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歷史上一件具有諷刺意義的大事是：為先進工業(yè)國家的城市工人階級而創(chuàng)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居然變成了“落后的”農民國家中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所依據的主要思想體系。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上具有諷刺意義的還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若干當代翻版恰恰吸收了當年被馬克思和列寧斥之為“烏托邦”的那些社會主義思想和觀念。

　　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體系中出現了一些類似“烏托邦”的觀點，產生這一現象的關鍵是如何看待現代資本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理論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反自然的和異化的現象，因而在實現新的社會主義秩序時，應當摒棄資本主義。反之，馬克思主義則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充分發(fā)展（及其全部結果）為社會主義制度創(chuàng)造了社會和物質的先決條件，乃是歷史的必然。雖然列寧在革命策略問題上遠非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但他卻從未背棄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前提，即社會主義以資本主義為其先決條件。

　　現代中國的歷史狀況使人難以接受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進步性的信念�，F代資本主義工業(yè)并不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而是在外國帝國主義庇護下發(fā)展起來的。就20世紀中國工業(y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而言，它不但帶來了西方早期工業(yè)化的所有社會弊端，而且是以極端的形式出現的：它主要集中在外國統(tǒng)治區(qū)，首先是通商口岸。如果早期工業(yè)化的后果使人們普遍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異化的、罪惡的制度，那么，現代中國歷史的經驗就更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看法。雖然一些比較西方化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試圖捍衛(wèi)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但中國的實際情況卻很難使人相信，一個就其根源而言是如此異己、就其形式而言是如此畸形的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竟會包含有任何社會主義因素。因此，毛澤東主義的論述一般傾向于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相提并論，并把它們都看成是外來的入侵勢力，從而試圖從其他地方尋找改造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道路。

　　從理論上講，由于當時中國不存在相互競爭的其他社會主義思想，所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容易拒絕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析。這種情況與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歷史截然不同，它們是在同形形色色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作斗爭中發(fā)展起來的，而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都無視新生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意義。由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從未遇到過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在政治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挑戰(zhàn)，因此，他們無須像當初列寧那樣努力捍衛(wèi)和堅持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先決條件的論斷，而這一論斷，無論從中國歷史的現狀來看，還是從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社會主義理想來看，都顯得很不協調。而且，中國人選擇共產主義首先是在政治上致力于馬列主義革命運動，過了很久以后，才在思想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這樣一個缺乏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傳統(tǒng)的國家里，中國共產黨人遠不像它的西方或俄國伙伴那樣被馬克思主義理論原則所牢牢束縛。這樣，許多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以毛澤東為代表）才感到較易于不重視或重新解釋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是一種歷史進步現象的觀點，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更說不上承認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前提了。

　　在對待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毛澤東的理論存在著許多含糊不清之處，之所以如此，其中大多是出于恪守正統(tǒng)馬列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需要和一些政治策略方面的考慮。暫時拋開這種意識形態(tài)或策略上的考慮不談，毛澤東思想在這個領域中有兩個基本觀點：第一，中國的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緊緊依附于外國帝國主義。第二，中國革命，包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前者是毛澤東理論中反復說明的一個基本概念），是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力量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勢力所進行的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中國（至少是隱含地）在世界革命進程中是先鋒。這兩個命題是為毛澤東更大的需要服務的，即否認中國社會主義的未來要依賴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社會和物質結果，或者否認缺少這種生產力將對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構成障礙。

　　毛澤東主義理論文獻中最突出的論題之一是把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相等同。這一觀點與毛澤東主義在革命戰(zhàn)略和勝利后的發(fā)展戰(zhàn)略中對城鄉(xiāng)關系的認識有著密切的聯系。此論點出現在毛澤東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所寫的早期著作中［37］，以后又在理論上表述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38］。正如毛澤東在1926年指出的那樣［39］，這里所謂中華民族不包括那些“同帝國主義相勾結”的階級和集團，即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地主以及附屬于他們的部分知識界人士。這些人實際上被看成是內部的異己分子，他們依附于憑空強加給中國的外來資本主義，在社會上、經濟上，尤其是（對毛澤東來說）在思想上與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統(tǒng)治緊密相連。資產階級的其他部分有可能是異己的、應被排除在中華民族之外的，他們在政治上左右搖擺不定，是靠不住的中間勢力。毛澤東通常對他們采取不信任的態(tài)度，這反映在他1926年發(fā)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著作中。在這篇反映他的思想精華的文章中，毛澤東系統(tǒng)地分析了各個社會集團在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為目標的革命中所采取的不同態(tài)度，他說：

　　至于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它的右翼應被看做是我們的敵人；
即使目前還不是，將來很快也會是；
它的左翼，可能成為我們的朋友，不過不會是真正的朋友……我們真正的朋友到底有多少呢？有三億九千五百萬。我們真的敵人有多少呢？有一百萬。那些中間分子，他們有可能成為我們的敵人，也有可能成為我們的朋友，這樣的人有多少呢？有四百萬。即使我們將這四百萬中間分子當作敵人，總共也不足五百萬人，三億九千五百萬人只需打個噴嚏也足以將他們打翻在地。［40］

　　雖然毛澤東總是將可能成為進步勢力的民族資產階級與反動的大買辦資產階級區(qū)別開來，但事實上，民族資產階級在毛澤東的革命陣線中并沒有什么地位。的確，中國的資產階級通常被看作是反動的和異己的。毛澤東在1939年寫道：“民族資本主義有了某些發(fā)展，并在中國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頗大的作用；
但是，它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軟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對于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系的。”［41］此外，毛澤東對中國歷史進行的一般性分析，也強調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異己性質。在把馬克思主義關于西方社會歷史發(fā)展分期的正統(tǒng)觀點（或許是違心地）應用于中國的具體情況時，毛澤東注意到，雖然中國是“歷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傳統(tǒng)和優(yōu)秀遺產的國家”，但中國“自從脫離奴隸制度進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經濟、政治、文化的發(fā)展，就長期地陷在發(fā)展遲緩的狀態(tài)中”［42］。中國的封建社會延續(xù)了三千年。毛澤東這樣寫道：“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這個社會的內部才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43］外國勢力的侵入逐步瓦解了傳統(tǒng)的封建經濟，并且“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fā)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44］。這些可能性部分地表現為“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的發(fā)展”［45］。

　　同買辦資本主義中的大資產階級一樣，民族資本主義中的民族資產階級也被歸源于外國資本主義，因而也帶有異己的性質。雖然民族資產階級為了它本身的利益也有反對帝國主義的傾向，但正像毛澤東所強調的那樣，它緊緊地依附于使它得以產生的外國資本主義。

　　我們很明顯地感到，在毛澤東的思想中，資本主義或資產階級無論采取什么形式，在中國都被看成是異己的。由于中國共產主義理論認為馬克思關于西方歷史階段的劃分具有普遍意義［46］，因此，毛澤東感到有必要做一番解釋：“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fā)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保�47］然而，毛澤東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奇特的分析引出了這樣的問題：自己內部的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是否可以認為符合人們的愿望。馬克思在分析西方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轉變時，認為歷史發(fā)展的動力最初是在封建社會的束縛之外活動的；
主要的階級斗爭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舊的封建貴族之間的斗爭；
農民雖然是歷史轉變中的犧牲品，但絕不是歷史進程中的主要角色。相反，根據毛澤東的理論，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而不是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之間的矛盾。與此有聯系的另一個觀點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zhàn)爭，才是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動力�！保�48］毛澤東的《實踐論》在區(qū)分“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時所舉的歷史例證，也隱含了這樣的看法：資本主義在西方歷史上是自然的，但在中國卻未必如此。他注意到，西方無產階級根據他們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親身經驗達到了對世界的真知，并且通過馬克思主義理論對這種經驗的科學總結而逐漸“理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而在中國，“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并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后才開始的”［49］。因此，雖然在分析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前景時，“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的范疇是合適的，但對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來說，適當的范疇應該是“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

　　無論人民希望怎樣解釋毛澤東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自生自長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看法，他都確實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由帝國主義的侵略帶入中國的，因此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即使不算一種非自然的現象，至少也肯定是一種異己的現象，而且絕對不是社會主義的歷史前提。從一開始，毛澤東就沒有借助于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力中含有社會主義潛力的觀點，而是從“中國人民”中尋找社會主義的源泉。“人民”在這里當然是指廣大農民階級，即毛澤東在1926年稱之為革命的“真正朋友”的那“三億九千五百萬人”這個有機整體。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在評價各社會階級的革命潛力時，所使用的尺度幾乎都是籠統(tǒng)的整數。［50］如果說“四百萬”有反革命潛能的“中產階級”可以忽略不計的話，那么，城市無產階級也同樣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他們畢竟只占“三億九千五百萬人”中很小的一個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1927年初發(fā)表的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可以看出，農民起義的自發(fā)性吸引了他。他說，那極富創(chuàng)造力的、勢如暴風驟雨的農民力量“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51］。在這篇以一種質樸的形式表達了毛澤東主義革命觀的長文中，從頭到尾，既沒有提到資本主義，也沒有提到它產生的現代各社會階級。

　　后來，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更明確和深入地表達了他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關系的理解。他指出，在中國比在西方先進的工業(yè)國家更易實現社會主義，因為在中國更少受到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力量和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52］

　　由于毛澤東淡化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這一論斷，合乎邏輯的結果是，他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馬克思主義所謂的現代歷史上的兩大革命階級就不那么關心。如果說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革命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力量，那么，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自然也并非必不可少。這里我們無須討論毛澤東在他的實踐中（雖然并不是在其正式的理論中）以眾所周知的方式拋棄了城市無產階級。所謂“無產階級的領導”僅僅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確切地說，就是指那些具有正確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覺悟的革命家的領導；
無論這種思想覺悟取什么樣的形式，它都無須同真正的無產階級建立任何有機的或組織上的聯系。雖然毛澤東的理論正式地區(qū)分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不同的階段，但當毛澤東重新給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下定義時，這種區(qū)別就不復存在了。毛澤東深入地研究了從“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向“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轉變的過程。無須認真研究這些論述，只要注意到下面這一點就足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革命的領導權“擔負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雙肩之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53］。

　　毛澤東主義總是傾向于在那些最少受到資本主義影響的社會領域中尋找社會主義的源泉，例如，在較少涉及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的農民階層中，或在沒有受到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知識分子中。這是因為在烏托邦社會主義理論中，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現代社會的社會產品和物質產品從未被認為是以社會主義方式重新組織社會的先決條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馬克思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看成是現代歷史中的兩個最活躍的階級，而毛澤東則關心農民與知識分子的關系。

　　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社會主義理論的其他相似之處正好是它與馬克思主義相背離之處，二者密切相連。像烏托邦社會主義一樣，毛澤東主義并不認為經濟落后是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障礙，反而認為它可以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種優(yōu)越性。正因為這樣，毛澤東才宣稱，中國革命的特點或優(yōu)點是“一窮二白”，認為處于前工業(yè)社會的中國正在為全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未來開辟道路。

　　肯定“落后的優(yōu)點”同馬克思對歷史客觀決定性力量的堅定信念是不完全一致的，或者說，這種觀點就意味著歷史發(fā)展的結果依賴于“主觀因素”，即那些富于獻身精神的人們及他們的思想覺悟、道德價值觀與行動。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社會主義傳統(tǒng)持同樣的觀點，即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實現并不依賴于物質生產力的發(fā)展，而依靠一代“新人”的美德———這些人能夠也必將把他們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賦予歷史現實。馬丁?布伯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實現“并不依賴于技術狀態(tài)如何”，而是依賴于“人民及其精神”。［54］他的這種烏托邦社會主義公式雖然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但卻與毛澤東主義不謀而合。

　　我們發(fā)現，毛澤東主義對于那些與現代經濟發(fā)展有關的組織和制度都很厭惡，這一點與19世紀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也有相似之處。對專業(yè)化分工的偏見，對于政治和經濟的大規(guī)模集中化組織形式的反感，對所有官僚主義現象的堅決反對態(tài)度，以及對于正規(guī)高等教育的不信任———毛澤東思想的這些方面眾所周知，無須贅述。毛澤東和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一樣，不愿意承認“現代化”的種種不良后果是歷史進步所要付出的必要代價。這不僅是因為他認為這種代價過高，還因為，如果不存在一個最終導致社會主義的客觀歷史過程，那就難以保證支付了這種代價就一定能實現所預期的社會主義目標。

　　總之，在以下三個重大問題上（一般認為這是區(qū)別馬克思主義同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分水嶺），毛澤東主義都明顯地傾向于烏托邦社會主義。首先，毛澤東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前提：現代工業(yè)資本主義是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必要的和進步性的階段，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先決條件。其次，毛澤東主義否認（在其理論中是含蓄的，而在其實踐中則最明顯不過地表現出來）馬克思主義關于工業(yè)無產階級是社會主義未來的承擔者這一觀點。最后，馬克思主義堅信歷史的客觀規(guī)律性，而毛澤東主義則用唯意志論的觀點取而代之，他認為人們的思想意識和道德潛力是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決定因素。

　　毛澤東主義的這些不同于馬克思主義之處直接體現在它對現代歷史中城鄉(xiāng)關系的看法上。毛澤東主義認為，中國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產物，并帶有帝國主義的性質，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毛澤東對中國資本主義的態(tài)度。這樣，外國勢力在中國現代城市中的統(tǒng)治這一事實便影響到毛澤東主義對城鄉(xiāng)關系的理解。在毛澤東看來，城市不過是外國統(tǒng)治的舞臺，而不像馬克思確信的那樣，是現代革命的舞臺。正是毛澤東的這種觀念導致了他強烈的反城市偏見，并相應地導致了他那種強烈的農民傾向：城市等同于外來影響，而農村才是本民族的。這種觀念還使毛澤東對城市產生一種更普遍的懷疑態(tài)度，即認為城市是資產階級思想、道德和社會腐敗現象的根源。即使1949年以后，外國人早已離開了中國的城市，他的這種懷疑仍未消除。這種懷疑態(tài)度驅使毛澤東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關于工業(yè)化意味著城市化的正統(tǒng)觀點，而是采取一種變通的因而是非異己的現代經濟發(fā)展的非城市道路。盡管如此，毛澤東卻對馬克思主義消滅城鄉(xiāng)差別的理想感興趣，因為，它不僅是一個很吸引人的社會目標，同時也是一個很吸引人的民族目標。

　　這種現代的反城市思潮也許可以在中國傳統(tǒng)里找到其先驅者。羅茲?默菲指出，孔子認為，可以在鄉(xiāng)村生活的德行中找到智慧與真理，而在人們漠視大自然的城市中，真理被掩蓋了，德行被削弱了。［55］這種看法體現了一種中國傳統(tǒng)的對大自然的仰慕之情。這里不需要探究這種傳統(tǒng)的反城市觀點是否還在影響現代中國人的態(tài)度。無論傳統(tǒng)社會中農民對寄生的以行政為基礎的城市如何憎惡*，孔夫子的弟子們對鄉(xiāng)村美德的稱頌有怎樣的影響，毫無疑問，在現代反城市觀念的形成中，最重要的因素乃是現代帝國主義的入侵，正是這種入侵使中國城市成為外國的領地，成為外國統(tǒng)治的象征。

　　* 關于中國傳統(tǒng)城市（即衛(wèi)戍城：官僚機構和富裕的鄉(xiāng)紳居住的地方）與農村的關系，見費孝通所著《中國的鄉(xiāng)紳》一書（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53年版），尤其見91～107頁。費孝通概括了中國傳統(tǒng)的農村關系：經濟活動在那些設防的行政中心，它不是靠生產者之間物物交換進行的，而是靠消費者獲取物品的權力來進行的，同上書，98頁。中國農民是否認為城市具有寄生性，如果他們這樣認為，那么這一點對他們當中反城市的傾向有何影響———這些問題在傳統(tǒng)中國的文獻中很少講得清楚。

　　這里可以順便提到現代歷史上一個較早的例子，正如魏斐德所指出的那樣，在鴉片戰(zhàn)爭中，英國的入侵在廣東省的鄉(xiāng)紳和農民中引起了反城市和反洋人的激憤情緒，鄉(xiāng)下人認為廣州城里都是漢奸、商人及同商人勾結的腐敗的政府官員。［56］

　　寄生在國內的外國人都住在城市里，這樣一種對城市的“前民族主義的”印象在20世紀中國民族主義中成了一個更為重要的主題。因為中國的城市是按照西方模式逐步發(fā)展起來的，所以，城鄉(xiāng)之間在文化和社會經濟方面的差別也就變得愈來愈大。民族主義者對此的反應是，到農村（受外國影響較小的地區(qū)）去尋找民族復興的真正源泉。那些最富于民族主義傾向的早期中共黨員，如李大釗和毛澤東，都是農民革命最早和最積極的倡導者，他們情愿并熱衷于放棄城市，這絕非偶然，因為在他們看來，城市是保守主義和道德敗壞的異己堡壘。這與另一些中國共產黨人形成鮮明對照：他們或多或少地把西方正統(tǒng)形式的馬列主義理論作為國際革命理論接受下來，并把社會主義的希望建立在城市工業(yè)的發(fā)展之上，建立在西方模式的城市無產階級的革命潛力之上。農本主義和民族主義是世界現代史上兩個關系密切的現象，而這種現象在現代中國歷史上表現得最充分。由于中國革命是以在農村問題上修正馬列主義為基礎的，因此，中國革命的特點必然是以農村為基礎向外來勢力控制的大城市發(fā)動進攻。

　　毛澤東的反城市偏見并非單單是一場農村革命的產物。這在他的早期著作尤其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表現得很明顯。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還可以發(fā)現，毛澤東除了貶低城市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使之成為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之外，還認為，西方化的城市知識分子所掌握的外國知識和文化不但不符合農民的需要，而且不如農民自己掌握的知識。他說：

　　我從前做學生時，回鄉(xiāng)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民國十四年在鄉(xiāng)下住了半年，這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對的。鄉(xiāng)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里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如今他們卻大辦其夜學，名之曰農民學校�！�…農民運動發(fā)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鄉(xiāng)村中涌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57］

　　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還進一步提出，留在城市的革命者容易受到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政治上容易變得保守。當“農民在鄉(xiāng)里造反”的消息傳到長沙時，“各方面的人……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xiāng)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58］。解決問題的方法在于讓那些富有潛力的“革命人民”脫離城市的腐化生活，到革命力量聚集的農村中去。在歷史和政治情況截然不同的情況下，即使1949年后，毛澤東一直用“到農村去”這種方法解決問題。

　　無論在戰(zhàn)爭年代，還是勝利以后的時期里，毛澤東早期對城市的消極態(tài)度一直支配著他對城鄉(xiāng)關系的理解。把城市與外國的和反動的東西聯系起來，把農村看成真正民族的和革命的。這一點隱含在毛澤東的理論中，十分明顯地表現在其實踐活動中。作為一個實例，毛澤東所謂“對抗性矛盾”之一就是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矛盾。他告訴我們，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里面，“那里資產階級統(tǒng)治的城市殘酷地掠奪鄉(xiāng)村”［59］，在現代中國社會中，“那里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買辦大資產階級所統(tǒng)治的城市極野蠻地掠奪鄉(xiāng)村”［60］，因此，形成了雙方這種帶有極端性質的對抗性矛盾。

　　整個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歷史經驗無疑大大加強了毛澤東對城市的不信任態(tài)度。在革命的歷史中，農民革命者的確包圍和“推翻”了城市的統(tǒng)治。但是，之所以采取導致最后勝利結局的這種獨特的政治策略，部分地卻是由于早先對農村革命潛力的確信和對城市的否定態(tài)度。早在這種政策還遠未完全形成、在實踐上也還未得到檢驗以前，毛澤東就已經把城市看成反革命資產階級（他們被看作是外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或潛在的盟友）統(tǒng)治的堡壘，那里通常是外來的社會影響和思想腐蝕的發(fā)源地。當然，在城市里還有城市無產階級，但無論人們如何同情他們的處境，對于毛澤東來說，這個階級并無多少革命潛力。從數量上講———毛澤東經常從數量上說明問題———城市無產階級在“革命人民大眾”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毛澤東關于城市和鄉(xiāng)村在革命過程中所處地位的見解起源于他的一個更廣泛的觀念，即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革命不需要依靠現代工業(yè)資本主義及其產物———城市無產階級。反之，革命的成功依賴于廣大農民大眾和“非城市化”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愿意也能夠與農民相結合，并給他們指引正確的道路。

　　早期的思想慣性和中國革命的具體經驗都是使毛澤東作出“革命的農村”和“保守的城市”這種區(qū)分的原因。這一觀點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在革命勝利后的中國歷史上，它又被賦予了深刻的內涵，以致最后變成了一個關于世界革命過程的、影響遍及全球的觀點：由經濟落后地區(qū)構成的“革命農村”將戰(zhàn)勝歐美發(fā)達國家構成的“城市”。馬克思相信，現代歷史使得農村依賴于城市，“農民的國家依賴于資產階級國家”；
而毛澤東則堅信，現代革命的歷史表明，農村將戰(zhàn)勝城市，農民國家最終將戰(zhàn)勝資產階級國家。

　　雖然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以農村為基礎的，并且毛澤東主義的領導人也是傾向農村的，但這場革命的最后目標，正如約翰?劉易斯所說，“始終是城市”［61］。早在1939年，毛澤東就號召把注意力轉向“城市工作”，因為，雖然中國革命必須采取“農民游擊戰(zhàn)爭”的形式，而且有“在農村區(qū)域首先勝利的可能”［62］，但“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奪取作為敵人主要根據地的城市”［63］。1949年3月，當進入內戰(zhàn)的最后階段、城市不斷落入紅軍之手時，毛澤東宣布，“黨的工作重心由鄉(xiāng)村移到了城市”［64］。

　　在這場由鄉(xiāng)村的農民打勝了最后幾場決定性戰(zhàn)役的革命中，1949年共產黨對城市的占領，同以往精彩的各個戰(zhàn)役相比，可謂是一個乏味的結束曲。共產黨對城市的控制，并沒有涉及革命的政治行動，而是采取了大批農民軍隊對城市中心實行軍事占領的方式。毛澤東的對城市和市民的不信任仍然存在（這些人對革命的勝利沒做出什么大的貢獻），以后，在極為不同的歷史背景下，當他遇到新的問題時，這種不信任又重新出現。毛澤東確實宣布了“由城市領導鄉(xiāng)村的時期”的開始。但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卻告誡革命者要警惕城市資產階級的“糖衣裹著的炮彈”［65］的腐蝕，指出農村“艱苦奮斗的作風”［66］有可能被城市生活所助長的“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67］所取代。

　　盡管如此，正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毛澤東提出了革命勝利后的發(fā)展以城市為中心的政策，這一政策產生的社會結果后來又遭到他的批判。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前，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把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目標推遲到將來某一個不確定的時間，而著眼于“目前的任務”，即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加速經濟發(fā)展。［68］因為城市已經成為新的“工作重心”，“目前的任務”就是按照蘇聯的發(fā)展模式，強調城市重工業(yè)的發(fā)展和建立以城市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官僚體制。1953—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社會及政治后果是眾所周知的：出現了壓制活力的官僚機構和官僚主義行為以及新的社會不平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突出地表現為城市中出現了一批享有特權的政治行政精英和技術知識精英；
城市經濟的發(fā)展給農業(yè)部門帶來了一定損害；
思想墮落的傾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目標被形式化，以及雖然不在口頭上但卻在實踐中背棄了農民革命所倡導的平等的、“艱苦奮斗”的價值觀念）；
日益現代化的城市與落后的農村之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別越來越大。

　　革命勝利后，革命就不再是一種能動的創(chuàng)造，它總會制度化，這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在毛澤東主義對這種現象的對策中，馬克思主義消滅城鄉(xiāng)差別的目標逐漸獲得了非常突出的地位，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的相似之處也變得非常清楚。這尤其表現在“大躍進”時期的農村公社化運動中，以及隨之產生的“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理論中。對于城市工業(yè)化的種種社會后果，毛澤東所采取的措施是農村實行工業(yè)化，把政治重心和社會經濟重心從城市轉移到新的農村公社。人民公社不僅是發(fā)展經濟的主要部門，也是中國向烏托邦共產主義“躍進”的基本社會單位。1958年12月10日，共產黨的正式決議明確規(guī)定了公社的性質及其社會歷史作用。這個決議雖然絕不是烏托邦傾向最明顯的文化，但卻表現出當時對太平盛世的渴望。

　　1958年，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像初升的太陽一樣，在亞洲東部的廣闊的地平線上出現了，這就是我國農村中的大規(guī)模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發(fā)展……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業(yè)中的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即按勞付酬）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鄉(xiāng)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國家對內職能逐步縮小以至消滅的道路……現在也可預料，在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人民公社將仍然是社會結構的基層單位。［69］

　　在“大躍進”中，卷帙浩繁的理論文獻深入探討了公社以及它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以上只是這種文獻的部分論點。在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論述中，有兩個方面對我們目前的討論有重要意義：第一是公社化運動中明確的反城市內涵；
第二是人的覺悟和道德品質在實現馬克思主義終極目標方面所起的異乎尋常的作用。

　　“大躍進”運動把經濟和政治生活分散到相對自治和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的整個設想，意味著徹底推翻了革命勝利后從蘇聯移植來的模式，而采取了旨在（至少是部分地）削弱新的城市精英的權力和聲譽的政策。強調“農村工業(yè)化”和把工業(yè)生產與農業(yè)生產結合起來的非常激進的計劃，都意味著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及其居民在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此相似，以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基礎（通過“紅專大學”和許多“半工半讀”方案來實現）的新教育政策，降低了以城市為中心、面向城市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價值。人們寄希望于那些新型農村學校，它們應培養(yǎng)出既有社會主義覺悟又有專業(yè)科學知識的“新農民”。據稱，勞動群眾自己將成為科學技術的主人。此外，公社不僅是基本的社會經濟單位，而且將成為革命政權的組成部分；
事實上公社已經成為典型的毛澤東主義工具，可以用它來實行馬克思主義理論賦予“無產階級專政”的所有社會革命措施，包括消滅城鄉(xiāng)差別。

　　在失敗的“大躍進”運動中所執(zhí)行的極端政策，反映了毛澤東主義由來已久的對與城市大工業(yè)相聯系的社會和經濟形式的敵視，這些形式包括：專業(yè)化分工、理性化的官僚機構、大型集中化組織以及正規(guī)高等教育�！按筌S進”的極端政策不僅對新的城市精英、而且對以城市為基礎的國家和黨的官僚機構都構成了嚴重的威脅。［70］

　　對農村生活美德的頌揚和對“墮落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抨擊，強化了公社化運動的反城市傾向。黨號召干部繼承和發(fā)揚農村革命時期“艱苦奮斗”的好傳統(tǒng)，譴責那些被城市生活腐蝕的干部———他們沉醉于揮霍享樂，沾染了懶散、驕傲和嬌氣的“官僚作風”�？朔�這些惡習的方法就是讓城市的人到農村去，與農民同住同勞動，在那里培養(yǎng)真正的無產階級品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關于人民公社的正式文件中（1958年12月），一方面號召把舊城市改造成“社會主義新城市”，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城市的公社化道路遠比農村的艱巨和漫長，這不僅是城市生活的復雜性造成的，還因為城市中資產階級思想的頑固性。［71］

　　在“大躍進”運動中，毛澤東主義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特別強調人的思想覺悟的作用及群眾的思想：應當立刻實現這場運動的烏托邦社會目標，只要依靠“群眾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相信人們就會像響應純粹的物質刺激一樣對道德和意識形態(tài)的呼吁作出積極響應；
承認“人是決定性的因素”，并且相信會出現“多面手”的“新人”，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將創(chuàng)造一個嶄新的社會。［72］對“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力”的頌揚帶有強烈的面向農村的性質，因為革命首創(chuàng)精神和有潛力達到高水平道德覺悟的花環(huán)，首先套在了“起先鋒作用的農民”的脖子上。［73］有些人認為，中國缺乏公社化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客觀經濟基礎，但這些人受到了指責，被認為堅持“唯生產力論”，“看不到五億多農民的偉大作用和革命熱情”，還提醒這些人注意毛澤東主席的以下論斷：“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币馑际钦f，“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注意充分發(fā)揮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作用”［74］。

　　毛澤東主義的烏托邦成分雖然在“大躍進”時表現得最充分，但在20世紀60年代初從激進的公社化方案被迫后退并重新維護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政治官僚機構的權力之后，意識形態(tài)舞臺上仍然有這種成分存在。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烏托邦成分又燃燒著啟示的怒火重新出現在政治舞臺上。不管人們如何解釋這場極其反常的大動亂，“文化大革命”確實首先是對城市優(yōu)秀分子的一場直接沖擊，它還試圖扭轉工業(yè)化城市在政治經濟方面對農村日益增長的支配趨勢。如果像斯圖爾特?施拉姆那樣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一場“農村反對城市、農民反對工人的運動”［75］，恐怕有些言過其實，這是因為農民在政治舞臺上從未扮演過主角。不過，“文化大革命”的確是這樣一種思想復蘇的標志，這種思想代表農民的利益執(zhí)行對農村有利的政策，而不是對城市及其居民有利。至少在一段時期內，“文化大革命”試圖解決前十年政治斗爭中所涉及的中心政策問題之一。以下通常被看作是劉少奇的觀點：只有先完成城市工業(yè)化，才能對農村進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而毛澤東則主張把更大的一部分精力和資源投入到農村的工業(yè)化中去，給農民群眾以更多受教育和享受醫(yī)療服務的機會。結果是毛澤東占了上風。

　　馬克思主義假設，工業(yè)化必然要求城市化，與此相關的命題是，城市對農村居于完全主導地位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前提。由于毛澤東的革命策略是以對農村的革命政治潛力的信念為基礎的，因此，他在革命勝利以后的政策就把農村看成是社會經濟大變化的出發(fā)點。他之所以采取這種政策是為了避免馬克思指出的工業(yè)化必然帶來的一系列消極社會后果，是為了消滅社會的不平等和思想的不純潔———他認為城市即使在一個假想的社會主義中也會帶來這些弊病。毛澤東主義的目標既不是使城市“農村化”，也不是使鄉(xiāng)村“城市化”，而是要使農村現代化，使城市逐步融于現代化的和共產主義的農村環(huán)境，這樣一來整個社會便向消除城鄉(xiāng)差別這一最終目標邁進了。

　　毛澤東主義者確實接受了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后的過渡時期里為實現消滅城鄉(xiāng)差別這一目標所應采取的種種措施：“把農業(yè)和工業(yè)結合起來，促使城鄉(xiāng)對立逐步消滅”；
“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76］。但他們不同意這一觀點：只有在發(fā)達的工業(yè)化國家，在城市和無產階級領導下，這些措施才能得以成功地執(zhí)行。毛澤東堅持認為必須在此時此地、在目前這種不發(fā)達的條件下完成這些任務；
要緊緊地依靠農村，依靠有覺悟、有道德、有領導的農民。把毛澤東同馬克思和列寧區(qū)分開來并確定毛澤東主義烏托邦性質的，并不是其理想化的目標，而是在什么條件下、怎樣實現這一目標的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在現代革命史上，在世界許多其他地區(qū)的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都可以找到與烏托邦社會主義緊密相關的思想，最明顯的例子是古巴版的馬列主義、弗朗茨?范農的新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及朱利葉斯?尼雷爾的“非洲馬克思主義”。例如，在卡斯特羅看來，“城市是革命者和資源的墓地”［77］。在卡斯特羅主義中，城市地區(qū)對于革命者不僅在肉體上是危險的，在精神上也有腐蝕作用。正像卡斯特羅思想的代言人德布雷所說的那樣，留在城市里的那些革命者會“失去道德和政治原則”，因此他們應該“離開城市，到山上去”，因為“上山能夠把資產階級的和農民的因素無產階級化”，而“城市則把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化”［78］。范農的著作指出：自從享有特權的和保守的無產階級以及寄生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占據了曾被外國勢力所建設的城市以來，只有農民才是唯一的革命階級。在范農看來，城市及其社會政治生活是“外國人創(chuàng)造的世界”，因此，那些要代表農民意愿的革命者，不論在政治上取得勝利之前還是之后，都必須住在鄉(xiāng)村里，“應該避開首都，就像那里有瘟疫一樣”。［79］

　　在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想或新馬克思主義中出現了與19世紀歐洲烏托邦社會主義理論相類似的觀點，這是經濟落后造成的，是早期工業(yè)化的后果以及對這些后果的預測所產生的普遍理性反應在新的歷史和思想背景之下的現代翻版。在非西方國家中，對現代城市的敵對態(tài)度非常強烈，這是因為城市不僅體現了早期工業(yè)化帶來的所有社會弊病，而且是外國政治、經濟、文化統(tǒng)治的象征。因此，這種反應既是民族主義的，也是帶有社會性的。正是這種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有力融合才使許多當代非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方面贊同馬克思關于消除城鄉(xiāng)差別的目標，另一方面又反對他關于城鄉(xiāng)差別歷史作用的分析，不贊同他對消滅這種差別的具體措施所作的假設。

　　這些違背正統(tǒng)馬列主義的烏托邦觀點對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在革命中以及勝利后所采取的政策有深遠影響。在發(fā)動革命時，這種影響的最重要的內涵在于利用農民階級，而不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當作革命階級；
在建設新的社會秩序時，這種影響在于，對現代經濟進步所要付出的代價給予特別的關注，明確地拒絕西方和蘇聯的發(fā)展模式，試圖在不進行城市化的前提下實現工業(yè)化，探索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最終目標相一致的經濟增長道路。非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異端”在革命需要時很好地滿足了革命的要求，而且比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更適合經濟落后國家的現實。當然，目前現代西方歷史還不能明確地證明馬克思的預言：現代資本主義發(fā)展合乎邏輯的和必然的結果將是社會主義。蘇聯的歷史經驗看起來也沒有多大希望證明城市工業(yè)化這種特定“社會主義”模式會導致真正的社會主義明天。（如果農民國家到頭來成了追求馬克思社會主義目標的先鋒，那將是對現代歷史、也是對當代世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的最大嘲弄。）

　　然而，在稱頌毛澤東主義或其他社會主義“新道路”之前，人們應該記住馬克思早就警告過的危險：在缺乏高度發(fā)展的生產力的前提下，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的任何嘗試都要承擔巨大的風險；
在各社會階級都普遍軟弱的社會條件下，勢必從中形成各種特定形式的政治精英主義；
在擁有大量農民人口的國家中容易產生波拿巴式的個人崇拜———這種現象很明顯地表現在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的出現上，如毛澤東、卡斯特羅和尼雷爾，他們標榜與群眾保持“思想上的聯系”，從而登上歷史舞臺。

　　在毛澤東主義的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我們所目睹的只是一些非常世俗和熟悉的進程，即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和那些表面上看來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如蘇聯和其他地方———一直在完成的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的歷史任務、并或多或少最終產生了相似的社會后果。最后的結果會不會只是證明了“工業(yè)發(fā)展國家用自己的形象給不發(fā)達的國家指明了方向”這一馬克思的信念？或者說，這是否是一個非常矛盾的情況，即陳舊的烏托邦思想正在新的思想體系中、在不可預見的歷史環(huán)境中發(fā)揮著作用，投射出一幅新的未來社會的圖景？把毛澤東和列寧或馬克思相比較，把研究視野從西歐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轉向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另一種形式———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思想，也許能夠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一些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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