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簡稱政研室）于1975年6月成立，存在了4年。到1979年與中央辦公廳研究室合并，至今正好20年。1975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結(jié)束， “四人幫”還在臺上。社會嚴重動亂，經(jīng)濟瀕臨崩演，文化被摧毀，各級黨組織被破壞，許多干部受到?jīng)_擊或被打倒，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原則都顛倒了。在這樣一種歷史條件下，鄧小平第一次出來受命主持黨中央工作。不久就建立了這個名叫政治研究室的機構(gòu)，作為黨中央國務院的參謀班子和寫作班子，由鄧小平直接領導。它所擔負的任務之縈重和艱巨，不難想象，它所作出的貢獻也是相當突出的。事實上，在這期間歷經(jīng)的多次政治斗爭，主要是同“四人幫”的斗爭中，政研室都處在“風口浪尖”上，做過許多工作，寫過不少文章正因此，在當時成為一個很有影響的單位。我就在這個單位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日子。但是，由于它的歷史很短，在當時特殊的環(huán)境中，國務院政研室的名字很少公開于報端，社會上很多人都不知道。因此，將我所親歷的情況扼要地寫下來，作為紀念，也供有興趣的同志研究參考，看來來還是必要的。

　　初建時期 寫《論總綱》

　　1975年7月我被分配去政研室工作。在此之前， 我曾參與編輯于光遠主編的《馬恩列斯論資本主義經(jīng)濟危機》一書。那幾年西方世界發(fā)生嚴重的經(jīng)濟危機。政研室成立以后要我去那里，起先也是在國際組收集研究關于經(jīng)濟危機的資料。

　　政研室的領導一共有七位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鄧力群、李鑫。不過經(jīng)常見到的只是胡喬木、于光遠和鄧力群幾位，李鑫根本沒見過，只知道他是康生的秘書。政研室的研究機構(gòu)，除國際組外，還有國內(nèi)組和理論組等。政研室辦公地點在中南海北面，一幢普通樓房的二層樓上，會議室就在鄰近的武成殿。這時為了修建中央領導機構(gòu)的辦公大樓和地下室地道，中南海的古典建筑已經(jīng)被拆得七零八落，老的建筑已經(jīng)保留不多。我們能在那里開會算是很幸運的。

　　政研室建立初期，鄧小平經(jīng)常找室里的幾位負貴人談論形勢和工作，他們也經(jīng)常向鄧小平匯報工作，當時我們最感興趣的是一上班先到武成殿，聽幾位頭頭講鄧小平同他們談話中可傳達的內(nèi)容，布置工作和交換一些意見。

　　政研室成立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根據(jù)鄧小平的指示，收集研究資料，寫一系列文章；
代管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即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幫助學部籌辦《思想戰(zhàn)線》等等。其中，幫助學部和在東城的幾個研究所的工作由胡繩負責，幫助經(jīng)濟研究所和建立國家計委研究所的工作由于光遠擔任。

　　最初寫出的文章中，有一篇題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以下簡稱《論總綱》），是后來被“四人幫”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兩校（北大、清華）大批判組說《總綱》是鄧小平授意寫作的，其中集中了鄧小平1975年的一系列講話。這個說法大致相近。據(jù)我所知，《論總綱》曾有過兩個稿子，后來被“四人幫” 拿出來批判的是由鄧力群主持寫出的一個稿子。從寫作過程看，《論總綱》一文是集體的作品。“批鄧”當中，鄧力群獨自承擔了寫《論總綱》的責任，沒有上推下卸，表現(xiàn)不錯。這篇文章后來被收人他的個人文集中，可惜未作必要的說明。

　　《論總綱》一開頭就說，“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遵照毛主席的建議，提出了我國二十五年國民經(jīng)濟發(fā)展的宏偉任務。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盆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jīng)濟體系；
第二步，在本世紀末，全面實現(xiàn)農(nóng)業(yè)、工業(yè)、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xiàn)代化，使我國國民經(jīng)濟走在世界前列”。接著提出以毛澤東的三項重要指示為“綱”同“四人幫”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相對立。這篇16000字的大文章無異是一發(fā)對“四人幫”的重型炮彈，遭到“四人幫”的強烈反對是意料中的。不過沒有料到來得這樣快�！墩摽偩V》10月份排印出來，還未正式發(fā)表，11月就開始了“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八娜藥汀贝蛑�毛主席的旗號，批“三株大毒草”胡喬木就只有檢討的份了。

　　“批鄧”運動襲來 喬木處境困難

　　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對各項工作進行全面整頓。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糾正 “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四人幫”借機發(fā)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政研室成了運動的重點。室內(nèi)頭一個跳出來造反的是個年輕人，他是政研室圖書館的資料員，一個普通干部，大學畢業(yè)后參加工作不久，是從新華社調(diào)來的。運動開始后，他給姚文元寫了封信揭發(fā)政研室。姚文元給他回信毛主席支持你。他拿到了“令箭”，馬上在政研室造起反來。一造反，首當其沖的就是胡喬木。

　　政研室開了多次批判大會，主要批判胡喬木。

　　在“批鄧”運動中，政研室的同志大部分表現(xiàn)是好的，只有很少幾個所謂積極分子。可嘆的是室領導中也有人對造反派不是抵制而是跟著跑，例如造反派追問胡喬木這個期間同鄧小平的關系，見過幾次面，談過些什么內(nèi)容。胡喬木說不出。有個室領導人幾次發(fā)言，說胡喬木怎樣捂蓋子，批胡的態(tài)度，又在批判會上一條一條地揭發(fā)，歷數(shù)胡喬木哪一天、什么時候去鄧小平那里談了什么，排時間、講次數(shù)，迫使胡喬木不得不承認，于是，也排了順序，揭發(fā)他與鄧小平接觸若干次的情況。另一位很少到政研室、“批鄧”中倒很積極的室領導人，在會上也揭發(fā)胡喬木，說胡喬木要他找文藝界某同志寫信給毛主席反映情況，是什么“捉刀代筆”，指使寫信人要在寫法上注意什么“密密疏疏，疏疏密密，密中有硫，疏中有密”，他的揭發(fā)故弄玄虛，令人反感。但是室內(nèi)大多數(shù)人對胡喬木還是抱著同情的甚至庇護的態(tài)度。胡喬木缺乏應付這種局面的經(jīng)臉，有點驚慌失措。他的身體本來就不太好，我們擔心他會被整垮。室里原來有公務員幫他打開水，運動開始后他只能自己拎著吸壺吃力地下樓去打開水。一天，我正好碰見，于心不忍， 就去接他手中的壺，想幫他的忙，他連連說“不，不”，非要自己去打不可。當時給胡喬木加的“罪名”，主要是反對毛主席。一次，在原中宣部圖書館后面一幢樓里開批判會，我替胡喬木辯護說喬木同志不會反對毛主席的，我記得他寫過一首詩，說“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這樣的感情，怎么會反對毛主席呢？

　　于光遠、鄧力群也是批判對象。鄧力群比較會應付。他后來對我們說他每次講一點，保留一點，要是一次講完了，下次就沒有可講的了。于光遠就不行，他是個學者，不善于應付。

　　政研室本來就是同“四人幫”對著干的，對“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大家也是表面應付，暗中抵制。1976年春節(jié)期間我生了一場病，就以此為由不去單位，一直拖到4月下旬。后來醫(yī)院不再開假條，只好去上班。當時的支部書記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說你一張大字報都不寫，不太好，還是寫一張吧。我看他是好意勸我，我就寫了幾句空空洞洞的話，掛在辦公樓走廊專為掛大字報拉的繩子上，才過一天我就將它撕掉了。

　　“四人幫”垮臺 政研室奮起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開追悼大會時，鄧小平和胡喬木都被排斥在外， 不讓參加。后來才知道胡喬木曾寫信給江青，請求允許他參加毛澤東的追悼會。江青不同意，還是沒讓他參加，胡喬木只好同我們一起在政研室開了一個小型的追悼會。

　　不久，“四人幫”被粉碎。記得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的當天晚上點，李昌已經(jīng)鉆到大寫字臺下面臨時的地鋪睡了（因防地展不敢睡床—）。這時忽然響起電話鈴。我一聽，是于光遠的聲音。他要我馬上到他那里去，讓李昌也一起去。我感到可能有什么要緊事， 就叫李昌起來穿上衣服，一起步行去于家。

　　我們一路上都在猜想是什么事這樣緊急。李昌在科學院為起草“三株大毒草”之一的“科學院匯報提綱”挨了多次批斗。這時他心里有些不安，說是否科學院又要開大會斗他了。我說，不要多想，到光遠家就知道是什么事了。好在從東總布胡同到祿米倉光遠家路不遠，很快就到了。

　　進得大門一看，他的書房兼會客室燈火通明，他正和夫人孟蘇在等我們。一見面光遠就說“五個人都抓起來了�！边@真是一個天外飛來的好消息，我們真是大喜過望。五個人中，“四人幫”是想到了的，還有一個誰，于說是毛遠新，他還講了一些他聽到的事情經(jīng)過，我們回到家已是凌晨。興奮得一直沒睡。李昌的包袱也卸下了。第二天，我到政研室，同志們也都很高興，馬上組織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不久，室領導決定出一個內(nèi)部刊物《文稿選》，刊登同志們的文章。

　　1976年12月，《紅旗》雜志一位編輯同志來約稿，請我們寫紀念宣傳工作會議講話20周年的文章。過了幾天，又來電話說，中央宜傳口（負責人是耿飚）將我們《文摘選》第期的《‘四人幫’為什么要砍掉百花齊放》以下簡稱《百花》一文推薦給《紅旗》�！都t旗》還派人來政研室談對《百花》一文的修改憊見。有些意見我們表示不同愈。1月18日至24日，《紅旗》接連送來三次排出的清樣。最后一稿是總編輯修改的。政研室對《紅旗》的愈見很重視，于光遠親自主持會議，鄭重研究討論之后認為，稿子刪改得有許多不妥，我們不能接受。例如，《百花》一文中列舉了“四人幫” 砍掉百花齊放的一些有關事實被刪掉；
文中指出“四人幫”砍掉百花齊放的目的是要實行資產(chǎn)階級文化專政；
砍掉百花齊放不僅是文藝間題、文化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等等，都被刪掉了�！都t旗》幾次來人要求按他們的意見修改，我們一再研究，感到有困難。于光遠說“我們尊重他們的意見。但是不好改，我們這篇文章就不要發(fā)了。這不妨礙我們繼續(xù)給《紅旗》寫稿子�！鼻懊嫣岬剑�此稿是宣傳口推薦給《紅旗》的。耿飚說這篇文章很好，可以用。耿還批示說，改了后送他轉(zhuǎn)送中央審查。2月下旬，我們收到《紅旗》送來的送審稿清樣。據(jù)來人講，此送審稿已印5分清樣送宣傳口。以后就沒有下文了。

　　《紅旗》還提出一個署名問題。當時各單位發(fā)表文章都用本單位大批判組的名義， 但他們說政研室發(fā)表文章不要用本單位大批判組的署名。我們不明白這是為什么，提出請《紅旗》雜志解釋一下。他們當然不會有什么解釋。我們也不好堅持一定要用政研室大批判組的署名，就另擬了一個筆名叫“向群”，決定這個時期政研室發(fā)表文章都署名“向群”。

　　我們寫了《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力》一文，1977年3月12日，《紅旗》來電話要這篇文章。20日我將此稿送去，與他們談妥，如這期第期《紅旗》不用，請他們立即通知我，我們可以給報社。他們對文章提了些意見，23日我將修改稿再送《紅旗》，結(jié)果《紅旗》第4期沒有用，什么原因也問不出來。這時，《光明日報》、《人民日報》都來要這篇文章，我們就給了《人民日報》。以后《紅旗》又來電話說還是要這篇稿，我說我們已給報杜，不好說了。你們要， 可直接找報社。以后《人民日報》于5月27日刊出，署名“向群”。

　　當時《文稿選》刊載的文章，不少被全國性報刊發(fā)表，如《敵我關系的根本顛倒》、《打粉反復辟的旗號摘復辟》（《人民日報》），《張春橋反軍的一個鐵證》《刁小三與資產(chǎn)階級法權》（《解放軍報》）等等�！度嗣袢請蟆贰ⅰ督夥跑妶蟆范冀o政研室寫過不止一封感謝信，感謝給他們提供了很好的文章。

　　好景不常 政研室要撤銷

　　1977年春，聽到一個不好的消息政研室要撤銷。室里人心惶惶。三八婦女節(jié)那天，我們聽了正式傳達：國務院已經(jīng)決定撤銷政治研究室。在4月1日政研室全體人員大會上，鄧力群詳細介紹了3月4日國務院吳慶彤、賈每峰等找于光遠、鄧力群、胡繩三人談關于撤銷政研室的情況。

　　吳慶彤說，撤銷政研室的問題中央政治局曾經(jīng)談過，并交代從4月1日到6月底，政研室應該把要做的事都做完。鄧力群表示，對撤銷政研室沒有思想準備，但是上面的決定，我們堅決執(zhí)行。他說有一個問題，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 “四人幫”給政研室戴了各種各樣的帽子，其中之一是“鄧記謠言制造公司”， 這就不僅否定了政研室，也涉及鄧小平，還有國務院其他同志。所以，希望能對政研室作個正確的評價，這個問題一定要搞清楚，使得同志們離開政研室的時候不背包袱，能夠挺起腰來。吳慶彤建議政研室就《論總綱》寫個報告或?qū)懫�文章澄清事實。于、鄧還提出政研室要寫一個結(jié)束工作的請示報告。

　　吳慶彤在與于光遠、鄧力群和胡繩談話時，說了不少關于胡喬木的話。在“批鄧”時，胡喬木曾被迫揭發(fā)鄧小平，有些同志對喬木有意見。

　　“來個精彩的結(jié)束”

　　這次談話后，于光遠找林澗青等幾個人寫了《關于政研室結(jié)束工作問題的請示報告》，經(jīng)胡喬木、鄧力群和胡繩著過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由于光遠、鄧力群署名，于3月18日上送李先念、紀登奎。3月28日下午，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lián)還有吳慶彤通知于光遠和鄧力群去國務院會議廳談話，于光遠不在，鄧力群去了。

　　在4月1日的政研室全體會議上，鄧力群介紹了這次談話：開始李先念問了幾個有關結(jié)束工作的問題。然后肯定了1975年政研室成立以來的工作。李先念說， 政研室是同“四人幫”作了斗爭的，收集了文藝材料，反映他們在文藝方面亂搞的一些情況。你們對“四人幫”那套做法是看不慣的。對“四人幫”的宣傳，你們是不滿意的；
對他們的理論，你們是有意見的。胡喬木就同我談過，毛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明明是批投降派，“四人幫”卻搞出一個“架空”問題，這是對“四人幫”不滿，這些意見是對的。你們幾個對“四人幫”一直是警惕的。

　　紀登奎問《論總綱》是怎樣寫起來的，鄧力群說了一些情況。

　　李先念說，政研室一成立，把這些秀才弄到一起，“四人幫”就很注意�！芭�鄧”一開始，他們就把政研室當作重點，想從政研室釣個大魚。李先念問那個造反派是什么人、從哪里來的，鄧力群說是從新華社來的資料員。李先念說他后來儼然以機關首長自居，在你們那兒奪權，他跟姚文元是有關系的，姚表揚過他。紀登奎說，那封信很可能是他們（指姚文元）布置的。李先念說，他的問題搞不完， 把他送回新華社去斗。鄧力群說，我們總是要把應該做的事做完。最后談到政研室的請示報告，李先念對紀登奎說，就按他們的報告辦吧。李先念批了幾個字“照報告辦”。李先念、紀登奎兩個人簽了字。紀登奎還說“讓他們來一個精彩的結(jié)束。”

　　為保政研室 盼小平出山

　　政研室成立的時間很短，但在經(jīng)過“批鄧”運動的考驗之后，除少數(shù)幾個造反派外，大家在工作中合作得很好。有些同志，包括我在內(nèi)，來到政研室，都把它作為一項要的事業(yè)來對待，對政研室是有感情的。粉碎“ 四人幫”后， 我們處境理應更好， 大家奮力工作。沒想到， 這樣一個單位竟不容于當時中央的某些領導人。

　　聽了國務院撤銷政研室的傳達，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感到政研室似乎巳經(jīng)無望， 但又不甘心就這樣“散伙”，還是想盡力保住它。為了保住政研室，我們一方面將要做的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設法找中央領導。林澗青同我商量，只有找胡耀邦， 替胡喬木解釋， 說明他揭發(fā)鄧小平那十八條是因為別人拋了材料， 他是被迫的。當時我們從大局著想，為了反對“兩個凡是”，為了保住政研室，就要設法保住胡喬木。不僅我為他活動，于光遠也為他說好話。我曾專門拜訪胡耀邦。那天我擔心胡耀邦不在，就寫了一封信，帶上一套政研室“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簡報。到了胡耀邦家，正好他在，我就當面向他說明我所知道的政研室運動的情況。我說，胡喬木的揭發(fā)是不得已，你看看這些簡報就了解了。我還找了馮文彬說了相同的話，希望他能向葉帥反映。這些活動著來還是起了點作用。

　　當時已經(jīng)傳出鄧小平可能第二次復出的消息，我們都想將結(jié)束工作拖到下半年，等小平同志出來，政研室就有救了。為此，于光遠想了個辦法，他說不是讓我們來個精彩的結(jié)束嗎？我們就要求讓政研室全體同志參觀大慶和大寨。大家都同意。參觀大慶和大寨的報告送上去后，得到國務院的批準。

　　就在這時我得到一個消息：5月12日小平同志找了方毅和李昌去匯報科學院的情況，談了許多重要的意見。我馬上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政研室的領導，建議他們也可找小平同志談談。政研室負責人這時已經(jīng)“一分為三”， 吳冷西、胡繩、李鑫去了“毛著”編委辦公室。熊復先去了“毛著”編委辦公室、后去了《紅旗》雜志。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留下來了。他們也很想見小平同志，但不知道小平同志的電話和住址。于光遠讓我向李昌打聽。李昌說，小平是在西山見他們的。政研室可以找小平的秘書王瑞林聯(lián)系。我將王瑞林的電話轉(zhuǎn)告了于光遠。

　　不久， 政研室傳達了于光遠、鄧力群見鄧小平同志的情況。這次胡喬木沒有去，因為他曾揭發(fā)鄧小平，不好意思去。于光遠、鄧力群見了小平同志，代胡喬木向小平同志轉(zhuǎn)達歉意。小平同志極為大度地表示了對喬木的諒解，還說胡喬木是“黨內(nèi)第一支筆桿子”。在這次談話中，小平同志對政研室的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 談了一些重要意見，批評了“兩個凡是”，說搞“兩個凡是”我就不能出來工作了。

　　小平同志的談話很快傳開來， 政研室的同志很受鼓舞，形勢有了變化。于光遠同林澗青商量，國務院同意的參觀計劃還是要執(zhí)行，不過大寨可以不去了，只去大慶。全體人員都去，定于7月出發(fā)。出發(fā)之前，政研室寫了幾篇批判“四人幫” 的文章，前面提到的《打粉反復辟的旗號搞復辟》一文，正巧在我們出發(fā)那天發(fā)表，我們在赴大慶的火車上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

　　大慶之行，大家都很興奮，胡喬木、于光遠去了，體弱多病的林澗青也去了，鄧力群因不久前已去過， 這次沒有去。于光遠是這個集體參觀團的領隊，他主持調(diào)研、座談、討論，參觀考察緊張而有秩序。回到北京后他就向李先念、余秋里提出由他負責編寫一本從政治經(jīng)濟學的角度總結(jié)大慶管理經(jīng)臉的書。為了編這本書，他并向中央建議把馬洪從東方紅煉油廠調(diào)出來和孫尚清一起做其體的編寫工作。

　　參觀結(jié)束，我們回到北京。小平同志提出保留政研室的意見，名稱定為國務院研究室，由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三人負責。

　　政研室改名研究室 《調(diào)查和研究》創(chuàng)刊

　　保留政研室的同時，1977年11月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由原來的哲學社會科學部改建），中央決定胡喬木任院長，于光遠、鄧力群任副院長。

　　1977年冬，國務院研究室根據(jù)鄧小平的指示，布置里寫作論述按勞分配的文章。從這年春天開始到1978年，于光遠領導的國家計委經(jīng)濟研究所、中科院經(jīng)濟研究所等幾個單位在經(jīng)濟學界發(fā)起關于按勞分配問題和生產(chǎn)力問題的討論，召開了一系列理論討論會，報刊上發(fā)表了大量有關按勞分配問題的文章。出版了《對“四人幫”批判“唯生產(chǎn)力論”的批判》一書。出版了兩卷《關于按勞分配問題》論文集。這是文革結(jié)束后學術界突破“兩個凡是”禁令的第一次理論大討論，為以后的“真理標準”討論作了準備。

　　1977年，我和一位同志合作的《駁姚文元按勞分配產(chǎn)生資產(chǎn)階級的謬論》（此文是在我們提交第二次全國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的論文基礎上寫成的）發(fā)表于8月9日的《人民日報》。政研室將我們這篇文章送給鄧小平。（這篇文章后來還獲得了“孫治方年經(jīng)濟論文獎”）小平同志著了我們的文章后，在同于光遠等人談話時，肯定了文章觀點是對的，也指出作者的思想還有些放不開，要求政研室組織力量再寫一篇，把問題說深說透，用《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fā)表。光遠當天就到我家，向我們傳達了小平同志的指示。

　　1977年第四季度，研究室領導布置由林澗青掛帥，組織寫作組撰寫鄧小平指示要寫的這篇大文章，我和林子力等都參加了寫作。我清楚地記得這篇文章撰寫的過程。77年11月份寫成了《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室領導看了不大滿愈，決定這篇不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fā)表，而用筆名嚴實之送《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78年2月27日在一版發(fā)表了。按領導要求須重新寫一篇。由于寫作組的同志們對我國工資問題不夠熟悉，于光遠、林澗青提出，向人民大學借趙履寬來參加寫作組。為了寫好這篇文章，研究室還讓我?guī)�幾個人去唐山開灤煤礦作調(diào)查研究，同去的有趙履寬、胡冀燕。文章寫好后，室領導多次修改，最后還送鄧小平同志審閱，念給小平聽了兩通，通過了，才于1978年5月5日用《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fā)表， 題目是《貫徹執(zhí)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全國各大報同時轉(zhuǎn)載，中央及各地廣播電臺同日播送。文章發(fā)表后，人民出版社馬上出版了單行本，影響很大。用現(xiàn)在的語言形容，是發(fā)生了“轟動效應”。當年召開的全國勞動局長座談會就將這篇文章作為學習文件，組織代表學習。文章對按勞分配理論作了深刻的分析研究，澄清了按勞分配問題上被“四人幫”攪亂了的許多理論是非，突破了“兩個凡是”，將經(jīng)濟問題的討論推向高潮。

　　1978年，政研室改名研究室之后，正式成立了一個寫作組，創(chuàng)辦一個不定期的內(nèi)部刊物《調(diào)查和研究》，內(nèi)容包括研究文稿、調(diào)查報告、理論資料等。作者隊伍也擴大了，除本室人員外，歡迎讀者供稿�！墩{(diào)查和研究》1978年7月25日出版了第1期，到1979年6月9日出到31期。其中有多篇文章在全國各大報刊公開發(fā)表。如《馬克思主義怎樣看待物質(zhì)利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tài)度》、《按照經(jīng)濟規(guī)律辦事，加快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中國社科院與國務院研究室合作）、《人民萬歲——論天安門廣場革命群眾運動》等等。同前面說到的“按勞分配”一文一樣， 除一篇文章外，都是在《人民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署名發(fā)表， 各報轉(zhuǎn)載，然后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fā)行單行本，僅論述物質(zhì)利益一文就印了30000冊。一時間，國務研究室名聲大振。

　　“階段”起風波 告別中南海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黨中央召開了理論務虎會。開幕詞和結(jié)束語都是胡耀邦同志作的。會議分成兩個階段春節(jié)前是首都思想理論界的同志參加，會開得很好，思想解放，暢所欲言。春節(jié)后增加了各省、市、自治區(qū)的同志，卻與北京同志分開開會，議題有了改變，我們原來準備的十個專題發(fā)言因而被取消。務虛會上我和一位同志的聯(lián)合發(fā)言《論無產(chǎn)階級取得政權后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問題》（簡稱“階段”）在《經(jīng)濟研究》發(fā)表之后，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有人準備組織力量進行批判，而且不允許刊登反批評的文章。幸虧中宣部的會議沒有同意， 理論界又不響應，才沒有批成。

　　理論務虛會后，國務院領導又提出研究室合并的問題。一開始讓同“毛著”編委會辦公室合并，征求研究室骨干意見，我們都不同意。后來上邊就決定合并到中央辦公廳研究室。這時鄧力群已經(jīng)到中辦研究室當主任，同時還是社科院副院長。八九月間，國務院研究室并入中辦研究室，從中南海北邊搬到南邊。

　　胡喬木、于光遠沒有過去。我實在不愿意隨國務院研究室去中辦研究室，恰好社科院馬列所需要人，希望我去，我也愿意去馬列所。向室領導提出，他們要我再考慮考慮。鄧力群幾次問我考慮好沒有，我都回答沒有考慮好。澗青同志好意勸我說，不過去不好，會引起誤會，你可以先過去，以后再走，可以隨時提出來。我怕他為難，就勉強同意去中辦研究室。上班之后，好幾個月沒有分配什么工作， 整天無事可做。難道就這樣“困守愁城”么？不。我要利用這個機會自己研究問題，收集資料寫文章。1979年10月至12月，我就同林子力、陳進玉和左芳一起去四川、安徽和浙江三省調(diào)查研究國營企業(yè)的改革問題�；鼐┖螅�我完成了《再論無產(chǎn)階級取得政權后的杜會發(fā)展階段》一文的寫作，但卻因故未能發(fā)表。這使我想到1979年7月份部署批判我們那篇《論無產(chǎn)階級取得政權后的社會發(fā)展階段》一文時的情況。那時真是緊鑼密鼓，氣氛緊張，壓力很大。1980年2月下旬， 我終于寫了請調(diào)報告，送交林洞青他是中辦研究室副主任。因為有言在先， 很快得到批準，于是，我告別中南海，于3月1日到社科院馬列所報到。

　　原載《百年潮》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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