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誰是周文

　　1952年7月1日，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31周年紀念日，周文猝然離世。那時他正值盛年，剛過45歲生日。

　　周文死在一個新世道誕生的第三年。那曾是他夢想一世，奮斗半生的世道。

　　周文被定為自殺，黨內(nèi)除名。

　　2007年，周文誕辰百年之際，我赴京參加一個關(guān)于他的研討會，后來去拜訪了周文在重慶《新華日報》的下屬，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先生，他們夫婦倆說，當時都聽了關(guān)于周文之死的傳達報告，毛澤東有一個八字批示：“自絕于黨，棄之荒郊�！庇纱耍白越^于××”之說誕生。死亡開始成為最后一項罪名。

　　周文瞬間失去一切，甚至失去了穿干部服的資格，套了一身古怪的黑壽衣，被草草葬在了京郊一個普通墓地里，沒有墓碑。周文夫人鄭育之死死記住了這個無名墓地的位置。數(shù)年后，當鄭育之也將被趕出京城之前，她偷偷來到這里，將周文遺骸轉(zhuǎn)移到萬安公墓，給他立了一塊碑，上面刻了一個陌生的名字：何開榮。那是周文在老家的原名。

　　周文迅速從這個世界消失了。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知道周文。

　　那時，我和他那個叫李虹的、但從未謀面的外孫女相識了。一次閑聊中，她對我說，她有一個姥爺，叫周文，是一個作家。三十年代在左聯(lián)工作過，當過左聯(lián)的組織部長，是魯迅的學生，給魯迅抬過棺。那時候，我自認為對中國的現(xiàn)代文學已有些了解，除了左翼作家，革命作家，連鴛鴦蝴蝶派新感覺派也知道一些，但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也沒有讀過他的任何作品。

　　李虹說，很長時間，她們第三代的孩子們，也不知道自己有這么一個姥爺。

　　周文重新被提起，始于文革初期，那是一個極其復雜怪異的動蕩歲月。當年陷周文于泥沼的人們，14年后自己也落入波濤洶涌的汪洋大海之中。周文這個被封存已久的名字，開始出現(xiàn)在中央黨校的大字報上，一些知情人和群眾組織開始質(zhì)疑周文之死。被“周文自殺”事件壓抑與牽連了多年的鄭育之——一個三十年代初期入黨，有著許多傳奇經(jīng)歷的上海灘上的地下工作者，開始了漫長的，艱難的，不屈不撓的為丈夫?qū)で笃椒粗�。但一直未果，反倒又吃了許多苦頭。一直到了波譎云詭的1975年，中國現(xiàn)代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兩個人——毛澤東和鄧小平，一起為周文恢復了名譽。1976年初，周文的遺骨被取出，火化后安放于八寶山。他的骨灰盒上，蓋上了黨旗。

　　不久，李虹拿來一份裝訂成冊的復印文件，首頁是一份標記為1975年第263號的中共中央文件，整頁是大字體的毛澤東批示：“此件印發(fā)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時送李井泉鄭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壓迫，他不會死，此點我看沒有疑義。請中央組織部予以復查，妥善解決。毛澤東。十月三十日�！�

　　后面是中共中央鄧辦發(fā)出的《中央組織部關(guān)于周文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況調(diào)查》及鄧小平給毛澤東的請示：“主席：政治局會議同意中央組織部對周文同志的復查報告，同意中組部所擬三條平反和善后處理意見，現(xiàn)送請批示。鄧小平 十一月二十八日”，隨后附有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給周文的數(shù)封親筆信和鄭育之給毛澤東的申訴信。然后是追悼會上發(fā)布的悼詞和一大片參加追悼會的人員名單。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關(guān)于周文的文字材料。

　　從此，周文那張清癯、文靜又隱隱透著川人倔強的照片開始掛在家人子孫的廳堂里。這張臉漸漸開始為我們熟悉了。但這一切，周文都一無所知。

　　周文是在惶然，悲愴，痛苦與絕望中離世的，那是周文對這世界最后的情緒。在那之前，周文努力過，掙扎過，苦苦思索過，甚至違背周文一貫的做派，違心地反省過、自責過、檢討過。但都沒能得到解脫。

　　1978年，周文從未謀面的外孫女李虹成為我的妻子。我們生了一個男孩。于是，這個對周文一無所知的男孩與周文有了八分之一的血統(tǒng)，于是，周文與我也有了某種關(guān)聯(lián)。周文與我另一種更深刻的關(guān)聯(lián)是，我們有著同一種終生熱愛的職業(yè)——寫作。

　　八十年代開始之后，我陸續(xù)讀到了重新出版的周文作品。那是他在三十年代寫的一批雜文，隨筆，評論，短篇，中篇，長篇……可以說，周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三十歲以前寫完了。那時，從文學領(lǐng)域發(fā)端的白話文運動興起還不到二十年。對于一個遠離政治文化中心，只受過十多年舊式教育，進過兩三年新興學堂的年輕人，周文無疑是極具文學天賦的，在他動筆寫小說之前，讀過的文學經(jīng)典，不會超過十部。更可貴的是，在左翼文學中常見那些毛病——狂熱，教條，偏執(zhí)，功利，廉價的浪漫主義，空洞的鼓動宣傳，甚至直接用文學來組織群眾發(fā)動革命……這些，周文都很少沾染。本原，對一個從偏遠邊城來的一個左傾文學青年，這些都是極易受到蠱惑的。周文走了另外一條踏實的路，寫他熟悉的，寫他心中的，由此，我們才看到了像《雪地》、《山坡下》，《在白森鎮(zhèn)》、《煙苗季》等等一大批內(nèi)容獨特，風格迥異的周文式小說，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留下了一幅幅不可取代的社會生活畫卷。雪域高原，茶馬古道，險關(guān)狹谷，挑夫馬幫，軍閥土匪，山民煙客，家族傾軋，同仁暗斗，幫派火并……讀周文的小說，常讓我想起鳳凰城下的沈從文，呼倫河畔的蕭紅。

　　周文幾乎是一腳就踏入了中國文壇，處女作就是成名作。他被魯迅先生看作中國最有才華的青年作家之一。1934年，魯迅和茅盾應美國作家伊羅生之約，編選了一本中國短篇小說集，入選23位作家，周文名列其中，同時又把周文、劉丹主編的《文藝》月刊雜志也推薦給了伊羅生。我后來常想，如果周文就在文學之路上走下去，又會如何呢？三十年代他的許多同道師友——胡風，巴金，聶紺弩，靳以，肖乾，黎烈文，肖軍，肖紅，張?zhí)煲�、沙汀、艾蕪、歐陽山……周文會成為哪一個的相似者？

　　由西康邊城到十里洋場，周文成為一名作家的同時，也成為一名職業(yè)革命家，這兩種身份，編織成他跌宕復雜的人生。

　　回望中國漫漫百年，懷想周文傳奇一生，突然發(fā)現(xiàn)，他一生中有兩次出川，神秘地劃出他兩道古怪的命運曲線。

　　周文的兩次出川相隔整整十年。

　　第一次出川是1930年初，行川江，過夔門，下江南。那一年他23歲。

　　這一次是苦悶，憂憤，孤獨而出，自信，睿智，從容而歸。

　　第二次出川是1940年初，越秦嶺，出劍閣，赴陜北。那一年他33歲。

　　這一次是豪邁，熱情，堅定而出，卻是歸去不再來兮……

　　2·披云出夔門

　　1907年6月17日，川西，山水林木深處的古鎮(zhèn)滎經(jīng)，一個男嬰呱呱墜地，起名何開榮。踏入文壇后，他給自己改名為周文——周，他崇敬的魯迅先生本姓。文，他鐘愛一生的文學。

　　一百年之后，我來到周文故鄉(xiāng)。飛抵成都，行駛?cè)俣嗬锏矫利惖挠瓿茄虐�，再駛�?shù)十里，到群峰環(huán)繞，林木森森的滎經(jīng)，這里還保存著數(shù)人環(huán)抱的古樹，保留著數(shù)百年前的老屋和風情如夢的舊街巷。我想，百年之前，在這樣偏遠閉塞，與世隔絕，又山清水秀物產(chǎn)豐饒的地方，大多數(shù)人都會囿于故土，終老一生。特別像何家這樣有房有地有店鋪，家道還算殷實，未有衣食之虞的人家。4歲，周文上私塾，一讀就是十年。15歲，考入新學堂雅州聯(lián)立中學。16歲，在母親包辦下完婚。18歲，到表姐夫任旅長的川邊軍供職，做候差，文書，印鑒官，禁煙委員……20歲，做了康定化林坪分縣的代縣長。從上面簡單的履歷可以看出，在那樣的年代，那樣的環(huán)境，他算是順遂的。他有一個能干果決的母親，有一個稍有權(quán)勢的親戚，還有幾個慧眼識才的師長。就這樣一個本原可以安寧平庸度日，或升官發(fā)財娶姨太太的邊城青年才俊，突然決意出川，浪跡天涯了。

　　生活中有許多偶然。周文恰恰在他人生的幾次關(guān)鍵當口，都被某種偶然遇上了。

　　母親為他包辦的婚姻，是他出走的第一推動力。中國五四之后的作家，革命家名單中，因不滿封建包辦婚姻而走上新路的人不在少數(shù)。周文兄弟三人，他是長子。周文的父親是秀才，中醫(yī)，開了一家藥鋪。父親在他5歲時患肺病去世，母親獨自撐起家業(yè)，養(yǎng)育失怙三子。在一個男權(quán)社會中，孤兒寡母有許多的凄涼、苦楚與無奈。周文的父親離世之后，母親便讓孩子們對她以“爸爸”相稱，并寄希望于長子周文，希望他早日成人成才，成為家庭棟梁。在他16歲的少年時光，周母便主持周文完婚。新娘是周文全然陌生的，比他大兩歲，是臨近一戶小地主家的女兒。緊接著，母親讓周文到表姐夫的部隊里任職，周文離家赴職，也算是一次對無愛婚姻的逃離。但是對于一個單純，善良，夢尚未做完的知識青年來說，部隊血腥，鄙俗，冷酷，弱肉強食的生活，無異是另一種地獄。那一段日子唯一的收獲，就是為他日后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許多獨特又鮮活的素材。

　　他不斷地變換職業(yè)，后來考取國民二十四軍劉成勛辦的川康邊政訓練所，這個期間，他讀了許多對他來說無異于開天眼的書刊：政治學、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三民主義，郭沫若，張資平，陳獨秀，魯迅……他被啟蒙了，苦悶彷徨之中，他看到了黑暗與愚昧，不公與野蠻，他渴望光明，渴望自由，渴望尋到生活的意義，也渴望真正的愛情與婚姻。

　　在川康邊政訓練所時期，周文遇見了影響了他一生的兩個人，一位叫劉伯量的老師，一位名叫駱枕寒的青年友人。周文后來說：“我一位同學的弟弟駱枕寒和我很要好，他也不滿于家庭和軍隊生活，堅決離去，在上海流浪，他的個性很強，人很正直。給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在上海經(jīng)常和我通信，敘述他流浪的苦境，也敘述他的快樂。那種苦我是不怕的，在我覺得倒是一種快樂。我能夠離開我的家鄉(xiāng)，能夠離開周圍一切我所痛惡的……”[1]

　　無愛的婚姻，兩人都被深深傷害。母親渴望家族早日興旺，周文的小弟不幸夭亡，母親太需要男丁，周文只得生下一個孩子——可惜是一個女兒，在母親要求下，妻子又懷孕了。周文不能夠再忍受下去，編了一個謊言，從母親那兒要來了200銀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騙來了200銀元。于是，1930年3月，他拋家別子，跋山涉水決然出川了。

　　船出夔門，他回頭對著漸行漸遠的家鄉(xiāng)喊著：你丑惡的四川，我永遠不要再見你了。

　　往后的十年，是周文一生中可圈可點日新月異的十年。那是一次痛苦，艱難而綺麗的羽化，他破繭為蝶。

　　三月出發(fā)，五月到上海。駱枕寒的哥哥接待了他，告訴他上海太過奢華，不能久留，帶他去到南京，住在四川會館，與駱枕寒等一批川籍流浪青年開始了一段艱苦又浪漫的生活。有錢大家花，有飯一起吃，讀書論世，桀驁不馴，看《阿Ｑ正傳》、《拓荒者》，看花花世界，新生活。這天地人三不管的日子倒也很自在。但等到大家的錢都花光了，還得去找尋吃飯的行當。

　　當年在川康邊政訓練所的劉伯量老師，此時已任南京政府農(nóng)礦部林政司司長。知道周文境況，把他介紹給一位即將去浙江蘭溪任公安局長的同鄉(xiāng)，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長，有吃有住，月薪50元，這一類查毒禁賭的肥差，還有許多額外進項，像他這樣的外來流浪打工者，該是非常滿足了。但周文身上有一種東西，那就是傳統(tǒng)文人與現(xiàn)代獨立知識分子都視為身家性命的道德追求，就像學者張寧指出的“他與周揚、丁玲等還是有很大區(qū)別的。周文的不同，并非來自獨立思考，而是來自獨立道德。”這一點，讓他不見容于所謂的舊社會，到得后來，同樣也不見容于他曾經(jīng)以全副身心去擁抱的新制度。

　　去蘭溪赴職后，周文并無自得之感，甚至很不快樂。他不喜歡整日在身邊蠅蠅嗡嗡的那些想從他身上討些好的地皮流氓，也看不慣那種官府豪紳或明或暗的枉法勾當。一次接報有豪紳聚賭，抓還是不抓，局長很是猶疑。周文堅決要抓，并且果真就抓了，還親自審問施以處罰。果然就弄到縣長跑來責問局長，被抓者放出后揚言報復，讓局長非常狼狽，只好賠罪道歉。剛剛到任幾個月周文慨然辭職而去。

　　周文又回到南京，他不愿再依賴劉伯量，自己考取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抄寫員，為即將召開的“國民大會”抄寫國民黨黨員的調(diào)查表和測驗表。干了一個月，他開始吐血，查出了肺病，那是致他父親于死的一種惡病。劉伯量借了一筆錢給他，讓他去西湖療養(yǎng)。而后，劉伯量再次介紹他去江西修水，擔任修水縣水利委員會科員，月薪40元。不到一個月，周文再次請辭。

　　在修水期間，周文知道了紅軍，知道了共產(chǎn)黨，并心向往之。他隱約覺得他的好友駱枕寒是一個可以幫他找到共產(chǎn)黨的人，又遠赴廣州去找他。在1940年到達延安不久，交給中組部的自傳中，周文這樣寫道：“回到南京后不久，‘九•一八’事件爆發(fā)了，許多人去參加了義勇軍，在南京城里報名，每天早晨跑去出操，但我不愿參加義勇軍，我當時覺得那是狹隘的國家主義的觀念，那時我認為所謂保衛(wèi)國家者，是替國民黨，替壓迫階級保衛(wèi)國家，我不愿干，我要的是加入共產(chǎn)黨。我非�？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找不到共產(chǎn)黨在那里！我積極的開始看關(guān)于國際問題的書，《蘇聯(lián)視察記》我看到了。我又第一次真正明了這世界上已經(jīng)有了不準人壓迫人而且進向新人類的國家，而這國家就是共產(chǎn)黨所創(chuàng)造的。我對于加入共產(chǎn)黨的心更是非常熱切。決心為創(chuàng)造新社會而奮斗……我認為要找尋共產(chǎn)黨恐怕只有駱枕寒才有辦法。我認為他一定還認得一些共產(chǎn)黨。我決定到廣州去找他�！� [2]

　　在廣州，周文找到了駱枕寒，但是沒有找到共產(chǎn)黨。沒有工作，衣食無著，他們不得不再次返回南京。時局動蕩，劉伯量愿意出錢送他回四川，母親也來信要他返鄉(xiāng)，但是周文都拒絕了�？恐鴦⒉颗紶柕慕訚�，周文和駱枕寒過著極其清貧的生活，但做著極其壯麗的夢。他們互相溫暖互相鼓勵，讀一些社會科學書刊，了解十月革命。這樣激越又羅曼蒂克的生活過了幾個月，依然難以為繼。劉伯量再一次介紹他到安徽省教育廳任事務員，又過上了月薪50元的小康生活。

　　安徽省教育廳秘書處有一個日本留學歸來的年輕人，是廳長的弟弟，叫葉元爍——就是日后我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以群。許多年中，凡上過大學中文系的，大都讀過他那本大名鼎鼎的高校教材《文學的基本原理》。以群當時在編一本叫《安徽學生》的刊物，他無意中發(fā)現(xiàn)周文那兒的一本禁書——蘇聯(lián)小說《一周間》，他開始注意周文，并把他也調(diào)到秘書處一塊兒編刊物。這份工作比較清閑，讓周文有時間寫那部醞釀已久的長篇小說。周文的文學生涯由此發(fā)端，同時，他的革命生涯也由此發(fā)端——周文生平第一次遇見了一個活生生的共產(chǎn)黨人。以群成了周文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這一點是那位樂善好施的國民政府林政司長劉伯量先生始料所不及的。

　　周文死后第14年，1966年8月，文革高潮中，葉以群在上海跳樓自殺。這也是這位革命領(lǐng)路人當年不曾料想到的。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也注意到劉伯量這個人，在周文的文字中，多次出現(xiàn)過這個名字，周文在自傳中這樣說道他：“劉伯量是我的老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對革命相當同情，我的親戚——過去當副司令的那位，名賀次璜，我回成都后又和他往來，他對革命無所謂。文藝界如：老舍、馬宗融、羅念生、謝文炳、劉盛亞、李劼人、陶雄、蕭曼若、劉開渠、厲歌天、葉鼎彝等等，都是自由主義的作家，對革命很同情，和我都很好，現(xiàn)在還在通信。”可以看出，在周文那里，“自由主義者”是一個還說的過去的褒詞。

　　周文這段話中提到的劉盛亞，是劉伯量的兒子，在南京期間，周文曾與他一起籌辦文藝刊物。劉盛亞后來留學德國，納粹上臺，劉盛亞寫過十多篇揭露納粹的文章，成為我國最早的反法西斯作家�？箲�(zhàn)開始，劉盛亞毅然返國共赴國難，被聘為內(nèi)遷樂山的武漢大學教授。1957年，與時任川大農(nóng)學院院長的父親一起，雙雙化為右派。1960年，劉盛亞死于峨邊沙坪勞改營。

　　在安徽省教育廳，周文與以群成為形影不離的密友，從他那里，周文讀到了《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國家與革命》、普列漢諾夫的《藝術(shù)論》，還有蘇聯(lián)版的《黨員初級讀物》，也讀他以筆名華蒂發(fā)表的許多作品。

　　周文傾聽，思索，閱讀，寫作。

　　周文在以群的鼓勵下，開始在他主編的《皖江晚報》副刊《雀鳴》上發(fā)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啟蒙后，以群告訴他，自己是左聯(lián)的。左聯(lián)是革命文藝組織，魯迅也在里面。他們成立了“安徽文藝研究會”，算作左聯(lián)的一個部分。

　　周文說：“我在這時期，一直都非常興奮，我們研究著，工作著。到十月，華蒂（以群）回上海去了，我就介紹駱枕寒給他，駱枕寒也就到了上海。十一月，我便辭去了教育廳的職務，趕到上海，參加‘左聯(lián)’。因為駱枕寒是修理飛機的技術(shù)人員，他們把他介紹給黨，送到福建蘇區(qū)去了，聽說他后來在那里當了參謀，帶了傷，長征時留在中央蘇區(qū)。犧牲了！我在‘左聯(lián)’里參加了一個小組，并擔任油印工作。那時‘左聯(lián)’編一部改編名著的大眾叢書，要我編《鐵流》、《毀滅》……我開始發(fā)表小說，用的筆名是何谷天�！盵3]

　　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聯(lián)組織部長以群和宣傳部長丁玲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后又被選為左聯(lián)執(zhí)委，組織部長，并進入黨組，黨組的另兩位成員是林伯修和周揚。開始了他職業(yè)革命家和職業(yè)作家的雙重生活。

　　那時候的革命者，沒有工資，生活靠自己去掙，住房靠自己去租，苦難與危險靠自己去承擔。這些都滿足了周文對自己的道德要求，也保證了他道德獨立的自我期許。在漂泊的旅途上，他有時和那些底層的窮苦百姓一起擠在混亂骯臟的輪船上，火車里，會有一種融入勞苦大眾的自豪感。也為他們的貧窮與不幸感到傷痛。這些，成為他創(chuàng)作的道德背景。

　　1933年4月，周文到左聯(lián)的數(shù)月之后，他的生活里進入一個女性，這是一個日本歸僑的女兒，當時還在上海一個教會中學讀書。這個女性就是多年之后我叫她“姥姥”的鄭育之。

　　鄭育之，1913年生于日本橫濱，1919年歸國。父親是一家金業(yè)交易所會計科科長，在當年上海灘上，該算中等人家。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許多這樣人家的小姐，都醉心于革命文藝書刊。鄭育之的人生嬗變，與一位當時著名的左傾女作家有關(guān)，那就是當時風靡一時的《莎菲女士日記》的作者丁玲。“9•18”事變之后的一天，丁玲由一位地下黨身份的老師請到鄭育之班上講課，這是少女鄭育之第一次與丁玲相遇，從此，她與丁玲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情誼。那一堂課之后，那位老師給她們幾個要好的學生講了一些丁玲的故事，包括她那個被槍殺的丈夫——作家胡也頻。

　　1932年1月28日，日軍分三路猛烈進攻上海，蔣光鼐、蔡廷鎧領(lǐng)導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陸軍奮起抗敵，史稱“1•28”事變的第一次滬淞抗戰(zhàn)爆發(fā)，上海進入動蕩年代。鄭育之等幾個向往革命的學生已經(jīng)無心念書，她們希望找到共產(chǎn)黨，數(shù)次努力未果，三個十幾歲的丫頭竟冒昧地給當時丁玲主編的刊物《北斗》寫信，表達了這樣的愿望。兩個月多之后，當她們幾乎失望的時候，丁玲委托以群給她們復了信。經(jīng)過一段時間考驗，接納她們?nèi)齻�女生進入左聯(lián)工作。

　　在一次秘密的組織生活會上，鄭育之第一次與周文這個曾經(jīng)天遠地隔的川西青年相遇。

　　鄭育之一邊念書，一邊為左聯(lián)做一些工作。她當時已經(jīng)是一名地下青年團員。

　　參加那次會議的還有以群和與鄭育之一起給丁玲寫信的姑娘梁文若。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會議，在四川北路1649弄，周文租住的一個亭子間，革命說完之后，大家各自敘說了自己家庭的政治經(jīng)濟情況，婚戀情況。周文如實說了自己的家庭，經(jīng)歷以及婚姻和逃婚。梁文若則宣告，她已經(jīng)和以群同居。

　　浪漫時期的革命情侶常常走不到頭。梁文若和以群最終分手。但是數(shù)十年后，都選擇了同一條不歸路，文革中，梁文若也跳樓自殺。而鄭育之卻從此與周文風雨相隨，一直到周文倒下。

　　這一年，周文26歲，鄭育之20歲，正值豆蔻年華。

　　3· 上海灘傳奇：
革命－文學－愛情

　　動蕩的歲月總是青年的節(jié)日，但他們的父母不會這樣感受。鄭育之和她的同志們開會，學習，刻鋼板，發(fā)文件，到先施公司樓頂撒傳單，到滬東工廠區(qū)貼壁報……這些這些危險的活動大多都是在夜間秘密進行的。鄭育之的父親對女兒這樣鬼鬼祟祟夜不歸宿既擔心又惱怒，訓斥無效后，常常不給她開門，甚至下了逐客令。鄭育之也早已做好準備，陸陸續(xù)續(xù)將自己的衣物用品轉(zhuǎn)移到周文住處，終于在某一天，住到了周文家。開始了他們的同居生活。與家庭斷絕了往來。鄭育之后來這樣回憶他們的那一段歲月：“同居后，為了節(jié)約開支，開始了自煮飯菜，我既不會燒飯菜，也不會生爐子，于是由周文獨自挑起來，但他計劃得很有秩序，只在晚上，用煤油爐燒一鍋飯，吃剩的留到次日早晨，用開水泡熱兩人吃了分頭參加組織上安排深入工廠，進行女工的宣傳組織工作……兩人都無固定收入，生活非常艱苦。如果有了兩三元錢，那么個人拿一半作為車費，到了中午，買上兩只燒餅充饑。晚飯只有咸菜燒豆瓣下飯。實在開不了鍋，就到葉以群家混口飯吃。路上經(jīng)常會遇到盯梢及密探。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設法擺脫。于是前車門上車，再逐步移到后車門下車。必要時，還得轉(zhuǎn)小街，走小巷。在棚戶密集的地帶找到只有女性的居戶，要求在他們家小便，或要求脫衣等拖長時間，讓密探找不到……”[4]

　　這個小小的亭子間同時還是左聯(lián)機關(guān)所在地。像我們在電影中常�？吹降囊粯�，他們兩人拉上厚厚的窗簾，通宵達旦寫文件，刻鋼板，擬飛行集會上用的口號傳單，與上下級秘密接頭……

　　革命，愛情，文學……編織成了周文在上海時代的色彩斑斕的背景。這種生活是緊張的，艱苦的，危險的。也是浪漫的，自由的，充滿激情和創(chuàng)造力的。

　　下面是從《周文年表》1933年段中摘出來的一些內(nèi)容：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周年紀念大示威。文藝雜志《春光》在光華書店出版發(fā)行。將魯迅翻譯的法捷耶夫長篇小說《毀滅》改編縮寫為通俗本完稿， 5月由光華書局出版發(fā)行。發(fā)售第三天，被當局查禁。參加青年文學研究會開展的文學創(chuàng)作座談會，發(fā)展了王堯山等人加入左聯(lián)組織。與汪侖、周鋼鳴、劉丹在四川北路跟臺灣人張慶璋先生學習日語。在內(nèi)山書店遇到魯迅先生并向先生請教。魯迅向他們介紹了《志賀直哉集》等作品。在圣公會教堂(現(xiàn)山東路145號)樓上秘密地召開新選出的左聯(lián)第二屆執(zhí)委會，魯迅參加會議。丁玲約樓適夷到周文住處商討傳單口號內(nèi)容，周文刻印并帶傳單參加飛行集會。將蘇聯(lián)作家綏拉菲莫維支的名著長篇小說《鐵流》改編為縮寫通俗本，由光華書局出版。丁玲和潘梓年被捕，周文遷居。國民御侮自救會總會、分會被封閉，小組轉(zhuǎn)入地下活動。周文夫婦再遷居海寧路�；I款寄給丁玲湖南家鄉(xiāng)的寡母。將美國作家邁克.果爾德長篇革命小說《沒錢的猶太人》縮寫為通俗本。參加左聯(lián)創(chuàng)作理論座談會，魯迅在會上提出認真創(chuàng)作，努力培養(yǎng)新人。參與組建現(xiàn)代文藝研究社，成員有何家槐，周文，夏征農(nóng)，葉紫，歐陽山、楊剛、草明、艾蕪、聶紺弩，吳奚如，丘東平、楊潮、盧夢等。進入左聯(lián)黨組，擔任組織干事，周揚出席會議。聯(lián)系并指導復旦大學左聯(lián)成員工作。出席暨南、光華大學小組會議。參加左聯(lián)小組會。聯(lián)系并指導玻璃廠、印刷廠等工人小組和農(nóng)民小組的工作。樓適夷被捕，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的工作由周文接替。鄭育之娘家被搜，周文夫婦又搬家離開四川北路到赫德路居住在一個亭子間內(nèi)。由于叛徙出賣，鄭育之被捕。周文避住工人區(qū)。一個多月后，鄭育之被娘家人疏通暫釋，保人將她送回娘家，關(guān)在家中。在此期間，周文接到母親來信，弟弟何開富在軍閥混戰(zhàn)中陣亡。母親寄來路費要求周文回家，周文退回錢，表示不能離開革命工作……

　　1933年，周文來到上海的第一個年頭是如此多姿多彩。

　　就在這樣如火如荼的一年中，除了上面說到的改寫了那三部長篇名著之外，周文還創(chuàng)作了《恨》、《薛仁貴征東》、《一個英雄》、《母親》等大量小說，詩歌，散文，評論。這一年，他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作——短篇小說《雪地》，發(fā)在茅盾主編的《文學》雜志9月號上。這是一篇以他在西康的軍旅生活為素材的作品，述說了那些軍閥部隊的士兵們不堪忍受軍官欺壓奮起反抗的故事。小說寫完后，周文將它寄給魯迅先生，很快就收到先生肯定這篇小說的復信，說已將它轉(zhuǎn)給茅盾。與《雪地》同期，還發(fā)表了茅盾用“惕若”的筆名寫的評論文章《雪地的尾巴》。1934年，魯迅、茅盾將《雪地》推薦給美國作家伊羅生，收入他主編的中國短篇小說集《草鞋腳》，同時又把周文、劉丹主編的《文藝》月刊雜志推薦給伊羅生。由此開始，周文進入了中國三十年代文學史。另一件事，則讓他進入了現(xiàn)代革命史。

　　1933年9月27日，上海福州路上（今上海漢口路613號），那家在當時看來很氣派的東方旅社，入住了一對衣飾華貴的新人。這對新人就是周文與鄭育之。這是他們結(jié)合半年以來，最像新郎新娘的一天。從第二天開始，他們陸續(xù)購進了鍋、盆、碗、碟、茶杯、刀叉、汽爐以及許多罐頭、汽水、蘇打水等食物，還有兩只碩大的樟木箱，里面裝滿面包�？雌饋恚裥氯藶樾律钐碇玫囊粦蛹矣闷�。這是他們?yōu)橐淮沃卮蟮拿孛軙h做的后勤準備。

　　此時，由英國肖伯納、馬萊爵士，蘇聯(lián)高爾基，法國古久里、羅曼•羅蘭，中國魯迅、宋慶齡等發(fā)起參與的國際組織——“世界反帝大同盟”，派代表團來到上海，準備召開遠東反帝大同盟會議，由于當局阻撓與監(jiān)控。會議只好轉(zhuǎn)入地下。中共中央責成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馮雪峰負責籌備此次會議。周文夫婦購買的那些飲食器具，就是為這次會議準備的。

　　會期臨近，地下黨交通前來帶領(lǐng)周文夫婦將一應物品運送到開會地點。這對新人上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都隨了他們的主人永遠埋入地下。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周文在第一時間里從馮雪峰那里得到消息，立即參與先生的一應后事，治喪，守靈，下葬。是為魯迅抬棺的16位青年之一。當許廣平母子處境危險的時候，又安排他們與鄭育之父母一家同住數(shù)年，盡力保護她的安全。其后魯迅的每一個忌日，在上海，在成都，在延安，周文都是紀念活動的重要發(fā)起者或組織者，寫了許多關(guān)于魯迅先生的文章。

　　這一切，周文都很少說起，也很少見諸于他的文字，連到了延安之后的那份向黨中央交心的萬字自傳里，也一字未提他與魯迅那些足以耀人的私交和地下黨時那些重要活動。周文是一個自尊的，內(nèi)斂的，甚至是慎獨的人。

　　4·大風起兮云飛揚：在抗戰(zhàn)的成都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同年8月13日滬淞會戰(zhàn)開始。周文放下了小說創(chuàng)作，寫了一系列抗日救國的雜文、評論，詩歌。此時，因為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在共產(chǎn)國際授意下，左聯(lián)已經(jīng)解散一年多了，上海的危勢，也不可能再開展更大的文化活動。周文主動要求到四川去做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工作。他說：“我己懂得了許多，對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重要性，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我更覺有了很多把握。潘漢年同志和馮雪峰同志都愿意我去，由潘漢年同志給我寫一封介紹信到成都去找李一氓同志，并帶一份關(guān)于成都救亡活動分子的秘密調(diào)查報告給李一氓去�！盵8]

　　1937年9月，周文經(jīng)南京到武漢，找到胡風與董純才，稍事停留后，又乘船入川經(jīng)重慶到達成都。這是他7年前乘風破浪下江南時的同一條路線，只不過這一次是逆流而上。

　　離家七載，周文返川。船入夔門的時候，不知他還記得當年永不還鄉(xiāng)的誓言否？

　　曾給周文許多關(guān)懷與幫助的恩師劉伯量先生，此時也在成都，任四川省政府設計委員會委員。周文一到成都，就去了文廟前街15號的劉伯量先生家，還在他家吃住了一段時間。周文說：“他這人是一個學者，愛好文藝，他知道我離開他以后的幾年來，不斷的努力創(chuàng)作，出過好幾本書，在他看來在創(chuàng)作上是算得有了點成就，在社會上己小有地位，對我過去的對他斷絕關(guān)系并不介意，而且對我更好些。我到成都就住在他的家里，從他那里認識了許多他的同事和教授之類，漸漸擴大我的社會范圍，我到的第二天，正是成都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開成立大會的一天，他約我一同去參加，他還要我作一番演說�！盵9]

　　潘漢年要周文去接頭的李一氓卻沒有找到，他已經(jīng)到南昌新四軍去了。周文立刻寫信與潘漢年、馮雪峰說明情況。決定自己獨立開展工作。

　　7年前，周文以一個彷徨苦悶的文學青年之身出川，7年后，他重返故里，已是一個知名作家，文學組織者，堅定的革命者和成熟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者了。

　　在這塊當年被詛咒的土地上，周文如魚得水，縱橫捭闔。

　　成都文藝界得知周文回來，為他舉行茶話會歡迎會。他們希望周文幫助他們，領(lǐng)導他們。他為文藝工作者協(xié)會的朋友寫稿，看稿，編刊物，和他們個別接近，去認識他們。周文還結(jié)識了川大的一些老作家老教授，如朱光潛，羅念生，謝文炳，陳翔鶴等。周文將二十余位知名作家教授上層知識文化界人士，組成成都文藝界聯(lián)誼會，推動他們出版文藝刊物，又將七八十位文藝界青年組織為成都文藝工作團，周文參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在藝術(shù)委員會負責文藝組，又結(jié)識了成都的許多救亡活動分子，很快在成都打開了工作局面。胡風等人在漢口籌備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周文與他常有聯(lián)系，借馮玉祥，老舍來蓉之機，成立了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成都分會，一時間，這座悠閑的古城熱鬧起來，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出近百個文藝刊物。

　　直到此時，周文依然是一個自食其力的自由職業(yè)者。經(jīng)劉伯量介紹，他到設計委員會文化委員會任助理員。后又到成都市政府任科員，有了每月八十元的薪金。成都市長楊全宇是劉伯量的同學，對周文很好，使周文有更多機會來做他的工作。后來，在南京曾與周文一起做過創(chuàng)辦文藝刊物夢的劉盛亞從德國回來，終于通過父親籌到款項，與周文一起創(chuàng)辦了《文藝后防》。

　　到成都之后，周文才知道，老家的元配在失去周文音訊多年又聽說他已經(jīng)死亡的傳言之后，改嫁他鄉(xiāng)，不知去向。周文從滎經(jīng)接來了母親、七年未見的大女兒和出走后才出生的小女兒，鄭育之也取道香港來到成都。周文一邊做著自己的文化活動，一邊過起了老少三代天倫之樂的家庭生活。在日后遠赴陜北的時候，帶上了一直未盡為父之責的兩個女兒，于是，數(shù)十年后，才有了我的妻子李虹和我的岳母何靖康。命運有時候就是這樣不可捉摸。

　　許多年后，我和周文的成都老鄉(xiāng)謝韜先生聊天，談到周文為了工作方便，買了一輛自行車，還請了保姆，每月給工薪5元。謝韜先生說，5元？很高的工薪啊，那時候，請一個保姆2元就很高了，自行車更是稀罕物，比現(xiàn)在小車還時髦。

　　周文并無功成名就衣錦還鄉(xiāng)的輕佻，也沒有亂用自己在黨內(nèi)的身份與人脈，他將自己的使命深藏起來，以一個文化人本份踏踏實實做一些他熱愛的工作。以至于一些左傾青年私底下說他很灰色。

　　2007年7月，在成都，我尋訪了許多周文當年活動過的遺跡舊址，秘密接頭的努力餐館，碰頭聚會的望江樓，居住過的桂花巷，舉行集會的人民公園，辦過魯迅紀念展的圖書館，還有他當年來來回回走過無數(shù)次的大街小巷……有些建筑還在，有些連一整條街巷都消失了，滿大街熙熙攘攘車水馬龍，還有人記得當年那些個激越又緊張的日子嗎？努力餐館已經(jīng)重新改建裝飾一新，要不是招牌上那幾個字，便是周文再世，也不會認出它來。他的老板車耀先是我少年時讀《紅巖》就銘記在心的人物，還有羅世文，朱亞文，這些周文當年的戰(zhàn)友，都死在他們的夢想即將實現(xiàn)的時刻。

　　1939的一件事情，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

　　設于抗戰(zhàn)前線二戰(zhàn)區(qū)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學聘任周文去做教授。周文后來說：“一個從事文藝工作的，在這抗戰(zhàn)期間不到前方或其他地方走走是不會寫出有力作品來的。我很想到延安來走走，再到前方去。我把這事提特委討論，特委同意我來延安。恰巧林老（林伯渠）、吳老（吳玉章）、王明同志到成都，他們向我說，還是到民大去的好，到那里可以埋藏下來在那里工作。我便決定往民大去。”[10]

　　5·擎火出劍閣：向延安

　　1939年12月10日，周文帶了妻女和一百多名在川招收的民大新生，從成都出發(fā)，開始了五十多天，三千多里的長途跋涉，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1940年初，周文第二次出川了——出劍閣，翻秦嶺，下咸陽，走到西安附近，傳來民大生變，閻錫山和共產(chǎn)黨鬧磨擦了。于是帶上隊伍直奔延安。

　　1940年2月2日，周文和他的隊伍到達延安。

　　生活就在那一瞬間改變了樣式——那種軍事共產(chǎn)主義的生活是以一種莊嚴，熱烈，嚴謹，樸素并不可變更的方式呈現(xiàn)在他的面前的，幾乎所有的人一進入這樣的新生活，都會熱血沸騰。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首先前來迎接他們的是民眾劇團團長柯仲平和他的團員們�？轮倨脚c周文緊緊擁抱，然后將他們送到青干校落腳，召開歡迎大會，馮文彬致歡迎詞。周文一家先被安排到中央組織部招待所下榻。第二天，丁玲接周文一家到延安文協(xié)的窯洞住下，那是他們的新家，再也不需要自己東搬西遷找住處了。一天三餐都由組織供給，再也不需要奔波一天回來還要用汽油爐子煮泡飯了，這里沒有工資，但是一應物品都由組織上供給，還有免費的醫(yī)院，衛(wèi)生所，和上門服務的醫(yī)生和護士，再也不需要用稿費養(yǎng)家糊口治肺病了……

　　周文到延安的第三天，在延河邊遇見毛澤東。這位日理萬機的領(lǐng)袖似乎對周文并不陌生，當即就約了周文去他那兒談話。毛與周文的談話連續(xù)進行了數(shù)日，關(guān)于周文三十年代的工作情況。關(guān)于“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二個口號的論爭。關(guān)于白話文、文言文、大眾語的論爭。關(guān)于第三種人。關(guān)于魯迅先生的逝世，及魯迅先生對他的培養(yǎng)。然后偉大領(lǐng)袖給他安排了工作——辦一個大眾讀物社，以提高邊區(qū)軍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本想到延安后，安安心心坐下來寫作的周文，幾乎沒有任何猶疑地遵從了毛澤東的安排，迅即到邊區(qū)黨委報到，研究社址經(jīng)費、物色編輯人員，通過中組部調(diào)進胡績偉任《邊區(qū)群眾報》主編，張思俊、白彥博任通訊科正副科長，林今朋、莊啟棟任叢書木刻科科長，趙守一任編輯科科長，還調(diào)入了胡采、方之中、高茜規(guī)、朱明、楊蜚生各類工作人員。很快，連報社的辦公窯洞也打好——是丁玲主持設計的，窯洞內(nèi)有土沙發(fā)、土床架、土書架、土食品架等。一切都是這樣高效，快速，井井有條，和上海灘的那種自由散漫各執(zhí)一詞判若天壤。那時候，可以不辭而別，可以請假養(yǎng)病，可以爭辯，可以抗拒，可以把論戰(zhàn)打到各種報刊媒體上去，也可以隨意就不參加活動了。

　　這里的一切都是全新的。都是周文從未經(jīng)驗過的。

　　周文帶著家小和一百多新生從成都出發(fā)的時候，曾向那位做了軍官夫人的表姐借了200大洋，以備路途不時之需，到了延安，才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沒有償還能力了，也沒有錢來贍養(yǎng)家中老人。他跟周恩來說起此事，周恩來在一次去成都時，帶了周文的親筆信，親自登門償還了這一筆債務，同時安排四川有關(guān)人員，照顧周文家人，一直到后來周文接母親進京。

　　周文從踏上延安這塊土地的第一天起，便進入了他人生中的急速運轉(zhuǎn)時期，開始了他長達12年的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及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組織和領(lǐng)導工作。直到1952年7月1日嘎然而止。我手里一部長長的周文年表，這一段時間的各類活動，占去年表篇幅一大半，滿滿當當幾乎都是以日記載的，一天緊跟一天。

　　周文到延安的第一個職務是大眾讀物社社長，兼任《大眾文藝》主編，同時還任職于中華全國抗敵協(xié)會延安分會、新文字協(xié)會、延安反侵略分會一些社團組織。此后又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教育廳廳長，陜甘寧邊區(qū)秘書長，晉綏分局秘書長、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兼晉綏《抗戰(zhàn)日報》社和《晉綏大眾報》社長，中央馬列學院秘書長兼中直常委紀檢會委員……許多時候身兼數(shù)職。那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繁重的時期。

　　與周文年表中密集的工作記載相反，赴陜后的12年里，卻再也見不到與他內(nèi)心相關(guān)的文字了，也見不到他一生鐘愛耿耿于懷的文學創(chuàng)作。

　　有一個問題一直讓我好奇，周文，這個被自由，民主，思想解放為標志的五四精神滋養(yǎng)的文化人，以他的出身，經(jīng)歷，個性氣質(zhì)，社會關(guān)系，文學背景及思想觀念，是如何經(jīng)歷了踏上延安土地之后，那些疾風暴雨的歲月——特別是長達三年的延安整風？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想看看第二次出川，來到革命的搖籃新中國的發(fā)源地延安后，周文的內(nèi)心世界。

　　1942年，周文也參與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剛剛結(jié)束，高層一聲“特務如麻”，邊區(qū)頓時壞人遍地，整風運動迅速升級，晉綏，晉察冀，太行根據(jù)地也一片風聲鶴唳。大批黨政文化干部，特別是那些白區(qū)來的大小知識分子頓時間陷于水深火熱之中人人自危。周文的師友同道也一個個陷落�！兑鞍俸匣ā返淖髡咄鯇嵨兜谝粋�被送上祭壇，緊接著是周文的入黨介紹人，被毛澤東譽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的丁玲，然后是他們夫婦在上海地下黨領(lǐng)導，直接在周恩來手下工作的吳奚如，還有艾青，肖軍，艾思奇……數(shù)以萬計的“國特”、“日特”、“CC”、“復興”、“漢奸”、“叛徒”、“紅旗黨”被揪出。關(guān)押，批斗，肉刑，自殺，逃跑，痛哭流涕或亂說亂咬，成為這些知識分子擁抱新生活的第一份作業(yè)。

　　從1927年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quán)開始，中共的黨內(nèi)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但在偏安一隅的延安，開展如此漫長，如此浩大，如此殘酷的運動，確實讓人匪夷所思。這一切，都是周文從未經(jīng)歷過的——當那些師友同道歷盡屈辱甚至丟了性命的時候，他內(nèi)心又是何種狀態(tài)呢。他這個出身舊式家庭，有過復雜經(jīng)歷，兩次被捕，長期在白區(qū)工作的知識分子是如何躲過劫難反而一步步升遷的？依他當年在上海灘與傅東華先生論戰(zhàn)的脾性，他又是如何免卻了口舌之災的？

　　我一直想看看他的日記，他的信件，和所有與他內(nèi)心有關(guān)的文字，竟都沒有。

　　八十年代初期，我出差上海，在鄭育之（當時我已隨夫人李虹叫她姥姥了）家住了幾天。第一次見到這位與中共許多重要人物打過交道的上海灘上傳奇人物。讓我很意外——她已經(jīng)全然一副里弄老太的模樣，一身灰暗的老式春秋裝，短發(fā)花白凌亂，步履瑣碎，家里亂得一塌糊涂，信函，文件，書刊一摞一摞堆得到處都是。鄭育之極節(jié)儉，周文家的后代，都能說得出鄭育之幾件“摳門”的故事，舊信封要翻過來用，寫東西常在字紙的背面，所有的廢舊零碎都寶貝一樣收藏著，買一只咸蟹切八瓣當一家人的下飯菜……我陪她去買菜，兩只蘿卜，一把小蔥，幾兩肉。只有一樣，為了周文的事兒，多少錢都舍得花出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周文去世時，她39歲，從此沒有再嫁，一直到90高齡辭世。整整半個世紀，她除了幾段歲月有一些降職安排的工作要做，幾乎全部生命都在為周文忙碌奔波，為周文的昭雪一次一次赴京申訴，有時候在那里一住數(shù)月，招待所，地下室，有一餐，沒一餐，就像現(xiàn)在那些專業(yè)訪民一樣。四處探訪周文故舊老友，仔細搜尋周文的每一個字——我今天所看到的百萬資料和大量圖片，都凝結(jié)著這位執(zhí)著老太的血淚與癡情。

　　在鄭育之家的那幾天，她剛好在清理文件，我便要她給我找找我想看的那些東西。找了半天，終于找到一本四十年代的日記。鄭育之說，周文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便是在地下斗爭的危險中和抗戰(zhàn)初期的繁忙中，他也盡可能寫著日記，還保留大量信件。這些文件——包括魯迅先生給他的信件及贈書，在他第二次出川時，都放在一只箱子里，交給劉盛亞保管，后來在日寇轟炸成都中遺失了。

　　興致勃勃讀起這本日記，發(fā)現(xiàn)全是公文——工作筆記，會議紀錄，事務安排，有幾處寫到與生活相關(guān)的，也是衣食住行開荒紡紗之類。有一些頁面或段落被濃重的墨跡涂抹，用盡辦法，也看不出原來的文字。后來，周文的夫人與子女整理出能找到的所有這一類文字，依然沒有我想知道的內(nèi)容。周文的日記從1940年3月到1944年2月，整整4年間全部缺失。1944年之后的日記，和我當年看到的那一本一樣。

　　那些年，他寫下的文字數(shù)以百萬計。而作為一個作家，在自己的文字中表達的個體思想和心緒，也是缺失的。

　　1946年，周文奉調(diào)到重慶任《新華日報》任副社長兼主筆。那一段時間，共產(chǎn)黨一南一北兩大報紙（另一個是延安的《解放日報》）留下了中共新聞史和思想史上最絢麗的身影。

　　寫到這里，忽然想起前些年的一本書《歷史的先聲》，里面文章大多來自于這兩份報紙：周恩來在國統(tǒng)區(qū)領(lǐng)導的《新華日報》和延安中共中央機關(guān)報《解放日報》。里面那些抨擊國民黨專制獨裁，張揚民主自由理念的文章，教育鼓勵和召喚了無數(shù)追求進步向往新生活的人們，直到今天，里面的許多話依然擲地有聲。作為副社長和主筆，其間想必留下了周文的許多文字或思想。如果是這樣，我想那就是周文在他的文字生涯中又一段值得珍視的歲月。只是他不會想到，半個多世紀之后，這些當年國民黨政府都沒有查禁的文字，被自己的機構(gòu)查禁了。

　　1946年9月。周文奉召返回晉綏。

　　其后的五六年歲月，風雷激蕩氣象萬千如夢如幻。根據(jù)地土改，內(nèi)戰(zhàn)，建國，鎮(zhèn)反，全中國土改，審干，抗美援朝，批《武訓傳》，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每一樣都是驚天動地的大手筆。

　　建國前夕，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將在北京召開。周文接到晉綏分局黨委書記李井泉通知，讓他帶隊前往參加。他文心涌動煩亂不安，覺得自己多年已經(jīng)沒有作品問世，無顏去參加這樣一個全國文學藝術(shù)界的盛會，也無顏去見那些多年未見的各方文友。他婉謝這樣的安排，提出另換他人前往。被說服后，他終于去了。

　　1949年6月，柯仲平、周文率西北團進京。

　　周文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大會聯(lián)絡處主任，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在大會上作了晉綏文藝工作的報告，又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xié)會全國委員，任組織部負責人，在這次大會上，他與馮雪峰，丁玲，胡風等一大批故舊相逢，再一次燃起了重返文壇的欲望。

　　會后，周文回到晉綏，收到中央通知，讓他準備參加接管四川西康，當時，西康還是一個獨立省份。周文異常興奮，那是他的故鄉(xiāng)，那兒有自己闊別多年的親人友人，有自己熟悉的土地山川，他準備在那里續(xù)寫《煙苗季》的姐妹篇。還要讓又是一別十年的母親看看新添的孫兒孫女——周文的兩個弟弟逝去之后，那寶貝孫兒，成了何家唯一續(xù)接香火的獨苗。

　　正在等待出發(fā)命令的時刻，接到周恩來一紙電文，調(diào)周文到中央政府國務院寫作組工作。周文的文學夢再一次破滅，他有些沮喪。向中央組織部報到后，他去見周總理，希望去學習一個時期馬列主義理論再工作，周恩來同意了，安排他到馬列學院擔任秘書長，并告訴周文，馬列學院已有個付秘書長，擔任行政事務工作，他可以抽出時間邊工作邊學習。

　　我不知道周文提出這一要求的真實意圖是什么，是真想加強理論修養(yǎng)，還是回避那種公務寫作，尋機迂回到自己喜愛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來？到馬列學院之后，他參加謝覺哉率領(lǐng)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據(jù)地訪問團，去了南方數(shù)月，收集了許多素材，想回來寫小說，依然沒能如愿。

　　周文接來了母親和岳父。大女兒何文康，二女兒何靖康也已經(jīng)工作數(shù)年，兩個女婿都是年富力強的紅軍干部，一跨下馬背，就接二連三地給周文添了一群外孫、外孫女，四世同堂了。二十年的艱苦奮斗披肝瀝膽，終于換來了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在他看來，這樣的日子將會長長久久地過下去，他總有機會寫出許許多多的好作品。

　　6·周文之死

　　誰都沒有想到——包括他自己，一年之后，他會憂憤而孤獨地死去。

　　周文死在三反運動末期。他本人當然不是老虎。個人品質(zhì)上，他是一個清正廉潔到無可挑剔的人，他身上有著中國舊式文人不可救藥的道德潔癖。他受命打老虎。老虎沒死，打虎的死了。中國的事情常常如此乖謬。關(guān)于這一個微妙，復雜，充滿中國政治詭秘色彩的過程，至今也沒有誰人將它說明白。

　　1951年末，毛澤東發(fā)動了 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

　　這是建國后短短兩年中，繼“土地改革運動”，“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抗美援朝運動”，“三查運動”，“民主改革運動”，“批武訓運動”，“知識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 等大大小小十幾次運動之后的又一次大規(guī)模政治運動，與前者不一樣的是，這一次運動的矛頭主要是針對黨內(nèi)的。

　　隨著中共進城執(zhí)掌政權(quán)，一大批共產(chǎn)黨人迅速蛻化變質(zhì)，貪污受賄，揮霍浪費，勾結(jié)奸商，中飽私囊，吃喝玩樂，吸毒嫖娼，投機倒把，生活腐化……這一幕幕，讓半個世紀后的我們是如此眼熟。

　　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東北局書記高崗，隨著朝鮮戰(zhàn)局進展和財政困境的出現(xiàn)，這位東北王首先提出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口號——讓人震撼的是，兩年多后，這個率先提出“三反”口號的人，因另一類罪名舉槍自盡。

　　毛澤東很快注意到這個令他焦慮的現(xiàn)象。

　　不久，著名的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和后任書記兼專員張子善一案浮出水面，兩人總計貪污挪用公款約二百億元（舊幣，一萬元相當于一元，后同）左右。緊接著各地一批大案要案的報告送上毛澤東案頭。毛澤東震怒，發(fā)出號召：“發(fā)動黨內(nèi)外最廣大群眾（包括各民主黨派及社會民主人士），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檢查和懲治貪污人員�！�，“貪污分子、浪費分子和官僚主義分子當然大多數(shù)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們的罪名是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但這個問題現(xiàn)在已極嚴重，必須看作如同鎮(zhèn)壓反革命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fā)動群眾大張旗鼓去進行斗爭，一樣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對待他們，并且一樣的要查明情況，心中有數(shù)（犯貪污的占全體工作人員的百分之幾，輕者重者最重者又占百分之幾），精密地掌握這一斗爭。”他并且表示：“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11]

　　馬列學院成立于1948年7月，劉少奇任院長、陳伯達任副院長，楊獻珍任教育長，主持日常工作。周文任秘書長，主管教學。

　　三反運動開展以來，中直機關(guān)動作緩慢。毛澤東很不滿意，指示說：發(fā)動不起來，一律撤職。如有不干凈，撤職加開除黨籍。

　　馬列學院也受到中直機關(guān)黨委的批評。1952年初，中直機關(guān)黨委副書記劉華峰代表中直機關(guān)黨委到學院，直接指定周文負責學院“三反”“五反”運動，并根據(jù)群眾舉報，點名將副秘書長劉元士作為“老虎”重點。劉元士是一個1926年入黨的老革命，在高層有著豐厚的人脈資源。與馬列學院的重要領(lǐng)導關(guān)系也非同一般，給這樣的“老虎”拔牙有何風險，周文這一介書生沒有好生思慮。

　　馬列學院打虎隊成立之后，經(jīng)過一系列內(nèi)查外調(diào)，初步查明，劉元士及另外兩人——沈瑛（該院生產(chǎn)辦事處副主任）、于維琛（該院修建科采買員）三人的經(jīng)濟問題，金額達2.33億元。主要是四筆款項：

　　1：劉元士與進駐東北兵工制材廠的私商李德慶聯(lián)手，“私用馬列學院名義要了49個車皮”，販運出1300立方米木材，并替寶隆商行以每立方米172萬元的價格介紹賣給中直機關(guān)修建辦事處所屬光華木廠700立方米。僅此一項，李德慶按成交價的10%給予劉元士報償，劉自己坦白，李德慶給了他一億兩千萬，他曾一度說他因此成了寶隆商行的半個老板。

　　2：在這1300立方米木材中，劉元士經(jīng)手為馬列學院購買700立方米，價格為每立方米98.8萬元，但其中有130立方米報價每立方140萬元，冒報5356萬元。此款虛懸在修建科賬上，已經(jīng)半年，成為黑錢，劉坦白，想上腰包，但因有沈瑛、于維琛等幾個都知道此款，還未下手。

　　3：劉元士挪用馬列學院修建款12億元，與私商大鵬汽車修理廠合伙倒賣汽車，劉坦白，大鵬老板給了他5000萬元。

　　4：劉元士替大鵬汽車修理廠介紹2部汽車，賣給中共中央華北局。劉坦白，其中一部，他從大鵬汽車修理廠取得200萬元的傭金。[12]

　　此外，劉還有買木板貪污了1000多萬元，幫獻珍同志做皮襖子貪污了5萬元等其他零星的貪污款，報告上交之后，“打虎隊”又查出劉截取銀行利息款，買賣股票等多項問題。

　　這些數(shù)據(jù)得到多方確認后，范若愚組負責寫成劉元士材料。沈瑛、于維琛兩人的材料也由專門小組寫成。最后，組織決定這些材料交由周文匯總，并且經(jīng)過“打虎隊”、學院和中直機關(guān)黨委會等多層宣讀，征求意見。關(guān)于報告形成經(jīng)過，周文后來說：“黨委會的三反總結(jié)，是黨委分配了幾個同志分擔了各段的初稿，黨委開會分配的那天，我不在家，幾個同志寫好交黨委看后，黨委指定由我執(zhí)筆把它綜合起來�！薄拔耶敃r想到那經(jīng)驗的內(nèi)容，在學校報告過兩次，在中直黨委召集的大會上報告過一次，后來又征求過打虎隊一些同志的意見，沒有了意見，由于中直黨委指定寫并催著要，我就沒有再交黨委看就直接送去了。”[13]

　　這份以周文個人署名的《打劉元士“大老虎”的經(jīng)驗》材料，通過中央直屬機關(guān)黨委送交中共最高領(lǐng)導。毛澤東很快批示“此經(jīng)驗很好，轉(zhuǎn)發(fā)全黨參考”。

　　這是周文參加革命以來，第一次領(lǐng)導黨內(nèi)的政治運動。他太幼稚。竟然在報告里寫下這樣的文字：（劉元士）是1926年的黨員，‘資格’很老，曾和伯達、獻珍同志一起坐過牢，共過患難，到馬列學院以來，他認定獻珍同志一直對他很信任，在公審大會以后他還在念叨著。二、政治上很落后。他整年不看黨報，長時期不繳納黨費，對政治很不感興趣。三、有流氓性。他過去作地下工作時和京津一帶的流氓關(guān)系很多，他自己就很流氓。四、貪污手段相當老辣，有好些事情從表面看來都可以作兩種可能的解釋……[14]

　　如果說，毛澤東是從鞏固新生革命政權(quán)，強化個人權(quán)威的角度發(fā)動了這一場運動，我想，周文則更多是從道德立場來看待這些貪贓枉法的人們。

　　周文是從一個污穢的環(huán)境中出來的，在他青年時代的各種任職中，有無數(shù)的機會收受賄賂敲詐勒索而發(fā)財，也有無數(shù)機會阿諛奉承見風使舵而升官，他所以厭惡并拒辭這一切，是因為他希望進入一個更純美的世界。這也是當年許多出身鐘鳴鼎食之家而全心擁抱革命的知識分子們的烏托邦。

　　周文太單純，他沒有想到這樣一樁正義在手天經(jīng)地義的事，到后來變成自己的煉獄。

　　像中共的許多運動一樣，勢如破竹排山倒海地開場，柳暗花明和風細雨地謝幕。作為非法制化的一場全國性運動，“三反”“五反”帶有天然的弊端。最高領(lǐng)袖強力推進，“打虎”指標層層加碼，時間緊，任務重，不少單位沿用多年以來的關(guān)押、吊打、車輪戰(zhàn)、逼供信等手段，打虎越多越光榮。造成冤假錯案無數(shù)。數(shù)月下來，有人殺人，有人放火，有人發(fā)瘋，光中直機關(guān)就有22人自殺或自殺未遂，14人逃亡。三反運動開展數(shù)月之后，中央決定三月底開始甄別工作。

　　馬列學院因“三反”開展較晚，于是出現(xiàn)了周文報告遞上不久，就進入運動后期。老虎的問題放下了，利用下面上報部分數(shù)據(jù)不夠準確，開始追究打虎人。

　　在學者朱鴻昭的《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樁文人案》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劉元士與楊獻珍曾經(jīng)于1930年代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領(lǐng)導下從事地下革命活動，1931～1936年期間被逮捕同時關(guān)押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即草嵐子監(jiān)獄，后經(jīng)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報請當時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總書記洛甫（張聞天）批準，同意他們按照監(jiān)獄當局的要求辦理手續(xù)出獄。同時出獄的六十一人中還有徐子文（安子文）、張永璞（薄一波）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劉元士不在這六十一人之列，但他與楊獻珍、安子文等人在草嵐子監(jiān)獄共同度過一段艱難的歲月。

　　而楊獻珍被捕，是因為此前中共順直省委交通科科長周斌（周仲英）和秘書長徐子文（安子文），以及由組織安排剛從上海到天津的陳伯達（被捕后化名王通），在天津英租界集賢里中共順直省委招待處被捕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派胡鄂公、楊獻珍乘船從上海到天津，‘設法通過一切關(guān)系，盡一切可能營救天津被捕的同志出獄’。他們積極活動，四處奔走，始料不及的是，1931年7月24日楊獻珍在北平虎坊橋劉少白家被捕。

　　這一段極其復雜曲折的革命斗爭經(jīng)歷，使得劉元士、楊獻珍、陳伯達、安子文、薄一波、劉少奇之間，結(jié)下了非同尋常的情誼。”[15]

　　也是這樣一段非同尋常的情誼，讓上述各位在文革中陷于滅頂之災，那就是當年轟動全國的“61人叛徒集團”案——不過這已是后話。

　　三反甄別開始之后，“楊獻珍便向劉少奇、安子文匯報了他個人的看法：他不相信劉元士是‘老虎’。安子文等來重新審查，結(jié)果證明劉元士沒有貪污行為，遂取消了扣給劉元士的‘大老虎’的帽子�！保▽O春山《無悔人生•楊獻珍》）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guān)方面并沒有給出有力的甄別平反材料，也沒有查出任何逼供信捏造罪名的事實。對此，朱鴻昭詰問：“如此嚴肅的組織行為，如此認真的內(nèi)調(diào)外查，如此負責的政治態(tài)度，如此確鑿的經(jīng)濟數(shù)據(jù)，為什么很快就被全部推翻了呢？甚至連劉元士自己本人已坦白承認的事實都置之不顧？原因很簡單，正是因為這份材料的確鑿可靠，才有那么大的份量，足以動搖與劉元士有利益關(guān)系者的地位，于是，招致政黨政治體制中某些利益群體的迅速反擊�！�

　　5月，繼劉少奇來到馬列學院之后，安子文也到馬列學院作報告，將問題引向周文的政治野心：“周文在此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三反一開始就對準獻珍的，那就很不應該的。馬列學院在三反中有一股歪風，周文要負很大責任的。犯了這個錯誤，應受適當處分�！�

　　這樣，1952年5月以后，雖然馬列學院開展的仍然叫“三反運動”，但內(nèi)容已經(jīng)轉(zhuǎn)變?yōu)橹芪牡那逅恪?/p>

　　其后近兩個月，周文陷于無休無止的批判，檢討，再批判，再檢討卻無法過關(guān)無法解脫的屈辱與苦難之中。他甚至需要拿了檢討書，到一個一個學員班去念去征求意見……

　　在最后的時刻，他去找副院長陳伯達申訴。在1952年5月19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晚上和伯達同志談我最近對學校工作的意見，我談話時很激動，哭了，但我又忍耐著。我希望他最近多注意學校的問題，幫助加以解決。我也談到我近來的痛苦，這痛苦是這兩年就積壓下來了的�！盵16]

　　陳伯達的冷漠與偏向，給了周文最后一擊。

　　早年失怙，家族傾軋，母親專斷，婚姻不幸，周邊世界又是那么殘酷污穢，這些在周文性格中烙下了深深印記。他內(nèi)心敏感而豐富，卻喜怒不形于色，連他那些寫生死搏殺的文字也是冷峻克制的。不似許多五四以來的作家詩人那般多情浪漫。在我讀到的所有文字中，第一次見到他說自己哭了。并說到自己的痛苦已有兩年之久。

　　周文青年時代就職多次，一旦不適便會拂袖而去——包括一些在人看來安穩(wěn)舒適的肥差。但此刻，他只能痛苦，只能飲淚，只能任由一張無形的羅網(wǎng)將自己緊緊纏住而不得脫身。

　　6月29日晚，安子文在中組部親自主持會議，馬列學院黨委會全體同志和各班班主任參加，對周文進行批判。會議從晚上7點開到次日凌晨5點，周文的檢討仍然沒有獲準通過。

　　周文是一個過于自尊的人，在這危難的時刻，在這絕境之中，他沒有求助于將他調(diào)來北京的周恩來，也沒有訴諸于將他的報告轉(zhuǎn)發(fā)全國的毛澤東。他寧愿自己獨自承擔這一切。

　　周文將母親接來之后，努力竭盡人子之孝，每晚都要去母親臥室請安，然后回自己房間，再工作到夜深。6月30日午后，也就是經(jīng)歷了通宵批判之后，周文從城里回到西郊的馬列學院，他對母親說，許多天沒有睡好，今晚就不來了。母親不知道，這是兒子最后的訣別。

　　周文回到房間，在外間桌子上放置一張紙條，然后將臥室門閂插上了。

　　第二天午后，母親來叫周文，叫了三次，都沒有動靜，老人捅破窗紙，從窗欞中看去，他躺在床上，滿嘴白沫，一動不動。母親叫來人破門而入，周文已經(jīng)死去。

　　外屋桌上，有周文放著的一張紙條。筆耕一輩子的周文，最后留下兩句非常樸素的話：
“我要好好睡睡，請不要叫醒我�！�

　　后來，在周文口袋里發(fā)現(xiàn)了一封給安子文的短信：“我的錯誤是很嚴重的，我是誠懇接受黨的任何處分的。我在近月來對自己作了痛苦的斗爭，決心徹底檢討自己的思想。我在前天晚上的檢討，在我自己覺得是把我自己的思想毛病都檢討出來了，我是下了很大決心來說出我這些毛病，并決心來改正這些毛病的。但是昨天晚上有些同志又對我提出許多疑問。當然也由于我有這樣的錯誤，所以才引起別的同志的種種猜想。我自己的毛病是嚴重的，但我絕對沒有害人的思想。但我自己覺得像在這樣形勢，我已無法說清楚了。我實在很對不起黨，實在是很難受的�！盵17]

　　當時常住城內(nèi)全國婦聯(lián)機關(guān)的鄭育之趕回來，悲慟之中，對周文死因有疑。因為幾天前她與周文分別前，周文還說起想通過丁玲，馮雪峰重返文壇。

　　馬列學院迅速宣布周文為自殺。

　　數(shù)十年來，關(guān)于周文的死，在不同語境、不同政治氣候下，一直有著不同的解說——自殺，病逝，藥物過量，便是對那一份結(jié)論模糊的尸檢報告，也做出著不同解說。

　　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里，死因常常比死本身更為重要。

　　當“自殺”成為對一個人最后一擊的銳器時，楊獻珍們選擇了“自殺”說。

　　當楊獻珍們又成為毛澤東的政治對手時，毛澤東說：“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壓迫，他不會死，此點我看沒有疑義�！蓖砟昝珴蓶|，依然是一個語言大師，他沒有說自殺，也沒有說不是自殺，只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被迫死的”。

　　而鄭育之和周文的大多親屬，多年以來一直堅持“藥物過量”說。除了有這樣一種可能性之外，“自殺”在中國的政治詞典中的特殊含義以及緊接而來的嚴重后果，也許是重要原因。死，成為一種最后的不自由。

　　看了周文最后歲月的一些文字，我忽然覺得，他已經(jīng)心死。

　　其實，與他之后罹難的57年人和66年人相比，他在52年的遭遇，已經(jīng)是非常溫良恭儉讓了。

　　他是文靜的，又是剛烈的。他是堅韌的，又是脆弱的。如一團泥，烤著烤著，最后突然迸裂。

　　周文的一生，是一個艱苦卓絕自我奮斗的底層知識分子與一個嚴于律己無私無我的革命黨人組合的宿命。他的前期，充滿著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追求有個人價值之人生的熱情與意志。他的后期，在一個嚴峻的環(huán)境中，一直擔承著沉重浩繁的事務工作，成為一架革命機器中超負荷運行的部件，并直接為當時鐵的規(guī)律所左右。這種由自由知識分子向革命意識形態(tài)工作者的轉(zhuǎn)換，是“五四”以后，許多文化人的道路。

　　混濁社會中的青年知識分子與革命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被文學之光照耀著的周文，心懷對黑暗時代深惡痛絕的周文，走上社會革命道路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盡管他沒有在文學寫作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但就是那短短幾年中的創(chuàng)作，也足以能奠定他在現(xiàn)代文學中的地位。這也是為什么半個多世紀之后，周文依然能以他的文字而存在的原因。

　　從一個自由寫作的左翼作家，到一個嚴酷環(huán)境中黨的工作者，是周文一生重大的轉(zhuǎn)折。這個轉(zhuǎn)折，似乎在冥冥之中，也決定了他的命運。

　　周文死在建國初期，是幸耶？還是不幸？說不幸，可以說，周文為一個崇高的理想，跋涉山山水水，歷盡風風雨雨，甚至放棄自己一生所愛的文學事業(yè)，終于迎來了一個歷史性的偉大變化，并在這變化中獲得了自己該有的地位與聲望，卻在這花團錦簇時刻絕望離世，并給家人后代帶來長久的陰影和苦痛。說是幸運，往后看一看其后數(shù)十年中，一輪又一輪的政治動蕩，他能夠一次又一次的躲避過去嗎？如果萬幸能躲避過去，又能保全自己不被一次又一次的污染與褻瀆嗎？看看在他之前已經(jīng)歷盡坎坷但活得比他更長久的那些人：胡風，丁玲，馮雪峰，夏衍，田漢，艾思奇，靳以，以群，吳奚如，聶紺弩……有誰能夠平安渡過一輪又一輪的洶涌劫波呢？甚至包括當時與周文發(fā)生齟齬并給了他許多壓力的人們，后來也河東河西，或久羈牢獄，或死于非命。

　　這些人大多是周文的摯友、師長甚至生死之交，即便他有幸沒有被列入另類，他又能逃脫裝作一臉凜然向這些人大吐口水的窘境嗎？又能逃脫剛剛吐了人家口水又被人家的口水淹沒的羞辱嗎？周文去世三年，胡風落難，他當年那些至交好友瞬間變臉，用最銳利最惡毒的語言砸向他，最慘的當算丁玲，胡風案尚未落幕，她就落入“丁陳集團”陷阱，整個抗戰(zhàn)時期與胡風朝夕相處并肩戰(zhàn)斗的老舍，閉眼就說他是美蔣特務，十一年后，1966年酷夏，老舍遭受更加猛烈的折磨之后悄然投湖自殺……周文如果活下來，會如何對胡風？對丁玲，對馮雪峰？對那些曾經(jīng)敬重或喜愛的文友？這真是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文的早逝，讓他避免了更多的不堪，煎熬和凌辱，讓他保留了些許人格的清白與單純。

　　周文后半生撰寫公文無數(shù)浩如煙海，大多還可以看成職務之為，檢讀他的各類文字，有兩篇以個人名義寫的雜文讓我印象深刻。一篇是批判王實味的《從魯迅的雜文談到實味》[18]，寫于延安討伐王實味的高潮之中。文字當然是那種充滿教條主義撻伐之氣的，有許多看似說理其實蠻橫的東西，和他原來的文風相去甚遠，但和當時許多謾罵之作相比，還是多了一份克制，特別是他還稱了一聲“實味”。另一篇是《關(guān)于武訓“苦行”和“興學”》，也是干澀空洞，既無見解也無性情，但是，周文內(nèi)心的一絲溫情總是掩藏不住，到得后來，還是說了一句很不合時宜的話：“當然，陶先生是熱心民主主義教育事業(yè)的，他后來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進步。武訓算什么東西呢？那是根本不能和陶先生相提并論的……” [19]不過，我心里總有一種后怕。如果周文一直這樣勉為其難地活下去，會不會也像他當年在左聯(lián)黨團的同仁周揚一樣，終于煉成了一根無往不勝的金箍棒呢？

　　與周文同代的人們，在其后的五十多年中，幾乎都已相繼離世。時至今日，周文又被人們記起，我想是因為他的為人——有時候，一個人的人格品性，比他一時的對錯正誤，存在得更長久。況且，周文還留下了他的作品——特別是他早年的作品，因為他對生活獨特的感受和記錄，因為他尚在一種自由的表達之中，那些作品將具有更加長久的生命力�！�

　　周文的第一次出川，是對舊式家族桎梏與黑暗社會網(wǎng)絡的一次勇敢沖決。

　　周文的第二次出川，是進入了一架更加嚴密更加強大的革命機器。這一次，他再也無力沖決，幾乎所有進入的人都無力沖決。

　　而周文之死，似乎是一代左傾知識分子命運的先兆。

　　1994年，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召開了“周文紀念暨學術(shù)研討會”，從那開始，十多年來，關(guān)于周文的各類學術(shù)，紀念活動已有十多次。關(guān)于周文的書也出了不少。今年是周文百年誕辰，北京，上海，四川滎經(jīng)分別開了三個會。周文夫人鄭育之數(shù)年前以九十高齡謝世，他的兒女們也進入了老年�；顒油炅�，他們多少都有些傷感，說：怕是最后一次了。

　　也許是。

　　但是，關(guān)于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和民族命運的話題，還遠遠沒有說完。

　　2007年6月8日 初稿于武昌關(guān)東

　　2007年11月9日改定于武昌關(guān)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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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周文自傳》，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2] 《周文自傳》，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3] 《周文自傳》，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4] 鄭育之：《多年的心愿》，中國三峽出版社，2002年4月。

　　[5] 鄭育之：《掩護召開世界反帝大同盟遠東會議的經(jīng)過》，《魯迅研究資料》第5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

　　[6] 《周文自傳》，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7] 鄭育之：《王稼祥同志在上海養(yǎng)傷的日子里》，載《回憶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

　　[8] 《周文自傳》，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9] 《周文自傳》，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10] 《周文自傳》，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11] 《中央關(guān)于三反斗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195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第548－549頁。

　　[12] 周文：《打劉元士“大老虎”的經(jīng)驗》，油印稿，第2－3頁，中共中央直屬機關(guān)黨委辦公室印（1952年2月20日）。

　　[13] 周文：《周文的檢討》，油印稿，第16～17頁、第14頁。

　　[14]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guān)于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diào)查》，將他們稱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通知，經(jīng)中組部調(diào)查證實，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是一個重大錯案，給予徹底平反。1950年2月16日、1960年4月12日，在京部分原被捕同志聚集草嵐子合影照相中，劉元士都參加。轉(zhuǎn)引自朱鴻昭：《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樁文人案》（周文研討會會議稿）

　　[15] 朱鴻昭：《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樁文人案》（周文研討會會議稿）。

　　[16] 《周文日記》，手稿（1952年5月19日）。

　　[17] 《周文致安子文信》，手稿。

　　[18] 周文：《從魯迅的雜文談到實味》，《解放日報》，1942年6月16日；
《群眾》第7卷第16期（1942年8月31日），第392～394、402。但是不知為何，在1980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文選集》中，將此篇改名為《從魯迅的雜文談到王實味》。

　　[19] 周文：《關(guān)于武訓“苦行”與“興學”》，《學習》第4卷（1951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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