了楊淮生翻譯的施特勞斯1954－55年在耶路撒冷大學的講稿《什么是政治哲學？》。十年之后，我們在伊麗莎白•迪瓦恩等主編的《20世紀思想家辭典：生平、著作、評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才能查到列奧•施特勞斯的條目。1993年翻譯出版了的施特勞斯和他的學生克羅波西主編的《政治哲學史》〔施特勞斯、克羅波西主編，《政治哲學史》，李天然等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書，但當時學界沒有認識充分認識到這本書的價值。施特勞斯本人的著作第一次被翻譯過來是申彤譯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學》〔施特勞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申彤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翻譯這本書毋寧說看重的是這本書的主題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因為這本書不是施特勞斯成熟的著作。真正地為了理解施特勞斯本人的思想而翻譯的，是刊登在《學術思想評論第六輯：西方現代性的曲折與展開》〔賀照田主編，《學術思想評論第六輯：西方現代性的曲折與展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由劉小楓選定的施特勞斯專輯，其中收入了施特勞斯的五篇論文和兩篇導論，它為我們大致提供了一個進入施特勞斯的“路標”。

　　2002年劉小楓還編選了一本厚達775頁的《施特勞斯與古典政治哲學》〔劉小楓編選，《施特勞斯與古典政治哲學》，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其中收錄了施特勞斯的兩篇文字，一篇是1970年施特勞斯去世前兩年所作的珍貴的回顧性質的談話《剖白》，一篇是施特勞斯二戰(zhàn)期間在紐約的演講《德國虛無主義》（1941年）。除此之外，這本文選大多數收入的都是施特勞斯弟子的文章，如四大弟子布魯姆、羅森、古列維奇和伯納德特的文章。布魯姆的代表作《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和布魯姆文集《巨人與侏儒》〔華夏出版社，2003年〕以及羅森論尼采的《啟蒙的面具》〔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也已翻譯過來。施特勞斯本人翻譯過來的論文還有：《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評注》（1932）〔劉小楓編，《施米特與政治法學》，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論<創(chuàng)世紀>之闡釋》（1957）〔《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15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2年〕；
《耶路撒冷與雅典》（1967），《神學與哲學的相互影響》，《如何著手研究中世紀哲學》，《顯白的教誨》〔《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14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1年〕；
《尼采的<善惡的彼岸>規(guī)劃評注》（1973）〔《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13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
網上的文章還有施特勞斯著名的論文《什么是自由教育？》。此外，羅爾斯的弟子霍爾姆斯的《反自由主義剖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中第三章是對施特勞斯的批判，可資參考。

　　2003年三聯書店出版了由甘陽主編的施特勞斯文集之一《自然權利與歷史》〔彭剛譯，三聯書店，2003年〕，其余四種待出的是《政治哲學引論》、《早期著作集》、《城邦與人》、《柏拉圖路向的政治哲學研究》。這本書是施特勞斯落腳在美國學界出版的第一本學術著作，是施特勞斯二十年思想的結晶，是施特勞斯成熟的思想的集中表述。把施特勞斯的代表作翻譯出來，無疑標志著我們學界對施特勞斯的研究進入實質性的階段。但首先書名的翻譯就遇到一個困難。natural right有雙重含義，施特勞斯有意選用這個書名對應成中文是“自然正義、自然權利與歷史”，也就是對應書中的三大板塊�，F在的譯本統(tǒng)一譯成“自然權利”導致了全書不能卒讀。因為在第三、四章中討論的是“自然正確”或“自然正義”、“自然正當”的問題。其次，書中一些譯法有欠推敲，如sophist（詭辯派，36等），應是“智者”；

tyranny（暴君，116），應是“僭主”；
economics（經濟學，144等），應統(tǒng)一譯成（色諾芬的）“《家政篇》”；
erotic（縱欲，154），應是“愛欲的”；

idealism（理想主義，173），應是“唯心主義”；
methodical（循規(guī)蹈矩，177），應是“方法論的”等等。最后，譯者還有一些疏漏。比如，譯本第94頁倒數第2行丟掉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正義沒有超乎人的支持�！钡�143頁倒數第5行丟掉了一句極其重要的話：“紳士是智慧的人在政治上的反映或模仿�！钡�167頁倒數第5行也丟掉了一句重要的話：“孟德斯鳩試圖為從事政治重新發(fā)現曾經極大地被托馬斯主義的教誨所約束的自由度�！�

　　崔之元在《布什原則、西方人文傳統(tǒng)、新保守主義》中引用“新保守主義之父”克里斯托的話說，新保守主義“是一個描述性的詞，它描述了一批為數不多但智慧超群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從自由主義轉向保守主義的過程”〔崔之元，《布什原則、西方人文傳統(tǒng)、新保守主義》，《讀書》2003年第8期，頁8〕。在中國也發(fā)生了類似的一個轉向：八十年代中國學界的兩個中堅人物劉小楓和甘陽都轉向了“新保守主義教父”施特勞斯，同時他們也帶動著中國學界的大批青年才俊開始關注施特勞斯。《波士頓環(huán)球報》2003年5月11日的報道引用施特勞斯的弟子羅森話說：“現在最信奉施特勞斯的地方是中國大陸！”

　　人們把這次“施特勞斯熱”首先與劉小楓的介紹聯系在一起。2002年2月7日《中國讀書商報•書評周刊》上的一篇整版文章赫然醒目的標題就是《劉小楓與施特勞斯：生活在油層》。劉小楓的四篇論文《施特勞斯：政治右派的帝王師？》〔《萬象》第二卷第2期，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哲學、上帝與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與神學》〔《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14輯，2001年〕,《刺猬的溫順：兩位猶太裔哲人的不和》〔《啟示與理性：從蘇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勞斯》,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
《刺猬的溫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和《施特勞斯的路標》〔《學術思想評論第六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尤其是后兩篇在國內學界掀起了“施特勞斯熱”。與此同時，劉小楓還發(fā)表了《尼采的微言大義》和《現代政治思想爭紛中的施米特》等多篇論述尼采和施米特的論文，編了《尼采在西方》〔〔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和《施米特與政治法學》〔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兩本資料匯編，形成了“尼采－施特勞斯－施米特”的鐵三角。

　　按照劉小楓在《施特勞斯與古典政治哲學》的“編者前言”中的自述，在1996年做完《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之后，他是從施米特的機緣開始接觸施特勞斯的。促使他從施米特轉而關注施特勞斯的是施特勞斯德文版文集的主編邁爾的兩本書《施米特、施特勞斯與<政治的概念>》（1988）和《施密特的學說：政治神學與政治哲學之分四論》（1994）以及他的慕尼黑大學就職演講《為什么是政治哲學？》。這里面的問題意識就是邁爾所說的施米特的政治神學與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的張力。用施特勞斯的好友克萊因的話說，就是“神學－政治”問題�！洞题臏仨槨返牧硪粋�版本曾經名為《哲學、上帝與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與神學》。這一標題的含義是追問受上帝和啟示所指引的生活和受人的智慧和理性所指引的生活的二難選擇。劉小楓在《施特勞斯的“路標”》的第五部分“對抗中的共契”中認為，神學與哲學的這種沖突在施特勞斯那里就是耶路撒冷與雅典的沖突，就是啟示與理性的沖突。張志揚的《解釋與論證：施特勞斯的<神學與哲學的相互影響>》〔張志揚，《解釋與論證：施特勞斯的<神學與哲學的相互影響>》，《啟示與理性：從蘇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勞斯》，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就是按著這一思路展開的。但是劉小楓認為，二者的沖突并不妨礙二者共有的對“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和“惡的嚴峻性”的認識。

　　政治神學與政治哲學乃是兩種不同的通過政治進行思考的方式，那么，就必然要追問“政治的正當性”問題。劉小楓在《施米特論政治的正當性：從<政治的概念>到<政治的神學>》〔《思想與社會》第2輯，“施米特：政治的剩余價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用155頁的篇幅來澄清這一基本問題。施米特論“政治的正當性”實質上是從霍布斯奠基的自由主義出發(fā)對十九世紀末非政治化的自由主義的批判。但是，要理解霍布斯的“政治快樂主義”的革命如何奠基了整個現代自由主義的基礎，就要理解這位平民哲學家的“不審慎”的特征。而古典哲人首要的特征就是審慎（或譯為溫順）。這就是《刺猬的溫順》這一標題所要說的意思。審慎或溫順乃是古典哲學的基本特征，乃是古典哲人的基本德性。這種德性不僅意味著哲學家的自知，還意味著政治哲學的核心：在政治面前為“哲學的正當性”辯護，或者說，在城邦之中過哲學的生活。林國華的《在不幸中騙人：論政治哲學是對哲學生活的政治辯護》〔林國華，《在不幸中騙人》，《啟示與理性：從蘇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勞斯》，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一文就是沿著邁爾就職講演追問“為什么是政治哲學？”和劉小楓為“哲學的正當性”申辯的思路下來的。

　　在《施特勞斯的“路標”》中，劉小楓試圖為施特勞斯的思想歷程劃出一些“路標”，除了特別強調《柏拉圖式政治哲學研究》之外，他還標出了三個重要的“路標”：阿里斯托芬、馬基雅維利和阿爾法拉比。其中，中世紀的“路標”尤其重要，因為正是不同于拉丁基督教的中世紀伊斯蘭－猶太教的傳統(tǒng)使施特勞斯打通了理解柏拉圖之路，發(fā)現了被尼采和海德格爾埋葬了的蘇格拉底的“墓地”。也正是從阿爾法拉比那里，施特勞斯學到了“城邦迫害下的哲人的寫作技藝”以及另一種柏拉圖解釋傳統(tǒng)，即哲學家作為先知－立法者。在施特勞斯的諸多思想中，劉小楓特別重視先知—哲學家運用“高貴的謊言”與“隱晦的教誨”這兩種講法。劉小楓曾寫過一篇《靈知人及其現代幽靈》的長篇論文，其中探討了真理為何要秘傳的問題。這可能是他切入施特勞斯那兩種講法的視角。劉小楓在《尼采的微言大義》中同樣發(fā)揮了這兩種講法。劉小楓讀出尼采的微言大義是，那些啟蒙運動培養(yǎng)出來的平等主義的知識大眾才是人民的毒藥和禍害，是淪為畜群的“廢銅爛鐵”。劉小楓在《知識分子的貓步》中更為辛辣地批判了那些熱衷于走臺步表演且不學無術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并指出他們的危險是被西方自由主義和啟蒙主義的陰謀吃掉。我們在《刺猬的溫順》中會再次讀到劉小楓對現代知識分子，尤其是犬儒的自由主義知識大眾毫不妥協的批判。

　　如果說劉小楓的施特勞斯的研究側重于從施米特和靈知派的切入點進入施特勞斯的一些思想主題的話，那么甘陽的長篇論文《政治哲人施特勞斯：古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的復興》〔甘陽，《政治哲人施特勞斯：古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的復興》，載于《自然權利與歷史》，三聯書店，2003年，頁1－82〕及其單行本的《后記》〔甘陽，《政治哲人施特勞斯：古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的復興》，牛津出版社，2003年〕則側重于西方的現代性，尤其是美國的現代性的視角來切入這個“沒有秘密的斯芬克斯”的思想�！墩握苋耸┨貏谒埂穯涡斜靖戒洝蛾P于研究美國憲法的一封信》（2001年）〔《思想與社會》第3輯，“現代政治與自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顯示出甘陽進入施特勞斯思想的一個典型的背景：施特勞斯與美國政治，尤其是施特勞斯第一代弟子們（伯恩斯、布魯姆、克羅波西、雅法、曼斯菲爾德、斯托林、戴蒙德、阿納斯塔珀羅、愛德比格、勒納）與“美國政體”的關系。

　　甘陽指出施特勞斯在美國八十年代以來的保守主義革命中的“新保守主義教父”形象是美國人在1987年、1994年和2003年三次炒作的結果。在“九一一事件”后，人們經常談到確立美國“先發(fā)制人”戰(zhàn)略的布什政府第三號人物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維茲是布魯姆的弟子（如崔之元的《布什原則、西方人文主義傳統(tǒng)、新保守主義》〔《讀書》2003年第8期，頁5〕，崔勇列的《“民主帝國”的多重協奏》〔《讀書》2003年第8期，頁16〕，李強的《從美伊戰(zhàn)爭看新保守主義對美國政策的影響》〔《書屋》2003年第5期〕，及其北大演講《美國新帝國主義全球戰(zhàn)略的政治哲學解讀》）。甘陽指出，沃爾福維茲在國防戰(zhàn)略上的思想主要來自于他的另一位老師沃爾斯泰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早在“九一一事件”之前，德魯里的《施特勞斯與美國右派》〔Shadia Drury, Leo Strauss and the American Right, Macmillan, 1997, P3〕一書中就大談“華盛頓的施特勞斯分子”；
德維尼在《再造保守主義：奧克肖特、施特勞斯與回應后現代主義》〔Robert Dewigne, Racasting Conservatism: Oakeshott, Strauss, and the Response to Postmodernism, New Haven: Yale Uni. Press, 1994, P221-222〕一書中也開列出了一份名單；
最詳盡的高官榜在多伊奇主編的《施特勞斯，施特勞斯派與美國政體》〔Kenneth Deutsch & John Mueley,eds., 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igim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Inc., 1999, xiv-xv〕一書中。甘陽指出，新保守主義是美國政治的產物，而不是施特勞斯的產物，施特勞斯與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義的關系很大一部分是想當然的。人們忽視了美國政治自身的保守主義的底蘊。正如德維尼所指出的，在英國保守主義者只有奧克肖特，在美國保守主義則有十幾個派別，施特勞斯派只是其中之一而已。甘陽在《后記》的結尾寫道：“只有從美國保守主義政教體制的背景中，我們才能解釋為什么象施特勞斯這樣主張‘德性高于自由’的政治哲學可以有越來越大的影響�！�

　　甘陽之所以注重施特勞斯及其學派對當代美國主流學術的批判以及與美國政治的密切關系，是為了再次避免我們學界在施特勞斯身上重演“哲學的走火入魔”。甘陽認為，“我們必須強調所有這些［施特勞斯晚年的‘蘇格拉底問題’研究］都不是為了古典而古典的研究，而是從他的‘現代性問題’出發(fā)的”〔甘陽，《政治哲人施特勞斯》，載于《自然權利與歷史》，三聯書店，2003年，頁59〕。施特勞斯本人的思想歷程是從現代性回溯到古典的，這一歷程意味著施特勞斯的“古今之爭”的出發(fā)點乃是現代性危機，而不是為了顯明古典政治哲學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甘陽理解施特勞斯的兩個基本的地面是：柯熱夫的“普世一體化國家”，美國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tài)以及美國主流學界。

　　柯熱夫的“普世一體化國家”的思想因為1992年一個布魯姆的學生福山的一本《歷史的終結及最后的人》〔遠方出版社，1998年；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而出名。施特勞斯在1968年為布魯姆編選的文集《古今自由主義》所寫的前言中，清楚地表達了對柯熱夫“普世一體化國家”這種現代性理念堅定的反駁。而在1959年《再論色諾芬的<僭主>》（收入《什么是政治哲學？》）中，施特勞斯指名道姓地批判柯熱夫基于“承認的政治”的“普世均質國家”的政治哲學。甘陽認為，施特勞斯與柯熱夫四十年代的私人論辯完全適用于現在的“全球化”問題。

　　按照甘陽的自述，他這十年以來最為關注的就是美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在政治上的斗爭和在學院中的文化戰(zhàn)。甘陽的文章著力描述了美國共和黨在經濟領域中的自由放任和道德文化領域內的保守的并行不悖。在《后記》中，“自由左派”的甘陽坦言自己的立場是調和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在經濟上同情自由派（如羅爾斯）的“新政自由主義”，在文化上同情保守派的“文化保守主義”。這種“雙重保守主義”其實也是布魯姆的立場。甘陽最為重視美國保守主義者十分重視的施特勞斯對現代自由主義的批判，認為它適用于伯林、羅爾斯，也適用于�？�、德勒茲；
不僅適用于自由主義，也適用于后現代主義。甘陽把施特勞斯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一直追溯到施特勞斯對“現代性第二波”的盧梭和康德的“自由概念”的批判之上，把施特勞斯對后現代主義的批判追溯到他對“現代性第三波”的尼采和海德格爾的“虛無主義”的批判之上。而布魯姆的《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即《閉塞的美國心智》）無疑延續(xù)了施特勞斯對“現代性第三波”的批判。

　　布魯姆認為，現代自由主義在美國最大的危險是“導致了民主的失敗，導致了大學生心靈枯竭”（副標題）。布魯姆的書的主旨乃是捍衛(wèi)大學，捍衛(wèi)自由教育。甘陽在論文結語“政治哲學作為教育”中指出，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最終就落實在民主社會中的“自由教育”之上。政治哲學就是通過教育引導有潛質的人通過政治生活走向哲學生活。因此，教育在其最高的意義上就是政治哲學本身。從這種理念出發(fā)就能理解為何甘陽在今年〔2003年〕北大教育改革論爭中一口氣寫了三篇文章《大學改革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華人大學理念與北大改革》、《北京大學與中山大學改革的初步比較》。

　　綜上所述，劉小楓和甘陽對施特勞斯的研究代表了國內施特勞斯研究的最高水平。隨著施特勞斯著作陸續(xù)翻譯出來，施特勞斯的思想在中國學界未來十年中將是主要的熱點之一。消化吸收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思想，對于中國學術自身的建設具有積極的意義。

　�。ㄔd于《吉首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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