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市場化來概括30年的改革，應該是準確的。不管對30年改革是贊成還是反對，都可接受。分歧在贊成者認為，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未來還應堅持這個改革方向。而反對者則認為，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本來就是錯誤的，現實生活中種種問題的產生就是市場化改革的惡果，必須懸崖勒馬。贊成者則認為這些問題恰恰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帶來的，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動搖。這種分歧，怎么爭論也不會有結果。而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必須解決，容不得這么爭論下去。

　　改革形勢十分嚴峻

　　下面這組數據，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鳳凰網做了網絡調查，在11343人中，贊成改革的僅占29.5%，為3346人；
而反對改革的竟占70.5%，即7997人。從八十年代大多數擁護改革，到今天大多數反對改革，形勢發(fā)生了逆轉。在這種情況下，用堅持市場化改革不動搖這樣的說法，很難成為新一輪改革的共識。

　　目前，我國的經濟、社會、政治狀況十分嚴峻。30年的改革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時貧富兩極分化。政府與資本攫取了發(fā)展成果的大部分，農民、工人所獲不多。內需的長期萎縮，只能靠出口與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而帶來的通貨膨脹卻要全體民眾承擔。美國以高負債、高透支方式，維持高消費的生活方式，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也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美國聯邦政府負債累計已達到50多兆美元，巴菲特發(fā)出警告，美債臺高筑將禍延幾代子孫。次貸危機與美元大幅貶值是美國社會經濟模式斷裂的信號，是西方式現代化不可持續(xù)的征兆。這次危機還在延續(xù)，其后果很難預料。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經濟體系的衰退，將給我國經濟帶來沉重打擊。人民幣升值，能源價格攀升，已嚴重威脅我國出口企業(yè)的生存。東莞近1/3中小企業(yè)倒閉，這意味著農民工失業(yè)、白領按揭購房斷供。糧油肉等農產品價格上漲，將使他們的生活難以為繼。本來就對改革不滿、對政府不滿的民眾，就會因一件本來不大的小事而泄憤，各地群體事件頻頻發(fā)生，并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民眾對改革預期喪失，表現得越來越不耐煩。中國改革的大船面臨觸礁沉沒的危險。

　　一方面，中國必須改革，增長模式的轉變、政治體制的轉型都有賴于改革的深化與推進，另一方面改革的基本共識喪失，政府、精英、民眾之間不僅意見分歧，還情緒對立。當務之急是尋求改革的新共識、尋找改革的新動力。

　　改革需要新動力

　　30年前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民眾普遍物質貧困，改革很容易達成共識，就是發(fā)展經濟。但是沒有鄧小平的感悟和魄力，中國改革未必能如此迅速、清晰地找準方向和目標。政治掛帥叫了近30年轉向以經濟為中心，這是非常不容易的。由經濟為中心確立市場化改革，又是鄧小平的功勞。政治偉人在博弈中的作用往往具有決定意義。沒有鄧小平，很難想象有中國30年的改革。

　　今天的中國，不僅需要深化經濟領域的改革，還要全面推進政治、社會、文化領域的改革。發(fā)展經濟已失去改革共識的作用，民眾沒有從GDP增長中分享應有的成果，相反更多地感受環(huán)境污染、腐敗犯罪、道德喪失的惡果。盡管提出了“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fā)展”，本意是要糾正“發(fā)展第一”的偏差，但是在理論上缺乏認識，政治上缺少魄力，結果還是依照慣性在舊軌道上運行。

　　由鄧小平點燃的中國改革火箭已高速運行了30年，今天必須增添新燃料、增加新動力了。中國改革的新動力在哪里？大多數官員缺少動力，辦公樓越蓋越高、工資越拿越多、待遇越來越好，報名當公務員的隊伍越來越長。資本中的國有壟斷者、權力關系戶也缺少動力，錢來得太容易，他們最希望保持現狀。資本中的大部分對不公平的競爭、辦事難的政府、治安差的社會很不滿意，他們希望改革。而最有改革動力的是權益得不到保障的工人、農民和不滿現狀的文人。用一個什么樣的口號，提一個什么樣的目標，能呼喚改革，又使各方面能接受，即使反對者也找不到多少理由，那就是讓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滿意。

　　這個口號符合共產黨的意識形態(tài)。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就是讓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滿意�！八麨槿嗣裰\幸福，呼爾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這是《東方紅》歌唱毛澤東的。“人民大救星”的任務是什么，就是“為人民謀幸福”。毛澤東忙于搞斗爭，這個任務沒有能完成。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就是要完成毛澤東的未盡事業(yè)。發(fā)展生產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已達到，但大多數人仍不幸福、仍不滿意。胡錦濤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以及“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fā)展”，說到底就是讓民眾幸福、滿意。既然如此，提民眾幸福、滿意這個口號還有什么意義呢？全部問題在于，“為人民謀幸�！�、“代表人民利益”，其評價主體不是民眾，幸福不幸福、滿意不滿意，民眾說了不算。讓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滿意成為改革目標，就由民眾來評價、聽取民眾的意見，這就要確定考量的指標、落實的機制、保障的制度。“為人民謀幸�！�、“代表人民利益”，也就找到了思想變行動、口號變制度的實現途徑。

　　有人批評說，讓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滿意完全是烏托邦，當然在實際生活中，要做到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滿意是不可能的。但是作為原則、理念、目標必須是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滿意。正像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一樣，實際生活中，不可能做到，但作為原則、理念、目標必須如此。如果原則、理念、目標定為讓大多數人幸福、滿意，不讓一部分人幸福、滿意，這就是專政理論。誰都有可能被劃定為專政對象，結果是可怕的。

　　集中國革命與建設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就在于是否重視民眾的感受。毛澤東的革命之所以成功，是重視了農民的感受，從訪貧問苦入手，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反映了農民的利益與要求。奪取政權以后的毛澤東，搞人民公社、大躍進、反右斗爭、文化大革命，恰恰離開了民眾的感受，最后歸于失敗。鄧小平的改革從發(fā)展經濟入手，反映了民眾擺脫貧困、發(fā)家致富的要求，應該說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大多數民眾，沒有分享應有的成果而不滿。這種不滿可以毀掉改革的成果，也可以成為改革的動力。將民眾幸福、滿意作為改革目標，并不能一下子消除他們的不滿，各種問題的解決需要一個過程，但是重視了他們的感受，這是最重要的。只要對未來有預期，改革的大船就不會沉沒。

　　達成改革新共識

　　當前，中國思想界分成幾個流派，互相對立、水火不容。確立讓所有人幸福、滿意作為改革目標，就有了篩選功能，凡有利于所有人幸福、滿意的學說主張，就是精華，就繼承；
反之就是糟粕，就拋棄。

　　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權，是保障所有人幸福、滿意的必要條件。反對者的理由是，講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權的西方并沒有做到所有人幸福、滿意，這沒有錯。但是不講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權，搞專制、獨裁、特權、人治、歧視的肯定絕大多數人不幸福、不滿意。實行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權，盡管不如人意，但其幸福感與滿意度肯定高于搞專制、獨裁、特權、人治、歧視的。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權存在虛假，這也沒有錯，那我們就搞真的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權，不能成為反對的理由。三是西方用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權來敲打中國，那我們就實行真的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權，西方就敲打不了我們，我們反過來可幫助西方。四是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權是有階級性的，對一部分人就是要實行專政，不能講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權。人類社會進入了21世紀，堅持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不受法律制約的暴力”（列寧語），即使是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都是反文明的，這種主張早已被世界所唾棄，在中國也沒有了市場。當然，西方文明并沒有最終實現所有人幸福、滿意，西方文明存有種種缺陷，尤其是利己主義、物質主義的冷酷和奢迷給人帶來不幸與空虛。西方文明值得中國學習，但不能照搬西方文明。

　　把財富追求放在第一位，把物質滿足作為價值尺度，中國絕大多數人不會幸福、不會滿意。財富追求受種種外部條件的限制，物質滿足永無止境，中國人口眾多、資源短缺，幸福之路應有別于西方。在物質領域，堅持發(fā)展生產力，盡可能做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領域滿足人的追求，和諧的人際關系、真實的情感交流、良好的社會風尚、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人獲得幸福的保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非常寶貴的精神資源。儒學倡導對父母孝、對家人親、對朋友義、對天地敬的仁愛精神，為中國人獲得快樂和幸福提供了最現實、便捷的途徑。幸福就在人與人的愛中，不需要耗費多少物質資源，不會帶來環(huán)境的污染破壞，不用絞盡腦汁、費盡心機的爭奪。一顆柔軟的心，一句溫暖的話，一個尊敬的禮，一個親切的笑都可以給人帶來愉悅。從物質追求中獲得幸福，不應該反對；
從精神、情感、道德的追求中獲得幸福，更應該受鼓勵。忽視人的權利與平等，是傳統(tǒng)文化的缺陷，但不應成為反對傳統(tǒng)文化的理由。強調人的責任與義務，正是彌補西方價值觀的不足。正當的權利、合理的獲取、公平的競爭是獲得幸福的途徑，但不可避免相伴隨的是算計、傾軋與爭奪。擔當責任、樂于付出、和諧相處則是獲到幸福的捷徑，與之相伴的是豁達、仁愛與平和。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可對社會主義的誤解與歧義是當今中國之最。無論是反對者、還是堅持者都沒有真正弄明白社會主義的真諦，而是抓住實踐中的表象作為依據互相對立。社會主義的本意就是公共的、大家的、集體的，也就是要維護公共利益，讓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滿意。能做到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滿意，就是社會主義，即使不叫社會主義，也是社會主義。反過來，只是少數人幸福、少數人滿意，即使叫社會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蛘哒f，幸福感、滿意度越高的，越接近社會主義。我國改革開放前，民眾普遍貧困、人身沒有自由、政治運動不斷、不正常死亡無數，民眾普遍不滿意、不幸福，如小平所說實在不夠格叫社會主義。改革開放30年，物質生活普遍改善，獲得了選擇的自由，民眾的幸福感、滿意度有所提高，但大多數人還是不幸福、不滿意，所以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讓所有人幸福、滿意的社會主義，有什么理由反對呢？少數人幸福、滿意，又怎么稱得上是社會主義，憑什么理由堅持呢？社會主義就是維護公共利益，恐怕沒有人反對吧。那么，必然引伸出兩條鐵律，一是關系公共利益的公共財政，必須透明、公平，這是全國人民的錢袋子，收入多少、怎么支出，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而，各級財政由政府“監(jiān)守自取”，定機構、加編制、增工資、蓋大樓、買小車、吃公款、出國游由政府隨意開支，民眾無從過問，這算什么主義呢？二是關系公共利益的公共管理，必須法治、民主，即政府的權力受法律制約，公共決策要經過民主程序、接受民眾監(jiān)督，這本來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墒侵钡浇裉欤�法治被理解是治老百姓的，法律出臺越多，政府權力越大，辦事也就越難，腐敗也越嚴重。民主還沒破題，不少人還在為反民主找各種理由。民主確實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藥，中國的民主模式也需要探尋，但是不實行民主，不聽取民意，怎么維護公共利益？這兩條社會主義的鐵律，不管誰來領導，哪個作指導思想，搞什么特色，都是不能違背的，否則就不是維護公共利益的社會主義，只能是維護少數特權的假社會主義。有人會反駁說，這兩條怎么是社會主義鐵律呢？西方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已做到了。他們盡管不叫社會主義，但已引進了社會主義。而我們搞社會主義，只能比他們做得更真、更好。可是我們搞了60年的社會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用了30年，姓社姓資爭論了30年，至今還堅持這原則、哪原則，還在計劃與市場、公有與私有上糾纏，就不明白社會主義就是讓所有人幸福，社會主義就是維護公共利益。這個稱為中國頭號的理論問題就那么深奧嗎？其實是多么的淺顯。

　　將民眾幸福、滿意作為目標，容易達成改革的新共識。尊重個人權利的西方文明，倡導承擔責任的傳統(tǒng)文化，維護公共利益的社會主義是保證所有人幸福、滿意所必須的。為了中國的未來，各個學派應該互相兼容、取長補短，固守一派、唯我獨尊是不可取的。

　　需要勇氣和膽略

　　讓所有人幸福、滿意，誰敢反對？然而，將它作為改革目標，需要勇氣和膽略。當年，鄧小平承認我們和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是很有勇氣和膽略的。今天應該說，改革成績很大，但大多數老百姓不滿意。讓所有人幸福、滿意，就是要勇于面對、敢于正視這個事實。

　　治國與治企的道理是一樣的，這里以我在深圳市農產品股份公司推廣企業(yè)文化為例。為什么要搞企業(yè)文化，是為了提高競爭力，企業(yè)做強做大。這和為什么要搞改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為了國家現代化，富裕強大的理由是一樣的。而我提出，搞企業(yè)文化，是為了讓廣大員工満意，員工満意了，服務得好，顧客就會滿意；
顧客滿意了，效益就好，企業(yè)就發(fā)展，股東才會滿意。所以，企業(yè)文化的核心就是讓廣大員工幸福、滿意。同樣道理，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是為了發(fā)展；
發(fā)展為什么，是為了國家富強；
國家富強為什么，中國人不受欺負；
不受欺負是為什么，人得有尊嚴；
為什么要有尊嚴，人要快樂幸福。為少數人快樂幸福行嗎？不是，應該為所有人快樂幸福。改革也好、發(fā)展也好，終極目標都是為了所有人快樂幸福。改革30年，GDP躍舉世界前列，財政收入達到5萬多億，為什么民眾不滿意呢？是目標出了問題，不應該GDP第一，而是民眾幸福第一。要改變目標是不容易的。在農產品公司剛提出這個口號時，有的領導說，現在普通員工、一線員工工資普遍偏低、考核也不很公平，肯定不幸福、不滿意，這不是引火燒身、點火藥筒嗎？問題就在這里，明明知道普通員工、一線員工不幸福、不滿意，為什么不敢面對呢？如果采取回避態(tài)度，而搞企業(yè)文化不就是花架子、走形式嗎？從全國來說，情況也是如此，我們明明知道大多數民眾不滿意，但就是不敢面對，盡管提了許多好口號，什么“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fā)展”，有什么用呢？

　　公司決定以員工幸福、滿意為企業(yè)文化建設的目標，后來從現實出發(fā)，將目標改為提高幸福感與滿意度。我們不能保證所有員工幸福、滿意，但逐步提高幸福感與滿意度是可以做到的。這樣一改，最本質的變化就是要重視普通員工、一線員工的感受，改變原來的經營理念。讓股東滿意，這不用講；
讓客戶滿意，也不用說。是否讓員工滿意，這就是問題。員工是我招聘的，就該聽我的，是我滿意不滿意的問題，怎么要讓員工滿意呢？籠住核心團隊、技術骨干，給高薪、給期權，對普通員工、一線員工則不予重視。你不滿意，就走啊！勞動力市場人多的是。無論國企、民企，大都持這種管理理念和經營策略。超時加班、克尅工資、壓低福利成為普遍現象，勞資沖突頻發(fā)。東航支線一天之內18個航班集體返航，就是一個突出事例。從全國來說，普通民眾的感受，有誰重視呢？他們有反映的渠道嗎？有聲訴的機會嗎？有表達的權利嗎？留下一條上訪通道，還規(guī)定群體人數不超過5人。民意堵塞、民情激憤就表現為群體亊件的不斷爆發(fā)，除了抓人就沒有別的辦法嗎，靠暴力能維持穩(wěn)定嗎？

　　農產品公司正在研究制訂工作幸福指數，初步設想下列指標：員工利益包工資待遇、考核機制、工作環(huán)境；
員工工作包括崗位責職、工作興趣、工作量能；
員工發(fā)展包括晉升渠道、發(fā)展前景、培訓條件；
員工情感包括工作氛圍、上下溝通、同事關系；
員工生活包括食堂管理、工作環(huán)境、文體活動。分為很滿意、比較滿意、滿意、不太滿意、很不滿意，采取問卷調查與團體調查等方式，收集員工意見，作為改進工作的依據。對于普通員工工資增長不快，已引起重視，以布吉農產品批發(fā)市場為例，從2003年到2007年企業(yè)人均凈收入增長27.2%，普通員工人均收入增長10.7%。同期全國物價指數上升13.2%，普通員工的實際收入是下降的。全國的狀況是，近30年來民營、外資企業(yè)年產值平均增長10%，而職工年工資增長率僅為1-3%。1991年到2005年，全國職工工資占GDP的比重不但不增加，反而從15.3%下降為11%。農產品公司將根據利潤增長，并考慮物價上升，相應增加普通員工的收入。作為全國來說，應推行職工民主參與為基礎的工資協(xié)商機制。廣州市從２００４年進行這項探索，一些實行工資集體協(xié)商的企業(yè)，職工工資普遍比同行業(yè)未實行工資集體協(xié)商的企業(yè)高１０％－１５％，同時，企業(yè)效益也增長了２０％－３０％。政府應根據通貨膨脹率，每年公布工資增長的指導性意見，作為企業(yè)工資集體協(xié)商的參考。

　　提高員工的幸福感與滿意度，無疑是要正視、解決員工的實際問題，但員工的實際問題不可能全解決，要求不可能全滿足，更重要的是關心他們的精神情感，并加強對員工的引導。在我的倡議下，公司于2007年成立“情感互動中心”。公司總部設立情感互動熱線，在《農產品》報開設情感互動專題，在公司網站開設情感互動欄目；
在員工中聘任了50多位情感互動志愿者，建立了情感互動隊伍。深圳屬下14家企業(yè)設立了“情感互動室”。員工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惑，必然會產生情緒波動、思想郁悶、精神痛苦，這是需要關心的時候，也是做思想工作的時候。一年半來，我在《農產品》報專門設置的“情感驛站”專欄，解答來自老年、中年、青年員工提出的有關工作、生活、婚戀的各種問題。推出“員工心連心接待日”活動，由總公司黨政領導班子成員每月接待員工來訪，與員工之間搭建對話的平臺。“情感互動”成為企業(yè)日常思想工作的主要形式和渠道，灌輸正確的人生理念、培養(yǎng)敬業(yè)工作的精神。而今天的中國，誰關心13億人的精神情感，他們有困惑能向誰傾訴？又用什么理念來疏導？這是造成中國人的精神健康惡化的重要原因。現有嚴重精神病患者1600萬，在疾病排名中已超過腦心血管、呼吸系統(tǒng)及惡性腫瘤而躍居首位。每年有28.7萬人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即每2分鐘自殺9人，其中8人未遂。自殺成為15至35歲年輕人死亡的第一原因。對此，我到處呼吁，效果甚微。政府忙于發(fā)展、民眾忙于掙錢，關心物，重于關心人的生命。汶川大地震死了六、七萬人震驚世界，中國每年自殺人數近4倍像沒有發(fā)生那樣。這是什么原因？目標不同、趨向不同，也就興奮點不同、敏感度不同。如果以中國人幸福、滿意為目標，自殺率、精神障礙率自然成為關注的重點。

　　新一輪改革的突破口

　　我國面臨的問題很多，改革從哪里下手，從哪里突破？我參加了《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的討論，改革綱要對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總體目標，列舉了很多，都是中央、省、市領導的要求。寫了19條改革措施，涉及方方面面，但中心是什么，根據是什么，重點是什么？為什么改這個，不改哪個？這取決于改革要達到什么目標、要達到什么目的？

　　確定以提高幸福感與滿意度為改革目標，就能帶動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思想等各領域的改革。改革的步驟、程序也有了，先發(fā)問卷調查，民眾對哪兒最不滿意，就從哪兒改起。民眾最不滿的是分配不公、民意不暢、腐敗嚴重、治安不好、環(huán)境污染、道德淪喪，那就一項一項制定方案，征求民意，組織實施。改革必須找突破口，就是進行試點。汪洋書記上任廣東，號召解放思想，就是想探索一條改革的新路子。要求深圳作示范，示范什么？就是要解決全國沒有解決的問題，那就是讓所有人幸福、滿意。深圳市應該制定幸福指數，部門制定滿意度指標，然后由民眾測評。這篇改革的大文章只要破了題，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鄧小平點燃的中國改革火箭就有了新燃料、新動力。

相關熱詞搜索：新一輪 共識 尋求 改革 徐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