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晚清現代白話的醞釀期，北京小報以“口語白話”、上海小報以“松動文言”作為各自的語言基礎，參與其間。后雖受到“五四”歐化白話的影響，卻始終沿著自己的“語言文化軌道”前行。兩地小報逐漸減弱或變化口語和文言的成分，至20世紀40年代，北京小報完全融入現代白話之中，上海小報則形成文言、白話、上海方言混合的局面。究其原因，與兩地小報的歷史淵源，市民讀者和小報文人的文化水準、文化立場，及所處語言環(huán)境的制約性有關。小報語言與北京市民的“吟味”品位，和上海市民的摩登時尚精神正相聯系，對營造兩地現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氛圍都已盡歷史責任。證明了“口語白話”、“松動文言”與“歐化白話”三者長期共存，互相參照，才是現代漢語實際的生成狀態(tài)。

　　[關鍵詞]　北京小報　上海小報　口語白話　松動文言　市民文化

　　閱讀北京小報和閱讀上海小報的感覺，是有很大不同的。從版面上觀察，上海小報“好看”，它能在有限的空間填入無限的內容，而絲毫不顯臃腫。上海小報雖數量驚人、品種繁多，但每種似乎都在突出個性上下工夫，不愿重復他人。不同歷史時段的報紙面貌，更是迥異。帶著這種先入為主的“期待”轉而接觸北京小報，無論如何也難以找回閱讀上海小報時的那份松快和興奮。比起上海小報的多姿多彩，北京小報的版面不僅呆板、單調，而且千人一面，多年一貫制，凝滯少變化。但是，如果仔細考察小報在語言層面上的變遷史，卻又呈現出另外的景象：北京小報的意義便浮出表面了。單看兩地小報的現代白話進程，看它們和“五四”歐化白話不同的路數以及最終的殊途同歸，不禁令人再次體悟到回歸歷史現場的重要。

　　一

　　北京小報出現的時間稍晚于上海。第一張上海小報，現公認為是創(chuàng)刊于1897年5月的李伯元(李寶嘉、南亭亭長)《游戲報》。那么第一張北京小報呢？按照管翼賢《北京報紙小史》的說法，認為是1901年當年創(chuàng)辦的《白話學報》：

　　北京有新聞紙、始自庚子年后、當茲八國聯軍攻破北京、兩宮倉促西狩、迨和議告成、土地割讓、主權喪失、國民為之震驚、智者為之憤慨、人人發(fā)憤求強、深識者咸以振興教育、啟發(fā)民智為轉弱圖強之根本、于是私立中小學校競相設立、時有崇文門內方巾巷崇實中學校長文實權、集合諸教員、發(fā)行白話學報、篇首貫以淺簡白話論說、其次以京話講解各門科學、如地理、歷史、理化、算學等科、每星期出一冊、每冊僅收銅錢五百文[1—p282]。

　　有的文獻資料還提出別的報紙為“第一張”，其創(chuàng)刊時間均遲于1901年，可不論。不過這《白話學報》并未保存下來，只是一個留在報刊史上的歷史記錄而已。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北京小報是《京34話報》，創(chuàng)刊時間是1901年8月，創(chuàng)辦人為黃秀伯[2]。晚清時期的北京小報極少，除《京話報》之外，尚存的僅有《京話日報》和《正宗愛國報》。以上今天能讀到的三種早期北京小報都使用“口語白話”。所謂“口語白話”并不等同于古代白話小說(經過文人修飾)的說書人腔調。它只是把清代的官話口語當成書面語寫在了報紙上，如《京話報》便自稱“是全用北京的官話”的[3]。表述出來的形態(tài)就像這篇“演說”文字：

　　咱們從前跟洋人打仗打的不是一回都可以說是洋人的不好來欺負咱們惟獨這回事的錯卻是都在這邊了我們現在將中外的時事用咱們京話編成一本一本的書每月刻出幾本給大家伙看這書的名兒就叫作京話報[4]

　　用詞、用句和語氣，純是白話口語。據報刊史記載，自晚清至20世紀20年代，北京地區(qū)國人所辦的報紙只有《芻言報》屬例外，既是小開張，又是文言的，其余都遵循凡大報者皆文言、凡小報者皆白話的規(guī)則。文言大報面向官僚知識階層，白話小報專供下層市民閱讀。報人們多半手執(zhí)兩套語言：為了讓普通民眾看懂而寫白話，對于識文斷字的“文化人”則使用文言；
白話小報意在“開通民智”，文言大報意在“開通官智”。比如彭翼仲在辦白話小報《京話日報》的同時，又辦了姊妹報———文言的《中華報》。文實權先后創(chuàng)辦白話小報《白話學報》、《公益報》、《京師公報》，以及文言大報《國民公報》。他同時還接受汪康年的邀請，出任文言大報《京報》的名譽社長兼采訪主任�？傊本┑貐^(qū)的大報和小報從語言上已將不同層次的讀者接受群體和報紙的功用區(qū)別開來，朗朗分明。

　　北京小報一直以“口語白話”作為它的根基。它并非一成不變，進入民國以后的上世紀一、二十年代，其口語顯示出與書面語結合的傾向。且看這篇1920年的《忠告旗人宜速務農》的片斷：

　　再說旗人向來拿著錢糧米兒尚用作一生的恒產娶媳婦兒嫁女先要問問是否得了大錢糧(所謂大錢糧者三兩甲也)這也是歷來的習慣這件事要在前幾十年還不覺著怎樣出奇現在五族共和正是各國爭強圖勝的時代人家把我們當作一塊肥肉看旗人要還是死守舊習人人就知道倚賴不求自立恐怕有點兒對付不下去罷將來立法必要破除爾我的界限更不能偏循私情貽誤國家大局這是明擺著的道理趁著這個當兒再要不打正經主意等到逼得無路可走臨上轎子現扎耳朵眼兒可就怕是來不及[5]

　　從這篇并非孤證的“演說”中，我們可看到晚清北京小報中久違的文言詞匯。但少量文言詞匯的使用，不僅沒有喪失這類報紙白話的基質，反因減弱了口語的粗率、隨意，使得白話更加簡練了。

　　時空流轉至20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北京小報的語言已進化為現代白話，逗號句號

　　等新式標點得到普遍使用。除了偶爾出現一篇兩篇半文半白的短文外，大部分的文字是口語基礎深厚扎實的白話，與新文藝的老舍文字相當，如這樣：

　　皇宮，是多么尊嚴，多么華貴的所在。每年修繕整理的費用，不知耗去若干國幣。殘缺的地方，登時給修復了。顏色毀敗了，登時油漆好了。成年成月，長期有人工，管理修飾。金碧輝煌，黃瓦燦爛。一點塵埃草芥，也不能容留。一國的宮禁，誠然是特別尊嚴，特別華貴。人們對它，簡直不敢正眼相看[6]。

　　不難看出，當北京小報語言接近成熟的現代白話時，它始終未脫去口語白話的底子。這是它的長處。當然，在幾十年的發(fā)展過程中，尤其是到了后期40年代小報文學包括散文、詩歌、時評小品、長篇連載小說等的逐漸發(fā)達，在個別屬于新文學作家的客串筆墨之下，或出自無名作者之手的北京小報文學，接近歐化白話風格的情況也就時常發(fā)生了。像長篇連載小說《若林綾子》這樣的文學作品，按過去的界定一定屬于通俗小說，但是，其語言之純正，描寫之細膩，又非傳統意義上的“通俗”所能概括。我們舉小說開頭大段描寫中的這一部分，來體味北京小報文學語言其時的風味：“驕烈的陽光悄然投落到遙遠的山峰后去了，終于微弱地反射在這邊叢林高聳的枝丫上，顯出葉簇異樣綠油油似的；
這時候，隨風微顫的楊樹上空正浮堆著濃重的彩霞，把大半個天空都照的通紅，又讓洋房頂上淡紅色的斜面夾在綠蔭間平添了幾許綺麗的幽姿�！﹃枤堈罩@條破街，縱然黯淡，依稀還見人影的移動，這影子突然停下來，四面張望了一下，似乎發(fā)覺走錯了方向，急步而至叢林西邊的盡頭，停在第一幢洋房的白柵前仔細一看，跟著就進去了”[7]。這樣的小報文學語言，融和了口語、文言詞匯、句子和修辭突破傳統而大量采納外國式，與我們熟悉的新文學歐化白話已相差無幾。不過小報的語言立場究竟是與純文藝不同，類似于下面這樣使用著現代白話卻又嘲弄現代白話新文藝腔的文章，便是一例。它是諷刺性的：“中國佛教會江蘇省某縣支會，最近發(fā)出一再告全縣僧尼書，胡適博士也許會贊成，因為文告用的是新式標點白話文，其中頗多佳句，如‘醒吧，醒吧，快醒吧!’及‘奮起，奮起，快奮起吧!’等語�！盵8]可見直到20世紀40年代的北京小報，仍然不是新文學同人“自己的園地”。當然，小報不會處于真空地帶，它有意無意地接受著“五四”的影響，改變著傳統的思維方式而渾然不覺�！啊逅摹瘞Ыo我們的不是一種單純的白話文，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豐富和補充”，也正是因為這“新的語言帶來了新的思維，新的美學感受”[9]，原本屬于通俗范疇的北京小報文學，也會漸漸獲得新的質素，發(fā)生著新的位移。綜上所述，北京小報的語言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完成了晚清白話運動到現代白話的文化轉型，而“口語白話”的深刻作用始終是它的一條基本線索。

　　與北京小報的白話語言相比，上海小報語言的情狀顯得多元而復雜。最奇特的現象是，在一個現代的大都會，在一個中下層市民的讀物里，文言雖不能說就是主導，卻從來不曾中斷過�！八蓜游难浴保秦灤┥虾Ｐ笳麄�生命過程的最主要的語言形式。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現代白話文學的普及，松動文言的使用較前有所減少，但其顯要地位還是沒有動搖。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小報，真正是文言、白話、方言的大融合。每份小報都是這幾種語言同時并置在一個版面上，形成眾聲喧嘩的語言格局。以1948年12月22日《鐵報》第三版的內容為例，即可領略到當時上海小報的語言風貌。這個版面上計有：松動文言長篇連載小說《徐雪月寡居遭病困》(書僮)、《一生孤擲溫柔》(羌公)；
松動文言散文《徐篆與楊筆》(啼紅)；
舊體詩詞《云深處近旬———題危樓讀史團》(白蕉)；
長篇連載白話小說《龍三妹》(武定一)、《身份證成了“洞府”》(文工)；
白話小品文《使人頭痛的愛情》(柳絮)、《記事珠》(小記者)、《花市》(高唐)；
方言(上海白)長篇連載小說《亂世雙雛》(王小逸)。在如此狹小的空間內容納了四種語言體式，并不是小報文學故意嘩眾取寵，目的是為了滿足不同層次的上海市民讀者的需要。由此可以想見，即便20世紀40年代新文學的正宗地位業(yè)已牢不可破，而上海的普通市民讀者卻仍然沉浸在新舊雜糅的文字閱讀汪洋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小報從來沒有出現過晚清白話報中普遍存在的“口語白話”。雖然晚清白話報的大本營就在上海。上海小報的語言變化過程主要表現在文言的不斷松動上面。晚清上海小報中所謂的松動文言毫不艱澀，只因缺少新式標點符號，今天我們讀起來才會有些障礙。類似下面這篇短文的語言模式，差不多占據著晚清上海小報的大部分空間：

　　　　吾國嫖界小說之發(fā)起首為青樓夢用筆平平無可褒貶然并非勸懲諷世之作海上花列傳以才子之筆而列寫海上諸名妓情形有色有聲如荼如火其妙處在于皮里陽秋不下斷語而其中之黑白自見用筆亦倜儻非常嫖界小說嘆觀止矣惟全書統用蘇白解者無幾即蘇府以外之人不通吳語者亦十之八九為恨事耳[10]

　　如果在這段話里加入標點符號，與白話書面語的距離也就不太遙遠了�？磥�，為使上海小報中的文言發(fā)生松動，標點符號的運用舉足輕重。20世紀初至20世紀30年代末，上海小報開始使用不規(guī)范的標點符號，全篇用逗號或頓號斷句，即如這樣的新聞語：“大舞臺之邀程艷秋、轟傳己久、茲聞程已有來電、謂于二日自津乘太古之通州輪南下、約四日晨間可抵滬埠、預定寄寓梵皇宮中�！盵11]到了20世紀40年代，新式標點全面進入上海小報，松動文言便向現代白話更靠近一步，如下所示：“前日淚史記《鴛鴦蝴蝶派》，謂有菲薄鴛鴦蝴蝶之人，而用鴛鴦蝴蝶派筆調，作《××鴛鴦》章回體小說，向《小說月報》求售，被主編先生婉詞拒退，其人以新作家自命，倘亦所謂‘重革’之流歟云云�！盵12]從通36俗易懂上來說，理解這種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小報書面語已不太困難。但終究因為文言的基本構架沒有解體，充其量還是松動的文言而不是歐式白話。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在一次次行政手段干預下的語言文字改革和推廣普通話運動的沖擊下，上海晚報類現代白話中的文言氣息才蕩然無存。于是，此類改良過的松動文言流落海外，漸漸固定為港臺、海外華人華文的主要語言模式。

　　至于白話進入上海小報的時間本不算太遲，現有資料表明大約在1919年左右。那時，上海小報文人為反對“五四”新詩，而將白話引入小報，旨在以新文學之矛攻新文學之盾�！毒蟆分鞴P張丹斧為批評新詩《看燈》所寫的這段白話，便很典型：

　　　　看燈一首。說無知的人。亂下評論。正月本是看燈的好辰光。燈自然是明亮好看的。掛燈的地方。斷然熱鬧。路那有不平的道理。鑼兒鼓兒。鼓著興兒。自然是正月的常例。偏偏三個殘廢。要下這一種不問是非的武斷。不過欺那燈兒。路兒。鑼兒。鼓兒。不會說話罷了。那知道燈兒。路兒。鑼兒。鼓兒。在現在做新詩的時代。都會說話。你們這些殘廢�？删筒荒茉賮砥鬯鸞13]。

　　這樣的白話文是上海小報中最早的文人白話，盡管幼稚，但比起北京小報的口語白話，起點仍要高出一截。至20世紀30年代末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上海小報的白話語言漸漸靠近現代白話，所不同的只是往往不使用新式標點。下面摘取鴛鴦蝴蝶派作家陸澹安文章中的一段，以窺當時白話的風貌：“近來申報自由談的編者、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忽然在報上登個啟事、勸各位投稿家只談風月、莫發(fā)牢騷、標著個‘自由談’的招牌、文字上卻原來如此的自由、叫人閱了之后、真覺得有些感慨系之”[14]。這是1933年的文字，居然仍采用句讀!由以上列舉的諸多事例來看，上海小報接近現代白話的步伐并不緩慢，只是由于上海小報的文言氣息過濃，使它們始終遮蔽在文言的氛圍之下，沒有獲得充分的發(fā)展空間。到了20世紀40年代，新文學作家光臨上海小報，帶來了接續(xù)著“五四”血脈的現代歐化白話，這才與上海小報原有的松動文言平分天下。

　　總之，上海小報始終以松動文言一以貫之，這是區(qū)別于北京小報的顯著標志。而兩地小報的白話文字變遷過程，也不完全同步。晚清時期，上海小報被文言、松動文言控制著，而北京小報則充滿著口語白話。這種情況到20世紀一、二十年代稍有變化，但基本延續(xù)。20世紀30年代后，北京小報與上海小報的白話水準漸相一致，北京小報帶著京味，上海小報拖了文言腔。20世紀40年代，北京小報成為名副其實的現代白話小報，而上海小報則成為文言、白話、方言各顯其能的舞臺。

　　二

　　北京和上海處在中國的同一時空，為何兩地小報的語言風格有如此的差別呢？我認為，首先是起因于兩者的發(fā)生背景，其歷史淵源相異。其次，還受到兩地市民文化水準和語言環(huán)境的制約。

　　中國近代最早的白話報誕生在上海，但上海小報不是晚清白話報的后裔。北京雖不是白話報

　　的發(fā)源地，但北京小報卻是晚清白話報忠實的堅守者。據資料表明，中國的第一份白話報是上海《申報》館發(fā)行的《民報》，創(chuàng)刊于1876年3月30日，每周三份。據云“此報專為民間所設，故字句俱如尋常說話”。這份報紙文字淺近，售價很低，“只消讀過兩年書的華人，便能閱讀此報。而其定價僅取銅五文，當能深入《申報》所不能達到的階層和店員勞工之類”[15]�！渡陥蟆方洜I者顯然是出于報紙的長遠目的而辦白話報的，即使暫不贏利，也求擴大《申報》在民眾中的影響。商業(yè)運作下的白話報終因沒有得到上海市民的積極回應，迅速式微。事隔一年之后，乘著維新立憲運動卷土重來的白話報競相問世。耐人尋味的是，其他地區(qū)的白話報轟轟烈烈一陣子之后，旋即煙消云散，只有北京把白話報保留、延續(xù)下來，并構成了北京小報的雛形。1901年8月15日問世的《京話報》第一回，可以考證出是模仿6月20日剛發(fā)刊不久的《杭州白話報》的。該期創(chuàng)刊號刊載的“論說”有：《論創(chuàng)辦這京話報的緣故》、《論看這京話報的好處》、《杭州白話報論看報的好處》；
“中外新聞”有：《八股文

　　永遠廢了》、《武科廢了》、《要辦發(fā)財票》、《醇親王見德國皇帝并沒有叩頭》；
其他有《波蘭的故事》、《地學問答》、《海國妙喻》、《創(chuàng)辦京話報章程》等。其中，欄目分設是晚清白話報的，都包括有“論說”(或“演說”)、“緊要新聞”、“本省新聞”、“文學”和“地學問答”各項；
而《杭州白話報論看報的好處》、《波蘭的故事》、《地學問答》、《海國妙喻》更直接轉抄自《杭州白話報》。晚清白話報這五個要目后來作為北京小報的基本內容，保留并延續(xù)至其生命的盡頭。雖然在發(fā)展過程中不斷添加了其它成分，設置了副刊，甚至變換了專欄名目，但萬變不離其宗�！熬o要新聞”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改為“國內新聞”、“各地新聞”、“要聞”或“時事新聞”�！氨臼⌒侣劇弊兂闪恕氨揪┬侣劇薄ⅰ氨臼行侣劇被颉吧鐣侣劇��！罢撜f”或“演說”在《實報》(1928年創(chuàng)刊)出世之后，成了“談話”或“談天”，20世紀40年代又變成“社論”。20世紀20年代以后的北京小報，有的將“論說”、“文學”、“問答”等納入副刊。

　　《實報》的著名副刊“小實報”的主要專欄“談話”和“答問”，就是由晚清白話報的“演說”和“地學問答”演變而來。娛樂和文藝副刊是對晚清白話報“文學”欄目的繼承。而“文學”在晚清白話報里，通常只是一篇小說。晚清白話報的所謂“地學問答”并非全是地理知識，更多的是域外信息。這就是以后北京小報中知識專欄的前身。由此可見，北京小報不僅起源于晚清白話報，而且一直沿襲著它的風格甚至內容。不同時期或同時期的每種北京小報都是如此，表現出穩(wěn)定的、統一的面目格局。

　　因此，北京小報的歷史淵源不同于上海小報，它是晚清白話運動的直接產物，與白話的關系自然非上海小報可比。晚清白話報濫觴于白話運動，是應維新變法的要求而發(fā)生。1895年“公車上書”的失敗足以刺激維新派人士將目光投向民間，投向普通民眾。嚴復在《原強》一文中，首先提出“開民智”口號，得到維新派人士的認同和響應。從西方的經驗中，維新派人士又發(fā)現報刊是最有效的“開民智”的工具和手段。梁啟超說：“閱報者愈多者，其人愈智；
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盵16—p101]于是，以人數更多的工、農、商、兵為啟蒙對象，肩負著“開民智”歷史重任的晚清白話報就誕生了。早期北京小報與晚清白話報同質同構，從出世之日起，就被派定了啟蒙者的角色。《京話報》在《創(chuàng)辦京話報章程》里明確表示：“京話報宗旨專為開民智消隱患起見故只用京中尋常白話將緊要時事確實新聞?chuàng)衿溆趪嬅裆兴P系者著為論說演得明白曉暢務使稍能識字之人皆不難到口成誦且極有趣味以期引人入勝而勸化感格于無形之中應于世道人心不無小有裨益。”[17]北京小報把接收啟蒙的對象鎖定在下層社會，因此，選擇口語白話作為報紙的書面語言自然合乎現實的需要。

　　上海小報雖然誕生于1897年維新報刊風起云涌的高潮之中，但它不是維新派人士的啟蒙工具，沒有北京小報的宣教作用，更沒有北京小報文人高于市民的啟蒙者立場。晚清上海小報是洋場名士、譴責小說作家和狹邪小說作家們所開創(chuàng)的屬于自己的娛樂和話語空間。之后，上海小報文人逐漸放棄顧影自憐的高蹈姿態(tài)，向市民文化投誠，將目光轉向市民的日常生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上海小報與老《申報》一脈相承。著名老報人徐鑄成在《談老〈申報〉》一文中說：《申報》問世，才以一般群眾為讀者對象，開始注意市井瑣聞和社會變化。而后《申報》的演變、分化，受到不同政治、文化勢力的侵蝕，便“嚴肅”起來了。上海小報繼承的是老《申報》最初的作風：休閑、市井化，并一直延續(xù)下去[18—p8~15]。比如老《申報》首論的主題，不一定是關乎國家命運的宏大敘事，但都是市民所關心的日常命題。它用社會新聞替代政治時事，并做繪聲繪色的細致描述。對此，魯迅深有體會：

　　“我到上海后，所驚異的事情之一是新聞記事的章回小說化。無論怎樣慘事，都要說得有趣———海式的有趣�！盵19—p203]《申報》創(chuàng)刊時所發(fā)布的條例中，第二條是“如有騷士韻士有愿以短什長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區(qū)竹枝詞，及長歌記事之類，概不取值”[2—p59~60]。這“概不取值”四個字意義非凡，它意味著文人作品從此可以告別自己掏錢雕版付梓或用手抄傳播的時代，而擁有了足以盡力揮灑才情的大的媒體空間。除此之外，老《申報》的廣告也開始由過去的洋行和輪船公司的商業(yè)行情，轉向戲館、書寓、菜館和游戲場。以上列舉的老《申報》的這些特點，都被上海小報照單接收，它就不像北京小報那樣要拘泥于晚清白話報的形式和內容，卻是在日后的發(fā)展中將老《申報》的休閑精神進一步發(fā)揚光大。

　　老《申報》的主筆何桂笙、蔡爾康、高太癡等先后辦過上海小報，這也可作為上海小報與老《申報》天然聯系的又一實證�！渡陥蟆钒l(fā)刊一年以后，有人就《申報》所刊載過的內容，仿《阿房宮賦》撰寫了一篇《申報賦》。這篇《申報賦》后來被許多上海小報屢屢轉錄，甚至改頭換面充作發(fā)刊詞。其它仿《阿房宮賦》的各種“賦”不斷出現在小報報端�！缎α謭蟆返摹蹲饨珩R路賦仿阿房宮賦》是其中最流行的一篇，說的是：

　　　　商約立租界設蓬藁辟馬路出人煙十余萬戶別有天日商賈南來而北至爭解行囊履道坦坦樂此康莊五步一館十步一肆酒肉雜陳粉黛咸萃各隨所欲斗奇爭異挨挨焉擠擠焉嘯侶命儔紛不知其幾千萬類揚鞭追蹤有馬如龍披襟當空行氣如虹角逐流連不期而然歡場選勝笑語囂囂茶樓誘客顧影翩翩一街之上一日之間而氣象萬千[21]

　　這絕不是通俗的語言文字，卻深受當時上海小報讀者的青睞，被各家上海小報互相轉抄，奉為經典�？梢娢难栽谶@種小報上的勢頭有多烈!而此時的北京小報為了讓許許多多不識字的北京市民能夠民智大開，除了使用口語白話，還要進行講報活動�！毒┰捜請蟆吩诒本┏莾仍O有二十多家講報處，為市民義務講報。所謂“醉郭”者便是在市民中涌現的最早義務講報人之一，后因自愿陪伴《京話日報》的主編彭翼仲流放邊地，留下一段感天動地的佳話。由此見出兩地市民讀者文化水準的差別。

　　此外，小報編者的文化立場也決定著小報語言風格的形成。北京小報文人始終以啟蒙者、老百姓的代言人或官方的“幫閑”自居，自誕生之日起就開辟“演說”欄目，歷經半個世紀而不衰，始終如一地為開發(fā)民智做出努力。而上海小報文人則把小報當成自家的一畝三分地，無論是嘲諷當局，還是捧優(yōu)唱妓；
無論是詩詞唱和，還是筆戰(zhàn)游戲，都是性情所致，不受約束。投稿人多半是上海小報文人的志同道合者。北京小報文人把為下層市民排憂解難看作天職，因此為了展示市民的疾苦而鼓勵普通市民投稿。從投稿人的職業(yè)上看，除了小官吏和蒙師、書辦、學生外，還有識字不多的小業(yè)主、小商販、小店員、手工業(yè)工人、仆傭、雜役、士兵、家庭婦女、優(yōu)伶和一部分墮落風塵的妓女。白話本來就是以北方官話為基質改造而成的，北京市民接受白話自是輕車熟路。所以北京小報既然是為下層市民所辦，自然就使用他們熟悉的語言形式。而對那些出于自娛自樂宗旨的上海小報編者和投稿人而言，寫起松動的文言來方顯才情，才是得心應手的。還有，從讀者角度考慮，地處江南的上海市民要想使用京腔京韻的口語白話也并非易事。這樣，讀者的閱讀能力和投稿人文化層次的高下之別，便成為京滬兩地小報語言風格分野的又一決定因素。

　　三

　　這是一道奇特的具有反差效果的語言風景：在古老歷史名城中傳播的小報的主體語言是口語白話，而身處于現代大都會的小報則是長久使用松動文言的后院。小報既以市民讀者為主體，所以，它的語言風格自然能透出市民文化的某種真實狀況。只需注意到兩地小報使用怎樣不同的現代語言，一葉知秋，也就能悟到它們各自營造出多么不同的都市文化氣氛。上海小報的文言盡力描摹光怪陸離、喧囂搖蕩的浮世風情，構筑一個充斥著物質瑣屑、名人流言、摩登流行和欲望涌動的令人目眩的都市景象。而北京小報雖然是用平實的白話寫來，則彌漫著縷縷綿長的思古幽情，讓人始終感覺到一種懷舊情緒的籠罩。

　　北京小報除了啟蒙者的演說腔調之外就是比較重視掌故。掌故所涉及的時間跨度較大，清代居多，兼及明、元和其它朝代。內容十分寬泛，既有皇室貴胄、社會名人的逸聞軼事，也有平民百姓往日的生態(tài)和老字號滄桑歷史等的都市回憶。盡管其中摻雜不少流言傳說，但畢竟為市民開拓出歷史的想象空間，提供了新的審視歷史的角度。北京小報中的許多文章似乎都與掌故有著若隱若現的關聯，或是透露著史的信息，或是用掌故的筆法寫出。像“時人軼事”、“時事打油詩”、“北平歌謠”等著名的北京小報專欄，分明是記錄當下的現實，讀起來卻更像是掌故。除此之外，借古喻今、讓歷史說話是北京小報常用的一種編輯策略。20世紀30年代的北京小報為提醒市民莫忘國仇，它并不振臂高呼，卻39是將此深意隱含于史實的敘述之中。影響最大的是《實報》，自1933年7月30日始，它在小說版中增加的副刊“民族精神”，連載諸如岳飛、文天祥、蘇武、藺相如、公輸盤、諸葛亮、弦高、緹崇、齊太史等歷史人物的系列故事，以喚起國人的民族責任感。在《改版聲明》里《實報》將編輯意圖明確告白：“本報鑒于國難當前，民族精神實在應當從臥薪嘗膽中拼教奮起，所以小說版決定刷新。從明天起增刊‘民族精神’，完全用藝術化的切實真材反映人生寫照。內容有插圖、有說明、有歌謠、有記事，并且特請上海美術家席輿承先生擔任插圖，海內聞人等擔任說明和記事。雖然不敢說把古今中外的興亡歷史全部搜集來做刺激精神，但至少繪畫能使你感到心中的興奮和戰(zhàn)栗。在我們的意思，國家到了這步時光了，那容你有閑心去迫尋粉紅色的夢，只要對于社會有一點裨益，就算我們把心思盡到，還希望愛讀本報的諸位先生對于增刊的‘民族精神’千萬不要輕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才得明白時代的趨向呢。”[22]可見，不僅是小報作者，編輯也同樣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八百年帝都世事滄桑，培養(yǎng)了北京市民自覺的歷史意識和時間意識，凡事都要追本溯源，打“根”兒上說起。北京小報富有歷史關懷的文化姿態(tài)，內含有迎合市民趣味的成分，但如僅僅將此理解為討好讀者，那就過于武斷了。因為小報的文化指向不在于“考古”和“勘測”，而是經由市民現實生活的圖景，傳達出北京市民精神世界中那份對歷史與傳統的眷念和回味。

　　如果必須要用一個詞來概括的話，那就是“吟味”[23—p91]。北京小報用口語白話來表達對過往的欣賞和體味，并沒有損傷它的韻味。這是由于白話本就不是人為的一時制造，是經年累月的積攢，約定俗成，是當城與人的精神契合時自然達到的話語。老北京(平)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鄉(xiāng)村的景象之田園都市”[24]，城中布滿湖泊與園林，空疏寥落，建筑并不密集。從自然景觀上看，北京儼然是鄉(xiāng)村的延伸。至于它的城市氣質，更是保留著鄉(xiāng)土社會深入骨髓的精神遺傳。比較上海的繁華和喧囂，北京顯得沒落而蕭條，但對于那些生于斯長于斯的老北京兒女來說，卻蘊藉著無窮的魅力。因為，北京為他們提供了親近、體貼的鄉(xiāng)土感，使他們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由于鄉(xiāng)土感的認同，北京市民與城的文化意識同構為一體，進而對皇城曾經的輝煌和中國傳統文明發(fā)生深切的情感和特殊的經驗感受。語言的長河也是如此流淌下來的。

　　北京小報的“吟味”品位，因為是用白話表達，于是就有了出入自如和融而不化的意味，不會使人徹底地“沉湎”其中以至無法自拔�！秾崍蟆贰罢勗挕睂诶锏臅r評短論是北京小報的亮點之一，歷經多年而不衰。其特點是，寓豐富的歷史知識于時事評說中，既富時代生機，又不乏歷史的含量。

　　例如，《模仿與抵制》論證如何吸納西方文明時，不露痕跡地加入慈禧嗜戲、談戲、指點太監(jiān)演戲以及譚派與清廷的關系等歷史細節(jié)[25]�！锻趵蠣旚[病》是一篇記述太廟掌門人王老爺誓死捍衛(wèi)老佛爺的文章。作者在歷史的回眸中，出其不意地與當下的思考聯結起來，借盛贊王老爺的“固執(zhí)”，諷喻國人的趨炎附勢�？少F的是，于盛贊的同時，并沒有忽略對“愚忠”的批判[26]。讀之，使人既能感受到傳統道德的分量，又不至于迷失在歷史的塵埃里。這或許也有現實性白話所能起到的提醒作用。

　　許多新文學家陶醉于北京的古都魅力，尤其是在離開之后，常常害起強烈的思鄉(xiāng)病來。郁達夫、師陀視北京為“故鄉(xiāng)”。劉半農寫北京如寫戀人。周作人看老店鋪的招牌油然而生“焚香靜坐的安閑而豐腴的生活的幻想”[27]。林海音寫夢里京華，對走街串巷“換綠盆兒”的小販記憶猶新。他們用拗口的歐式白話書寫著對北京的懷戀，一樣的深情和悠長。寫古都不一定非要用古語。

　　同樣，上海小報的文言也能表達都市的摩登時尚。晚清時期的“書寓”是大眾明星，引領著時尚潮流，她們的衣飾是市民模仿的對象，小報就敏感地捕捉到她們身上所傳達出的時尚信息，并反饋給讀者：“春風扇暖天氣絕佳北里諸校書中已有不戴帽而換著銀鼠襖者如杜采秋洪蓮蓀陸瑞卿輩早將前劉海剪得若排鬢一般所著衣服窄袖細腰瘦如竹管在己猶顧影自憐其實沾染惡習毫無好看之處前日偶遇杜采秋于席上見其衣之薄而頭之禿也問之曰得無冷乎采秋曰倪里是春景打扮呀”[28]。聲色笑貌，如在面前。同時上海小報用文言寫出都市的光怪陸離，奇形怪狀，也夠生動。這是寫捧角：

　　“角之善者、我悅而捧之、可也、揚此而抑彼、因捧一角而盡斥他角之不善、甚或入于意氣、流為謾罵、則適足為被捧者樹敵而結怨、其非所以愛護此角之道也、我捧甲而罵乙、捧乙者亦必反唇以罵甲、準40是以言、是不自罵其所捧之人也、捧一角而為之惹罵、可乎不可、近有寒云林屋諸君、以捧白牡丹故、犬罵程艷秋、其且牽涉王瑤卿綠牡丹趙君余輩、樹敵眾而結怨深、我竊為白牡丹危之”[29]。市民的衣食住行是上海小報時時關注的，上海小報用松動文言寫出20世紀30年代上�，F代社會因人口膨脹而引起房荒的緊張現實：“上海以五十方里之地、容居民達三百萬之眾、宜屋少人眾、供求懸殊、容膝之居、動輒數金矣、考房屋之昂貴、固在大房東之以奇貨白居、而二房東之輾轉圖利、亦一大因也”[30]。20世紀40年代，許多小報開設舞廳、舞女專欄，有名的小報文人都寫舞稿，如馮蘅、柳絮、張青子、韋陀等都是寫舞稿的能手。他們有時用文言，有時用白話，讀起來都是同樣的“現代”和鮮活，沒有因文言的關系令人生別扭之感。小報界名人云裳(唐大郎)的專欄“劉郎雜寫”是專用文言寫舞廳和舞女的，如下面這個現代故事：“某舞人告愚，謂有舞客招其坐柜。坐定之后，客即告之曰：我母僅生我，父死久矣!惟我母熱望有一女，因命我在外覓一妹，我好游舞場，見汝佳麗，頗愿締為一家，使汝來妹我，不知芳意亦能同我否？舞人以其客面目可憎，而語言無味，輒拒之曰：我哥哥甚多，不想再做人家妹子。請再喚一人來，問問她們吧!客不悅，自是二人遂相對坐，良久不言。予曰：卿之言，猶婉轉者。若以我而易卿者，則我請其母夫人在外面再尋一丈夫，然后育一女，則此雛方為骨血，豈不較兒子尋妹子為優(yōu)邪？”[31]插寫文言對話不忘讓“舞人”說出大白話，人物性格煞是生動。再如唐大郎的舊體詩詞，至今仍為人稱道。他用連載舊體詩詞的形式，書寫現代都市的風貌和市井風情，真正別具風格。其一：“采芝室與采芝齋，糖食文章一樣佳。士子本非市儈比，烏龜不用認招牌�！泵吭姾蟊馗接薪庹f詞，也是文言，為讀者們看好。這首詩后便寫道：“采芝室主為法家蔡君之別署，以羊毛而談戲，為讀者欣賞其文章者也。其名字與糖果肆之市招同，宛如文魁齋之鬧雙包案焉。”[32]上海小報文言成分雖濃，但其滿溢著的現代氣息一點也不淡薄，使讀者透過文言照樣看到了上海由洋化的物質輪廓所裝飾成的都市天際線。

　　語言和都市，文字與市民，在小報上就是這樣地糾結在一起。小報營造的城市氛圍之所以不會根據語言的文白而定優(yōu)劣，是因作為常態(tài)的兩地市民生活方式是一種長久的歷史積淀，怎會輕易地跟隨語言的表達方式而改變？它的包容性是巨大的，并不一定與某種語言發(fā)生“對號入座”的關系。

　　北京的市民日常生活的常態(tài)是平民化的，市民休閑方式，不以純粹的娛樂為主，可以在談論歷史掌故、評析時事政治的中間尋找到樂趣。所以游戲的筆墨如《實報》“醉丐打油詩”《中華闊人生成奴性》、《黑面包與高粱米》、《販土案乃川戰(zhàn)導火線》、《北平的八多》、《北平下級人寫真》等等，看似油腔滑調，其實表達出國計民生的嚴肅主題。北京小報的語言就這樣在平民外表之下，飽嘗了文人的憂國憂民之心以及皇城子民獨有的歷史責任感、使命感和優(yōu)越感。上海小報的語言另有一番天地，它用莊重的文字談論風月，以多樣的文字風格來表達變動不居的都市。歸根到底，還是生活在選擇語言，在規(guī)定語言的品貌。我們可以看到，兩地市民生活的表述語言，長期都呈現出明顯的獨特性。

　　從以上對京滬兩地小報語言的梳理和考證來看，既見出現代語言生成、傳播與兩地民眾和城市境況的密切關聯，又能夠看到語言營造都市文化時，它所能產生的作用和局限。語言是工具和文化現象，但對于更為穩(wěn)固的市民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tài)來講，它是反映者而不是決定者。但是這個“反映”也大有講究。中國100多年來現代白話的產生和發(fā)展，不是在《新青年》和“五四”的一聲號令之下，在一個早晨便轉變成功的。歐化的白話成了現代文學的主要語言之后，其他語言也不是就都銷聲匿跡了。本文提出的京滬兩地小報的實際情況，就指出“口語白話”、“松動文言”長期存在，成為“歐化白話”的重要參照，是組成現代語的兩脈支流。三者都在不斷增進著語言的“現代性”，并與歷史語言保持了民間的、上層的、世界的割不斷的渠道，互相激蕩，才是今日現代漢語取得如此質地的根源。松動文言和口語白話在表現現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上，都盡了自己的歷史責任，歐化白話與它們的相異之點，可能不在于此(雖然歐化白話照樣可以表現現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而是表現在對于現代純文學的革命性產生的價值方面。這是我研究了小報語言文化現象后的一點“多余的話”，已經跑到論題外面去了。

　　41[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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