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遭遇金融海嘯的打擊，日本仍然展現(xiàn)出堅強的科技軟實力，這與日本的國民性格、教育和科技體制是分不開的。

　　正當源自華爾街的金融海嘯引發(fā)日本版金融危機，東京股市狂瀉逾千點，資本市場一片風聲鶴唳，生活景氣指數(shù)連續(xù)6個月惡化，創(chuàng)9·11以來新低的時候，從斯德哥爾摩接連傳來的吉報多少安慰了對政治失望透頂，在經(jīng)濟上也開始陷入恐慌的島國國民：本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被三名日本物理學家分享；
而榮膺化學獎的三位學者中，也有一名日本化學家，日本可謂雙喜臨門。10月7日，日首相麻生太郎親自打電話向獲獎者賀喜：“國民也倍感欣喜�，F(xiàn)階段日本沒什么鼓舞人心的消息。衷心感謝你們帶來了愉快的心情�！�

　　至此，包括早先在日本國內(nèi)接受基礎教育，后到美國發(fā)展的科學家在內(nèi)，日本問鼎諾獎者多達16人；
物理、化學兩個獎項同時折桂先后有兩次（上次是在6年前），其科技實力和成就舉世公認。作為文化傳統(tǒng)上的東方國家，其發(fā)達的科技文明，不僅成就了帶動經(jīng)濟發(fā)展的先進生產(chǎn)力，更打造了一張精致無比的科技軟實力名片，其對外不斷強化的所謂“酷日本”（Cool Japan）的文化輻射，使這個國家在國際社會暢行無阻。

　　那么，日本何以成為發(fā)達的科技之國？這不能不從其國民性格、教育和科技體制上尋找答案。首先，日本民族對所謂“奇技淫巧”的器物文化，對那些跟實際生活八竿子打不著的“不著調(diào)”的勞什子技藝，全無歧視、輕視，相反充滿敬畏之心。諸如“為藝術而藝術”、“為科學而科學”等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口號，在東洋社會是根本無需詮釋的常識。所以，上至“上層建筑”的基礎研究，下至下里巴人的各種絕活、手藝，都能代代相傳，發(fā)揚光大。

　　此番三名物理學者（美芝加哥大學名譽教授南部陽一郎和日高能加速器研究機構名譽教授小林誠、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益川敏英），因在基本粒子研究領域的貢獻而折桂諾獎，其實絕非偶然。這個被稱為“紙和鉛筆的科學”的基礎研究領域，歷來是日本的強項。早在1949年和1965年，京都大學教授湯川秀樹和另一名理論物理學者朝永振一郎曾兩度獲此殊榮。某種意義上，此番折桂，其實只是日本基本粒子研究傳統(tǒng)自然延伸的水到渠成的結果而已。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基礎研究絕非“無用”：1920年代構筑的量子力學理論成為半導體物理學的基礎，而后者直接導致了IT技術在20世紀末的開花結果。只是人類自以為“務實”的近視，妨礙了前瞻的視線。

　　其次，國家宏觀發(fā)展戰(zhàn)略功不可沒。日本在戰(zhàn)后實行“科技立國”戰(zhàn)略，國家以法律形式規(guī)定了教育、科研經(jīng)費在GDP構成中的比例，為科技研發(fā)提供了豐潤的預算保障。近十數(shù)年來，雖然經(jīng)濟陷入結構性不景氣，但這條鐵律卻始終得到嚴格的貫徹、實施，使日本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得以維持技術上游的地位。在大企業(yè)為了生存，紛紛將制造部門移至海外，有的公司連總部大廈都不予保留的情況下，本土日益袖珍化的研發(fā)設計部門卻依然葆有核心技術的開發(fā)能力，其高附加值的知識產(chǎn)權確保了日本在21世紀的國際競爭力。今天，許多大公司都有靠國家預算推動的一流實驗室，都有自己“與諾獎最近”的研發(fā)項目。六年前，日本一家普通上市公司就貢獻了一名諾獎獲得者，一名上班族化工工程師，斷非偶然。

　　再有，日人崇尚務實，不尚浮名、虛榮。從不見提倡什么“國際接軌”，但實實在在地做到了國內(nèi)第一便等于國際一流。此番獲物理學獎的兩位本土學者，均在國內(nèi)受教育，其中一位甚至從未出過國門，因英文不好，連國際物理學會的年會都拒絕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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