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南·基恩（Ronan Keane）/文 王笑紅/譯

　　“人生而自由，而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樣的語詞給予那已然為洛克所吟詠的、自然權(quán)利之純凈圣歌以復調(diào)的魅力�！�

　　確切無疑：只有約翰·凱利能夠才思敏捷地寫出這樣的語句，它優(yōu)美而叩人心扉，它充滿智慧而注重詞語的精致。凱利對英語（以及其他）語言葆有一種永生的熱愛；
或許，他會與奧登有共鳴：　

　　時間無情　

　　于勇士、常人皆然　

　　它的面目漠然　

　　欲成為優(yōu)雅之士　

　　惟有崇拜語言并獲得救贖　

　　人因之而得以生存　

　　但，這種對語言的感情也許并不是恒定的。正如我們從他的語句中流露的對音樂的熱愛以及他所欣賞的J.S.巴赫的作品中可以瞥見的，他也懂得語言作為傳達感情之媒介的不足，尤其在感情復雜而多面之際�！�

　　這些話也許與我們將要探討的，凱利最后的這本著作所關(guān)注的西方法理學的重要問題無甚關(guān)系。他以自身無與倫比的天賦向我們展示了以下這些偉大人物之間的智識斗爭：柏拉圖與孟德斯鳩，阿奎那與伏爾泰，洛克與邊沁，我們也將在閱讀的旅程中發(fā)現(xiàn)，凱利在不斷提醒我們這一切在何種程度上是語詞之間的鏖戰(zhàn)�！�

　　實際上，他心懷厭惡地遠離了當代英美法理學中某種典型的修辭性論說，只是一種嚴肅的責任感才能促使他在本書的最后一章提及那些他本不屑一提的研究者，對他們所進行的研究，他以自己典型的刻薄方式稱之為“一種智識與道德的運動，氣喘吁吁地追隨著二十世紀中期的語言學分析以及晚期的政治研究的些許影蹤”。　

　　但是，他旨在為學習西方法學理論的學生們提供向?qū)�，而這一工作在英語世界還沒有人做。他是一個大氣而頭腦開放的人，因而他忽略了那些現(xiàn)代學者在基本法律問題上的諸多前衛(wèi)而新穎的視角。他最殷切期待的是，我們能夠在歷史的背景下審視法理學，為此，他生動地描述了那些不朽的思想家，他們在他的著作中主導著某些主題。無論這主題是阿奎那的自然法還是凱爾森的基本規(guī)范，我們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間覺察，他一直在尋找那些努力建構(gòu)法律內(nèi)在和諧的框架、并以之解釋法律在人類生活和行為中的作用的學者。于是，我們亦可以看到那些至今困擾著西方心智的、懸而未決的問題：懲罰的正當性何在？法律應(yīng)當與個人道德相聯(lián)系嗎？我們能夠確信法律不僅僅像馬克思主義者斷言的那樣，是支持資本主義及資產(chǎn)階級的結(jié)構(gòu)嗎？　

　　在闡釋這些主題時，他不僅僅運用了自己對西方歷史上的法理學的知識，而且展現(xiàn)了自己對古典以及后來時代之文學作品的寬泛了解。在刻畫對他的主題來說至關(guān)重要的歷史背景之時，他有著令人訝異的技巧。盡管他真誠地申言，他缺乏歷史學家的訓練，但我認為，他的博學將會給讀者留下至為深刻的印象，讀者將會發(fā)現(xiàn)，他是怎樣巧妙地將法理學的發(fā)展與過去數(shù)千年的重大事件聯(lián)系起來�！�

　　當然，應(yīng)明了的是，凱利的著作不是包羅萬象的。當我讀到他對羅馬教皇和奧卡姆（William of Ockham）就圣芳濟會訓誡怎樣調(diào)和了教會的財產(chǎn)權(quán)與其安守清貧的誓言所進行的論爭的時候，[1]我在想，他是不是正好看到了翁貝托·伊科扣人心弦的中世紀偵探小說《玫瑰之名》（The Name of Rose），這場論爭在那小說中占了很大分量。這本書還涉及了其他領(lǐng)域，法學理論以及其他關(guān)乎思想和行動的領(lǐng)域在他的著作中同樣重要，對于后者，他本應(yīng)還有時間加以拓展的。然而，這一涌動著智慧、閃爍著才思、充溢著學識的洪流卻已永遠地靜止了。令人多少欣慰的是，后代的學生們將會把凱利的著作放在他們的書架上，他將與其他的偉大作家一道，使得我們在獻身于法律的時候，明白法律在我們的文明史上所起的作用�！�

　　約翰·凱利1949年來到都柏林大學，研修古典名著；
一年之后，我步他后塵來到這里。但是我們求學的進路是不一樣的，他繼續(xù)了對經(jīng)典作品的研究，而我轉(zhuǎn)向了歷史學。我想，正是這個戲劇化的社會，又把我們帶到了一起：約翰極為不欣賞我們的活動，認為這是在虛擲光陰，而他的許多朋友也勸他與修昔底斯和塔西佗斬斷關(guān)系。事實上，1949年他取得了督促者（prompter）的職位，并訪問了劍橋和牛津。在那里，他認真閱讀了《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在以后的歲月中，他常常提起這本書。隨后，他在都柏林法學院開始了律師學習，我開始更多地遇到他。那時，都柏林法學院是一個要求嚴格的業(yè)余學校，它的最重要的人物麥吉利根（McGilligan）教授對約翰有重要影響，麥克戈里根教授在都柏林居住了五十年仍罕見地保持著純粹的倫敦德里郡口音。凱利的注意力放在了麥吉利根教授開設(shè)的愛爾蘭憲法課程上，這樣的課程幾乎為當時搞實務(wù)的律師所忽略。麥吉利根也是最初為凱利無與倫比的天賦所折服的人之一，——這始終是凱利的標志，他是那樣的善良，那樣熱愛而崇敬自己的目標�！�

　　1953年他取得了訪問學生的獎學金，前往海德堡。他回到了經(jīng)典作品的領(lǐng)地，但仍然涉足于法律。在海德堡，他領(lǐng)略了德國羅馬法研究傳統(tǒng)的富有，羅馬法從而成為他持續(xù)一生的興趣。這一時期也是他智識和情感的成熟時期：1940年代，他是在沉悶的孤島愛爾蘭度過其成長期的；
在他后來以海德堡的經(jīng)歷為基礎(chǔ)寫的小說中，他以動人而有趣的文筆敘述了一個年輕的愛爾蘭人怎樣在好幾個好心的德國女孩的幫助下找到迷失的路的�！�

　　凱利在海德堡的工作使得他開始了對羅馬法的最初研究，正是這一研究讓他得以在此領(lǐng)域享有國際聲譽。隨后，在牛津的日子，對愛爾蘭憲法的興趣重新在他心中復活，這一次他得到羅卜特·霍斯頓（Robert Heuston）的鼓勵，當時赫森正負責一個課題，其研究成果后來以“愛爾蘭法律與憲法中的基本權(quán)利”（Fundamental Rights in Irish law and Constitution）為題結(jié)集出版。他在牛津結(jié)識了許多友誼持續(xù)終生的朋友，但對學術(shù)的鐘愛與從事實務(wù)的誘惑之沖突也在這個時期開始浮現(xiàn)，并伴隨了他一生。凱利回到了都柏林，在律師界從事了一段時間實務(wù)。在法律著作中，在前輩法官中，他發(fā)現(xiàn)：有那么多的人物是讓人仰之彌高、追慕不已的。另一方面，學術(shù)生活的誘惑于凱利而言依然如此強烈，他1960年代成為牛津的一名研究員。這一時期亦在他的生命中非同尋常，他與戴爾芬(Delphine)締結(jié)良緣，開始了為人夫、為人父的幸福生活�！�

　　1960年代后期，他回到都柏林，擔當已經(jīng)復興的、全日制的都柏林法學院的領(lǐng)導職務(wù)。都柏林法學院的成立大半要歸功于時任院長的威廉·芬利（William Finlay）。我們不能詳談約翰在一片空白的基礎(chǔ)上為建設(shè)愛爾蘭法學研究所作的貢獻，但不能不提及新的《愛爾蘭法學家》（Irish Jurist）的創(chuàng)辦，他為之付出了大量時間和心血�！�

　　但是，實務(wù)的世界仍然在向他揮手。約翰作為政治家的生涯開始展開，他起初是參議員，而后相繼擔任國會代表、首席督導員、總檢察長以及工商部長。他給愛爾蘭的政治生活帶來了講演的技巧、非凡的睿智和論辯的犀利，自愛爾蘭成立算起亦少有出其右者。更為重要的是，他對愛爾蘭民族中的一些最不可愛的特征發(fā)動了進攻：偽善、雙重標準以及自以為是。他的政治盟友和敵人都一致承認他的誠實以及正直，他告別政治生涯的決定讓眾多的人感到遺憾�！�

　　約翰為政治生活所付出的，也是學術(shù)世界所失去的：但即使他致力于政治的時候，他也未終止創(chuàng)作高品質(zhì)的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愛爾蘭憲法》（Irish Constitution）至今仍是這一領(lǐng)域中最為全面的著作，其中反映了他從多年積極從事的政治生活中所得來的知識�！�

　　他寫的關(guān)于德國的小說已經(jīng)出版了。小說選用了出版商偏好的老套標題，“榮耀事件”（Matters of Honour），而約翰自己選擇的題目意涵更為深刻，“海德堡人”。*他還寫了另一本小說，那本小說的打印件我在30多年前就已經(jīng)閱讀過，它以引人入迷的精確描述了一個都柏林中產(chǎn)階級青年在那些日子的經(jīng)歷。我不能確定它是不是從未出版過，我希望有一天在坊間看到它�！�

　　至少，我們還能夠在他的作品中想見他的音容笑貌。但是，什么、什么也不能為我們帶回那藏于鏡片之后的神采奕奕而淘氣的目光，那趣味盎然并一直關(guān)注生命本身的離奇和荒誕的談話。他是那種少有的、一到來就使?jié)M室生輝的人物。但就在一年前，他近乎殘酷地、如此突然地離別了他的家人和朋友，我們這些愛著他的人只能如是安慰自己：若我們不曾認識他，我們的生命該有多么貧乏。我還要說的是，即使像他這樣嚴于律己的人，也當對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感到滿意了：他應(yīng)安息�！�

　　白晝已經(jīng)結(jié)束　

　　我們向著黑暗走去 　

　　羅南·基恩（Ronan Keane）　

　　1991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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