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教育史上一直有所謂“教學相長”的說法，其中所內(nèi)蘊的真理不言自明。但是，本文想要強調(diào)指出的是下面兩點：首先，在教學活動中，雖然在教與學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互存互動的關(guān)系，但這畢竟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同樣重要的是：在教與學、師與生這一矛盾關(guān)系中，教和教師無論如何是矛盾的主導方面，是制約和決定教學活動和教育質(zhì)量的關(guān)鍵因素。其次，一個教師的教學水平和教學質(zhì)量固然同他的學識密切相關(guān)，但是，他的道德境界和責任心終究是第一重要的東西。一個道德境界低下、缺乏責任心的教師，不管他的學識多么淵博，也是很難把教育質(zhì)量搞上去的。下面，我就結(jié)合我的親身經(jīng)歷，結(jié)合我的三位導師陳修齋先生、蕭萐父先生和楊祖陶先生對我在攻讀碩士學位期間的幾篇課程作業(yè)的批改，具體地談一下我在這方面的感受。

　　我是1978年考上武漢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碩士研究生的。當時，“文化革命”剛剛結(jié)束，作為“文革”結(jié)束后我國招收的第一屆碩士研究生，我們都特別珍惜這種難得的學習機會。而我們的老師由于種種原因，在“文化革命”中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這樣那樣的沖擊，甚至長期喪失了其應有的教書的權(quán)力，因此對于他們重新獲得的教書的權(quán)利也同樣特別珍惜。當時，外國哲學史教研室和中國哲學史教研室?guī)缀跛�有的老師共同為我們開了一門叫做“哲學史方法論”的必修課，由陳修齋先生、蕭萐父先生和楊祖陶先生牽頭。他們輪流為我們講授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有關(guān)原著。我記得，其中有《關(guān)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jié)》、《哲學筆記》以及馬恩關(guān)于唯物史觀的五篇通信等。他們當時對我們這些學生抓得很緊，不僅要求我們認真閱讀原著，寫讀書筆記，要求我們在課堂上作專題發(fā)言，而且還要求我們在學習的每一個階段提交一篇課程論文。他們給我們布置這種寫課程論文的任務在他們看來也不僅僅在于借用這樣一種手段督促我們認真看書、認真思考，而且還把這看作他們把整個教學活動引向深入的一個有機環(huán)節(jié)。因此，他們對這些課程論文批改得都特別認真，不僅對論文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他們的看法，而且有時會寫下很長的批語，他們的“勤教”實在令我們這些后來者汗顏。

　　那時，哲學史方法論這門課程不僅被安排為必修課，而且還是兩個學期的課程。我在修完這門課程后，曾向課程組交了一篇題為《關(guān)于摩爾根的史學功績及其他：學習<起源>的一點體會》的課程論文。該文的基本立場在于對摩爾根這樣一位受到馬克思肯定的史學家進行充分的肯定：“摩爾根是一個人類思想史上少有的頂天立地的史學家，他在其所研究的領(lǐng)域里所建樹的業(yè)績是不朽的，他的治學方法和治學態(tài)度是值得后人借鑒的。”共有三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討論“摩爾根史前史研究的十大功績”。第二部分著重探討“摩爾根的發(fā)現(xiàn)是人類原始史觀的‘革命’”。第三部分是“結(jié)論”，著重表明摩爾根研究的史學方法論意義，指出：“作為一個真正的史學家必須既頂天又立地。所謂‘頂天’，就是要具有一個唯物的、辯證的、革命的歷史觀；
所謂“立地”，就是要有科學的‘求實’精神，要勤于調(diào)查，善于研究。這就是我們的史學方法論，這也就是我們的哲學史方法論�！�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是一個人們對五十年代以來我國嚴重存在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教條主義開始反思的時代，是一個撥亂反正的時代。要不要批判性地反思以及如何恰當?shù)胤此嘉覈�政治生活和學術(shù)生活中長期以來嚴重存在的左的教條主義實在是一個至關(guān)緊要的問題。對于這樣一個問題的重要性，不管如何評價都不為過。不批判左的教條主義不行，不恰當?shù)乜偨Y(jié)經(jīng)驗教訓也不行。我的這篇短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出來的，而老師們對我的短文的批語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下來的。我當時寫作這篇論文的一個深層次的動機在于批評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人們對前馬克思主義的以及與馬克思同時代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采取的一筆抹殺的立場和態(tài)度，強調(diào)他們確實是取得了許多重大的研究成果的，這些成果至今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從思維模式來說，我的這種做法有點類似于當年陳修齋先生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要求人們正確評價唯心主義的歷史功績，不過在闡述方式上有所區(qū)別罷了。但是，現(xiàn)在看來，該論文確實有拔高摩爾根的傾向，雖然也對摩爾根的方法論做出過一些批評，但是卻常常將摩爾根的史學方法論馬克思化，宣稱摩爾根的歷史觀是“辯證”的、“唯物主義”的和科學的。毫無疑問，那種對前馬克思主義的以及與馬克思同時代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一筆抹殺的觀點是片面的，但是，將他們的成果馬克思化的立場也是有失偏頗的。對此，蕭萐父先生在審閱該文時都一一作了批評。例如，他用紅色鉛筆在“摩爾根的歷史觀是真正唯物主義的”一句中“是真正”三字的下面劃了很重的一個橫杠，并將其訂正為“基本上是”。他在“摩爾根的歷史觀是真正辯證法的”一句中“是真正辯證的”六個字的下面同樣劃了紅杠，并將其訂正為“具有辯證法性質(zhì)（因素），或從總體上反映了一些歷史運動的辯證法”。在其他類似的地方還旁注上“高了”等字樣。

　　我的那篇作業(yè)總共12頁，蕭先生總共批改了9處。這說明他在審查閱讀我的這篇文章時是非常細心，也是非常耐心的。不僅如此，他還為我這篇總字數(shù)不足5千字的短文專門寫了一個洋洋近千言滿滿兩頁紙的批語。他所寫的批語中主要包含了下述幾點內(nèi)容。首先，批語對拙文作了肯定，一方面指出：“從《起源》一書得到啟發(fā)，就摩爾根的原始社會史觀的理論貢獻，從史學方法論角度加以評述，思路是對頭的，可以作為研究的一個生長點�！绷硪环矫嬗种赋觯骸皩Ψ邱R克思主義者的科學論著，實事求是地恢復和估價其固有的真理性的貢獻，是必要的；
結(jié)合所接觸到的其他學者的原始社會史觀，用歷史的對比的方法說明其貢獻，也是可取的�，F(xiàn)稿的基本觀點，大體可以成立�！苯又�，蕭先生嚴正而懇切地指出了拙文存在的主要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有：一是，“現(xiàn)稿當需進一步充實、提高。一方面對比以往或同時代學者的觀點，以確定摩爾根的貢獻，另一方面也應對比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分析摩爾根的不足，更能確定其在史學思想史上的地位。建議重讀普列漢諾夫《唯物論史論叢》、《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fā)展》，吸取其批判分析的方法�！倍�是，“有關(guān)原始社會史觀的史的論述如何選材得當、分類合理、評價如實、網(wǎng)羅是否全面、代表是否典型，尚需進一步斟酌�？烧堦悺�楊、王三位老師指點。僅片斷想到，如古典經(jīng)濟學家對私有制起源的論述，除傅里葉以外空想社會主義者們，又如維柯、斯賓塞、赫胥黎……克魯泡特金、斯賓格勒、托因比一類學者，是否也有原始社會史觀方面的理解？作歷史的考察，應力求全面，又不能經(jīng)驗主義地羅列，應清理出邏輯來。”三是，考古所以決今，回顧過去總是為了展望未來，從來如此。落腳到對原始社會史觀的現(xiàn)實批判意義，是對的， 8－9頁所分析的六種史觀，有一定的意義，可以展開。但對摩爾根的史觀的革命性質(zhì)的估價是否過高？因摩爾根所理解的未來社會‘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似乎仍然屬于資產(chǎn)階級‘理想王國’的范疇，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chǎn)主義仍然是兩回事。同樣，對摩爾根原始社會史觀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思想因素，也應作恰如其分的分析。對恩格斯1844年4月11日－4月26日給考茨基的兩封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應仔細體會�！彼氖�，“文中涉及的第歐根尼以下諸家的論著，雖不一定每本都精讀深究，但都應確有所涉獵。對于摩爾根原著及馬克思的摘要，必須細讀一遍，養(yǎng)成如文中所說‘腳踏實地’的學風�！弊詈�，基于對學生的殷切希望，在批語的結(jié)尾處，蕭先生向?qū)W生提出了“在此基礎(chǔ)上，努力寫出一篇論摩爾根的歷史觀的科學論文”的“建議”和要求。

　　從蕭先生對拙文的批改中，我們不僅看到了一位老學者嚴肅認真、一絲不茍的治教態(tài)度，而且也可以體悟出不少值得借鑒的寶貴經(jīng)驗。例如，在蕭先生的批語中，固然對于學生做出的種種努力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其重點顯然是放在學術(shù)批評上，放在對課程論文所存在的諸多方面的不足的指正上。這一點在教學活動中，在推動學生進一步健康地把研究引向深入方面，毫無疑問是更為重要的。因為，研究生導師的根本任務在于“導”，倘若離開了學術(shù)批評，導師在推進研究生深入研究方面無疑就喪失了最重要的手段。現(xiàn)在，一些研究生導師對學生的作業(yè)不僅不認真批改，甚至也不認真閱讀。這樣一來，研究生的培養(yǎng)質(zhì)量顯然難以得到有力的保證。再如，蕭先生的這一批語不僅指出了學生論文的諸多不足之處，而且還進一步教導學生如何進一步閱讀原著，如何多方位地思考和處理論文所關(guān)涉的種種問題，甚至還開列了有關(guān)書目，建議向有關(guān)老師請教有關(guān)問題。這些事情看起來頗有些瑣碎，但是，唯有這樣一類的指導，才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將學生的研究工作納入軌道，推動學生在短期內(nèi)取得較高質(zhì)量的研究成果。毫無疑問，如果缺乏對教學工作的滿腔熱忱，如果缺乏薪火傳承的使命意識和責任意識，如果對學術(shù)事業(yè)的未來缺乏信心，如果對后學沒有寄予厚望，一個教師要做到這一步顯然是不可能的。此外，從蕭先生的批語中，我們也不難發(fā)現(xiàn)，當年中外哲學史的碩士研究生培養(yǎng)是名副其實地堅持了集體培養(yǎng)制度的。就批語中所提到的而言，也已經(jīng)表明，在導師隊伍中，除蕭萐父先生外，還有陳修齋先生、楊祖陶先生和王蔭庭先生（他是普列漢諾夫?qū)＜遥�。其實，除他們外，中外哲學史教研室的李德永老師、唐明邦老師、徐瑞康老師等也都參加過我們的討論課。還有一點需要提及的是，我的作業(yè)是1979年11月30日寫出來的，而蕭先生的批語是12月2日寫出來的，而且，緊接著，于12月3日，蕭先生又及時地將我的作業(yè)及他的批語轉(zhuǎn)給陳修齋先生和楊祖陶先生，并在批語前面寫道：“請修齋、祖陶同志閱后將批示意見一并轉(zhuǎn)小段�！庇纱丝梢钥闯觯�整個研究生培養(yǎng)小組不僅在集體授課中發(fā)揮著明顯的作用，而且在作業(yè)批改方面也有整體的表現(xiàn)。

　　在碩士研究生學習階段，還有一點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這就是：那時，老師們對我們的要求都非常嚴格。他們雖然對我們的學習態(tài)度和學習成績不時給予肯定和鼓勵，但是在給我們的作業(yè)打分時卻非�！傲邌荨�。大多數(shù)課程論文都在65分－80分之間，如果我們的成績突破80分，我們都會感到一種驚喜。我記得，我1980年呈送上去的一篇課程論文，題目為“從歐洲哲學的發(fā)展看宗教對哲學的影響”，老師給我打了“85分”，這很可能是我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專業(yè)課獲得的最高分了（其他方面的課程則有較高的分數(shù)，例如，我的英語課和法語課通常都在95分以上）。在我們學習哲學史方法論這門課程期間，針對我國五十年代由于受蘇聯(lián)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把哲學史片面地理解為唯物主義產(chǎn)生、發(fā)展并戰(zhàn)勝唯心主義的歷史的傾向，比較深入地開展了哲學史觀方面的討論。在討論過程中，我曾經(jīng)于1979年7月提交過一篇題為“關(guān)于哲學史性質(zhì)和對象的一些看法”的課程論文，被導師們評定為“80分”�，F(xiàn)在，一些教師動輒給學生打90或95以上的高分。因此，從現(xiàn)在的一些人的眼光看來，這個分數(shù)實在是太低了，但這在當時，我們?nèi)匀桓械竭@是一個較高的分數(shù)。后來，我根據(jù)導師們的意見，將它修改為“關(guān)于哲學史的對象、范圍及其他”為標題的論文，在1980年的“湖北省哲學史學會”的年會上發(fā)表（蕭萐父、陳修齋、楊祖陶等先生都是該學會的主要負責人）。后來，我的這篇論文被收入湖北省哲學史學會1980年年會的論文集中。當時僅有7篇論文入選該論文集，我的論文不僅入選，而且還作為首篇論文被刊印了出來。我這樣說，并不是要說明我的論文如何好，而只是想表明：老師們對我的這篇論文總的來說是比較滿意的，盡管如此，他們也只給了“80分”。這樣看來，我們的時代不僅是一個“貨幣貶值”的時代，而且也是一個“分數(shù)貶值”的時代。究竟應當把這種現(xiàn)象理解為“進步”合適呢還是理解為“退步”合適呢，這一直是我近幾年來苦苦不得其解的問題。不過，要是有人把我的這樣一種情緒簡單地理解“懷舊”，我也是不太甘心的。

　　從攻讀碩士學位年代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了。不僅我們當年的老師們現(xiàn)在都年事很高，有的甚至已經(jīng)作古了。我們這些當年的碩士研究生如今也都步入老年了。雖然，我們也承認，中國的教育總的來說是向前的。但是，當年教授過我們碩士學位課程的那些老學者的身影總是不時地活躍在我們的前面。雖然在知識結(jié)構(gòu)和學術(shù)視野方面我們或許可以自詡一點，但是，他們作為一名教師的道德境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卻永遠讓我們感到他們是如此的高岸，常常使我們萌生出一種不能望其項背的“自卑感”。我國古人云“高山景行”，所表達的或許正是我們的這樣一類感受。

　　附：蕭萐父先生當年對于我的一篇題為“關(guān)于摩爾根的史學功績及其他：學習《起源》的一點體會”的批語：

　　一、從《起源》一書得到啟發(fā)，就Morgan的原始社會史觀的理論貢獻，從史學方法的角度加以評述，思路是對頭的，可以作為研究的一個生長點。

　　二、對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科學論著，應實事求是地恢復和估價其固有的真理性的貢獻，是必要的；
結(jié)合所接觸到的其他學者的原始社會史觀，用歷史的對比的方法說明其貢獻，也是可取的。現(xiàn)稿的基本觀點大體可以成立。

　　三、現(xiàn)稿當需進一步充實、提高。一方面對比以往或同時代學者的觀點，以確定Morgan的貢獻。另一方面也應對比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分析Morgan的不足，更能確定其在史學思想史上的地位。建議重讀普列漢諾夫《唯物論史論叢》、《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fā)展》，吸取其批判分析的方法。

　　四、有關(guān)原始社會史觀的史的論述，如何選材得當、分類合理、評價如實、網(wǎng)羅是否全面、代表是否典型，當需進一步斟酌。可請陳、楊、王三位老師指點。值得注意到，如古典經(jīng)濟學家對私有制起源的論述，除傅利葉以外的歷代空想社會主義者們，又如維柯、斯賓塞、赫胥黎、克魯倫特金、斯賓格勒、湯因比之類的學者，是否也有關(guān)于原始社會史觀的見解？作歷史的考察，應力求全面，又不能經(jīng)驗主義地羅列，應清理出邏輯來。

　　五、考古所以決今�；仡欉^去總是為了瞻望未來，從來如此�？隙ㄔ�始社會史觀的現(xiàn)實批判意義，是對的。8—9頁所分析的六種史觀，有一定的意義，可以展開。但對Morgan的史觀的革命性質(zhì)的估價是否過高。因Morgan所理解的未來社會“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在較高形式上的復活”，似乎仍然屬于資產(chǎn)階級“理性王國”的范疇，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chǎn)主義仍然是兩回事。同樣，對Morgan的原始社會史觀的唯物主義、辨證法的思想因素，也應作恰如其分的分析。恩格斯1884.4.11——4.26給考茨基的幾封信（全集36卷），應仔細體會。

　　六、文中涉及的第歐根尼的以下陳述的論著，雖不一定每本都精讀研究，但都應該有所涉獵。對于Morgan的原著和Marx的信 ，必須細讀一遍，養(yǎng)成如穩(wěn)重所說的“腳踏實地”的學風。

　　建議：在此基礎(chǔ)上努力寫出一篇論Morgan的歷史觀的科學論文。

　　以上粗讀一遍的感想，僅供參考。

　　蕭萐父

　　七九年十二月二日

　　（載《武漢大學報》2005年12月2日、12月9日、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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