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鑒于我國水患不斷，發(fā)憤攻讀水文學，1937年獲得美國工程博士，回國后長期在長江黃河從事水利工作，具有豐富的學識和實踐經驗，解放后任清華大學水利系主任多年。1957年不顧個人安危、力陳三門峽工程的危害，幾年后的實踐證明了他的正確。1990年代，曾為三峽工程六次上書中央，要求給他一小時時間陳述意見，結果石沉大海、回音全無。他憂國憂民幾十年，結果為什么報國無門呢？

　　（一）

　　黃萬里(1911年—2001年)，著名的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上海人。他父親是中國現代著名政治家、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和辛亥革命、抗戰(zhàn)后期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并創(chuàng)建中國民主建國會、解放后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黃炎培。

　　黃萬里中學畢業(yè)后，先后入無錫實業(yè)學校、唐山交通大學就讀，無論中文、英文、數學、物理皆名列前茅。1932年，21歲的黃萬里從唐山交通大學畢業(yè)，他的畢業(yè)論文是《鋼筋混凝土拱橋二次引力設計法》等三篇創(chuàng)造性的論文，當時就為學校出版，并由著名工程學家茅以升作序。畢業(yè)以后黃萬里曾經擔任過鐵路橋梁工程師。當時國內水患頻仍，1931年長江爆發(fā)洪水，湖北云夢縣一夜沒城，淹死7萬人；
1933年黃河多處決口，水漫千里，一片慘象。這些災難讓黃萬里極為震動，促使他下定決心、改學水利。父親黃炎培對他的志向很表支持，并且介紹自己的學生、時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許心武先生與他相識。許先生鼓勵他要學好水文學，告訴他：江河大水后作過調查，中國從事水利工程建設的工程師都是土木結構專業(yè)出身的，沒有一個長于水文學。而不通水文學等于未入水利之門，只是能設計施工罷了。

　　1934年元旦，22歲的黃萬里考取公費留學，遠赴美國，廣求名師，從天文、地質、氣象、氣候等基礎學科入手，研究水利工程。1935年獲康乃爾大學碩士，之后又到愛荷華大學、伊利諾斯大學攻讀博士，以地理學為第一副科，數學為第二副科。1937年 26歲時獲伊利諾斯大學工程博士，是該校第七個博士，也是獲得該校工程博士學位的第一個中國人。他的博士論文《瞬時流率時程線學說》，運用氣象學、自然地理學和數學等得出通過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學方法，當時在世界上處于學科領先地位。為尋求治理江河的知識，在美國期間，他驅車45000英里，看遍了美國各大水利工程，并在田納西河域治理專區(qū)Norris壩上實習了4個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該河管理機關請他坐船察看水情，直達出�？凇＿@次穿越洶涌波濤的旅程，使他對治理祖國的江河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

　　1937年， 26歲的黃萬里博士學成歸國。當時東北大學、北洋大學、浙江大學都來聘他任教，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還親自登門邀請他擔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輕為由婉辭。因為他當時迫切希望到江河實地進行勘察、調查，邊做實事邊積累資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戰(zhàn)爆發(fā)，他又來到內地，擔任四川省水利局的工程師、測量隊長、涪江航道工程處處長等職。

　　抗戰(zhàn)勝利后黃萬里從長江走向黃河，1947年任甘肅省水利局長。他走遍了黃河兩岸的窮鄉(xiāng)僻壤，親眼目睹了水土流失的嚴重，也深深體會了沿岸百姓的疾苦和凄涼。他通過不斷的勘察和思考，積累了大量水文地貌的資料和知識，也進一步認識了黃河的特性和規(guī)律。這是他此后對治理黃河長江提出種種真知灼見的堅實的基礎。

　　解放后，黃萬里曾一度擔任東北水利局顧問。1950年6月他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學任教。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他被調到清華大學任水利系教授，前后在清華將近五十年，直至去世。

　�。ǘ�）

　　千百年來，黃河水患一直困擾著中原大地。新中國成立后，人們多次議論治理方案，但是由于認識不一，始終沒有統一的方略。1953年起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開始實施，其中就有黃河治理一項。第二年蘇聯專家組應邀來華對黃河進行大規(guī)模的考察勘查，幾個月之后提出了在三門峽設壩建水庫的方略。既然是蘇聯專家的主張（盡管后來蘇聯真正的泥沙專家譏諷我們請錯了人），于是就很快定案、一路綠燈，諸如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制定《黃河綜合利用規(guī)劃技術經濟報告》、政務院研究同意并提請在全國人大會上舉手通過、委托蘇聯有關部門設計三門峽工程方案、有關部門審查通過方案并組織施工等等，兩年間種種過場盡皆走完。1957年4月三門峽工程就正式開工了。

　　可這時黃萬里始終憂心忡忡地注視著這一切。他基于豐厚的理論學識和實際經驗、基于對國內外河流特別是黃河長江的多年勘察和了解、基于對國家安危人民禍福的深切關懷，極不贊同當時這套治黃方案。1956年5月他終于向黃河流域規(guī)劃委員會提交了《對于三門峽水庫現行規(guī)劃方法的意見》，就整個三門峽水庫規(guī)劃思想提出質疑。

　　在這份《意見書》里，他認為，筑壩雖然有調節(jié)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壞河沙的自然運行。“有壩萬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計思想會造成歷史性的嚴重后果。

　　他認為，許多“專家”對于泥沙還有許多基本概念弄不清楚。必須明白，在坡面上的水土應該盡量保持在原地；

但對于那些已經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卻相反地要督促它們繼續(xù)隨水流下去。這才是人們了解了自然規(guī)律而去利用它限制它、卻不是改變它的正確措施。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庫內的設計思想是錯誤而有害的。主張在支流修攔沙壩是企圖改變客觀規(guī)律的措施，是不正確的。

　　他原則上反對在干流上建大水庫；
如果非要筑壩建庫不可，必須盡量將泥沙沖刷出庫。他建議在壩底留有容量相當大的泄水洞。這是自然規(guī)律所指示的，我們必須留下這些洞，以免他年覺悟到需要刷沙時重新在壩里開洞。

　　當時那些好大喜功、急于見到“圣人出、黃河清”的人們，對黃萬里的《意見書》幾乎不屑一顧。鑒于工程界存在種種不同議論，后來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水利部于1957年6月10日至24日、也就是工程動工兩個月之后，召開了“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參加會議的有專家、教授70人。黃萬里出席了會議，并在會上進一步陳述了自己的意見。

　　他首先批評現行方案的規(guī)劃思路，即一門心思的“倒推法”：
黃河最大的問題是洪水泛濫，如果下游河水不是又渾又急而是又清又慢就沒這問題了；
怎么能又清又慢呢? 于是想像用水庫把泥沙和大水都攔��；

但泥沙太多，洪水也很大，就需要大水庫：多大才夠呢? 于是算出壩的高度來。黃萬里說:：“這不是通過全面經濟核算的綜合水利規(guī)劃”。

　　他不同意防洪只著眼于水庫這一思路。他認為不能忽略歷史上豐富的治河經驗：“堤工、河工、水工，壩工只是其中的一種”。他認為“有壩萬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計思想會造成歷史性的嚴重的后果，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來還是要帶沙。以水土保持使黃河變清是歪曲客觀規(guī)律的。他指出當時這種方案，“是以上游堆沙來換取下游河道的不淤”�！皩⑸秤僭谏嫌危�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區(qū)鬧水災”，只不過“把現在的鬧災地區(qū)上移了幾百公里，時間錯后了一些”。他問這一方案的推動者：“三門峽以下河道你們不同意淤積，為什么同意淤在三門峽以上呢?”

　　鑒于三門峽工程已成定局，他提出：如果執(zhí)意要在三門峽修水庫，建議“壩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把沙排下去”，只有這樣，“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災問題能解決，三門峽水庫壽命也可以延長，下游河道沖刷問題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無能為力沒有辦法才留在水庫里面。”

　　這次會上，還有一位年青的技術員溫善章力主降低壩高，建議修筑低壩。其他也有人提出種種問題，但絕大多數意見是一邊倒地詮釋蘇聯方案的正確、中央決策的英明。黃萬里基本上處于孤立的境地。這時反右運動已經開始，他由于發(fā)表在校報上的一篇文章，已在學校里遭受咄咄逼人的批判和圍攻；
但他完全不顧形勢的險惡，始終堅持并從容不迫地闡述了自己的正確主張。

　　所謂校報上的文章，便是那篇題為“花叢小語”的小說（內容簡介附后）。清華大學時任校長蔣南翔將它呈送到最高領袖那里，最高領袖讀后忿然說：“這是什么話！”于是，《人民日報》就出現了一個專登“右派”言論的欄目，冠以“什么話”的欄名，“花叢小語”當然也在其中。而黃萬里反對三門峽工程、反對蘇聯方案，就成了又一個重大罪狀。接踵而來的清華大學的批判會和水利界的批判文章，異口同聲地聲稱，黃萬里企圖“取消黨對科學技術的領導”、“反對蘇聯專家”、“鼓吹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是個道地的“右派”。其實那段時間毛澤東就對黃炎培說過，“你家也分左、中、右啊！”兩年以后，毛澤東又在廬山會議上指著彭德懷說，你和黃萬里一樣，腦后長著反骨！足見黃萬里“右派”的欽定性質了。不過當1958年清華大學黨委向黃萬里宣布劃他為“右派”的處分決定時，他倒是十分冷靜，而且擲地有聲地回答說：“伽里略雖然被投進監(jiān)獄，地球還是繞著太陽在轉！”

　�。ㄈ�）

　　因言獲罪成了“右派”之后，黃萬里在政治上已劃入“敵人”陣營，盡管工程安危、人民疾苦還縈繞心頭，但是他已不再有任何發(fā)言權。而三門峽的命運，一如他的預料，真的是越來越糟。

　　1958年三門峽工程開始截流；
1960年9月大壩建成，攔洪蓄水。是年潼關以上渭河大淤，水位漲到332.58米（離設計高程360米尚遠）時，泥沙淤積迅速發(fā)展；
蓄水一年半后，有15億噸泥沙積在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里，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以后泥沙不斷向上延伸，威脅關中平原，直逼西安重鎮(zhèn)。至1963年，潼關河床已淤高4米多。又三年后，庫內淤積泥沙達34億立方米，幾乎是設計庫容的一半。庫區(qū)移民上下來回遷徙，背井離鄉(xiāng)，啼饑號寒，怨聲載道。為挽救危局，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對工程作了兩次改建。第一次于1965起實施“兩洞四管”方案（改建四條鋼管、增建兩個隧洞），到1968年建成后水庫淤積略有減緩，但潼關以上河床“翹尾巴”淤積仍在延續(xù)。第二次于1969年，決定打開壩底八個導流底孔。這幾個底孔是1957年專家會議上黃萬里力爭保留的，可是施工時又根據蘇聯專家的要求全部堵塞了。這次化了八千萬元資金將它們打開，可是淤積情況已無法改變，改建后潼關河床仍比以前高出3米，而且淤積趨勢依然無法遏制。

　　三門峽水庫反復折騰之時，黃萬里教授已被發(fā)配在江西鄱陽湖邊的農場勞動。1971年這個清華大學農場因遭血吸蟲肆虐致人死命而停辦，黃萬里被安排到三門峽工地繼續(xù)“改造”。據他后來自述：“我上午參加‘學習班’，俯首聽批。下午掃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黃河的事�！�

　　1973年他曾被允許在別人監(jiān)視下進入潼關以下地區(qū)考察黃河、渭河的地貌河勢。他后來回憶道：“黃、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從下游移來的苦難，內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覺得自己如此努力學習并工作，曾何補于蒼生？茫然不知怎樣去報國�！彼�在《傾聽華縣畢家公社主任宇東梅報告三門峽壩建成的災害》一詩中沉痛抒懷：

　　聽罷畢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淚交頤。暴洪施虐知攔阻，惡堿侵農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見，一般律定莫相違。平生積學何所用，愧對蒼生老益悲。

　　出于這種憂國憂民的心懷，他曾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補救方案和治黃方略，但遭到批判。直到1979年才被容許在有關的專業(yè)會議上講述自己的主張，但也得不到重視。三門峽水庫后來只得以報廢告終。2003年渭河流域水情并不嚴重，但卻釀成50年未遇的大災，受災人口515萬、農田1080萬畝。時任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博士考察后坦陳：“三門峽水庫建成后，是以犧牲庫區(qū)和渭河流域為代價的，渭河變成了懸河了�！钡竭@時候，連曾經力促工程上馬的前水利部長錢正英、院士張光斗也只好參與呼吁“三門峽停止蓄水、放棄發(fā)電”。但是四十多年間它帶來的重大損失和災難，卻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了。

　　時光推移到了八十年代。人們又議論在中華民族的另一條母親河——長江上攔河筑壩，更加具有浪漫色彩的三峽工程呼之欲出。此時的黃萬里已經蒙恩“改正”，右派帽子已經甩進垃圾堆了。按理他可以理直氣壯地就他“平生積學”發(fā)言，一展他造福蒼生的襟懷了�？墒窃谥袊�當前的體制下，他依然只能仰天長嘆而已。關于三峽工程問題，他曾六次上書中央（直至總書記）加以阻止，并要求與學界和設計部門公開討論，但全部杳無音信、不予理睬；
1992年全國人大討論通過三峽議案之前，他要求中央領導騰出一個小時聽他陳述理由，可仍然置之不理。

　　在他的上書中有一段十分精煉的說明：“凡峽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兩岸又少田地，像大渡河龔咀那樣，是可以攔河筑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利用水力發(fā)電的。盡管16年來這水庫已積滿卵石夾沙，失掉了調節(jié)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發(fā)電。但長江三峽卻不是這樣，這是黃金水道的上段，四條巨川排泄著侵蝕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進入峽谷，在水庫蓄水后這些卵石和泥沙就會堵塞住重慶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沒田地。那里水源豐富，生活著一億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這樣的地貌，決不可攔河筑壩。所以長江三峽根本不可修高壩，永遠不可修高壩�！�

　　他在接受記者戴晴訪問時，曾經解釋過他的觀點：“作為水利工程師，我至今也不否認以適當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災的同時，應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運、發(fā)電的潛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設計，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眼光和襟懷，設計者本人也應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質、地貌常識。具體到黃河和長江，我堅持認為，凡在干流的淤積河段上修壩，是絕對不可以的。比如三門峽和三峽�！薄案闪鞯挠俜e河段不可修壩”，這是他積幾十年研究考察得出的重要結論，這個結論已被三門峽的實踐所證明，可是有些人仍然固執(zhí)地不予理會。

　　當然，今非昔比，九十年代的執(zhí)政者已沒有五十年代的執(zhí)政者那樣的底氣、可以動輒以言問罪、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了。但是，他們手中有權，他們可以控制一切媒介、一切會議、一切公共平臺，讓你出不了聲（甚至當人民代表黃順興1992年在人大會議討論三峽提案時，事前報名要發(fā)言卻不給他機會，會場上他舉起了手執(zhí)行主席卻視而不見，他站了起來拿起話筒可是擴音器卻突然不響了，他只好退出會場以示抗議）。當然，這些已不在本文敘述范圍內了，讀者有興趣可以看看著名記者戴晴寫的有關水利的多篇深度報道，就會有清晰的了解。戴晴女士近年開設了自己的博客，盡管一再遭到過濾和刪除，但總還有“漏網之魚”可尋，本文就不贅了。

　　黃萬里教授晚年多病，但始終掛記著黃河、長江的治理。他在2001年8月26日、九十大壽過后不久抱憾辭世。此前口授了如下的遺囑：“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漢口段力求堤固，堤面臨水面宜打鋼板樁，背面宜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彼�在遺囑中只字未提個人及家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想的還是祖國的江河安危，拳拳愛國愛民之心，真足以光照江河，彪炳千秋！

　　附：黃萬里1957年寫的小說《花叢小語》梗概

　　小說以一首題為“百花齊放頌（調寄賀新郎）”的詞開頭：

　　綠盡枝頭蘗，

　　怎當他，春寒料峭，雨聲凄切？

　　記得梅花開獨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處士，杳無消息。

　　桃李臨風連影擺，怯輕寒，羞把嫩芽茁。

　　靜悄悄，微言絕。

　　忽來司命護花節(jié)，

　　乘回風，撥開霾氣，宇清如澈。

　　人世烏煙瘴氣事，一霎熏銷燼滅。

　　翻瀲艷，芬香洋溢。

　　好鳥百花叢里舞，這當兒，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小說的情節(jié)很簡單，說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詞，碰到滿頭大汗的老友甄無忌來訪。甄無忌汗涌氣喘的原因是：“我老遠特從城里來拜訪，誰知31路車只開到石油學院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這條西郊公路是哪位寶貝工程師修的？”

　　接著又來了一位朋友賈有道。于是三個人開始了交談，田方生接著西郊公路的話茬說：“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鋪大碎石的路床、卻直接鋪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別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積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載重后就被壓碎。”

　　甄無忌就破口大罵市政府主管工程的領導：“照你說，這是工程設計的錯誤。王八蛋！市政府誰管這種事的？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里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就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總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該罵哪位坐大汽車的官大爺�！�

　　罵過之后．甄無忌又來批評田方生的詞：“我看前半段還能反映實際，后半段，簡直是歌德派詩意，反映文人的無恥！”

　　“所謂歌德派是指專事歌功頌德的那派學者。還有一種‘但丁’詩人，但知盯住領導黨員，隨聲附和，就算立場堅定，其目的就更有問題了。歌德——但丁派學者最為無恥�！�

　　接著這位激烈的甄無忌就乘興發(fā)揮開來：“我們國內的學者和人民代表們卻獨多歌德——但丁派詩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會還開始提些意見外，以往照例是以個人體會為歌德的內容，這真是世界議會制的奇跡。我就不信一個政府會絕無缺點和錯誤，竟不需人民監(jiān)督。企圖掩蓋一切，但求表面統一，就是現政制的特點。”

　　甄無忌興之所至，竟指名道姓地點評起自己身邊的當紅學者來：“只有他們能舍棄了自己認識了的真理，竭力靠攏組織，說得樣樣都好，才被稱為政治性強。論這些學者們的真實內容，則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當年悶聲不響，虔誠地學習孟德爾遺傳學。一當什么所長，不免在上任之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學說不大時髦，于是又發(fā)表了《我的認識的三部曲》。近來赫魯曉夫又把李森科稱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樣說法�！�

　　于是田方生也聯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說了起來：“你看章某原來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黃河的意見，等到三門峽計劃一出來，他立刻敏捷地放棄己見，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著說：‘圣人出而黃河清’，從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顏地說黃水真會清的，下游真會一下就治好，以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試想，這樣做，對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他自己的飯碗？這些人也就是我們的黨和政府最喜愛的人才。”

　　三個朋友決定“先幫助糾正修這條馬路中的錯誤。”

　　三人同意，當場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點：（1）這次馬路損壞究竟是必然的結果還是偶然的無法預計的災禍？（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錢，斷絕交通多少天，人民損失估計多少，公共汽車損失多少？（3）誰應負責？應怎樣處理？請求逐條解答，切勿無意或有意遺漏。

　　——參閱《同舟共進》2004年第3期所刊黨治國、林祥榕、丁弘等人文章，《讀書》2002年第8期曾昭奮的文章，以及戴晴女士有關黃萬里、黃順興的水利系列深度報道。

相關熱詞搜索：無門 報國 緣何 萬里 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