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我在楊天石所寫《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中，總是能遇到他揮之不去、先入為主的寫作路徑。開始，我以為是自己預備了一個閱讀視角，慢慢讀下去，我才確定，楊先生的確存在比較清晰的寫作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比如在“北伐前后”章節(jié)中，楊先生開篇就寫到：

　　“俄國十月革命引起世界列強的恐慌和敵視。美、英、法、日等國首先選定在俄國遠東、西伯利亞等地區(qū)發(fā)動進攻�！�

　　這樣的敘述基本上屬于大陸歷史教科書的主流話語體系。是否存在這樣的問題：由于楊先生的社會身份，他事先就預定了一條屬于大陸史學界近年來約定俗成的歷史路徑，然后將他對蔣介石的日記閱讀置放在這樣的路徑之上。

　　我知道楊天石先生絕對不會接受我這樣的懷疑。但有些細節(jié)擺在這里，我愿意展開之：

　　在自序中， 楊先生坦誠自己的研究得到了諸多人士的鼓勵和支持，這其中就有胡喬木。1988年，楊先生的《中山艦之謎》一文發(fā)表。胡喬木多次稱贊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當這楊先生的面說，你的路子是對的， 要堅持這樣走下去。

　　2001年，楊先生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jīng)過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審讀，得到了“華夏英才基金”的資助，并于2002年出版。

　　幾年之后， 楊天石在新書里再次主動提及這樣的細節(jié)，相信一直引以為榮。事實上，這本《尋找真實的蔣介石》，其中有幾個章節(jié)，基本上就是將過去所寫論文收錄進了一個龐大一些的體系，并做了一些小的校正。其中時間更早一些的有：

　　中山艦事件之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拐點，原載《歷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

　　蔣介石與前期北伐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策略，原載《歷史研究》1995年第二期；

　　九一八事變后的蔣介石，原載《臺北傳記文學》1995年10月號。

　　如此多的舊作，必然帶有楊先生當年的學術立場和學術方法。先生又是在體制內拿俸祿的人，究竟是否存在某種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自我約束，由此設定一個相對局促的學術路徑，我相信以楊先生的涵養(yǎng)和底蘊，他是愿意拿出來討論的。

　　某種意義上，這正是我閱讀楊先生新書最大的感受：我的確讀到了大量來自蔣介石日子里的真實信息，但我也的確感受到楊先生試圖把這些真實的信息置放在大陸學術界早已經(jīng)形成的思維框架里。

　　事實上，從學術方法上看，楊天石先生的如此技術手段并不少見。在單純的技術向度上，他的做法，可能正是當代大陸史學研究的方法之一。

　　早在1930年6月，陳寅恪先生為陳垣《燉煌劫余錄》作序，就說了這樣一段話：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和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陳寅恪先生的這段話，應該有這么幾層意思，首先是發(fā)掘新材料，其次是引進新理論，再次是提出新問題，最后是得出新結果。比照寅恪先生的立場，楊天石是不是在引進新理論方面存在某種問題呢？以現(xiàn)在的學術視野， 僅僅用功過說來定義蔣介石，顯然不足以更加豐富的解讀他。因此， 與其在功與過的比例上反復糾纏， 還不如直接進入到學術的方法論上，看看我們究竟有多少雅量來閱讀和判斷早已成為舊人的蔣介石。

　　臺灣學者呂芳上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近代中國政治史的研究而言，在拋棄舊有思維框架、運用科際整合方法，具備國際視野，重視團隊合作的條件下，運用新材料，提出新問題，已經(jīng)逐步呈現(xiàn)出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所未有的視野。呂先生還舉例，臺灣在20世紀80年代解嚴之前，近代政治史存在若干禁區(qū)，例如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問題，中國共產(chǎn)黨史問題，都很少有史家涉足，并存在諸多難以突破的學術困境。呂先生是在為楊天石的新書作序時寫下這些感想的，我私下里推測，他是不是也在楊天石先生的著作里讀到了某種暫時無法超越的學術困境呢？

　　歷史學的學術框架的確是個舉足輕重的問題。經(jīng)濟學家楊小凱在寫作《百年中國經(jīng)濟史》的時候，曾就他所采用的治史方法做了很有價值的說明。小凱顯然不同意孔子“述而不作”的治史方法，原因是歷史研究從未有述而不作的，每本歷史著作都有顯含或隱含的理論框架。“這些框架對歷史上各現(xiàn)象或變數(shù)之間的關系結構作一些假定，而記載歷史不可能不采用一個組織史料的框架�！�

　　在楊小凱看來，實證的研究態(tài)度是在寫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設，則讀者可以自行判斷這些假設與史實之間的關系。當這些言明的假設之多樣化到達足夠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間有充分競爭時，對理解歷史最有幫助的框架才會在學界共識的基礎上脫穎而出。如果不言明潛在的對分析框架的假設，使讀者誤以為存在一個沒有理論框架的純客觀歷史，則讀者反而會輕易相信一些很沒有競爭力的分析框架，而失去對分析框架的識別和批判能力，因此反而使歷史記錄變得非常主觀。

　　沿著小凱的闡述說開去，我們是不是能夠看到，楊天石的這本蔣介石新著可能的確沒有事先言明框架，學術的假設性也不足夠多，因此使得相當多的讀者誤以為，沿著大陸史學界多年來形成的學術框架闡釋蔣介石日記，才是真正具有競爭力的史學范本。

　　我相信一切的問題都出在一個著名的經(jīng)濟學原理上，這就是路徑依賴原理。（路徑依賴問題首先由保羅·大衛(wèi)在1985年提出，爾后W·馬蘭·阿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形成了技術演進中的路徑依賴的系統(tǒng)思想，后來，道格拉斯·諾斯將前人有關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會制度變遷領域，從而建立起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理論。）

　　第一個明確提出“路徑依賴”理論的是經(jīng)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他由于用“路徑依賴”理論成功地闡釋了經(jīng)濟制度的演進規(guī)律，從而獲得了1993年的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

　　諾思認為，路徑依賴類似于物理學中的“慣性”，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chǎn)生依賴。某一路徑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發(fā)展中得到自我強化。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xiàn)在及未來可能的選擇。好的路徑會對當下和未來起到正反饋的作用，通過慣性和沖力，產(chǎn)生飛輪效應，發(fā)展因而進入良性循環(huán)；
不好的路徑會起到負反饋的作用，就如厄運循環(huán)，事業(yè)可能會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tài)下而導致停滯。而這些選擇一旦進入鎖定狀態(tài)，想要脫身就會變得十分困難.

　　人們關于習慣的一切理論都可以用“路徑依賴“來解釋。它告訴我們，要想路徑依賴的負面效應不發(fā)生，那么在最開始的時候就要找準一個正確的方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思維模式，這種模式很大程度上會決定你以后的人生道路。而這種模式的基礎，其實是早在童年時期就奠定了的。做好了你的第一次選擇，你就設定了自己的人生。

　　孔子說得好：“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我一直有個觀點，在中國大陸，1930年代以后的學人，少有人不受制于意識形態(tài)的鉗制，以至于我們在很早的時候， 就失去了獨立思考的習慣，習慣了某種主流意識形態(tài)事先設定的學術路徑，即使如楊天石這樣潛心讀書，志趣高遠的學者，也有可能在不自覺的狀態(tài)下，或多或少丟棄掉一些自由的學術作風，轉而心甘情愿的沿著某種路徑依賴，一輩子僅僅做著一些隔靴搔癢、查漏補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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