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還要飯，那叫什么社會主義”

　　改革者并不總是成功。改革成功需要多方面條件。萬里在推動改革過程中為什么會成功，“所以然之故”何在，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探討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研究的是，萬里農村改革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在傾聽和閱讀萬里論談改革的過程中，本人的初步認識是：萬里身上體現(xiàn)出來的改革精神，集中表現(xiàn)為對于中國農民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尊重，基本特點是以解決民生為基本政治前提，以尊重民權為根本工作原則。這種精神也是一種政治精神，或者說是一種政治態(tài)度。具體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

　　其一，以民生作為“好的政治”和“壞的政治”的根本標準。1978年秋，在一次省委座談會上，研究如何解決鳳陽農民外流討飯問題，有人說，那里農民有討飯的“習慣”。萬里氣憤地指出：“胡說！沒聽說過討飯還有什么習慣？講這種話的人立場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糧食吃，他還會去討飯。我們的農民是勤奮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臉面的，只要能夠吃得飽，他們是不會去討飯的。問題是那里條件并不壞，他們?yōu)槭裁闯圆伙栵�？我們的各級領導一定要把它作為頭等大事來抓�！比f里說：“社會主義還要飯，那叫什么社會主義，解放快三十年了，老百姓還這么窮，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哪里去了。無產階級是因為受窮才革命，革命不是為了受窮，要是為了受窮，還革命干什么？我們不能以犧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來換取‘社會主義’，那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絕不是讓人民挨餓受窮，而是讓人民活得更美好�！薄肮伯a黨不代表人民利益、不關心人民生活，算什么共產黨？要你這個黨干什么？哪個擁護你？我就不擁護那種讓人要飯、餓死人的黨�！薄拔覀児伯a黨人怎么可以不關心群眾的吃飯問題呢？誰不解決群眾吃飯問題，誰就會垮臺�！薄拔覀冋f共產主義是天堂，如果天堂穿不上褲子，吃不上飯，老百姓去不去呢？”他反復地強調，“只要老百姓有飯吃，能增產，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沒有飯吃，就是最壞的政治�！薄鞍讶嗣裆�活、人民的民主權利放在第一位，這叫不叫政治？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初期高層的爭論中，有的領導問他，在“社會主義”大方向和老百姓之間，你要什么，萬里斷然回答：要老百姓。這樣的話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因為當時人民公社被視為天經地義的社會主義，已經是農村工作的政治前提，無法想象有人可以挑戰(zhàn)這樣的前提。

　　其二，充分相信農民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1979年3月中旬的一天，王郁昭陪同萬里到來安縣城東郊走訪農戶，來到一戶唐姓農民家里。當他看到院子里種了幾分地的大蒜，苗長得碧綠，但一顆挨著一顆，很密，萬里就問：“大蒜栽得這么密能長大蒜頭嗎？”隊長說：“我指望這片大蒜能賣上一二百塊錢。這片蒜地可以收獲三次，從現(xiàn)在開始就可以間苗賣青蒜，拿到城里賣，一小把（十棵）能賣二三毛錢；
第二次可以賣蒜苔，一斤能賣一兩塊錢；
第三次才是賣大蒜頭”。萬里點頭稱是，他對王郁昭和隨行人員說：“你們看中國的農民是多么聰明，他們積累了幾千年的經驗，把老百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還愁中國的農業(yè)搞不上去嗎？”類似的話，不論在省委會議上，還是在擔任中央領導人期間，萬里在多種場合反復講到過。他對新華社記者張廣友說：“我在想一個問題：農民種什么我們要管，收入分配我們也管，而且從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體，我們懂嗎？我們了解情況嗎？我們能管得好嗎？所以我提出了個自主權問題。這個問題應當說很大，實質上是如何對待農民問題。……過去，國民黨反動派向農民要糧要錢，但不管你種什么，我們可倒好，農民種什么，怎么種，要管，農民生產的產品分配，也要管，吃多少口糧也要拿到省委會上來討論。農民的種植權，產品支配權，我們全都管了，農民還有什么權利？我們有些人搞瞎指揮，什么他都管，就是不管農民的死活，以致三年困難時期餓死那么多人，教訓很慘痛！但是我們沒有很好地總結�！睋�(jù)說還有一次很有意思的爭論。萬里反復強調包產到戶受到農民群眾的擁護，能夠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有的領導反駁說，農民不懂馬列主義，領導干部不能不懂馬列主義，如果農民擁護什么就干什么，那豈不成了農民的尾巴，那就不是馬列主義，而是尾巴主義。萬里的回答是：我就是尾巴主義，而且要努力當好農民的尾巴。

　　其三，倡導從制度上保障農民的權利。由于將民生視為政治之本位，充分相信農民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這就決定了制度上要以保障農民權利為根本方向。這里的問題是，承認政治要以民生為前提不難，或者說共識容易形成，但是，是否相信農民自己的智慧，怎樣實現(xiàn)農民的權利則往往出現(xiàn)了意見分歧。有的人雖然也強調政治要以民生為出發(fā)點，但是，同時又認為農民素質低、覺悟低，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需要高明的精英代替他們做出決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執(zhí)政者就不可能真正尊重農民。不相信農民的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力，就不能真正尊重農民，結果就可能出現(xiàn)，理念上是在為農民謀利，政策制定和工作安排中卻與農民為敵。人民公社的失敗就是這樣的典型。萬里思想的不同凡響之處在于，把關心農民利益和尊重農民的選擇有機地結合起來。因此，他以甘當農民尾巴相標榜。這是對于農民真正的尊重。因為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在具體的工作中，他才能夠自覺地追尋農民的需要，發(fā)現(xiàn)農民的創(chuàng)造，支持農民的選擇。在具體的工作中，才能不以高明者自居、將民眾視為阿斗，才能對政府的愚蠢和錯誤保持警惕和批評。所以他說：“在改革中，如何認識農民、對待農民，始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彼�在回顧改革中的經驗時曾經說，“農村第一步改革中有個好的做法，就是從各地不同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尊重群眾意愿，放手讓群眾在實踐中選擇最適宜的經營形式，看不準的就不急于簡單地肯定或否定，更不扣帽子、打棍子。這是符合實事求是精神的。”正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萬里堅持在政治上要保證農民權利，要保證言論自由，要積極推進政治改革。這樣，從制度上保證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保證政策不偏離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所以，他在改革之初就大力提倡發(fā)展農村民主。1980年1月，萬里在嘉山縣說：“基層干部沒有選舉的，是否可以選舉。讓老百姓自己選組長，隊長，看看誰能帶領他們‘三增加’(糧食增加、農業(yè)增效、農民增收)”,“……獎勵基層干部，縣里可以建議，決定權在群眾，群眾對干部選有權，撤有權，獎有權。”他還指出：“人事制度必須改革。什么時候能真正實行民主管理、民主選拔干部，事情就會好辦些。”

　　在閱讀萬里論著和編輯萬里文選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萬里對于農民群眾的深刻理解和深切尊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以貫之的�！度f里文選》的第一篇是《繼續(xù)貫徹大膽放手的領導方法》，是我在地方黨史資料部門提供的原始講話稿中找到的。抗戰(zhàn)后期萬里擔任冀魯豫第八地委副書記。1944年12月，他在抗日根據(jù)地一次區(qū)縣干部會議上講話。稿子用毛筆謄寫，稿紙很粗糙，因為年代久遠，已經發(fā)黃，辨認有些困難。但是，就文章所闡發(fā)的基本立場來說，與三十多年以后他支持家庭承包的講話完全一致。我從大量文稿中看到這篇文章，異常欣喜，并且認為非常適合做“文選”開篇之作，編輯后呈送他審定。這個講話重點批評了根據(jù)地工作中對于群眾的錯誤做法。他說：“有的仍然站在群眾之上來發(fā)動群眾，站在指揮的地位上說服群眾，群眾被作為‘阿斗’來擺布，不重視從群眾之中集中意見，讓群眾多數(shù)決定問題，形成嚴重的包辦代替。”“對群眾的創(chuàng)造、群眾的力量還沒有足夠的信心，‘放手’不‘放心’，如履薄冰似地小心地注視著，稍有與自己所思所想不合者，即來‘說服’群眾、‘啟發(fā)’群眾，仍叫群眾回到自己所想的圈子里。這里所謂‘說服’與‘啟發(fā)’，只是我‘說’你‘服’，我 ‘啟’你‘發(fā)’。如群眾不服不發(fā)，則出面包辦”。講話特別強調了自下而上建立群眾組織的重要性，他說：“不從下而上地建立群眾自己的組織，就不能很好地集中群眾的意見，領導的意見也不能很好地變成群眾的意見并堅持下去，黨的政策也不能很好地變成群眾自覺地行動。由下而上地建立群眾自己的組織，經過群眾自己的組織去掌握與控制，群眾運動才能表現(xiàn)出高度的紀律性，才能及時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行動，才能及時糾正偏向和錯誤，糾正又不致于形成潑冷水，打‘攔頭鞭’。自上而下委派的群眾組織，因與群眾有些隔閡，不能很好地做到這點。在各縣工作中，群眾運動起來，常常發(fā)現(xiàn)村與村，區(qū)與區(qū)的矛盾和差異，解決這些矛盾與統(tǒng)一這些差異，經過自下而上建立的群眾自己的組織，是一種最好的辦法。自上而下委派的群眾組織，對群眾的困難與要求體貼不夠，就不能很好地負起這種責任�！比f里在講這番話的時候，還是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但是，這篇講話的精神，可以說高度集中地體現(xiàn)了他的社會歷史觀。特別是他講到，要很好地集中和表達群眾的意見，就必須自下而上建立群眾自己的組織，而那些自上而下委派的群眾組織，則不能很好地做到這點。在改革開放的今天，這個觀點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F(xiàn)在，社會發(fā)展和公共治理依然存在類似問題，即不肯放手讓群眾建立自己的組織，甚至打壓群眾自己的組織，依然試圖壟斷所有組織。群眾的自主組織空間狹小，群眾的利益難以充分表達，成為政府和社會不能有效溝通以及社會沖突不斷發(fā)生的重要原因。因此，重視并運用這篇講話所提倡的工作原則，對于今天的改革，特別是在利益多元的時代格局下，建立社會利益的表達和協(xié)調機制，依然非常重要。

　　本人認為，于政治家而言，對于農民群眾的深刻理解和深切尊重，既是一種哲學思想，也是一種政治態(tài)度。我把萬里等改革家的這種政治態(tài)度概括為“尊農精神”。這種精神不僅把農民生計視為最重要的政治，而且認為農民有智慧有能力來解決自己的生計。本人認為，無論是中國傳統(tǒng)的“重農思想”，還是西方古典的“重農學派”，都與“尊農精神”有著重要區(qū)別。以往的“重農”主張，雖然各有不同的理論內涵和政策取向，但其所重視者，都是“農業(yè)”。“尊農精神”所強調的是尊重“農民”本身。不是將農民看作依附在土地上的“落后分子”，而是真正地將他們視作社會生活的主人。農民并不是總需要“教化”和“施舍”的子民，而是真正的國家公民，是社會的主人翁。既然農民是公民，那么他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權利就應當?shù)玫奖Ｗo和尊重，這是現(xiàn)代政治的基本邏輯。事實上，盡管現(xiàn)代國家名義上構建起來了，但“公民本位”的意識并沒有迅速被認可和接受，“強迫命令”的工作方式仍在延續(xù)；
有時即使為情勢所迫，懾于民眾的力量而不敢肆意妄為，但事實上，在主觀上仍然將農民視作子民，認為農民的權利是被賜予的，也是可以任意剝奪的。與此不同的是，“尊農精神”的秉持者則堅持認為，農民的權利、理性和創(chuàng)造性，理應成為引導政策調整的依據(jù)，應當讓政策去適應農民的需要，而不是改變農民來滿足政策的需要。

　　“孩子已經生下來了，他媽媽挺高興，可解決大問題了，你不給報戶口行嗎？”

　　農村改革突破過程中，理論斗爭的核心是“什么是社會主義”。萬里的最重要貢獻是，在具體的農業(yè)工作和農業(yè)政策制定上倡導新的社會主義理念。直到1982年前后，當時理論和政策研究領域，圍繞家庭承包的政治性質，即屬于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展開了大量的研究。隨著政策主流轉變，堅持家庭承包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論述也取得政治上的勝利。從當時條件看，這些研究為改革推進起到了重要作用，為改革提供了輿論和理論支持。但是，如果在更加深廣的歷史社會條件下來看，這樣的研究論證，雖然政治意義巨大，但理論意義非常有限。因為，當“什么是社會主義”還是一個問題的時候，硬要論證某種生產經營形式屬于社會主義，顯然相當牽強和玄虛。在這樣的論證中，前提條件不確定，邏輯判斷自然也難以成立。這樣的研究，在當時則基于政治需要。缺少它，改革的方案就難有“正當性”，難以突破思想的樊籬。在今天看來，則屬于意義不大的文字游戲，因為，這種理論探討的起點不對，或者說，這種理論研究的起點是懸置在半空之中的。

　　看看萬里在這個時期的言論，并沒有引經據(jù)典的嚴密論證，但是，他所堅持的主張解決了根本的理論問題，或者說是最高層次的理論論證。這就是：真正重要的不是“什么是社會主義”，而是是否為農民所選擇，是否能解決農民的生計。如果是民眾的選擇，是所謂“社會主義”當然好，不是“社會主義”也必須堅持。因為，社會主義在根本上也是以老百姓過好日子為依據(jù)的。這種樸素的論證是最有力量的論證。相比之下，那些用自己建構出來的“社會主義”理念來裁奪生活的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實是政治理想或者說社會主義的異化。這種理論先建構起一整套社會主義的理論標準，然后用這套理論標準來剪裁現(xiàn)實生活，包括規(guī)制人民群眾的行為和活動，如集體經營才是社會主義，家庭經營就是反社會主義。違反了這個理論標準，即便是老百姓說好，經濟效果好，也不可以，甚至荒謬地提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極端地說，即便是餓死人，也要堅持所謂“社會主義”。而且，在這樣的主義指揮下，中國果然發(fā)生了大量餓死人的情況。這種“社會主義”理論的荒謬，使得我們想起了舊道學“存天理，滅人欲”。這其實是一種殺人的理論。清代思想家戴震稱這種天理已經成為“忍而殘殺之具”，他說，“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shù)。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
死于理，其誰憐之！”譚嗣同痛斥這種天理：“世俗小儒，以天理為善，以人欲為惡，不知無人欲，尚安得有天理！”。用今天的話說，“左”的政策和路線禍害人民，“左”的理論害人，如同道學殺人一樣。

　　家庭承包制度的突破過程顯示，改革的源頭并不是理論家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1980年1月，萬里在省委工作會上說：“包產到戶不是我們提出來的，問題是已經有了，孩子已經生下來了，他媽媽挺高興，可解決大問題了，你不給報戶口行嗎？王郁昭同志說了，孩子挺好的，給報個戶口吧，承認它是社會主義責任制的一種形式�！薄霸S多干部都看過，都熱乎的，但回來以后又涼了半截。為什么？不合法呀，要批判呀，說他是資本主義。那根本不是資本主義，包產到戶不是分田單干，分田單干也不是資本主義。群眾已經認可了，我們只能同意、批準，給它報個戶口！”這個報戶口的故事說明，關鍵在于如何對待群眾的實踐和探索，是打壓還是尊重，是反對還是支持，是給群眾創(chuàng)造的這個“孩子”以正當?shù)拿�分，還是否定甚至扼殺它。農村改革所面臨的體制環(huán)境，是一個按照意識形態(tài)的理想模式構建起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安排，而改革作為政治實踐，首先面對的，就是要打破這種靠理性建構出來的秩序。但是，拿什么方案來取代舊有的政策？這是一個重要的方法原則問題。是單純依靠理性來重新設計一條“直達天堂的捷徑”，超越經驗提出一個政治構想和政治目標，然后按部就班地加以實現(xiàn)嗎？這毋寧是“用一個他希望成功的理性主義計劃代替另一個他已經失敗了的理性主義計劃”（邁克爾·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義》）。如果仍然是用預先策劃出來的一套先驗的抽象原則來強加給民眾，那么，其結果仍然是另一場災難和挫敗。而萬里所推動的農村改革，其源頭不在于某一套先驗的抽象原則，而是在于具體的群眾實踐和探索經驗，在于對歷史經驗的體悟和歷練。正是那些生活的常識和農民的經驗，為改革提供了最早的動員和方案。

　　農村改革的突破過程告訴我們，一個政治人物僅僅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和匡世濟民的志向還很不夠，還必須對社會發(fā)展有一種深層的理解。根本上說，這種理解首先是一種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集中表現(xiàn)為在社會生活面前的謙遜，對于歷史主人的尊重。在處理農村發(fā)展問題上，核心是對于農民的尊重。萬里等改革倡導者所以甘心當農民的尾巴，是因為對于農民智慧的崇敬和信任。這是一種深刻的政治理念，也是一種歷史發(fā)展觀。有一些人，特別一些政治精英，自以為參透了人類社會的玄機，掌握了治亂興衰的規(guī)律，認為農民不知道需要怎樣的生活，也不懂得選擇生活其中的制度，因此，農民的生活需要他們來設計。秉持這種理念的領導者，不可能對農民有真正的尊重，對于農民的創(chuàng)造和選擇也不存敬畏。相反，他們認為農民需要敬畏他們。他們宣稱自己發(fā)現(xiàn)并掌握了這個“規(guī)律”，并由此來規(guī)制社會生活，若有不信不從者，便被視為異端和反動。理論上的自負，在政治上則必然表現(xiàn)為專斷。農村改革的過程證明，社會演變的規(guī)律并不掌握在某一個或者某些精英人物手里，不論這個人物多么偉大和高明，而是存在于蕓蕓眾生的生活中。也許這些規(guī)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認識。但是，這個認識的過程也一定是不斷探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任何人都不可以變得張狂和自負。

　　“沒有鄧小平的支持，上了戶口還可能被取消的”

　　農村改革的突破過程顯然是一個政治過程。改革是在政治環(huán)境發(fā)生劇變的時代背景下發(fā)生的。改革的主要阻力來自政治方面。不僅來自既有的政治理念，因為原來意識形態(tài)與這種改革不相容，需要引入新的意識形態(tài)，確立新的理論起點；
而且來自既定的政治體制，因為原有政治體制和管理體制不包容這種新的農業(yè)生產經營方式。

　　基于傳統(tǒng)社會主義理論而建立的政治經濟體制，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封閉系統(tǒng)。一方面掌握權力者同時也宣稱掌握了真理，理論上的自負為權力集中提供了意識形態(tài)基礎；
另一方面，集權體制使得體制內部運行與體制外部的社會生活存在溝通困難，公眾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或者說公眾意見難以有效地影響體制運行。這樣的體制在根本上不允許創(chuàng)新和改革，甚至說這是一個抹殺創(chuàng)新和改革的體制。在這樣的制度環(huán)境下，改革者需要冒政治風險�；蛘哒f，改革者如果要成功，需要有超常的政治運作。萬里主導安徽農村改革的成功之處，表現(xiàn)在這兩個方面。一方面，如前面所述，他敢于用新的理念來解釋社會主義。另一方面，他有效地調動了體制內外的政治支持。在體制內，最重要的是擁有鄧小平等政治家的支持，從而建立了改革者的權力基礎。雖然當時主導的政治權力和政策反對家庭承包，但是，鄧小平等政治家對于萬里的信任支持，構成了正式政治結構內部的一種非正式結構。這種非正式結構為制度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了新的空間。這是一種本質上的政治庇護關系，降低了改革者的政治風險�；蛘哒f，這種正式結構之外非正式結構的存在，為僵化而集權的政治體制打開了一個缺口。萬里曾經說：“虧了小平同志支持，我從安徽回來多次向他匯報，他表示同意，可以試驗。出了成果之后，他公開表示支持�！比f里還說：“中國農村改革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爭，沒有鄧小平的那一番談話，安徽燃起的包產到戶之火，還可能會被撲滅。光我們給包產到戶上了戶口管什么用，沒有鄧小平的支持，上了戶口還很有可能會被注銷的。”如萬里所說，鄧小平本人很支持萬里的改革。但是，直到萬里調任北京之前，甚至在萬里調任中央的前兩個月，鄧小平對于家庭承包等沒有在正式場合表態(tài)。在1980年5月末之前，政策主流一直對于萬里的改革持明確的否定態(tài)度。這個時候鄧小平對于萬里的支持，是一種非正式支持。或者說，鄧小平與萬里等人建立起來的以政治信任為基礎的改革支持體系，是正式政治結構中的非正式結構。在正式的政治結構下，這種非正式政治網絡的運行，并啟動了歷史性的改革。這種網絡的形成則是基于他們長期的深厚友誼和政治信任。解放戰(zhàn)爭初期，萬里在為劉鄧大軍組織后勤保障服務的工作中結識鄧小平，以其出色的工作受到鄧小平贊賞，后在鄧小平任書記的西南軍政委員會擔任工業(yè)部長。奉調進京后，萬里歷任建設部長、北京市副市長并兼任北京十大建筑總指揮、鐵道部長、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等，鄧小平每每給予他重要支持，而他則總是不負鄧的信任和厚望。在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鐵道部系統(tǒng)的造反派“批鄧聯(lián)萬”，要追查他和鄧小平的“黑關系”，萬里甚有“唇亡齒寒”之感。他對支持他的同志們說：“……鄧小平不倒，我啥事也沒有；
鄧小平倒了，你們保我也沒用。”

　　考察農村改革在政治層面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包括改革以來一些重要的改革舉措的推進過程，我們發(fā)現(xiàn)，在政策大環(huán)境不利的背景下，改革所以能夠成長，重要的原因是某些上層領導的默認和支持。正是這種由上級領導和下級改革者建立起來的非正式政治網絡，推動了改革在夾縫中成長，并導致政策主流的轉變，甚至瓦解了正式的政治結構。由此可見，非正式的政治網絡在體制創(chuàng)新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種非正式結構是一把雙刃劍。在有些情況下，這種非正式結構所提供的支持，也成為政治不作為或者濫用權力的保護。在任何政治體制內，都會存在這種非正式權力結構。但是，如果這種非正式過度發(fā)達，則顯示一種政治體制的制度化水平不夠。一種體制，如果長期是依靠領導默許來進行改革創(chuàng)新，而不是體制本身能夠包容創(chuàng)新，說明這個體制開放程度低，僵化程度高，不能很好地回應和適應社會環(huán)境變化的需要。從更宏大的社會背景來看，這種不包容創(chuàng)新的體制很難適應時代潮流和公眾需要。從農村改革的過程顯示，中國的政治體制具有很強的封閉性，基層群眾沒有真正暢通有效的利益表達渠道，因此，萬里、王郁昭等地方領導人，成為在體制內表達農民意見的代表。他們本身掌握一定的政治權力，有比較高的政治位勢，這才使得他們可以對上表達農民意見，對下保護農民的創(chuàng)新。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農民沒有自己的表達專門渠道，也沒有自己的組織，他們不得不寄托厚望于一些勇于改革的官員，不得不讓管理者代表自己。這就是我們政治體制的缺陷。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體制缺陷則靠了萬里這樣的改革家來彌補。這是改革家的偉大，但顯示了體制的不幸。而在一個健全的政治環(huán)境下，農民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利益群體，則能夠有自己有效的利益表達渠道，有自己的利益表達組織，從而實現(xiàn)與體制本身的良好互動。現(xiàn)在，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體制的開放性和制度化不斷提升，但是，目前仍然有這樣的缺陷，沒有根本上轉型。問題仍然深刻存在，改革的路途正長。

　　如果說農村改革過程首先是一個政治過程，那么，繼續(xù)深化改革，仍然面臨這樣的重大問題——改進政治方式，創(chuàng)新政治結構，發(fā)育新的政治游戲規(guī)則，構造新的政治體制。在一個健康的政治環(huán)境中，不同的利益和政策主張，都應該有充分的表達渠道。政策過程本身應該是一個利益協(xié)調的過程，或者說是在良性對抗中實現(xiàn)平衡的過程。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要管理好眾人之事，就不能封堵眾人之口，就必須傾聽眾人之言。這種傾聽不應當是停留于政治表態(tài)，不能成為領導人的個性特點，想聽則聽，不想聽則不聽，而應該成為制度特點，必須有制度安排的保證。能否保證這種制度上的傾聽之暢通，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美國政治學家鄒讜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具有“全贏全輸”的特征。當一種力量占上風的時候，另外的力量便幾乎歸于江湖之遠，是一種“贏家通吃”的情況。他認為，“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沖突中，從沒有一次能夠產生一種使中國人能夠理性解決沖突的制度性結構和社會心理期望，亦即用談判、討價還價以及一系列無終止的妥協(xié)和相互調整去解決沖突，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強這種解決沖突的制度性結構和社會心理期望”西方學者的這種分析，值得我們在研究中國改革過程中參考�？疾煨轮袊�半個多世紀的發(fā)展歷程，許多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往往是在后果很嚴重的時候才被認識和被糾正，甚至一條政策的弊端或者失誤已經走到危險邊緣時才被承認和糾正，而不是在失誤開始的時候就被警惕和防止。這其實與政治體制的特征有關。政策上的大起大落說明了體制缺乏彈性。在自由和民主為運行基礎的現(xiàn)代政治中，制度保證政治競爭，已經沒有絕對意義上的政治失敗。競爭中的失敗者在根本上是暫時的，仍然具有制度上的話語空間，勝利者不可以也沒有辦法扼殺失敗者的表達權利。失敗者的話語權其實是另一種非常重要的政治權力，可以警示和制約主政者的行為。在傳統(tǒng)政治理念中，這個問題被簡單地說成是領導人的個人風格問題，某某有兼聽之明，或者乾綱獨斷。但是，根本上來說，這是個制度問題。在一個合理的制度下，不論失勢或者得勢，不論主流或者支流，都應該有足夠的渠道參加到政策主張的交流中來。不論是什么樣的政策主張，都能在制度上得到足夠尊重。因此，政治領域的體制創(chuàng)新還有巨大的開拓空間，這種創(chuàng)新的直接目標應該是，建立穩(wěn)定的制度和基本的程序，使得多方面社會力量能夠通過這些制度和程序，去參與政策過程并實現(xiàn)自己的利益。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現(xiàn)在，體制創(chuàng)新正在加快，社會群體利益的公開表達和有序競爭正在走向制度化。

　　也許，萬里正是基于改革過程的艱辛而體會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所以，他在1986年一個并不是很重要的會議上，發(fā)表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講話。這篇重要的講話引起了爭議。在文選編輯過程中，萬里專門指示，在收入文選時不作任何改動。這篇講話的題目是：“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他說：“為了創(chuàng)造民主、平等、協(xié)商的政治環(huán)境，必須堅定不移地執(zhí)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但對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實行這樣的方針，對政策研究、決策研究也要實行這個方針。(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但對自然科學要實行這個方針，對社會科學也要實行這個方針。這個方針應該是我國政治生活、思想理論、文化建設中堅定不移的戰(zhàn)略方針。這是社會主義高度民主的重要標志�！薄斑@個方針不能得到貫徹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去往往把政治問題理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的概念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變這個概念，就會認為只有學術問題可以爭鳴，政治問題不可爭鳴，而這兩者又經常分不開，一旦出了問題，即使是學術問題，也就變成政治問題，一股腦兒挨棍子。其實，在許多場合下，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確實是很難分開的。吳晗同志一篇《海瑞罷官》，招來滅頂之災。這究竟是學術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對于政策研究、決策研究來說，學術和政治就更難分了。有時候是三分學術，七分政治，有時候是七分學術，三分政治�？傊�，這兩者難舍難分。所以，關鍵不在于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而在于對政治問題，對決策研究本身，也應該實行‘雙百’方針�！薄叭绻�在人民內部政治問題不能爭鳴，只能領導人獨鳴，又談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認為，我們應該廣開言路，破除言禁，把憲法規(guī)定的言論自由切實付諸實施�！北救说睦斫�，萬里倡導、堅持政治上的“雙百”方針，實質就是堅持政治上的開放和競爭。

　　“我們準許改革不成功，但不準許不改革”

　　危機促成了改革，但這并不是說，危機是改革的決定因素。在同樣的政治氣候下，在同樣的自然災害面前，有的人選擇改革，有的人沒有。選擇或者不選擇改革，決定因素便是領導者的見識和擔當。改革家首先是一種勇于承擔社會道義和歷史責任的崇高境界。歷史昭告人們，在改革的政治舞臺上，犬儒主義是沒有位置的，因為犬儒主義者只對狹隘的自我利益負責。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萬里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兩次談話中，不斷提到：“我們準許改革不成功，但不準許不改革”，這體現(xiàn)了他在面對一個陳舊體制時的政治決斷和堅定意志。他說，“三十多年的歷史證明，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我們的改革是探索性的，改革會有成功，也有可能失敗�！�…對于改革一直采取搖頭的態(tài)度不行。……我為什么幾次表態(tài)支持交大改革呢？因為照常規(guī)走路，再按老辦法、老章程辦事，中國沒有希望。探索總比坐等好嘛，要探索得有人先試一試，哪怕試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有錯誤也不要緊，總結經驗改過來就是了，何況不一定就是錯的。”在改革的緊要關頭，正是這種不斷探索前進的改革精神，開創(chuàng)了堪稱“中國奇跡”的成就。

　　萬里曾說：“社會在前進，人類在進步，我們的事業(yè)也要不斷地開拓，才能不斷地發(fā)展。守舊的人是不能負擔起開拓任務的，這樣的人，再‘聽話’恐怕也是難以有所作為的”�，F(xiàn)在，中國改革已經歷時半個甲子。三十年間，改革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是，改革還沒有大功告成。不僅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而且在政治體制上還有更多事情要做。在過去若干年里，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快速發(fā)展，國人已經并且正在分享這種發(fā)展成果，但是，我們也看到，社會矛盾更加復雜深刻，政府和民眾的關系更加復雜，政治和社會穩(wěn)定面臨若干新情況和新挑戰(zhàn)。這說明，經濟發(fā)展并不必然帶來和諧與穩(wěn)定。在未來若干年里，也許中國的經濟發(fā)展不再一如既往地保持快速增長，許多在經濟發(fā)展迅速時被緩解的社會沖突、矛盾將進一步突出，大量新的矛盾將涌現(xiàn)。更重要的是，中國政治的社會基礎已經并正在發(fā)生劇變，公眾的政治預期已經改變，公眾的政治表達和政治需要，不僅有了充分的經濟利益基礎，而且有了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特征。新的政治體制的建立，意味著執(zhí)政黨和政府的轉型。在根本上，處理當下的改革問題，情勢如同當年面對土地分包，只不過情況更加復雜。經濟、社會和政治矛盾不斷演化，公民社會正在崛起，基層正在突破，政治需要創(chuàng)新。推進改革，需要領導者不僅有遠見卓識，而且有政治決斷和歷史擔當。時代正在呼喚改革家。

相關熱詞搜索：萬里 農村 改革 趙樹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