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貓頭鷹與木偶

　　黑格爾在他的《法哲學原理》序言里把哲學比作密納發(fā)的貓頭鷹，要等黃昏到來，才會起飛。其實，更像密納發(fā)的貓頭鷹的，是中國的責任意識，它要起飛，則要等到專制與決定論哲學的黃昏時刻到來。它起飛的一抹翅痕，我在最近一期（2008年第12期）《文化縱橫》雜志上看到了，那就是一組8篇封面文章（包括編者的話）：《中國精英的困頓與責任》。

　　在我看來，這抹翅痕的最大亮色是，把“責任”從讀者視野的“前門”請進來了；
最大缺損是，有幾篇文章又親手把“責任”從讀者思想的“后門”送出去了。

　　何出此言？

　　根據康德有關自由和責任的思想，以及以賽亞·柏林對康德的理解，我們可以斷定：沒有選擇自由，便沒有道德責任。[1]這就是說，責任觀念只能產生于自由理念，而不能產生于與自由對立的理論，比如歷史決定論，或者社會整體論。

　　假如歷史是被決定的，不會有任何個人對歷史后果承擔責任；
假如社會是由不完整的個人構成的整體，也不會有任何個人對自己行動的后果負有責任。在決定論和整體論里，個人是被線牽著行動的木偶，不管這個木偶扮演的是平民還是精英，要他或她承擔自己行為的后果，肯定是荒謬的。掏空自由的蛋黃，就很難指望那只雞蛋還能孵出責任的雛雞。

　　在8篇文章里，有以自由立論的，這讓人欣慰；
也能看到隱隱約約的整體論或決定論的背影，雖然還不知道它們是正在離去，還是準備再次轉身，這讓人擔憂。

　　二，自由與道德

　　這組文章的主流看法，一是認為中國精英責任意識在下滑與墮落，二是認為，至少是暗示，近30年來的社會變遷和解體，是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動因之一。

　　這似乎就發(fā)生了一個悖論：30年改革開放無疑增進了中國的各種社會自由，按照自由與責任的相關性理論，中國人的責任意識應該隨著自由的增加而增長，為什么反而削弱了呢？如果說自由增加是真，則責任意識下滑為假；
如果說責任意識下滑是真，則自由增加為假。

　　我想，沒有人會否認，經過30年的改革，中國社會已經從一個被稱為“全權”或“極權”的社會，轉變成了一個可以被稱為“后全權”社會，或“威權”社會，社會自由的總量肯定是增加了，這包括遷徙自由、擇業(yè)自由、投資自由、婚姻自由、出國自由，就學自由，等等。

　　同樣也沒有人會否認，隨著商品經濟發(fā)展，中國人的道德狀況，以及這組文章所說的精英階層的精神狀況，都可以用“萎縮”來形容。

　　如果這兩個現(xiàn)象同時為真，莫非康德關于自由是道德法則的條件的理論不能成立？[2]他以道德立法者的口吻毫不遲疑地宣布過：“如果沒有自由，那我們就不可能在自身發(fā)現(xiàn)道德法則�！盵3]他對此的論證，我也認為無法反駁。在他看來，自由意志之外的神的意志，是一種非自律的“他律”，它“縱然不使這種選擇擺脫一切實踐法則，確也使它擺脫一切有限制作用的實踐法則，因而擺脫了義務和職責�！币虼�，“意志的自律是一切道德法則所依據的惟一原理，是與這些法則相符合的義務所依據的惟一原理。反之，任意選擇一切的他律不但不是任何義務的基礎，反而與義務原理，與意志的道德性互相反對�！盵4]

　　康德的這個論證，把所有決定論和整體論排除出了道德責任領域，他會同意這樣一個論斷：決定論和整體論與道德責任是相互排斥的。以賽亞·柏林對康德的這個論點的解釋是：“康德說，如果支配著外部世界的現(xiàn)象最終支配著存在的一切，那么道德——在他的意義上——便會被廢止”。[5]

　　哪里有自由與自律，哪里才有責任和義務。廢除了自由，也就廢除了所有個人承擔自己行為后果的道德責任。假如社會有自己獨立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圖式，就不能要求任何個人對社會的發(fā)展后果承擔責任。這就是為什么今天有人譴責改革先驅，沒有人責難革命魁首的緣故。似乎革命遵循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客觀規(guī)律，因此有功勞沒有責任；
改革卻是改革者根據社會現(xiàn)實需要作出的個人選擇，功勞是社會的，責任就成了自己的。

　　三，使命與責任

　　根據理論，道德會在歷史決定論的廢墟上開花；
觀察現(xiàn)實，社會自由增加了，道德狀況，特別是精英階層的精神狀態(tài)反而萎縮了。這需要一個解釋。

　　解釋涉及概念與語詞。

　　首先，我們在這里談論的道德概念，它并不等同于“責任”，它的外延更寬。對此作出精確區(qū)分的，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韋伯看來，道德行為，或者說一切有倫理傾向的行為，“都可以是受兩種準則中的一個支配，這兩種準則有著本質的不同，并且勢不兩立。指導行為的準則，可以是‘信念倫理’，也可以是‘責任倫理’。這并不是說，信念倫理就等于不負責任，或責任倫理就等于毫無信念的機會主義。當然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但是，恪守信念倫理的行為，即宗教意義上的‘基督行公正，讓上帝管結果’，同遵循責任倫理的行為，即必須顧及自己行為的可能后果，這兩者之間卻有著極其深刻的對立�！盵6]

　　事實上，上期《文化縱橫》雜志所談論的精英責任，大多更接近“信念倫理”，而非“責任倫理”。比如：

　　——在談到公務人員時，以“為什么要談精英的責任”為題的“編者的話”說：“公務員階層的正大面積地喪失傳統(tǒng)士大夫階層的天下情懷和公共情懷，也在喪失共產黨員應該秉持的信仰和理念。”談到知識分子，該編者的話說：“他們關心的事情日益狹窄，情懷日益委瑣，能夠以天下為己任的公共知識分子比例日益減少�！�

　　——談到精英群體的精神時，祝東力說：“強烈的國族（也可以是階級、政黨、天下等等）認同作為一種信念和信仰，決定了精英群體往往能夠超越一己之私，在其價值譜系中以國族利益為重，從而表現(xiàn)出‘行為高尚’�！�

　　——談到如何重振中國精英的精神時，王小東寫道：“我們的民族需要一個大目標�！�…中國的大目標應該是領導這個世界。領導這個世界主要有兩重意思，一是要在這個世界上除暴安良，二是要更有效地管理、利用這個世界上的資源�！�

　　……

　　不難看出，所有這里談論的，都不是責任倫理行為，而是信念倫理行為。信念倫理所要求的行為，其實不是“責任”，而是“使命”，責任倫理所要求的行為才是“責任”。

　　使命與責任至少有兩個重要區(qū)別，第一，承擔使命的人不必承擔，而承擔責任的人必須承擔行為的后果。馬克斯·韋伯舉出工團主義者的例子，來說明信念倫理，也就是使命，是不考慮后果的：

　　 “你可以向一個衷心服膺信念倫理的工團主義者證明，他的行為后果，將是使反動的機會增加，使他的階級受到更多的鎮(zhèn)壓，從而阻礙它的崛起。但你不可能對他有絲毫觸動。如果由純潔的信念所引起的行為，導致了罪惡的后果，那么，在這個行動者看來，罪責并不在他，而在于這個世界，在于人們的愚蠢，或者，在于上帝的意志讓它如此。”[7

　　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適合所有信奉信仰倫理的使命承擔者，比如，基地組織成員，孟買恐怖襲擊者，當年的納粹分子，以及民粹主義者，等等。從這里可以看出使命與責任的第二個重要區(qū)別：責任是自律行為，它的觀念基礎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
使命是他律行為，它的觀念基礎是決定論和整體主義。他律行為是高于或大于自我的客體（歷史規(guī)律，國族，天下，黨，組織，基地，上帝，安拉，等等）所要求的行為，自律行為才是自我意志所指向的行為。

　　從這里不難明白，自由的增加對道德是一把雙刃劍：它消解了決定論和整體論觀念，同時也就稀釋了信念倫理，消解了傳統(tǒng)社會的使命感；
同時，它對每個被線牽著的社會木偶施了魔法，使其獲得生命，并切斷牽著他或她的有形無形的線，讓他或她獨自承擔自己行為的后果，整個社會的責任意識開始覺醒�？吹叫拍顐惱硭ヂ涞娜�，會驚呼國將不國；
看到責任倫理蘇醒的人，會贊嘆人已像人。

　　這就是我給予的第一個解釋：理論上說，自由與道德應當正相關變化，實踐上看，為何它們在中國當下好像呈反相關變遷？那是因為我們有些人忽視了責任倫理，把道德都歸結為信念倫理，并且把使命當成了責任。

　　四，精英與自由

　　其次，我們現(xiàn)在所談論的道德責任，并不是所有人的，而主要是中國精英階層的。就這個階層看，我與本文所評論的8篇文章的作者諸君并沒有太大的意見分歧，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國經濟精英以外的精英階層的信念倫理已經垂暮，而責任倫理尚未茁壯。

　　這是為什么呢？

　　因為中國30年來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土地承包開始的，簡單地說，就是從農民單干開始的。這是個體勞動的自由，在人類所有自由里，這是最基本，也是最初級的自由。改革從農村到城市，也是從承包經營開始，先放開的，是經營自由和擇業(yè)自由。隨著股份制和公司化改革啟動，慢慢有了財產自由。這些自由的發(fā)展，瓦解的是傳統(tǒng)計劃經濟的舊信仰倫理，催生的是市場經濟的新責任倫理。

　　但是，無庸諱言，中國的政治自由，以及精神自由，遠遠滯后于經濟自由和社會自由的發(fā)展。而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正是催生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責任倫理的前提條件。經濟放開了，全社會都可以追求財富，而政治責任倫理，和精神責任倫理所能起到的防護作用，還不如非典時期的口罩，結果自然是官場腐敗和學術腐敗。

　　簡言之，迄今為止，我們放開最多的是腰帶而不是聲帶，獲得自由的是話兒而不是話題，不受束縛的是肚子而不是腦子，多起來的是鈔票而不是選票，總之，肚臍眼以下的自由多了，肚臍眼以上的自由不足，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中國的精英這樣那樣，豈可得哉？

　　盡管如此，值得慶幸的是，中國數千年的皇權專制時代，數十年的全權統(tǒng)制時代，畢竟結束了。大約10年前，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參觀秦始皇陵時，站在兵馬俑坑前對腳下的兵馬俑開了句兩個字的玩笑：“解散！”150年前，美國海軍準將佩里在東京灣用炮口宣布解散日本武士。日本的武士可能是美國人解散的，但秦皇的兵馬卻是我們自己解散的。

　　最后我想說的是，自由給我們帶來的并不全是福音，它對傳統(tǒng)社會信念倫理的消解，會削弱社會精神上的整合能力。一個健康偉大的社會，其成員僅有責任倫理行為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信念倫理使命。讓我用馬克斯·韋伯的一段話來結束本文：

　　 “我們每一個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須明白，我們都有可能在某時某刻走到這樣一個位置上（指意識到對自己行為后果的責任，真正發(fā)自內心地感受著這一責任——本文作者注）。就此而言，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便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互為補充的，惟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盵8]

　　2008年11月28日—12月6日

　　原載《文化縱橫》雜志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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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英]以賽亞·柏林：《自由論》，中文版，第7、第8、及第32頁，胡傳勝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12月，南京。

　　[2] “自由是我們只認識其可能性而并不理解它的惟一理念，因為它是我們所認識的道德法則的一個條件�！笨档拢骸秾嵺`理性批判》，序言，中文版，第2頁，關文運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月。

　　[3] 同上注，引子該頁原注。

　　[4]康德：《實踐理性批判》，中文版，第20-21頁，關文運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月。

　　[5] [英]以賽亞·柏林：《自由論》，中文版，第32頁，胡傳勝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12月，南京。

　　[6] 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中文版，第107頁，馮克立譯，三聯(lián)書店出版，1998年11月，北京。

　　[7]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中文版，第107-108頁，馮克立譯，三聯(lián)書店出版，1998年11月，北京。

　　[8]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中文版，第116頁，馮克立譯，三聯(lián)書店出版，1998年11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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