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全面促進發(fā)展與協(xié)調的真正統(tǒng)一，須構建一種生境主義倫理。這一生境主義倫理所敞開的當代方向，是必須通過調整技術的方向與目標、調整存在發(fā)展的體認態(tài)度、改變人們的行動方式和生存觀念，來實現(xiàn)重構“人與天調”的整體生態(tài)道德。為此，重新確立人與生命平等的倫理通則和需求優(yōu)先于欲求、生態(tài)優(yōu)先于利益、關愛優(yōu)先于法律的基本原則，創(chuàng)建地球、自然、生命、人互為體用、共生互生的倫理判據(jù)，構成生境主義倫理探索的奠基工作。

　　關鍵詞：生境視域 生態(tài)行動 整體生態(tài)道德 倫理通則 生境主義倫理

　　3、生境視域下的倫理方向

　　世界是在生生之境中敞開自身，生命是在生生之境中創(chuàng)造生命，人類亦在生生之境中謀求存在發(fā)展�！按嬖诎l(fā)展”是近代以來人類的中心課題。然而，近代以來的存在發(fā)展意識、觀念、追求，幾乎都只滯留于政治－經(jīng)濟和科學－技術領域，其關注的主題是財富增長速度和物質幸福程度。斯里蘭卡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戈弗雷．古納鐵雷克指出：當今世界各國的發(fā)展“視野中沒有政治與宗教－文化成分”，更重要的是缺少倫理價值引導，“當前的發(fā)展思考不愿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其最終根源在于一種片面的和不完整的認識體系和知識結構。在人們所宣揚的發(fā)展戰(zhàn)略中，始終是追求物質福利，在首位的是發(fā)展的社會－經(jīng)濟成份。這種偏向的基礎是關于社會變革的歐洲意識形態(tài)和產(chǎn)生于產(chǎn)業(yè)革命的認識體系，而把社會與人的經(jīng)濟主義觀推向至尊�！盵1]（P251）確實，自近代革命以來，被日益完善起來的龐大知識體系，以及支撐該一體系的知識結構，是以傲慢物質霸權主義和絕對經(jīng)濟技術理性為觀念基石的，并形成以物質霸權主義為行動綱領、以絕對經(jīng)濟技術理性為行動原則的社會－經(jīng)濟至上觀，它把人類推向了“獨眼巨人”的道路。在這種獨眼的燭照下，人類成了只靠面包生活的存在者，人的存在意義這一面被逐漸廢棄。但不容懷疑的事實是，一個人為了生存，必須意愿生存，一個人的生命如果沒有意義，又怎樣能意愿生存呢？有意義的生存才是人類一切需要中最基本的需要，一旦要謀求有意義的生存，就需要價值判斷，就進入價值領域，必須倫理的引導，面對畏懼和神秘，接受宗教激勵。唯有如此，才可開辟全面、健康的生存發(fā)展道路。

　　生存發(fā)展，是我們每天都面臨的問題，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賦予給我們的日常生活，使我們只要存在一天，就本能地追求一天的發(fā)展。當然，我們所講的“發(fā)展”，已不單純是社會－經(jīng)濟至上論意義上的物質發(fā)展觀、技術發(fā)展觀和以此為本質規(guī)定的社會發(fā)展觀，“發(fā)展”的本質含義是人類追求生存創(chuàng)生機會，謀求創(chuàng)生性地存在于天地之間的權利、德性、能力、品格，并使這些存在發(fā)展的權利、德性、能力、品格得到不斷提升與完善。這種創(chuàng)生性存在方式，不能理解為以對物的開發(fā)為主題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控制自然，而是追求人的世界性存在之心與靈的回歸與厚重。因為以物為主題的發(fā)展觀，本質上是發(fā)展暴力和對暴力的發(fā)展，并激發(fā)我們運用巨大的暴力力量去摧毀一切美好的和有價值的東西（比如對生命之母的大地的征服，對土地的蠶食、對森林的砍伐、對山川的改造、對河流對大氣的污染、對文化遺產(chǎn)的破壞與消滅等等）。所以從根本講，這種暴力性發(fā)展卻在無聲無息地削弱了我們自己，比如說氣候的逆生化、空氣的嚴重污染、生養(yǎng)人類的肥沃土地一天天變成鋼筋水泥或亂石，化學藥品和化學殺蟲劑的普遍使用，使我們生活在一個有毒的和癌變的海洋之中，我們的生活已經(jīng)沒有清潔、衛(wèi)生、健康之源。約伯曾這樣詢問：“是誰關上海洋之門，．．．．．．．規(guī)定了海洋的界限？．．．．．．．誰能夠傾倒天堂里的水囊？”（《約伯記》）回答只能是我們人類自己：我們的行動決定著海平面的高低，改變著降雨的過程和每一滴水的目的地；
我們的意愿和作為鑄造著我們的生態(tài)狀況，是天堂還是地獄的生活，全在于我們自己的意念、欲望與行動。

　　調整技術的方向與目標 我們一旦要秉持這樣一種拒絕地獄、邁向天堂之路的存在發(fā)展理念，必須啟動天賦的高貴理性來調整我們自己的生活藍圖與行動。

　　首先，我們必須面對現(xiàn)實和未來而在技術的層面上做出整體上的調整，這是我們謀求新的存在發(fā)展之真正起步。這種調整調整可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調整技術的發(fā)展速度和技術的運用范圍，其目的是把技術限定在人的一般智力層面，把技術的運用限定在工作范圍。今天，我們已經(jīng)進入技術化生存的時代，這已經(jīng)不可避免，面對此，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要把這種技術化生存的模式限定在一定的范圍，給我們的生活世界，給我們的未來世界，留下一塊非技術化的、自然生存的空間地帶。因而，技術調整的直接目標和努力方向，就是使我們努力保持或創(chuàng)造一種能夠緩沖與協(xié)調技術化生存模式，使之獲得自然化生存的生活天空。為此，所需要做出的整體上的技術調整，必須朝向第二個方向努力，即對技術的發(fā)展方向和技術的發(fā)展目的予以合目的性的調整。這種調整應該追求實現(xiàn)人類的整體利益和人類的生態(tài)利益，前者意在于強調人類利益的世界化；
后者意在突出人類利益的生命化和生境化。也就是說，技術的發(fā)展方向必須突破社會－經(jīng)濟至上，技術的發(fā)展目標必須走出單一的人類物質幸福論，應該追求生命個體與個體、個體與整體的共生與互生，為實現(xiàn)地球、物種、生命、自然之間的整體生態(tài)利益而努力。

　　具體地來講，調整我們的技術發(fā)展方向，就是要著手解決化學殺蟲劑、化學清潔劑對地球生態(tài)的危害，改變化學式生存方式，使之由自然化生存方式來代替，從而實現(xiàn)對溫室效應的消除，使整個自然世界、使我們的人類世界，重新恢復自然生存方式的活力，使氣候恢復自然的韻味，使空氣拉動自然的弦律，使陽光流溢自然的清醒，．．．．．．．技術將不再是征服的工具，而應該成為彌合一切生態(tài)裂痕的努力方式和應急工具。因為從根本上講，生態(tài)狀況，尤其是自然生態(tài)狀況與人間的道德指向之間，無可回避地構成了對應關聯(lián)和互動效應。比如，我們的工業(yè)化進程意想不到地促進了氣候變暖，溫室效應產(chǎn)生；
而氣候變暖卻使整個自然生態(tài)產(chǎn)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裂變，比如生物的繁衍活力增強等等。自然生態(tài)的裂變，必然影響到我們的生存，因而，我們不得面對此而有所行動，這些行動背后所蘊含的，恰恰是對倫理信仰、道德信念、價值尺度、行動原則的修正與改變，其根本者，恰恰是對自然和生命的倫理看待，即這種人對自然的征服意志，最終落實在對自然界生物的反抗的回應，就是強化對自然界生命的征服意志、毀滅意志。這種征服生命、毀滅生命的意志一旦取得了合法化，就向四周擴散，最后指向了人本身，那就是人對人的殘暴，人對人性的殘忍，它通過政治壓迫，通過戰(zhàn)爭機器，通過政黨間的傾軋．．．．．．．．而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比如，作為對變暖的天氣的回應，我們不斷地增加農(nóng)業(yè)殺蟲劑的用量，擴大化學殺蟲劑的范圍。殺蟲劑的普遍施用，卻又嚴重地蝕化了水源，使地球上的水質十分明顯地變得極易發(fā)生退化，最后自己也被圈進了殺蟲劑的施用范圍，并無形地成為殺蟲劑剿殺、消滅的對象。這樣一來，人無時無刻不生活在殺蟲劑之中，我們吃的蔬菜、糧食，我們喝的水，我們吸的空氣，無不含有有毒的化學物質。但我們卻容忍它，并適應它，殺蟲劑殺害生命，致毒生命，變成了合法化，我們人自己被這些有害的化學物質予以慢性殺害，也成為合法化。生命對我們這些把技術帶來的一切都看成是合法化的人來講，已經(jīng)失去了知覺，完全麻木了。我們所唯一關心的，除了眼前的經(jīng)濟利益、鈔票、財富、感官享樂，其它什么都不重要。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生命倫理與生活道德。

　　我們今天所持守的這種生命倫理觀、道德觀，恰恰是如羅爾斯頓所講的那種錯讀生命支撐系統(tǒng)的愚蠢的生命倫理觀、道德觀：“未來的史學家會發(fā)現(xiàn)，20世紀的一個奇特之處是人類知識廣博而價值判斷卻很狹隘。人類對于世界從來沒能像我們現(xiàn)在這樣，知道得這么多而評價得這么少，無怪乎我們會面臨一場生態(tài)危機。貶低自然的價值而抬高人類的價值無異于用假幣做生意。這樣的做法導致了一種機能失調的、獨斷的世界觀。因為我們錯讀了我們的生命支撐系統(tǒng)，我們變得不適應這個世界。我們給自己找理由說：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并沒有規(guī)范性結構，因而我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隨后，這種觀點潛沉到我們的思想的深處，成為一個看不見的說服者，默默地左右著我們的倫理觀�！盵2]（PP196-197）從根本上講，我們之所以錯讀生命支撐系統(tǒng)，在于我們錯讀了我們人類自己，錯讀了我們人類自己的生命支撐系統(tǒng)。由于這種錯讀，使我們不斷地用雙手制造出生命系統(tǒng)的紊亂和自然生態(tài)的惡劣：自然生態(tài)的惡劣，來源于人類以自己的方式，把自己的本性變得日益惡劣。人類本性之所以變得十分惡劣，從表面看，這是政治問題；
但從本質上講，則是人類倫理理想、道德觀念和行動原則的惡劣，即惡劣的倫理學觀念和惡劣的道德藍圖，作為一種最內在的精神信念，把人類引上惡劣地謀求生存的張狂之路。在這條道路上，技術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技術本身的功能與跨時空的力量，把技術開發(fā)與空間征服緊聯(lián)系一起，使技術發(fā)展與物質霸權、經(jīng)濟理性融為一體；
更重要的是，技術的強大開拓功能和征服效力，使它實際地配享了造物主的神圣與權威，人們由此將自己的主體權力、存在理想、自由追求等都押在了技術身上，技術成為了人的主人，人淪為技術的奴才。所以，調整技術的發(fā)展方向，其最終達到的目的是調整技術與人之間的顛倒的關系，把這種顛倒了的關系重新顛倒過來，使人成為技術的主人，使技術成為彌合生態(tài)裂痕的有效方式，使人的生存展開不斷實現(xiàn)其生命的合目的性。

　　調整存在發(fā)展的體認態(tài)度 世界是由生命創(chuàng)構并構成生命得以展開生存的平臺，而生命始終既是利益欲求主體，也是利益創(chuàng)造主體，更是利益占有和消費主體。所以，世界是一個利欲化的生命世界和生命化的利欲世界。利欲之于任何個體生命來講都不是孤立的，它始終是整體的和生態(tài)的。因而，任何個體生命在其生存利欲謀求活動中，對自身利益予以最大化考慮的同時，亦不能忽視其他存在者的利益；
也不能因為自己有能力謀求自身利益，就可以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其他生命存在者之上。如果這樣的話，生命所處就不是生境，他只能淪為生存的死境。

　　客觀地講，自從我們擁有“人”的稱謂而成為“人”，就具備了特別的存活能力，我們不是運用生命的本能智慧來判斷周圍環(huán)境是生是死，然后同樣以生命的本能智慧做出生存選擇的行動，并為其選擇肩負生與死的責任-----這是其它所有生命都能夠做到并始終在做的事情；
我們作為人的獨特性，在是于擁有了超越生命本能智慧的理智、理性判斷能力和選擇能力，以及對行動及其后果選擇承擔或選擇逃避的能力。因而，我們既可以選擇天賦生命的合目的性方式來展開生存，也可選擇人力意志的目的性方式來展開生存。如果是選擇后一種方式，我們只能成為私意的生存者，因為眼前那一己私意會遮蔽我們的心靈鏡像視域，使“看”成為私意本身。這樣一來，對生命世界、對千姿百態(tài)的地球生命、對神秘浩瀚的自然宇宙，我們將一無所知。一旦這樣，我們只能把自己孤立起來，最終淪為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狂妄征服者。這種只以其自身私意而謀求征服的欲望或行動，只能開辟“死境”。《管子》曰：“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這里的“美生”，可以理解為和諧的生境，完美的生境。天地和諧的完美生境，必建立于人與天的協(xié)調。在這里，人與天協(xié)調，講的就是人與萬物生命、人與地球、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tài)利益協(xié)調。

　　協(xié)調，永遠需要節(jié)制，沒有自我節(jié)制，永不可能有協(xié)調。在生命世界里，節(jié)制是最實在的節(jié)操，亦蘊含著最實在的倫理精神和道德原則，這即是生命間的平等精神，亦是生命間的共生互生之相互自由精神：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不是征服，不是殘酷的生存競爭，而是完全平等和相互自由的精神所生成出來的生命理性：節(jié)制與克服�！罢嬲�的享樂主義者須要極大的節(jié)制；
通過極端的懷疑，才能導向確實；
節(jié)操不意味著無知，而意味著知道罪惡，而且克服罪惡；
服從自然，我們才能征服自然。”[3]（P55）服從自然，就是按照自然的法則來對待自然。自然的法則就是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法則，就是生命的互為體用法則。“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講的是人與自然宇宙、生命世界只有按照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的法則而協(xié)調生存，才會相互獲得完美的生境。這是當代人類存在發(fā)展所須努力達成的共識。

　　改變行動方式和生存觀念 比爾．麥克基本在《自然的終結》中指出，“自然已經(jīng)終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它的逝去是那樣的沉靜，那樣地意外。自然的終結，使我們再也無法回到我們先前所熟悉的那個自然世界，同時，也使我們曾經(jīng)討論過的所有的基本改變都不可能那樣從容。如果自然的終結發(fā)生在將來的話，或者是一種可以阻止的可能性話，事情將會大不一樣；
然而，自然的終結不是發(fā)生在將來，而是發(fā)生在新近的過去，發(fā)生在現(xiàn)在。自然的終結是一個未知的陷阱，由于它的不可預測性，由于它可能是酷熱，也可能是干旱，或者颶風肆虐，所以是極其可怖的。安全的匱乏將使我們討論的那些基本改變――例如，深度生態(tài)學的選擇，極其迅猛的第一個原因，這將使生活變得更加難以預測，人們將不得不放棄傳統(tǒng)的未來保障的方法�！盵4]（P202）自然的終結要求我們刻不容緩地改變自己的積習，重建一種新的行動方式和生存方式。這種行動方式和生存方式，就是以犧牲“我們一定程度的未來的安全，使宇宙其它部分的利益得以表達。．．．．．．如果為了這一仁慈的時刻，我們曾經(jīng)儲存了這一種精神的話，那么，可以確定地說，現(xiàn)在就是把這種精神付之于行動的時候了�！盵4]（P202）重建我們的行動方式和生存方式，需要一種新的精神，這種新精神乃天賦于我們的生命之中，它就是自然法精神：自然法精神蘊含了“自然為人立法，人為自然護法”的思想。我們將這種精神付諸行動，就是踐行“人為自然護法”，就是為護衛(wèi)自然法則而犧牲自己的眼前利益的利益謀劃行動。這種行動是每個人的事，是所有群體的事，是整個人類的事，并且是決定整個人類每個人生死的根本大事。因而，“我們不得不從現(xiàn)在做起，僅僅是少開車是于事無補的，除非是作為一種聲明、一種方式，使其他人――許許多多的其他人――少駕車，大多數(shù)的人不得不被說服，而且是很快地被說服，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4]（P202）

　　為此，我們必須去喚起一種普遍的社會行動，這種社會行動將不再是以物質、財富、權利、地位為主要內容，為追逐的目標，而應該以生態(tài)、和諧、平衡、簡樸、生長為基本內容的。這種社會行動叫生態(tài)行動（ecotage）。

　　生態(tài)行動就是追求生長，實現(xiàn)生育：我們的一切行動都應以促進我與你、我與他、個體與整體、自然與人的共同生育，協(xié)調生長為體現(xiàn)。因而，互為體用、協(xié)調發(fā)展、和諧生存，這即是生態(tài)行動所應該達到的共同目標。然而，要真正實現(xiàn)互為體用的共生與互生，我們必須學會從自己做起，克制欲望，過簡樸的生活方式。簡樸的生活方式，應該是我們人類的崇高生存品質，它基于自然的法則對我們的天然教化。近現(xiàn)代以來，由于我們對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之能力的崇尚，使我們迅速地淡忘了這一屬于人的最偉大的生存品質。今天，我們必須重新恢復我們的簡樸生活方式：我們可以把花費的金錢省去一半，我們可以在住房、享受、吃穿等財富消耗方面節(jié)省一半，我們的生活仍然是過得相當?shù)纳莩�。我們需要重新改變我們的物質生活方式，改變以物質財富為絕對形式的享受觀和幸福觀，自我培養(yǎng)起這樣一種生活信念：過一種簡樸的生活同樣是美感的、幸福的；
過一種簡樸生活，其人生生活同樣是有無窮的魅力的。古代人類在荒茫甚至敵對的自然包圍中，仰望熟悉的天空、俯視息息相生的大地，他們感到舒適、和諧、幸福和美不勝收；
而粗野的火篝、寒冷的北風，則洋溢著更多的親情，因為它把人聚集在了一起，讓心共同跳動，而不是像現(xiàn)在，過于奢侈的物質生活將每一個人鎖在鋼窗鐵門的牢籠之中，人與人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簡樸的生活方式是使人性重新回復于和諧、寧靜、平易的體現(xiàn)。自愿于簡樸生活方式，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講不是沒有能力達到，而是不符合我們現(xiàn)在的高物質消耗的欲望。自愿于簡樸的生活方式，首先要面對欲望，并在面對中重新體驗、認知、克制欲望，在此基礎上重建我們的生存信念體系�！拔覀兊挠�望是無窮的。沒有任何東西迫使我們在將來過那種謙卑的生活，我們可以自由地選擇其他的生活，一種抵抗的道路，并看看將會有什么事情發(fā)生。我們最終必須做一件事情就是立即減少對礦物燃料的使用，我們需要這樣做，以便我們在將來可以選擇任何其他的自然。如果我們愿意生活在一個永遠遠離自然的世界里的話，我們就沒有必要削減我們的物質欲求。妄自尊大和謙卑這兩種選擇，為我們提供了適應溫室效應這一滄桑巨變的不同的方式。它們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兩種選擇�！盵4]（PP188-189）

　　我們是繼續(xù)自己的妄自尊大，還是重新恢復生而擁有的謙卑與敬畏，這決定著我們是走向死境還是開辟生境的分道口。過去，對物質的絕對欲望已經(jīng)把我們引向了妄自尊大的死境之道，所有的生態(tài)境況都不利于我們更好地生存，因而，我們面臨的是無可選擇的選擇，即拋棄妄自尊大，拋棄無限欲望－幸福論信念，拋棄由此而生成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甚至是卓有成效的倫理理想和道德原則，開創(chuàng)新的倫理理想和道德方向，這就是通過我們的生態(tài)行動而創(chuàng)構 “人與天調”的整體生態(tài)道德。

　　創(chuàng)構 “人與天調”的整體生態(tài)道德，其根本前提就是改變人定勝天的唯我主義倫理信念體系。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人定勝天的唯我主義倫理信念體系，必須確立起既促進經(jīng)濟增長、又促進“人與天調”的生態(tài)前景。這個生態(tài)前景即是，為改變我們的生境，重新回到我們與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互為體用、共生互生的生活世界。改變的的目的在于重建，即重建整體生態(tài)的價值導向系統(tǒng)和道德規(guī)范體系，平等地尊重所有生命的存在權利，平等地尊重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權利。因為，人永遠不是萬物的尺度，在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是里，人與萬物生命只能是互為尺度；
人也不是世界的主宰和自然的主人，世界因為生命而呈現(xiàn)自身，世界的主體只能是生命本身，所有形式的生命都是世界的主體，自然的主人只能是生命。人只是生命世界的一員，他與生命世界中的所有生命形式具有同等的地位，配享同等的權利。人，既不高貴，也不低賤。所以，在這個萬物平等的生命世界里，人要成為人，只能以一種謙卑、樸實的心態(tài)，回歸人的本來狀態(tài)：我們之中的每個人都是一個動物，我們就是動物。這不是一種恥辱，這應該是我們的驕傲。以此，我們才會尊重所有生命的存在權利。世界上所有生生命存在的權利都與人的存在權利一樣多，人類并不比任何動物要高貴：平等，永遠是這個由生命組成的世界的惟一尺度。

　　當用萬物平等、生命平等的尺度觀來審視我們已有的道德觀念，就會發(fā)現(xiàn)許多的謬誤。比如在過去，善良的人們一直認為鱷魚是魔鬼創(chuàng)造的，這恰好揭示了人們對生命世界的生命的評價完全以其能否對人有“利”為準則，然后以人的強權意志賦予該種生命以道德標簽，因而，幾乎所有動物都在人的強權意志道德視域下被判為了好或壞、善或惡、美可丑。然而，人對生命世界的意志判斷，最終不能變成生命世界的生命事實本身，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生命世界的生命存在方式。因為諸如鱷魚這樣的動物，無論我們怎樣強加給它“邪惡”等道德咀咒，但它們作為一種動物生命實體，仍然是以自己的方式而快樂地存在著、生活著。原因何在呢？因為它們生活的地方，是由我們所有生靈共同信仰的偉大造物主所分配的；
因為它們的存在方式，仍然是由我們所有生靈共同崇敬的偉大造物主所賦予的。這個偉大的造物主，就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本身，就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自身所蘊含和涌動的偉大整體創(chuàng)化力量本身：它就是世界的上帝，因為它使這個不斷生成的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充滿了自我主持的創(chuàng)造活力和秩序力量；
它就是生命的上帝，因為它賦予了每種生命形式----無論是軀體龐大的還是弱小的，也無論是性情野性的還是溫順的-----一種野性創(chuàng)造活力量與理性秩序力量之對立統(tǒng)一的內在張力，使它們作為生命實體而生存于大地之上和宇宙之間，始終是有限度的。所以，雖然在我們看來鱷魚之類的動物兇猛和殘暴，但在上帝的眼里它們卻是美麗而善良的。

　　整體生態(tài)的新道德觀所蘊含的內在的道德原則，就是平等：生命平等，這是其它一切平等的基石。確信生命平等，首先須確認人自己就是動物：我們起源于動物，我們最終還是動物。唯有承認自己是一個動物時，我們才獲得對“生命平等”的確信，才可能“找到回家的路”，才可能重新回到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家園之中成為這個家園中的一員。

　　確立人本動物觀，并不是降低人類的存在地位，也不是詆毀人類的尊嚴，而是恢復人類的本身形象，回返人類的本己生存命運。倫理生態(tài)學強調“自然為人立法，人為自然護法”，其實，在這個命題中，“自然”與“人”之間不是對立的，而是共生互生的和互為體用的。這是自然與人之間的動態(tài)生育關系。但這種動態(tài)生育關系必須建立在其自身的靜態(tài)構成關系基礎上。自然與人之間的靜態(tài)構成關系即是整體與個體的關系：自然乃生命的整體形態(tài)，是生命世界所有生命匯聚的整體存在形態(tài)；
“人”乃生命世界中的具體的個體生命形態(tài)�！白匀粸槿肆⒎ā�，即是生命整體為生命個體的立法；
“人為自然護法”，即是個體生命遵從生命的整體存在法則。個體始終是整體的實存形態(tài)，具體地看，人亦是具體的自然，“自然為人立法”的命題在其微觀尺度上，也可以理解為“人為人立法”，但這個“人”絕不是單純的文化的人，而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中的“自然人”。因而，“人為人立法”的前提是：人必須遵從其自然“整體”并符合自然整體的自身限度。人與自然之間的這個靜態(tài)構成法則，總是要納入動態(tài)生存的運動進程之流中，構成互為體用的共生互生法則：“自然為人立法，人為自然護法”，就是自然為人（以及所有生命）確立互為體用的共生互生法則，人（及其所有生命）必然遵循其互為體用的共生互生法則而謀求生存。從根本上講，人類的存在并不目的于自身，而是為了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完整存在。所以，人類的存在應該是合目的性的存在，這個合目的性是指合于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之存在的目的。相對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而言，人類的存在和生存，應該合于其世界性存在，合于存在的整體生態(tài)性。因而，人類應該成為地球的看護者，成為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生命存在形式和它的未來狀態(tài)（當然也包括人類自己的未來）的守護神，這才是人類確實充分的真正目的。只有具有這樣一種性質的目的，人類才稱得上是最理性的生命存在者。

　　4、確立生境主義的倫理原則

　　平等：從自然社會到制度社會的生境倫理通則 人是世界性的存在者這一存在事實，本身就展示了人的存在具有雙重指向，并獲得雙重存在扇面：人的存在橫貫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
人的存在性敞開交錯于以生命為主體的自然社會和以人為主體的制度社會。把這兩個世界和這兩個社會聯(lián)結起來，形成一個始終處于待生成的宏大生境之中并使之相互生生不息的力量，就是平等。平等，既構成了人與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相共生與互生的平等，亦構成了人有機地融合自然社會和制度社會，使之生成為全境式生境的倫理通則。因為平等來源于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那野性狂暴的創(chuàng)造力和理性約束的秩序力的對立統(tǒng)一張力，也就是說，平等建基于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整體創(chuàng)化力量的內在博弈，是其野性狂暴的創(chuàng)造力與理性約束的秩序力的博弈所達到的動態(tài)平衡態(tài)。這種由野性狂暴的創(chuàng)造力與理性約束的秩序力之博弈所達到的動態(tài)平衡態(tài)，構成了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中的一切生命存在和生存的終極平臺，也構成了一切生命存在之個體與個體、個體與整體之間構建開放創(chuàng)生的生境提供了根本的行動準則與限度原則。

　　倫理學必須關注生境問題，必須獲得生境視域，這就是倫理生境主義。倫理生境主義，這是倫理學的應有之義。如前所述，“生境”作為一個生存論概念，絕不僅限于人、人類的視域，同時具有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之生存論視域，因為“生境”的本原意義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在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里，所有的生命如何既以自身為主體又以自身為構成條件因素，既以自身為目的也以自身為手段地謀求生生之道，這即是生境。因而，“生境”作為一個自然生存論（或曰宇宙生存論和生命生存論）概念，所蘊含的倫理訴求即是整體生態(tài)論。這一整體生態(tài)論所蘊含的內在價值張力，卻是由互為體用的共生與互生論所生成；
把互為體用的共生與互生論和整體生態(tài)論融統(tǒng)貫通而使之構成“生境”概念的內在生存論靈魂的，則是生命平等的倫理原則。

　　自然的神圣法則，最終都必將落實為生境的構成內容，并通過生境而成為生物世界所有生命的生存法則。因為任何生物的生，都要以其他生物為其求生之“境”（平臺），并且還要將自身構入其中，使之成為求生之生“境”的一個因素，否則，生物所面臨的只能是死境，而非生態(tài)。這是一切生命生存的自然倫理朝向和自然道德規(guī)范。由此來看，倫理學的生境主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實就是倫理學的自然主義：唯有當倫理學獲得自然主義的生境視域時，它才可構成真正對人和其賴以生存的生命世界都有用的倫理學。

　　在自然狀態(tài)下，生命的生存化展開，必然以其（“自然為生命立法，生命為自然護法”）天賦的本能智慧而謀求生境主義方向：生命的平等共生與互生，必然通過互為體用的方式而得到展開與實現(xiàn)，這即是生命世界的本原性生境倫理。

　　人，也是在自然狀態(tài)下展開其生存的，他也必須把自己的天賦本能智慧作為其文化的本質規(guī)定和文明的目標方向，追求“人與天調”的生境主義生存。這種生境主義生存論，不僅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平等共生與互生，也不僅是生命世界中的所有生命在平等平臺上互為體用，而是要在此基礎上追求“人與人調”的生境主義生存�！叭伺c天調”的生境主義，既是人作為自然生命的生境主義，也是人作為文化的人的生境主義。作為前者，人必須與自然宇宙、生命世界及其一切生命存在者互為體用、共生互生；
作為后者，人必須與他人以及由所有人組成的社會互為體用、共生互生。人與人、人與人所組成的社會之間，要真正構成互為體用、共生互生的動態(tài)關系，必須絕對平等，必須以平等為絕對價值尺度與行動原則。在這里，“平等”是一個指向生存行動領域的實踐原則，它具體指涉三個領域，人的文化領域、政治領域和經(jīng)濟領域：追求文化生境、政治生境和經(jīng)濟生境，這是實現(xiàn)“人與人調”的三維方向。

　　人是自己的文化創(chuàng)造者，由此人一直把自己放大為文化的存在者，并誤認為我們只生存在文化的世界里，而按照文化的規(guī)則在創(chuàng)造自己的世界。這種文化主義的視域，既蘊含了一種文化死境主義認知模式，也散發(fā)出一種極端不平等的文化生存觀。

　　這種極端不平等的文化生存觀，首先表現(xiàn)在抬高文化的價值，把文化看成是人類擺脫自然主義和野蠻主義的真正體現(xiàn)，熱烈地追求文化價值，被視為是人類不斷開拓文化的唯一動力與敞開方式。由此忽視了文化的真正來源和偉大原動力，形成對文化的考察，喪失其應有的價值維度，這就是歷來的文化學研究滯留于空洞層面，無法進入倫理領域而獲得實在價值判斷的根本原因。人來源于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偉大創(chuàng)化，文化永遠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生境”主義智慧的人質化呈現(xiàn)。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生境主義智慧，才是最偉大的智慧，唯有它才使世界的生命河流奔騰呼嘯，才激活人的生命的靈魂，使人這種動物萌生人質化傾向、意識，獲得人質化的心靈鏡像視域，從而生育創(chuàng)構出文化。文化因其自然的生境智慧而獲得誕生，文化的存在與發(fā)展，必以自然的生境智慧為引導，以生命平等為倫理尺度和行動原則，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使文化與自然相共生，才可在文化的觀照與創(chuàng)生進程中獲得倫理價值判斷。

　　這種極端不平等的文化生成觀，鑄造出了一種孤立主義體認模式與思維傳統(tǒng)。我們總是習慣于采取一種民族主義的或大國沙文主義的文化態(tài)度，這種文化態(tài)度生成出一種等級論文化觀。在這種等級文化觀的支配下，文化的存在與發(fā)展，不是獲得一種意識形態(tài)化的社會學解釋，就是進行一種心理主義的歷史學解釋。其實，文化的誕生，始終先在于民族或國家，人這種生命對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生境智慧的生生不息領悟，才使文化產(chǎn)生其特有的魅力。民族和國家意識進入文化，確實使文化獲得了特有的民族個性和意識形態(tài)特征，但這并不能以此取消文化的普遍本質和共同的價值訴求：民族、國家、時代等等之間可能形成通道，獲得互動，全在于各種文化在終極價值維度上是同構的：平等、互為體用、共生與互生，這是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文化能夠相通，并形成交流與溝通的心靈－精神平臺和價值判據(jù)。

　　　　 文化的平等問題的具體落實，就是政治和經(jīng)濟的平等。在人的社會里，人們總是習慣于二政治和經(jīng)濟，使之相互外在化，并把經(jīng)濟與政治的關系觀念地描述為是物質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其實，經(jīng)濟和政治是一個鎳幣的兩個面，它們是互為體用、共生與互生的。經(jīng)濟的本質是政治的，因為經(jīng)濟的本質既是權力的，也是權利的；
政治的本質是經(jīng)濟的，因為任何政治都是利益化的，并且是實利的。在人的世界里，文化與政治、經(jīng)濟相表里：文化是對政治、經(jīng)濟進行抽象的普遍形態(tài)，政治與經(jīng)濟則是對文化的實踐形態(tài)與展開方式，它們通過互為體用、共生互生而實現(xiàn)倫理價值指涉，即以平等為倫理依據(jù)，而判斷政治和經(jīng)濟在何種程度上實現(xiàn)了利益的平等，或者說在什么樣的范圍內和在何種程度上實現(xiàn)了權利與權力的平等限度與相互監(jiān)約。前者體現(xiàn)為物質（當然也包括精神）上的貧富程度與貧富差距問題；
后者體現(xiàn)為存在資格、生存地位及其實際能力的享有和具備程度。就前者而論，任何財富上的貧富現(xiàn)象，都體現(xiàn)了利益上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是由財富本身來決定，而是由社會對政治－經(jīng)濟權利和權力的分配或分割的不平等所造成。因而，權利分配的不平等，權力配享的無限度，這是造成社會出現(xiàn)巨大貧富差距的政治－經(jīng)濟根源，而它的文化基石恰恰是等級論觀念，包括人種等級觀念、血緣等級觀念、天賦等級觀念、黨派等級觀念等等，這些等級觀念最后匯流而形成倫理等級主義的價值框架。權利分配的不平等和權力配享的無限度，就是建立在這種倫理等級主義價值框架基礎上的。在這種倫理等級主義價值框架支撐下，形成一種掠奪主義和剝削主義的文化體認模式，剝奪有理，掠奪有功，無所顧及地占有、揮霍、浪費有限物質財富，是地位顯赫、身份高貴的體現(xiàn)；
強暴、殺戮就是正義，強權和征服就是偉大，為殺戮、強暴、強權和征服而不斷地導制造謊言和欺騙、甚至篡改歷史和虛構現(xiàn)實，這是追求真理和捍衛(wèi)真理的杰出體現(xiàn)。弗羅姆曾指出，“不平等問題的問題所在不是貧困，而是過度�！�世界的貧窮問題’更準確地定義卻是‘世界的財富問題’。這意味著那個問題的解決不是要大規(guī)模改變貧困文化以使之走上發(fā)展道路，而是要大規(guī)模改變過剩文化以使之走上反發(fā)展道路。這不是要提倡一種新價值體系來迫使世界上大多數(shù)人對他們傳統(tǒng)的低劣習慣感到羞恥，而是要提倡一種新的價值體系，迫使世界上的富人看到自己過度的習慣的可恥和庸俗，看到站在別人肩上達到那種習慣就是加倍的庸俗�！盵5]（P183）

　　三優(yōu)先：制度社會中的生境倫理原則 從自然社會進入制度社會，并不必然真正標志進步與文明。標志進步與文明的，是人類在自己創(chuàng)造的制度社會中，如何對待人自己，如何對待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中的全部生命。當人類進入制度社會之后，仍然以其平等的生命觀來看待世界上的一切生命，以互為體用、共生互生的生存法則來構建制度社會的倫理判據(jù)，并以此追求三優(yōu)先的實現(xiàn)，才可能真正創(chuàng)造出人類的進步與文明來。

　　第一，需求優(yōu)先于欲求。平等的生命法則，決定了生命存在本身的絕對重要性。按照生命平等的倫理訴求，需求永遠優(yōu)先欲求。需求優(yōu)先于欲求，構成了制度社會中人能夠平等生存的首要倫理準則，亦成為衡量制度社會是否進步與文明的首要倫理判據(jù)。

　　“需求優(yōu)先于欲求”之倫理準則，揭示了人乃資源需求者這一存在事實：對生命需求的滿足，這是生命保存自身和延續(xù)自身的先決條件，在這一點上，人與動物沒有區(qū)別�！靶枨蟆睂儆谏�命之自然本性的展開，而“欲求”則是只屬于制度社會中人的文化力量指向對實現(xiàn)更高程度或更高水平的利益滿足的意志性要求，它不是生命存在的必須，而是人對自我生存力量的證實方式，亦是自我實現(xiàn)目的性快樂或幸福的展開方式。所以，對人來講，欲求始終基于需要并對需求的超越性要求。

　　僅從物質資源的配享角度來看，生命存在對資源的需求觀，建立起物質基礎主義生存論；
而生命存在對資源的欲求觀，則建立起物質至上主義生存論。

　　物質基礎主義生存論，是一種健康的生存觀，它適當?shù)貜娬{生命存在的先決條件性，強調物質資源對生命存在的基礎性。物質基礎主義生存論在倫理道德上認可合理的物欲，始終承認人類價值觀的確立，既不能無視人類的苦難，也不能無視生命世界的苦難。所以，物質基礎主義生存論，既形成這樣一種制度社會的價值導向：在“沒有丑陋的城市而得到工業(yè)，沒有道德敗壞的投機而提高食品生產(chǎn)，沒有文化異化而發(fā)展教育，都是可能的�！保ǖ栏窭�斯．斯蒂爾）[1]（P245）也形成這樣一種自然社會的價值導向：在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里，存在者沒有貴賤，生命沒有優(yōu)劣，尊重任何生命的存在權利，讓每種生命按照自然的法則，以其自身的方式實現(xiàn)自我存在的需求滿足，這是最基本的生命倫理原則，也是最高的生命存在道德。

　　與此相反，以欲求滿足為價值指向的物質至上主義生存論，恰恰是一種剝奪人性的生存觀，它把人類驅趕上操作者的道路，使他們“做人”就是為了“占有”，并且以“值錢”來取代“價值”。這種物質至上主義觀念把人變成擁有或操縱的對象，把人的存在降低為人的擁有：即是否值得要以貨幣來衡量，以權力、地位、身份來衡量，以此來取代人的價值本身。這種物質至上主義觀念致使人淪為物，是靠一個沒有頭腦、不靈活的體系來培育，使得追求豐裕導致生命的非人性化。它鼓動人們無批判地追求物質財富，使我們看不到貧窮和富裕的文化中存在真正的人類價值，其結果是有限的物主宰無限的人，大量的、無限度的欲望，最終導致了人的癱瘓。因為，物質至上主義生存論往往引導社會把高生活水準和高效率，描述為絕對的進步方式和唯一的文明體現(xiàn)，并且往往譴責其反面為十足的壞事，比如物質至上主義生存論總是不由分說地把物質的貧窮和落后視為是文明和進步的絆腳石。在物質至上主義生存論誘導與鼓動下，人們往往熱衷于以欲求為動力，社會往往以對社會成員的欲求進行廣泛動員為進步和文明的動員令。在物質至上主義生存論主宰的社會里，往往一個領域的進步和發(fā)展，需要另外一個領域或更多領域的貧困與落后，一個地區(qū)或國家的繁榮或發(fā)展，往往會以另一些地區(qū)或國家承受更多的貧困和苦難為前提。以物質至上主義生存論所支配的時代與社會，其制度是不關心道德甚至反道德；
其政治和經(jīng)濟所追求的不是平等利益，也不是權利對權力的限度，而是權力對權利的剝奪，強權對利益的瓜分與占有。在物質至上主義生存論推動下，所創(chuàng)建起來的文化，是等級主義的和人性剝奪的“貧困文化”。在這種剝奪主義的貧困文化里，“富人是貪婪的，欲求超過其需求；
而這種貪婪正在快速地擴展到窮人中去。一個貪婪的世界只能是分裂的世界，倫理道德墮落，走向野蠻主義�！保ɡ詹祭滋兀�[6]（P632）這種野蠻主義，最終指向的不是人類，而是整個自然世界和生命世界。因而，物質至上主義生存論導致了雙重的剝奪：對人的平等生命權的剝奪和對自然生命之平等生命權的剝奪。這種雙重剝奪達到普遍狀態(tài)時，就是人類生存走向死境而淪為毀滅。當代社會中的人類，就這一死境的臨界狀態(tài)，面對這一臨界點，我們需要刻不容緩地全面地確立“需求優(yōu)先于欲求”的倫理準則，以對人類生存方向的重構性引導。

　　第二，生態(tài)優(yōu)先于利益。人是利益的存在者，因為人是生命資源的需要求者，所以利益構成了生命得以存在和生存的唯一動力。但相對地看，生態(tài)比利益更重要。因為，人作為世界性存在者這一既定命運，決定了他如同這個世界上所有生命形式一樣，只能誕生于群體，存在于群體并生活于群體之中。所以，人的存在與生存始終離不開整體，包括物種整體、地球生物圈整體、自然整體、宇宙整體。人的生命存在及其生存展開的整體性，決定了人的每一個意念或想望，每一個生存行動，都是動態(tài)的和相互關聯(lián)的：一個人的欲望與行動，其他與此直接關聯(lián)或間接關聯(lián)的人、事、物及其過去和未來等等，都因為這個人的欲望或行動而關聯(lián)起來，構成一個使其行動得以展開的動態(tài)整體的環(huán)境，這個整體環(huán)境如果充滿擴張力，那就是此人的行動得以順利展開的生境；
如果這個整體環(huán)境體現(xiàn)其內斂力，那此人的行動就落入死境或困境。

　　利益始終是人的生存行動的內動力，但利益永遠是人的生存行動展開的最后結果式。行動展開能否達到其最后結果，行動展開所達到的最后結果能夠形成什么樣的利益事實，這往往不是由行動本身來決定，而是由行動所關聯(lián)起的各種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即行動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所決定�？陀^地看，人類社會在實際的生存發(fā)展中，關注利益，首先需要關注生態(tài)；
追求利益的最優(yōu)化，首先需要營造能夠創(chuàng)造最優(yōu)化利益的最優(yōu)生態(tài)平臺、生態(tài)環(huán)境。所以，在生境倫理視野中，對生態(tài)的整體考慮，始終優(yōu)先于對利益的追逐；
反過來看，對生態(tài)的優(yōu)先考慮，這是對利益的最大實現(xiàn)。

　　第三，關愛優(yōu)先于法律。倫理學歷來關注理智與情感，對理智與情感的不同關愛，由此形成各種倫理學說。然而，在倫理學傳統(tǒng)中，人們的關注視野中的理智與情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往往是處于對立狀態(tài)。實際的人性事實是：理智與情感并不截然對立，因為理智是情感的一種冷靜表達形式（情感的另一種熱烈表達形式是情緒）。在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往往把理智看得高于一切，其實殊不知道，情感才是最終的主人。比如，法律是最理智的，因為法律推崇的是普遍意志，強調的是共同意愿，維護的是共同的平等權利、利益。但這只是表面的現(xiàn)象，從深層本質講，最理智的法律，所追求和表達的仍然是最深刻的關愛情感。

　　從根本上講，理智即是對情感的判斷和對情感的選擇。判斷和選擇，構成理智與情感的深度關聯(lián)。法律所頒布的冷冰冰的條律、規(guī)則與訓誡，看似不涉及任何形式與內容的情感，其實則不然，在法律那里，冷冰冰的條律、規(guī)則、訓誡，則是判斷情感的依據(jù)、尺度和選擇情感的標準、原則。因為由這些條律、規(guī)則、訓誡組成的法律，就是為人們的情感行動劃界，所劃定邊界之內的情感行動，是許可的、合法的，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的；
超越所劃定的邊界之外的情感行動，是不許可的、非法的，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和規(guī)訓的。因而，冷冰冰的法律，在其司法實施中，最終不過是以其最理智的方式而展開對人間情感的張揚或規(guī)訓而已，或者說，法律不過是以最理智的方式來為人間情感確定張揚或規(guī)訓的依據(jù)、尺度、原則，并構成張揚或規(guī)訓人間情感的標準化的社會實施方式。

　　在一般人的眼里，法律是客觀、公正、平等、人道甚至還包括是自由的象征，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法律能否構成客觀、公正、平等、人道、自由的象征，能否代表客觀、公正、平等、人道、自由，能否起到促進社會客觀、公正、平等、人道、自由，首先需要對法律本身進行確證。歷史地看，法律有兩種性質的，即權利論性質的法律和權力論性質的法律。前者是以國家共同體成員的共同意愿、共同意志、共同需要為法律意志，以國家共同體成員的平等存在人權的保障和平等生存權利的維護為法律目的，以對國家權力進行邊限監(jiān)約為基本任務；
后者則與此相反，統(tǒng)治者往往將自己統(tǒng)治權力意志上升為法律意志，將維護統(tǒng)治權力和確保統(tǒng)治利益的最優(yōu)化實現(xiàn)作為法律的最高目的，并把限制、取消、壓制、剝奪國家共同體成員的平等人權、權利作為法律實施的基本任務。所以，這兩種性質的法律，一乃憲政政治的法律，它所張揚的是普遍平等的人人之愛，即以人為本的博愛；
一乃專制政治的法律，它所追求是專制主義的等級之愛，或者說權力之愛。前者是一種人間范圍內的關愛，后者乃權力范圍內的私愛。

　　我們還必須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在過去已有的所有法律中，無論是權利論性質的法律，還是權力論性質的法律，都是在人的視野范圍內建立起來的法律，這種法律只是人的法律，它所負載的愛與恨，也只是人間范圍的。也就是說，法律以其最理智的方式所張揚或抑制的情感，都只是人的情感，人之外的整個生命世界并沒有進入法律的視野，生命的權利以及表達其生命存在（之權利）的情感，同樣難以在法律中找到其任何體現(xiàn)。因而，有關于人之外的生命關愛，則成為法律的盲區(qū)。

　　法律無視生命關懷的歷史性，和法律存在著權利論取向和權力論取向的雙重現(xiàn)實性，形成法律的片面、狹隘和反倫理傾向。這種傾向本身就構成了當代人類生存發(fā)展的重要障礙，要撤除這一障礙的社會化方式，就是建立起關愛優(yōu)先于法律的原則。這一原則要求：在當代境遇中，法律構成人類生態(tài)處境之生、死的重要社會因素，當代人類生存發(fā)展必須創(chuàng)建適合并促進其生存發(fā)展的生境，為此，它要求法律必須重建。法律的重建，必以生態(tài)關愛為價值坐標。所謂生態(tài)關愛，就是生命關愛和人本關愛的統(tǒng)一，就是對人、事、物、生命、自然、宇宙的共生與互生的關愛，就是一切存在者在互為體用中展開自身的整體生態(tài)關愛。這種關愛優(yōu)先法律并構成法律重建的價值基石，同時也成為法律實施所追求的倫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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