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未名湖后湖有一盞燈總是亮得最早。

　　1998年，我將出國任客座教授兩年，臨行前特向季羨林先生辭行。歡言間我對季老說：“您老每天聞雞起舞”。先生正色道：“不，是雞聞我起舞”。確乎如此，先生為了寫《糖史》，曾經(jīng)從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兩年時間，上下午來回四趟五六里路去北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輟�！拔颐鎸ν粞蠛棋�的《四庫全書》和插架盈樓的書山書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攝氏度的酷暑，揮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時候偶爾碰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便欣喜如獲至寶。但有時候也枯坐上半個上午，把白內(nèi)障尚不嚴重的雙眼累得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卻找不到一條有用的材料，嗒然拖著疲憊的雙腿，返回家來。經(jīng)過了兩年的苦練，我煉就一雙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頁，而遺漏率卻小到幾乎沒有的程度。”近三十年來，季老撰寫了近三百篇學術論文，出版了十幾部學術著作。其一生撰著的總數(shù)達1200萬言，這種以寫作連接的生命本體，顯示了思想自由之后空前噴發(fā)的寫作狀態(tài)。當九十高齡的先生每天來回于圖書館并沉浸在《糖史》的廣闊世界中，我和不少學子在黃昏的北大博雅塔下，行注目禮送先生跨著厚厚的書包默默獨行。他那廣被萬物的愛心與知識分子的膽識，大千世界平等的思想與不爭而無可與之爭的智慧，在不斷行走的思想著述中體現(xiàn)得鮮明醒目。

　　2000年我回國后去朗潤園問候先生，正好北京電視臺在拍攝《北大魂》時采訪季老，我靜靜地在一池春水盛開的“季荷”旁，聽先生面對鏡頭暢談知識分子的精神立場和價值身份，其大膽和勇毅令后學失色。他說：“百年北大建校初期，校長大多是學富五車之士，而多數(shù)稟有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精神。其后的一些校長，有的在人格眼光胸襟才華上大不如從前了”；
還說“創(chuàng)一流大學，北大文科就是一流的，如果不好好提升，則是重大失職。文科作為真正的一流，應該好好扶持啊”。

　　2001年，先生身體漸弱而經(jīng)常生病住院。有一次我去看望剛出院回家的季老。季老為我題寫了一幅書法“極高明而道中庸”，其中深邃的含義和期許，已然成為我的座右銘。然后，老人對我說：我感到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經(jīng)常住進301醫(yī)院，也許上天給我的時間不太多了”。于是，老人決定向北大圖書館捐贈自己畢生之所有：家中所有圖書近30000冊，許多是海內(nèi)孤本和世界孤本；
所收藏400余卷歷代名人珍品字畫和文物，其總價值超過一億；
還有極有學術研究價值的所有手稿和名人通信。季老認為“國寶放在國家手里是最安全的做法”，讓人深深感動而高山仰止。

　　2002年，季老收到北大學生會辦的學生刊物《大學生》，先生用放大鏡認真閱讀，發(fā)現(xiàn)刊物中有一些錯字錯句，花時間給我寫了長信一一指出其中的錯漏，委托我到學生編輯部將信轉給編輯，請編輯一定認真審稿——北大無小事。面對一本薄薄的學生辦刊物，卻如此認真一絲不茍，其嚴謹?shù)膶W風和誨人不倦的情懷，對學問堅持“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的境界，讓我閉目思來心中感佩。

　　2003年，我的幾屆訪問學者和博士畢業(yè)離校時對我說，到北大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季老，在離開前最后聆聽他的教誨。我試著給病中的季老談這個情況，并說學生有十幾個人，是否因人多而身體難以承受？季老爽快地答應同大家見面。同學們濟濟一堂，端坐在季老的書齋中，臉上洋溢著真正的幸福笑容。大家求道解惑，季老有問必答，在問學答疑中其樂融融。一小時很快過去了，大家與老人一一合影，依依惜別。季老支撐起病體，堅持從家中送到大門外，抿緊嘴唇含著淚光默默揮手告別。當我們走到未名湖后湖楊柳叢中，遠遠回首，仍見老人在風中舉手長依依，大家不由心中一熱。先生對學生總是極為呵護，愛護有加。而對沽名釣譽、不學無術而又在客廳中滔滔不絕賴著不走者，先生就會面色木訥長久不言，意欲送客。

　　2004年春，季老已經(jīng)因病住進301醫(yī)院，已無力編自己的“學術選集”。先生決定授權由我來選編他的四卷本《季羨林學術精粹》，我感到學術重量和思想信賴的雙重壓力。在我研讀文章選編過程中，盡量將先生的睿智和重量級的論著選出來，使人們能夠通過這位世紀老人的言說，看到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蹤跡和價值情懷。季先生送我一套近三十卷的《季羨林文集》，我通讀了兩遍，每讀一次感受就深一層。多少次在深夜人靜中，讓思緒一路遠去。我的眼前浮現(xiàn)出一位百歲老人的形象，睿智而安詳，淵博而謙和。這位精通英、德、梵語、巴利語、吐火羅文、俄語、法語的學者，焚膏繼晷，已超越常人的工作熱忱而“止于至善”：從考證到義理之學，從東方語言學家到東方學家，從印度歷史文化到比較文學的研究，從佛教語言研究到中國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個多元的文化研究域�！熬�子不器”，他命定般地不屬于任何一個固定的研究領域，也不屈從于任何專業(yè)狹小的圈子，而是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類智慧，創(chuàng)新東方新思維。

　　2004年底，在寒風呼嘯中，我同山東友誼出版社總編輯丁建元先生一起多次赴醫(yī)院請教和征求選目意見。季老總是非常認真地審看我編的《季羨林學術精粹》多卷本目錄，總是認真回憶有哪些重要文章在什么刊物，需要查找復�。�
什么版本的書有錯誤，需要認真校改以后才能收入本書；
還有那幾篇新寫的文章可以補充，以讓讀者盡量少花錢多讀到新內(nèi)容等等；
還讓助手李玉潔秘書尋找收集圖片和新文章給以鼎力相助。其言也諄諄，其情也切切，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大學者堅毅樂觀的精神人格魅力。故而張中行先生說：“季羨林以一身而具有三種難能 一是學問精深，二是為人樸厚，三是有深情。三種難能之中，最難能的還是樸厚，像他這樣的難于找到第二位”。這實在是終身至交的肺腑之言。

　　2005年，季先生提出：每位大師都是不可超越的，每個大師都是一座豐碑。“自清末以來中國學術界也由于種種原因，陸續(xù)出現(xiàn)了一些國學大師。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學思想和學術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勢涌入中國，中國學壇上的少數(shù)先進人物，接受了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同時又忠誠地繼承和發(fā)展了中國古代優(yōu)秀的學術傳統(tǒng)，于是就開出了與以前不同的鮮麗的花朵，產(chǎn)生了少數(shù)一次出現(xiàn)而又不可超越的大師。我想以章太炎劃界，他同他的老師俞曲園代表了兩個時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國維是不可超越的，陳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湯用彤同樣是不可超越的�！蔽蚁�，這實在是東方大國崛起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深隱著人文科學獨創(chuàng)性是不能用自然科學來規(guī)劃的獨特思想�？梢哉f，敢于發(fā)表新論，決不與人雷同，不怕他人在東方復興和重寫文學史等話題后的爭論攻擊。這大抵是晚年季先生的一個學術思想特色。

　　2006年，先生為北大書法所在首都博物館的大型書法展題詞：“北大書法藝術研究所，將海內(nèi)外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團結起來，在深邃的北大文化土壤中培養(yǎng)新一代的書法博士和研究生，這實在是令人欣慰的事。書法創(chuàng)作必須尊重藝術文化規(guī)律，凡是違背這些規(guī)律走入旁門左道的所謂追新，即是與大學書法旨趣相悖的。大學書法不僅是藝術更是文化，也是學者們對漢文字的美化和文化。從畢業(yè)展作品集充滿文化氣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學書法的文化風貌和學術精神。”我去取先生題詞的時候，他說：“藝術界名人很多，但是一些人為什么后來的藝術就走下坡路了呢，就是因為文化底蘊欠火候。而季老推薦他的好友范曾先生到北大書法所講課。季先生對我說：“范曾首先是一個哲學家，其次才是一個書畫家，范曾作為專業(yè)大書畫家，其古文和中國文化底蘊非常深厚”。我想，當代中國書法和繪畫如果喪失了文化，喪失了金字塔的底座（文化）而只要那個尖（技法）的話，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2007年8月，我又要去海外任教一年，到301醫(yī)院向先生辭行。因為堵車而晚到，老人一直坐著等我。見面后諄諄告誡我：好好到海外傳播中國文化，不管有多難都要堅持文化輸出。他又悄悄地笑著告訴我，前不久剛剛回過一次北大朗潤園老家。童心慧眼的先生喜歡養(yǎng)波斯貓，當離家三年多的先生回家時，貓貓一眼就認出了闊別的老友，縱身跳入“老伙計”懷中。當時季老感動得熱淚盈眶，跟隨的人面對此久別重逢的感人場景也唏噓不已。季老擦著眼淚對我說：誰說貓貓是白眼不認人，應該平反啊。說得我也感動莫名。先生又提筆給北大附小題詞，給北大書法所刊物《文化書法》題寫刊名。我關心地問先生的身體狀況，他樂觀地告訴我，“我會活一百二十歲，我的事情還沒有做完呢”！但是，我分明從先生已經(jīng)失聰?shù)挠叶�和蒼老疲憊的臉上，看到先生身體大不如從前，不由心如刀割。然而，先生支撐著已不能站立的病軀，忍受著因寫作而導致反復發(fā)燒和化膿性皮炎折磨，每天以2000字的驚人毅力推進著，使自己一生學問思想與死亡之神賽跑，堅毅地寫下來傳之后人……

　　我坐在病榻旁，聽著季老緩慢微弱的話音，腦海浮現(xiàn)出20年前的場景：1988年，我剛留北大任教，去拜訪季先生。先生盯著我問：地基有多深就知道房子能修多高——你外語閱讀能力怎么樣？學位論文之后下一步準備寫什么？是否能夠大膽走入打通中西的學術道路？能夠給我看看你發(fā)表的最新論著嗎？除你專業(yè)以外的知識面寬度厚度怎么樣？……這種超乎尋常的嚴格追問，給我以深刻的學術警策和震撼。而1993年，我被破格晉升為教授，季老對我說，這只是說明你有做學問的基礎和培養(yǎng)學生的底子，但要做一個真正立身于世不為稻粱謀的真正學者乃至大學問家，還有很遠很難的路要走……。二十年來，我終于明白了，學問乃一生之學之問！一生的前沿學術追問！一生人格修為和精神求索！

　　在先生用毛筆顫顫巍巍題詞“文化書法”的時候，我回味先生之所論：“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這最后一點，是由中國歷史環(huán)境所造成的。然而，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極難對付的家伙。他們的感情特別細膩、銳敏、脆弱、隱晦。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有的或有時自高自大，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貧窮落魄的多。有詩為證：‘文章憎命達’。文章寫得好，命運就不亨通；
命運亨通的人，文章就寫不好。中國知識分子有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tǒng)，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不能望其項背的。盡管眼下似乎有一點背離這個傳統(tǒng)的傾向，例證就是苦心孤詣千方百計地想出國，有的甚至歸化為‘老外’，永留不歸�！�

　　我意識到，知識分子只能以自己平實的工作為思想批判和問題揭示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進而成為這個變革社會肌體中一種反思性微量元素，以對新世紀中國思想播撒和知識增長做點有意義的工作。凡圣在一念之間——生命應在何處安頓？思想何處是歸路？是在矢量時間長河中尋找最后的歸所，還是在遠景先行見到中確證生命的真義？茶涼水暖，怕是還要各人自己去領會罷。然而，生命能否承受思想的重量？抑或唯有思之颶風才能鼓蕩起生命之帆？兩者之間是二難的嗎？在一個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中，知識分子究竟還有怎樣的工作平臺？清代趙翼詩：“莫將三寸雞毛筆，便做擎天柱地看”，是何等地沉痛和無奈！但是不放棄三寸筆的文化意義，同樣也是知識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為，知識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躋身為“沉默的大多數(shù)”。我想，痛之所以為痛，不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獨。知識分子必須是對現(xiàn)實問題的先行見到和預先警示，這種清醒的責任意識和所懷有的德性操持，決定了知識分子必定是一個負重獨行的精神行者。不愿沉默的人文知識分子，在消費主義時代怎樣擔當自己的思想延伸的使命，怎樣在大眾世俗日常生活中尋找到自己的精神基點？也許，這正是季先生對新世紀中國知識分子重獲文化身份的精神拷問。

我走出醫(yī)院，融進了金色的十里長街，在夕陽的余輝中，看到世紀老人巨大而高邁的身影：這位昔日的洋博士今日的慈祥老人，性格寬厚平和有如泰山石，穿著發(fā)白的藍中山裝提著舊書包奔走于各種國際會議的形象，勝過了那些假洋士多少虛假宣言和媒體做秀；
他因宅心仁厚不忍拒絕他人邀請參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而只能在會議纏身的間隙中，心游萬仞強行遠離塵囂寫成篇篇美文，使我們得以走進他“深情冷眼”的人間情懷；
他對小動物的深情，常年養(yǎng)小貓小龜小動物小花小草，每日寫作疲倦時同它們親近游戲，甚至“經(jīng)常為一些小貓小狗小花小草惹起萬斛閑愁”，這種天性流露的美麗反襯出他人格高大愛心深厚；
他對后生學者的獎掖提攜之多難以言盡，一生培養(yǎng)了六千多名弟子，其中不少是國內(nèi)知名東方學學者，還有幾十人成為各國駐外大使；
他對學生治學要求極嚴，但是一旦多年不見的弟子從海外遠道歸來，他總是推開所有的會議，與其在書房中盡興暢談……

　　未名湖后湖午夜亮起的燈光，是百年北大老人透過暗夜的精神之光，這一燈獨熒必將迎來東方的滿天朝霞。

　　作者簡介：

　　王岳川，1955年生，四川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所副所長，國際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化書院客座教授，中南大學特聘講座教授，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日本金澤大學客座教授。

　　西方文論和美學的著作有：《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研究》，《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與美學》，《文藝現(xiàn)象學》，《藝術本體論》，《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后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xiàn)象學與解釋學文論》，《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后現(xiàn)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媒體哲學》，《王岳川文集》（韓國十卷本），《中國后現(xiàn)代話語》，《西方藝術精神》，《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

　　中國思想文化研究的著作有：《目擊道存》，《中國鏡像》，《中國文藝美學研究》，《本體反思與文化批評》，《全球化與中國》，《發(fā)現(xiàn)東方》，《文藝美學講演錄》，《大學中庸講演錄》，《中國思想精神史論》（四卷本：《中國文化精神》、《中國哲學精神》、《中國美學精神》、《中國藝術精神》），《書法藝術美學》，《中國書法文化大觀》，《書法文化精神》，《書法身份》。發(fā)表學術論文300余篇。

　　多次獲國家和省部級獎項：1990年獲“北京大學青年科研獎”，1992年獲國家教委優(yōu)秀教材獎，1993年獲北京大學“第四屆科研成果二等獎”，1993年獲中華美學會“第二屆全國青年優(yōu)秀美學學術獎”，1994年獲“北京大學朱光潛美學與西方文學獎”，1995年獲北京大學學報優(yōu)秀論文一等獎，1995年獲國家“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著作二等獎”，1997年獲“北京大學中國文化特別獎”，2000年獲北京大學優(yōu)秀學術著作二等獎，2001年獲得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新時期20年優(yōu)秀文學理論論文獎”，2002年獲文藝報“攝影文學大獎”，2007年獲書法“全國十大影響力人物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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