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0余年來斷代史與專史積累的微觀研究成果，亟需全局性的整合，用以更新和發(fā)展有關中國歷史的通感。有了這種“總體史”作依托，明清史的認識眼光就有可能立足于比較高遠的基礎，避免高低不同的無謂反復。從有關“反歐洲中心主義”中國觀、認識明清歷史視角的變化以及明清經濟的發(fā)展與不發(fā)展等方面，提出若干研討性的疑難問題，以期深化對明清歷史再認識的討論。

　　從國內外史學動向觀察，有關明清史再認識的問題，事實上已經被提出。特別是歐美“反歐洲中心主義”史學的崛起，意欲顛覆中西歷史評估的傳統(tǒng)“標準”，使這一問題變得難以回避，而達成共識的難度也較以前大為增加。另外，“唐宋社會變革論”最近在我國唐宋史界再次引起熱烈討論，如何與明清歷史承連，亦將引起學者關注，逐漸變成對中國歷史連續(xù)性的全局研討。這是一次極好的機遇。長期積累起來的，方方面面的微觀研究，確實需要有一種全局性的整合，以便為考察前此中國的“總體”狀態(tài)創(chuàng)造學術實踐的平臺。明清史再認識也只有在這種學術情景下，才會有新的境界出現。

　　一、有關“反歐洲中心主義”及其對明清歷史重估的理解

　　歐美人看歷史中國的好與壞，撇開因人而異、從來就非鐵板一塊的復雜因素外，從主流意識上說，它是因時而變，重心多次發(fā)生變化。無論是在中世紀晚期、啟蒙時代或者“工業(yè)革命”時代，時高時低的評價，多般取決于他們自己的境遇，“以我為主”，為其所用。根本性的變化發(fā)生在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評價的取向與重點發(fā)生重大轉移，才有了今天所說的“歐洲中心主義”居主流的中國觀。19世紀60年代后，中日兩國學界對此的反應頗為不同。似乎日本學界也有“以我為主”的意識，在“明治維新”成功后，對“歐洲中心主義”有所抗爭，有“東洋史”等等話題的提出。

　　同樣，20世紀后半期開始發(fā)生的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轉而對明清歷史有諸多好評，中國學者也首先應當設法尋求理解。這里，除了西方社會內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變遷以外，20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fā)展，也極大地幫助了一些“反歐洲中心主義”者樹立信心。因此，由他們引起的眾多“問題意識”，除了歷史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關聯(lián)外，也還包含了歷史中國與現實中國、現實世界的關聯(lián)。對后一點，有些史家注意不夠。

　　“反歐洲中心主義”史學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現代世界體系》的作者華勒斯坦，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一書里，通過其寫作的長文，發(fā)出了對現實的強烈反詰：“西方是否真的興起過？或者說西方事實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個奇跡，或者是一個沉重的病癥？它是一項成就，或者是嚴重的失誤？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實現？是不尋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尋常的崩潰？我們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歷史系統(tǒng)何以會對現代資本主義的出現加以限制？而這是預先設定好的狀態(tài)，或者純粹是意料之外的？（注：卜正民、Blue主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第二章“西方、資本主義與現代世界體系”（華勒斯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最后一句，特別提醒：對于抑制資本主義出現的文明系統(tǒng)（華氏顯然首先是指中國），要另眼相看。這里，華勒斯坦要表達的是有沒有可能走出與西方資本主義不同的另一條歷史通道。至今為止，國內贊同“反歐洲中心主義”對中國歷史重新評價的人，沒有注意到這一思想背后的思想傾向，似是不應有的疏忽。因為，它關系到我們對這種史學思潮可能產生的現實導向，有沒有清醒的認識，以及如何明智地應對。

　　我們對“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應對，也可以從兩個層面來進行研討。

　　第一，基于事實的層面：“反歐洲中心主義”有強烈的重新解讀歷史的沖動，因此他們在重新解讀甚至想顛覆歐洲史舊體系的時候，特別注意吸收近年歐洲史研究對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樣，他們也對中國歷史的光明面、積極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歐洲中心主義”遮蔽了的東西，展示于陽光之下。這兩者對我們都有歷史認識方面糾偏補全的沖擊作用。由此啟發(fā)，若要全面地進行明清史再認識，則需要中國歷史與歐洲歷史的雙向互動，難度將大大增加。

　　由于“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提醒，我們確實有必要重新反思，力求更全面地看待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但是，應該引起警惕的是，不能以一偏糾一偏。對“反歐洲中心主義”背景下出現的許多新的歷史判斷，我們從歷史的經驗事實層面上需要獨立地省視，應該有自己的主見，注重實證，拿出我們自己的東西。在實證方面，我們應該擁有西人難以替代的本土優(yōu)勢。這種新的西潮，應該成為激勵我們更細致全面考察國史的強大動力，而決不是跟風而進，單純變成另一聲音的消極代言人。

　　第二，基于價值認同的層面：無論叫“資本主義”還是叫“現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經帶來的社會病癥，或者可能有的未來隱患，“反歐洲中心主義”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聳聽。但正如有的學者所驚嘆的，“反歐洲中心主義”斷然丟棄長期學術積淀形成的歷史比較“規(guī)則”，我們對歷史發(fā)展的把握，會不會變得無所適從？至于更宏觀的道德訴求，諸如物質與精神、效率與公平等等的不和諧，恐怕是一個永恒性的難題。在史學上過度的執(zhí)著，會不會再度激活出新的“烏托邦”傾向？例如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后來有些國家找到了較好的內部解決辦法，但它往往又是以把貧困包袱甩給別的國家為代價，轉換成國際性的困局，從人類歷史全局來看，仍然是一個大難題。因此，當我們進入歷史評估時，往往需要有歷史主義與價值觀的平衡，而非執(zhí)著一端。

　　歷史學的特點之一就是需要冷峻地“秉筆直書”，需要有一種超乎情感之上的，實證地描述歷史變遷的職業(yè)意識——不論中西，任何歷史都是連續(xù)的，是連續(xù)中的發(fā)展。歷史軌跡的明晰，是每個國家發(fā)展自己的基礎。在這一意義上，歷史學獨立的認識價值，就在于它是為“現在”而提供“過去”的情景，過分注重對“未來”的設計，會使歷史學走向“過度詮釋”的歧途。但我們也無法否認，價值觀的分歧，必然有形無形地影響著史家對歷史描述特別是評估的主觀取向，這是史學上的一個吊詭。學術上如何處理，也需要史學界進一步研討。

　　二、關于明清歷史再認識視角的變化

　　1840年開始，中國一再受挫于列強的“船堅炮利”，原有“天朝優(yōu)越”的自信力終于遭遇到了嚴重的動搖。史學家從“物競天擇，優(yōu)勝劣汰”的法則中，感受到了中華民族有難以自存以至亡國滅種的危險。在這樣的情景下，回溯明清歷史，關注對政治史的批判，認定明清已經走到“前現代”的盡頭，處于“長期停滯”的狀態(tài)，占據著主流的地位�，F在的“反歐洲中心主義”，恰恰是針對著這種史學傾向而來的挑戰(zhàn)。

　　當前，我們對明清史進行再認識，自然就會產生許多新的檢討角度。擇其要者，大致有兩方面的觀點值得注意：

　　首先，對“革命”做法的檢討，覺得它對自己國家的歷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態(tài)度——一個國家，不要說是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大國，它的存在，總有一種“歷史精神”在支持；
它曾經采取的治國方略，總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當時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否則，它的存在，就成為不可理解的怪物，而想要前進，要擺脫困局，也不容易找準入手的路向。推倒一切重來的“革命”不是好辦法，后遺癥嚴重。受此苦痛，史家意識到有必要秉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更全面、更深入、更細致地鑒別分析明清歷史的實際運作狀態(tài)，特別是挖掘這些運作的“歷史土壤”有否改良的可能，而非脫胎換骨，“只爭朝夕”。這種時候，久被壓抑的歷史連續(xù)性問題，與過去總期望歷史突變不同，成為了考察歷史不可或缺的另一視點。

　　這里，思考的難點，是如何把“合理性”變成動態(tài)的概念，由此回答連續(xù)性與社會變革的契合關系在哪里？否則，“長期停滯論”很難以從根本上被驅趕出去。易言之，當變革實際上還沒有獲得根本性的突破之前，“長期停滯”的提示，在思考中國長時段歷史上，會不會仍然有其認識論上的價值？

　　其次，與前述相聯(lián)系，歷史考察的視域必然地要有所擴展。近20年來，這方面的進步還是比較快的。原來史學的重心始終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現在經濟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等等，都逐漸在深入展開。站在歷史前臺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與人物背后，或者說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與人相處關系的社會規(guī)則，以及由規(guī)則“叢林”構成的結構性歷史。因此在研討“前現代”或向現代過渡的時候，經濟史與社會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來�？傮w上說，在中國，目前專史、斷代研究的力量較強，成果多，而跨朝代的、連貫的研究難度高，一時還跟不上來。但少了這種延續(xù)性的通貫研究，就很難準確定位斷代史，更難把握中國歷史自身的發(fā)展脈絡，以及它連續(xù)而非斷裂式發(fā)展產生的路向。

　　在“現代化進程”的討論中，曾經有一種意見很受大家重視，那就是“整體的、全面的、協(xié)調的同步發(fā)展”。其實有哪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三者的“轉型”過程（請注意，這里說的是過程，而非最終結果）真正全面協(xié)調得那么順利？西方專家提出的靜態(tài)“現代化理論”不僅太理想，而且也與各國歷史實景不是很吻合。在各國現代化的實際運行過程中，大凡經濟推進的欲求最強，共通性也最大；
其次是政治，政治與經濟的匹配，恐怕有許多繞不過去的相關性，但其間不僅滯后是經常有的，而且也表現出某種為許多理論家不可思議的妥協(xié)性與靈活性，兩者的匹配有本土的特點；
意識形態(tài)的通約程度就更要低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色往往會表現得最為強烈。因此，同是走向現代，政治、經濟、文化各種因子的匹配，具體的對應組合方式，實際是相當機靈和多樣的，是隨機性的，也可以說是創(chuàng)造性的。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這樣說：現代化沒有標準模式。只有在各種模式的整體效果上，是可以比較甚至評判的。但即使效果最佳，其他國家也往往很難“克隆”，往往也是“一次性”的。因此，放到“前現代”中國歷史的考察中，學界提出了一個問題：在中國“前現代”社會中，有沒有應該被發(fā)掘出來的“現代化資源”？假若有，是哪些？但從實際歷史運行來觀察，又會糾纏于前述三者互動節(jié)奏的“合理性”在哪里？實際上卻缺乏明晰的判別依據。因為討論到突破的環(huán)節(jié)，什么時候以什么最佳，史家多般無從主觀下斷。在這里，我們只能隱約地感到，歷史從來很難服從理論，而理論卻必須依據歷史來修正。這樣，問題又回到需要對中國歷史進程進行全盤性的總體思考上來。

　　三、關于明清經濟的發(fā)展與不發(fā)展

　　如果回到長達五六百年明清經濟史敘事的角度，確有相當多的史料能夠證明，中國的經濟主體——無論是工商業(yè)者還是農民、手工業(yè)者——不缺乏經濟理論的考量，也沒有停止過它自身的經濟上升運動，所謂“長期停滯”是一種受“歐洲中心主義”影響的偏見。但即使是“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史學家，也都認為19世紀之后，中西歷史發(fā)生了“大分流”，中國淪入了真正的“停滯”。對于后一說法，我們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認真地予以正面回應（注：參見王家范：《中國社會經濟史面臨的挑戰(zhàn)——回應〈大分流〉的“問題意識”》，《史林》，2004年第4期。）。

　　筆者以為，由于各斷代經濟史微觀研究深入的結果，事實上已經把“長期停滯論”撕成了碎片，傷痕累累。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由明入清，由前清至晚清，乃至晚清至民國，經濟都不曾有過真正的停滯。微觀或斷代研究不足的地方，就是各代說各代的，不能顧此及彼，把連續(xù)發(fā)展在時段上系統(tǒng)化，用以論證中國經濟發(fā)展整體狀態(tài)的趨向，揭示它的發(fā)展以及不發(fā)展兩面。但是，明清經濟史的考察，即使發(fā)掘的光明面再多，也無法繞過一個巨大的障礙：如何通解過去說的“中國近代的落后”？這是與西方國家、與日本比，要否認也很難。那么這種“落后”與“前現代”的歷史有沒有關聯(lián)？可以把這種原因仍然單純地歸咎于“列強侵略”（“反歐洲中心主義”就有類似暗示性的傾向）嗎？恐怕很少有人會這樣認為。

　　對明清經濟發(fā)展狀態(tài)的估量，應該說是比較困難的，主要談兩個問題：

　　其一，在歷史上，討論經濟發(fā)展的水準，最容易成為觀察“社會進步”與歷史分期標志的是工具、能源以及由此帶來的資源開發(fā)、物質增長的速率。它們都是非常醒目的標志，判別上最不容易出現歧見�！扒艾F代”與現代，在這方面的分水嶺便是以煤為能源的蒸汽機的使用（所謂“煤鐵聯(lián)合”）。中國“前現代”經濟的發(fā)展，主要是靠人力資源與手工機械。為什么它向現代“煤鐵聯(lián)合”的機械化生產轉變反應慢而效率低？這是很需要費心回答的大關節(ji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與此相關聯(lián)，筆者以為許多學者對“人口”的正面效應估計不足，不顧國情的不同，片面執(zhí)著于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人口多，當然容易造成生產與消費相沖的危機；
但人口多，強大的生存欲求，也能促發(fā)各種經濟開發(fā)的努力，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發(fā)展總量的增長。因此，直到清亡為止，從“前現代”經濟的特性上衡量，中國是不是到達了“人口危機”的臨界點，變成了消極的因素，還是相反，勞動力豐厚與密集恰恰是宋以來經濟能長期連續(xù)發(fā)展的基礎？這需要討論。當然更關鍵的，被西方視為現代經濟轉變標志的那種技術進步，為什么不能發(fā)生在中國，以及即使后來學到的、使用了，發(fā)展得也很慢，比日本都差得太多（我曾經比較了19—20世紀中日棉紡織業(yè)的不同發(fā)展態(tài)勢（注：參見王家范：《發(fā)展與憂患：明清史再認識》，《解放日報》，2004年8月8日“思想者”專版。））？這就啟示我們需要從經濟總量以外的角度思考問題，需要關注促進經濟增長方式改變的其他要素。

　　其二，不管“反歐洲中心主義”如何顛覆傳統(tǒng)的中西比較，也不可能取消中西歷史比較作為方法論存在的意義。他們中有些人一直認為，那種把經濟發(fā)展與政治制度聯(lián)系起來的分析，意義不大。例如在向現代轉變的過程中，歐洲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很強，國家對工商的掠奪也很突出。甚至也可以這樣發(fā)問：發(fā)展經濟的效率，能說集權制國家一定比分權制國家差嗎？但，這些能否構成把政治制度與經濟變革截然分開的充足理由？顯然站不住腳。

　　把政治與經濟聯(lián)系起來考察時，兩者互相作用的聯(lián)接點在哪里？國家財政政策的考察是個突破口。說具體些，財政政策，會影響到經濟資源的支配與使用狀態(tài)，國民生產總量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它造成的最終利益格局，特別是政治主體與經濟主體的利益分配格局，這些都會反過來制約經濟發(fā)展的速度與經濟發(fā)展的持續(xù)性。

　　筆者以為，至少從北宋以來，中國經濟的部門結構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工商業(yè)貨幣收益的比重在不斷提高，然而政府的財政收入仍然主要依賴于農業(yè)，與經濟的態(tài)勢不完全對稱（注：參見汪圣鐸：《兩宋財政史》，中華書局，1995年。）。原因何在？王國斌認為18世紀中國的農業(yè)稅很低，商業(yè)稅也很低，比歐洲都低，照理它應該有利于經濟的發(fā)展，因此他著重分析了歐洲的稅收協(xié)議制度，以及民主制度的經濟土壤。回到中國宋至明清，筆者曾經心存疑問，與其讓地方官吏無序地勒索工商業(yè)者，國稅低而官員借此聚斂嚴重，為什么國家不把工商稅與工商業(yè)者的實際經營收入掛鉤，訂出稅收細則，盡力避免稅外搜刮？這不僅能減輕農村負擔，也能起到保護工商業(yè)發(fā)展的作用。這里有一種歷史情節(jié)不能忽略：無論農業(yè)、工商，稅外的負擔都很重，嚴重的是法外的負擔。其間中央財政缺口不小，而地方的行政費用又嚴重不足，像是個死結。這就造成工商業(yè)者被各級政府用各種形式剝奪的收益率非常之高。這并非用指斥“腐敗”二字就能完全了斷的。筆者最近一直在著重搜索和閱讀縣一級政府的運行實錄，看來這方面的情形，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復雜（注：諸如黃六鴻《�；萑珪�》、王植《崇德堂集》、劉衡《州縣須知》、王又槐《刑錢必覽》等。）。這樣的不斷追究下去，中國政治體制的缺陷以及這種體制的制度運作成本太高的問題，就會凸顯在人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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