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來頗有一些人對中國的當代文學不滿。從德國的漢學家顧彬到國內(nèi)的精英知識分子都對中國的當代文學提出了越來越嚴厲的批評。他們有的認為，中國當下的文學之所以遭到大眾的遺棄，是因為中國作家不敢正視社會的矛盾，他們不缺少技巧，缺少的只是良知和勇氣；
還有的認為，中國當代文學之所以越來越邊緣化，是因為中國作家普遍缺乏思想，根本上就不具備傳達一個時代精神訴求的能力；
還有的干脆認為，是這些作家不用功，整天扎堆，不是吃飯、喝酒就是打牌、泡妞，怎能寫出力扛千鼎的作品？

　　這種對文學的普遍不滿，頗類似于上世紀初中國人對當時文學的感覺。差不多整整一百年前，一班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對當時中國的文學也是強烈不滿，一致認為有改革的必要，至于怎么改，從什么地方入手，各人又有各人的看法。最后是胡適的意見占了上風。他認為，文學革命不論古今中外，都是從“形式”一方面，也就是語言文字方面下手。因為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文學革命如不先革文字的命，就會流于大而無當?shù)目照�。通過參考近代歐洲國家國語文學產(chǎn)生的歷史，他認定，文言是一種死的文字，死文字絕不會產(chǎn)生活文學。中國要想造就一種能表現(xiàn)當下中國人活的情感、活的思想的新文學，就必須放棄文言文，拿白話做文學的工具。因為思想對一場文學革命來說固然很重要，但思想是不能懸空來談的。

　　也許有人說，你這么說是什么意思呢？難道中國當今的作家使用的不是白話文嗎？中國當今的作家使用的當然是白話文，但我總覺得他們使用的白話還不夠“白”，總有點道貌岸然，總有點裝腔作勢。因為作為一種工具，文字的最大功用在于表情達意；
而表情達意在于用最簡潔的文字達到最大多數(shù)人的理解與同情為最大成功。因而不是說用白話寫的作品都是好作品；
但可以說，凡是好的、有影響的作品都是具有“白話性質(zhì)”的。《詩經(jīng)》、《論語》自不必說，漢樂府，元稹、白居易的詩，五代、兩宋的白話詞，元代的雜劇，明清的散曲和小說，即使在文言文一統(tǒng)天下的時代，也難以掩飾它灼灼逼人的美。因而胡適認為，“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廣，勢力最大，影響最深的書，并不是‘四書五經(jīng)’，也不是性理的語錄，乃是那幾部‘言之無文行之最遠’的《水滸》、《三國》、《西游》、《紅樓》。”

　　二

　　在古代，由于大多數(shù)人是不識字的，因而讀書人總有些沾沾自喜。未入仕前寫的文章只求合“試官”的口味，所以才會有宋代的舉子們“蘇文熟，吃羊肉；
蘇文生，吃菜羹”的感慨；
入仕以后寫文章當然不用再考慮“儒學提督”們是否喜歡，但同樣也只滿足于少數(shù)“知音”的賞玩，并不會顧及到“多數(shù)人”的程度和口味。白話文學的價值恰好就在于，它從一開始就不是寫給某個大臣、某個皇帝、某個考官集團的，也不是沖著某筆獎金、某個財團、某個誘人官位而來的。他寫作是因為他快樂，他有話要說，他“情動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因而，他不會也來不及把思念美人先翻成“蒹葭蒼蒼”，把旅途想家先翻成“王粲登樓”，把懷才不遇先翻成“李廣難封”等千百年前的典故。他要用自然的語言抒寫自然的情緒，絕不會考慮對仗押韻、破題起講等人為的規(guī)矩�！白匀弧薄�—在這兒，意思就是“自己的樣子”。

　　既然白話文學這么簡單易行，為什么幾千年來人們用繁難的文言寫詩作文？原因在于科舉制度。因為科舉制度是政府聘用人才的最主要制度，而這個制度又規(guī)定文言做它的唯一合法工具，所以普天下的讀書人就不得不拼命修習文言以換取功名富貴。可以想見，在千年之久的“科考”歷史上，具有像吳承恩、吳敬梓這樣想法的人一定很多，但一想到“曲江赴宴”、“雁塔題名”，大部分人還是選擇了放棄。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如果不是清政府在1905年廢除了科舉制度，那么，胡適的白話文運動仍然沒有市場，至少不會那么快就取得成功。因為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里，人性總是趨利避害的。能夠放棄世俗的利益，頂住權力、地位、錦衣美食的誘惑，去做一項前途未卜、風險極大的事業(yè)的人，總是少數(shù)；
尤其是在政府壟斷一切榮譽和地位的專制社會里，讓所有的文人都甘于貧賤，抱困終生，不是奢望，也是夢囈。

　　我說了這么一大套，有人可能會問：這與當代文學有什么關系呢？難道我們現(xiàn)在還在實行科舉制度嗎？我的回答是，科舉制度當然沒有了，但政府通過類似“科舉”的手段贖買知識分子的本質(zhì)并沒有變�！翱婆e”的名目是不存在了，但誰能說高考制度、學位制度、作協(xié)制度、各種職稱評審制度、學術團體的課題申領制度不是“科舉制度”的余緒？作家們要想寫出震爍古今的不朽名篇，還得像施耐庵、曹雪芹一樣擺脫各種來自體制的誘惑與壓迫，進入一種真正自由的人格狀態(tài)中去。雖然一個作家獨立人格的養(yǎng)成，要依賴整個社會的制度轉(zhuǎn)型，但在公民社會沒有完全建立之前，遠離朝廷，遠離一切體制化的文學衙門和翰林機構，仍然是每一個有獨立意志和人格尊嚴的知識分子的最佳選擇。

　　三

　　與那些優(yōu)秀的古典作品一樣，近年來凡是有價值、有影響的文學作品，沒有一個不是具有“白話性質(zhì)”的。王朔的小說你可以不喜歡，可以說它是“痞子文學”，可以說它是“大院子弟冒充平民”的“二重反革命”，但有一點你得承認，王朔的小說之所以風行天下，恰好就在于他的“有什么說什么”。他的躲避崇高，他的解構一切虛假的意識形態(tài)教條，他對知識分子的“假清高”“真無聊”不遺余力地嘲弄、挖苦，在一個以說謊為榮，以偽善為高的社會里無疑是有極大的瓦解作用的。尤其是王朔的語言，那種采自北京街頭混混的“煉話”，那種莊嚴中帶著戲謔，調(diào)侃中藏有機鋒的“京白”幾乎影響了一代年輕人。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報紙雜志、娛樂節(jié)目甚至新聞報道、理論文章的標題都出現(xiàn)的“口語化”傾向，都與王朔的作品有直接間接的關系。因而，要說對中國漢語言的影響，新時期文學以來只有不多的作家可以和王朔相比。

　　發(fā)生在上世紀末的“盤峰論戰(zhàn)”，將潛藏在詩歌內(nèi)部的矛盾公開化為一場中國詩界自“朦朧詩”之后又一場重大的話語權之爭。除去明顯的“哥們義氣”和逞強斗嘴外，這場論戰(zhàn)使得“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公開決裂，中國新詩由“朦朧詩派”及其孑遺獨霸天下的格局從此被打破。其中一個重要收獲是，“民間寫作”持守的“口語化”立場以絕對優(yōu)勢壓倒了以“朦朧”、“書面”、“優(yōu)雅”為主要用語風格的“知識分子寫作”。此后，方言、俚語、江湖黑話、結舌音甚至民間粗口也被大量引入新詩中。盡管其后以于堅、伊沙為代表的“口語詩派”，在眾多蹩腳徒孫的刻意模仿下泛濫成災，使得“口語詩”在流品不齊的寫手筆下迅速蛻變?yōu)椤翱谒�詩”，但就方向而言，詩歌的口語化是沒有錯的，它代表了一種文學語言在過分講究規(guī)矩和某一階級的高尚趣味后，必然走向沒落、僵死，最終要從民間語匯中吸收生氣和活力的規(guī)律。

　　王小波寫了不少的小說，且終生以此自得，但他還是以其不多的散文隨筆而為眾多讀者追捧。今天看來，他在當時大陸思想界一片鴉雀無聲的狀態(tài)下，較早采取自由主義立場，以一種常識化的視角和思維方式，顛覆了長期占領人們心靈和頭腦的諸多“烏托邦”，喚起了人們對科學、理性、智慧的重新記憶，使當代散文增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思想含量。這是他對散文做出的特殊貢獻。但思想是不能懸空了談的，懸空了談的思想是不會發(fā)生有力的影響的。他的思想、主張是以一種邏輯化的日常語言來實現(xiàn)的。這種日常語言十分直白，直白得有時讓人覺得寡淡，但他出其不意的歸謬和含而不露的反諷，仍然為他的散文帶來一種罕有的邏輯之美和智慧之美。盡管在不喜歡他的人看來，這種幽默無異于“耍貧嘴”和“扮鬼臉”，但這恰好是他的獨特所在。在長期以來的政治暴力的暗示下，中國當代散文一直是以浮淺的鋪張、無謂的堆砌、空洞的抒情、大聲的贊頌為它的主流基調(diào)的，而王小波恰好是以把他的語言推到它反面的極致來贏得尊嚴的。

　　有一位老人，年輕時參加了革命，后來一直做官，官至翰林院侍講，有時和宰輔大臣同行出使西方諸國；
但在晚年卻備受良知與思想的折磨，寫下了一系列膾炙人口的政論文。他的名字叫李慎之。因一篇《風雨蒼黃五十年》發(fā)軔，隨后以《中國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回歸五四 學習民主》等一系列振聾發(fā)聵的文章驚頑起懦，立己立人，成為大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標桿式的人物。他的思想深邃，目標宏遠，學問臻于化境，但文章寫得深入淺出，一個中學程度的人就能完全讀懂。與年輕的學者不同，李有極其深厚的國學底子，古文成句、辭章歌賦如高峽泉涌，不擇地而流，而思想與理路又完全是西式的。平日里我們見多了那些專家教授們裝神弄鬼、尋章摘句的文章，以為那就是“學術”，我們看不懂是因為自己水平低，但看了李慎之的文章，我們才知道我們上當很久。

　　從歷史的進化觀念出發(fā)，胡適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一種文學的活力如何，要看這一文學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薄盎畹墓ぞ摺本褪侵富钴S在老百姓嘴上的“自然語言”。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規(guī)律是：一種文學形式的最初發(fā)軔是在民間，一些獨具慧眼的文人士大夫看見了覺得好，就把他吸收進創(chuàng)作里面。有文人的參與當然不是壞事，參差的字句變得規(guī)整了，幼稚的技巧變得純熟了，平庸的意境變得高超了，但隨后便會跟來大批拙劣的抄手，只知亦步亦趨，將形式玩得越來越復雜，完全遺忘了文學的精神，最后只剩下一堆陳詞濫調(diào)壞在那里。一二天才巨手只得再次向民間尋找變革的基因。與大批體制內(nèi)作家運用死的語言放聲歌唱的陣勢相比，上述作家能夠充分利用活的工具“說人話，做人事”，殊屬不易，但與民間語匯的生動活潑、異彩紛呈相比，這些作家由于受生存環(huán)境、出版政策、發(fā)表媒介、書寫工具等的限制，仍然不能做到“有什么說什么”。如果拋開思想不談，單從語言發(fā)展的角度看，中國的白話文學只有在互聯(lián)網(wǎng)出現(xiàn)以后，才可以說進入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新階段。

　　四

　　網(wǎng)絡文學就相當于過去年代的手抄本，網(wǎng)絡作家就相當于科舉時代以“俗文字”自娛娛人的“白話作家”。雖然網(wǎng)絡對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的農(nóng)民、漂泊在城市的販夫走卒來說仍然是奢侈品，兩億網(wǎng)民在十三億人口中也是少數(shù)，連零頭都不到，但毫無疑問在當下中國有能力表達自己的人群中，“網(wǎng)民”屬于最大的草根階層。網(wǎng)絡文學就是當代的民間文學。它的發(fā)達標志著“沉默”了幾千年的“大多數(shù)”有望不再“沉默”。

　　夫網(wǎng)絡文學，不足以取富貴，不足以邀恩寵，不入正統(tǒng)之法眼，每受網(wǎng)警之打壓，而卒不能斷絕者，何也？我以為是網(wǎng)絡代表了一種人性之自然趨勢。就像在古典時代，功名富貴買不動曹雪芹、施耐庵，政府的禁絕、毀版擋不住《三國》、《水滸》的流傳一樣，網(wǎng)絡文學只會越來越發(fā)達，越來越成為人們閱讀交流的首選。因為網(wǎng)絡文學使用的是一種更快的工具，更白的白話。官僚、權貴、士大夫之流當然瞧不起，但沒有關系，因為這些文字一開始就不是寫給這些官老爺或翰林供奉們看的，就像在文言時代人們瞧不起《水滸》、《三國》、《西游》一樣，但幾百年過去，那些翰林的“應制帖”、狀元的八股文哪里去了？汗牛充棟、累筐盈箱的策論、時文不過是給歷代收廢紙的老漢提供了謀生的飯碗，倒是那些當時連飯也吃不飽，喝酒都要靠“按揭”的曹雪芹、吳敬梓們的著作卻代代流傳下來，以每年數(shù)百萬冊的銷量影響著千百年后的讀者。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網(wǎng)絡文學不是和廟堂文學“爭一時”，而是“竟千秋”。隨著時間的無限延宕，新一代在網(wǎng)絡中長大，完全沒有紙質(zhì)閱讀習慣的讀者成長起來以后，網(wǎng)絡文學、網(wǎng)絡語言對人們的日常交流與寫作將會發(fā)生越來越深刻的影響。

　　總之，“活文學”必然要代替“死文學”。五四時期“活的文學”與“人的文學”仍然是現(xiàn)時代作家們的使命。幾百年過去了，文學創(chuàng)作無論從創(chuàng)作手段還是工具、材料上看，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從思想和表達自由方面來看，文學的處境仍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吳敬梓、曹雪芹的困難仍然是我們的困難。僵死、腐朽的文學不會自己跑掉，每一個有志于文學的青年要想打倒它，仍然得像前朝先賢們一樣頂住來自權力與世俗的雙重壓力，十年面壁，勇猛精進，寫出“比白話更白”，“比人性更人性”的文本。此外，一切怨天尤人、傷心落淚、罵人叫局、等待觀望都不是有效的法子。

　　2008年6月14～22日草于長安飲馬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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